'輕易給孩子打上“叛逆”標籤，往往是成人社會對青春期的偏見和誤讀，被家長和老師“逼成”叛逆少年也常見'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6期，原文標題《青春不怕迷途》，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如果一個人和他的同伴沒有保持步伐，也許是因為他聽到了另一種鼓點。就讓他按他自己的步伐前進，無論他走得多快、多慢或多遠。”——梭羅，《瓦爾登湖》
主筆/徐菁菁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6期，原文標題《青春不怕迷途》，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如果一個人和他的同伴沒有保持步伐，也許是因為他聽到了另一種鼓點。就讓他按他自己的步伐前進，無論他走得多快、多慢或多遠。”——梭羅，《瓦爾登湖》
主筆/徐菁菁
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提出，青少年時期需要面臨的最主要的發展任務，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
青春期渴望“船長”
一個月以前，為了做一篇慢性疼痛的報道，我跟著宣武醫院神經內科大夫閔寶權出了一次門診。閔寶權擅長治療未能明確診斷或治療療效欠佳的疑難病症，慕名而來的病人許多都患有軀體化障礙。簡單地說，他們身體上的各種不適和疼痛是心理因素造成的。這些病人當中有不少是處於青春期的孩子。有時候，閔寶權不只要給孩子做抗抑鬱抗焦慮的心理和藥物治療，還要求家長接受心理諮詢，改變對孩子的教育方式。
有一次，一位母親聽說閔寶權在解決青少年心理問題上很有一套，前來諮詢。這位母親的主訴是孩子不但不學習，還事事都不聽話。可是孩子和心理諮詢師聊得很好，他說：老師，從來沒有人真正這樣聽我說話。他上的是重點學校的實驗班，雖然不拔尖，也不差。閔寶權告訴家長，孩子是好孩子，讓家長努力控制自己的焦慮情緒。沒想到這位媽媽非常憤怒，把醫生們狠狠數落了一通。“不過我倒是一點不擔心這個孩子，”閔寶權說，“因為他不聽媽媽的話，他的內在自我很強大，能夠把媽媽的負面影響屏蔽掉。”
人總是一邊長大一邊遺忘，我們遺忘了遙遠的幼年和童年，並不那麼遙遠的青春期也變得模模糊糊，變成了一個陌生的世界。眼前的少年高傲、易怒、缺乏理智，總是拒絕規勸和指點。於是，“叛逆”成了成年人口中青春期最鮮明的標籤。閔寶權的故事突然讓我意識到一種可能：叛逆會不會是成人社會對青春期的偏見和誤讀？無獨有偶，我聯繫一位頗受學生愛戴的中學老師採訪，她沒有接受，倒是留下了幾句話：“哪隻青春有叛逆，這世界誰不叛逆？憑什麼說人家孩子？孩子是弱勢群體，被標籤了‘叛逆’。你不標籤他們，他們很友好，最溫和。”
幾年前，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健康與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部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邊玉芳在某報發表過一篇關於青春期的文章，題目叫做《叛逆是一個好的開始》。邊玉芳告訴我，編輯拿到這篇文章立刻給她打了個電話。她說：“邊老師，你是不是把標題寫錯了？”“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裡面有一些錯誤的觀念，比如說我們都希望孩子是乖的，乖孩子才是好孩子，但實際上，這個評價標準是從成人輕鬆便利的角度出發——‘你不要給我惹麻煩’。”邊玉芳說，“我們並沒有去想，從孩子的成長來說，什麼是他們真正需要的。”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6期，原文標題《青春不怕迷途》，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如果一個人和他的同伴沒有保持步伐，也許是因為他聽到了另一種鼓點。就讓他按他自己的步伐前進，無論他走得多快、多慢或多遠。”——梭羅，《瓦爾登湖》
主筆/徐菁菁
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提出，青少年時期需要面臨的最主要的發展任務，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
青春期渴望“船長”
一個月以前，為了做一篇慢性疼痛的報道，我跟著宣武醫院神經內科大夫閔寶權出了一次門診。閔寶權擅長治療未能明確診斷或治療療效欠佳的疑難病症，慕名而來的病人許多都患有軀體化障礙。簡單地說，他們身體上的各種不適和疼痛是心理因素造成的。這些病人當中有不少是處於青春期的孩子。有時候，閔寶權不只要給孩子做抗抑鬱抗焦慮的心理和藥物治療，還要求家長接受心理諮詢，改變對孩子的教育方式。
有一次，一位母親聽說閔寶權在解決青少年心理問題上很有一套，前來諮詢。這位母親的主訴是孩子不但不學習，還事事都不聽話。可是孩子和心理諮詢師聊得很好，他說：老師，從來沒有人真正這樣聽我說話。他上的是重點學校的實驗班，雖然不拔尖，也不差。閔寶權告訴家長，孩子是好孩子，讓家長努力控制自己的焦慮情緒。沒想到這位媽媽非常憤怒，把醫生們狠狠數落了一通。“不過我倒是一點不擔心這個孩子，”閔寶權說，“因為他不聽媽媽的話，他的內在自我很強大，能夠把媽媽的負面影響屏蔽掉。”
人總是一邊長大一邊遺忘，我們遺忘了遙遠的幼年和童年，並不那麼遙遠的青春期也變得模模糊糊，變成了一個陌生的世界。眼前的少年高傲、易怒、缺乏理智，總是拒絕規勸和指點。於是，“叛逆”成了成年人口中青春期最鮮明的標籤。閔寶權的故事突然讓我意識到一種可能：叛逆會不會是成人社會對青春期的偏見和誤讀？無獨有偶，我聯繫一位頗受學生愛戴的中學老師採訪，她沒有接受，倒是留下了幾句話：“哪隻青春有叛逆，這世界誰不叛逆？憑什麼說人家孩子？孩子是弱勢群體，被標籤了‘叛逆’。你不標籤他們，他們很友好，最溫和。”
幾年前，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健康與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部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邊玉芳在某報發表過一篇關於青春期的文章，題目叫做《叛逆是一個好的開始》。邊玉芳告訴我，編輯拿到這篇文章立刻給她打了個電話。她說：“邊老師，你是不是把標題寫錯了？”“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裡面有一些錯誤的觀念，比如說我們都希望孩子是乖的，乖孩子才是好孩子，但實際上，這個評價標準是從成人輕鬆便利的角度出發——‘你不要給我惹麻煩’。”邊玉芳說，“我們並沒有去想，從孩子的成長來說，什麼是他們真正需要的。”
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
上世紀60年代，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提出，個體一生要經歷8個連續而又不同的發展階段，每一個階段都面臨著一個主要的發展任務。雖然這一任務在其他階段也會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但由於生物、心理和社會因素的交互作用，這一任務會在某一階段顯得格外突出。其中，青少年時期需要面臨的最主要的發展任務，就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自我同一性是青少年探尋自己和他人的差別、認識自身、明確自己更適合哪種社會角色的過程。”邊玉芳說，“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人對‘我是誰’‘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如何適應社會’等問題具有連貫統一的認識。後來，很多心理學家在研究青春期問題時都有過類似的描述。”
這種自我探索的需求可以解釋青春期的很多現象。“比如在青春期的初期，男孩面對自己長出毛茸茸鬍鬚的臉、女孩面對自己變得有曲線的身體都會感到陌生，這就是一個自我探索、自我接納的過程。也是因為探索，青春期孩子可能會嘗試一些‘出格’的事情，比如偷偷地抽菸、喝酒，因為那是成年人乾的；他們還會經歷‘個人神話’的階段，感到自己無所不能；他們會去尋求特殊的感覺刺激，幹各種冒險的事情；甚至會羨慕崇拜一些社會上的‘小混混’，因為他們不必遵守某些規則。”邊玉芳說，“可以說，一定程度的‘叛逆’是孩子們探索自我的手段。孩子只有經歷了自我懷疑、混亂、衝動，在各種不同的嘗試和探索之後，才能建立自我同一性，未來才能發展得更好。”
然而，這種自我的探索很可能與成人世界發生尖銳的碰撞。
我的前同事王丹陽說自己是被“逼成了叛逆少女”。初中一年級的暑假，她在學校圖書館裡翻出了一本小仲馬的《茶花女》，一下子被成年人世界的語言和浪漫情懷擊中了。一次，她在課堂上模仿徐志摩寫了一首關於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小詩。課間，她分享給前後桌的同學，男生們隨即起鬨。爭搶之中，寫詩的作業紙拿到了前來上課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手裡。“老太太頓時對我‘刮目相看’。”王丹陽，“她說，看不出來你還會寫這種東西，小姑娘看看還是蠻好的，腦子裡怎麼想這些？你爸爸媽媽知道嗎？”說起這個場景，王丹陽記得老師的每一絲表情和語氣。從此她就在老師那裡掛上了號。初中的女生已經知道打扮，王丹陽喜歡穿家裡姐姐們給的微喇牛仔褲，貼身的絨線背心，戴阿姨送的金項鍊。老師還是那種眼神：“我知道你小丫頭，小腦筋也會動動的。”
“其實我那時候也不談戀愛，也不是不學習，本來談不上叛逆，可突然一下子，從這種眼神和語氣裡，我意識到，我變成了異類分子。”少女王丹陽又驕傲又自卑。她寫了一首批判班主任的詩，在全班傳閱，同學們說她是“英雄”，她自信得很。她覺得周遭一切的庸俗都匹配不上自己在文學中見識的高尚世界。“我心裡暗暗發誓，我長大以後，要比你們這些成人更高尚。”而現實是，前途好像非常迷茫。初三中考的時候，班主任把王丹陽叫去：“我覺得你考高中沒希望的。你和你爸爸商量一下，考個中專技校比較保險。”
那時候的王丹陽沒想到，自己最終還是會從事一份以文字為生的工作，只不過兜兜轉轉，職業高中、考大學、復讀、再考大學，繞了許多彎路。和我描述這段經歷，她說得最多的句子是：“我不知道呀！”“沒有人和我講。”除了少年們想要征服的世界，想要跨越的牆，成人還有沒有可能扮演其他角色？
王丹陽的故事讓我想起了東北作家鄭執。鄭執當年考上了全省最好的重點中學，可是自從上了高中，他就開始“放任自流，早戀、貪玩，總之就是不學習，很快就滑落至全年級墊底”。東北每年會下幾場很大的雪，只要一下雪，老師就會組織學生一起掃雪，有時候雪一邊下一邊掃。每次掃雪，鄭執都會故意消極怠工，讓老師罰他一個人留下。有一次，其他人都進教室之後，他就一個人站在雪地裡，“也不知道在幹什麼，抬起頭任雪花衝撞在我的臉上，腦子一片空白”。從那天起，他開始了一場長達三個月之久的行為藝術表演，不跟任何一個人說任何一句話。鄭執和我的同事駁靜談起那段時光：“很困惑，真的就對自己哲學三聯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只覺得心裡有很多東西，但我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我為什麼要坐著跟大家一起學，為什麼一定要高考，一定要上大學？”
19歲進入大學，鄭執寫了一本長篇半自傳體小說，記錄一個少年的隱祕青春往事。朋友勸他去投稿，沒想到真的順利出版了。這件事，讓他一下子明白了，那一天站在雪地裡，降落在他身上的雪和那些情緒到底代表著什麼。“如果那時候有一個人能和我說：鄭執，你可以嘗試一下寫作，寫寫你心裡想的東西，未來，你可能有天賦幹這行，我也不至於困擾三年。我那個時候，怎麼可能想到這條路，連那一閃念都沒有。”鄭執說，“如果我現在再遇到一個孩子，十六七歲，我看到他像我中學時那樣精神困苦，我願意跟他交流，告訴他我的經驗，或者我會告訴他一句話，你的天賦也許能幹點很特別的事。”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6期，原文標題《青春不怕迷途》，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如果一個人和他的同伴沒有保持步伐，也許是因為他聽到了另一種鼓點。就讓他按他自己的步伐前進，無論他走得多快、多慢或多遠。”——梭羅，《瓦爾登湖》
主筆/徐菁菁
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提出，青少年時期需要面臨的最主要的發展任務，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
青春期渴望“船長”
一個月以前，為了做一篇慢性疼痛的報道，我跟著宣武醫院神經內科大夫閔寶權出了一次門診。閔寶權擅長治療未能明確診斷或治療療效欠佳的疑難病症，慕名而來的病人許多都患有軀體化障礙。簡單地說，他們身體上的各種不適和疼痛是心理因素造成的。這些病人當中有不少是處於青春期的孩子。有時候，閔寶權不只要給孩子做抗抑鬱抗焦慮的心理和藥物治療，還要求家長接受心理諮詢，改變對孩子的教育方式。
有一次，一位母親聽說閔寶權在解決青少年心理問題上很有一套，前來諮詢。這位母親的主訴是孩子不但不學習，還事事都不聽話。可是孩子和心理諮詢師聊得很好，他說：老師，從來沒有人真正這樣聽我說話。他上的是重點學校的實驗班，雖然不拔尖，也不差。閔寶權告訴家長，孩子是好孩子，讓家長努力控制自己的焦慮情緒。沒想到這位媽媽非常憤怒，把醫生們狠狠數落了一通。“不過我倒是一點不擔心這個孩子，”閔寶權說，“因為他不聽媽媽的話，他的內在自我很強大，能夠把媽媽的負面影響屏蔽掉。”
人總是一邊長大一邊遺忘，我們遺忘了遙遠的幼年和童年，並不那麼遙遠的青春期也變得模模糊糊，變成了一個陌生的世界。眼前的少年高傲、易怒、缺乏理智，總是拒絕規勸和指點。於是，“叛逆”成了成年人口中青春期最鮮明的標籤。閔寶權的故事突然讓我意識到一種可能：叛逆會不會是成人社會對青春期的偏見和誤讀？無獨有偶，我聯繫一位頗受學生愛戴的中學老師採訪，她沒有接受，倒是留下了幾句話：“哪隻青春有叛逆，這世界誰不叛逆？憑什麼說人家孩子？孩子是弱勢群體，被標籤了‘叛逆’。你不標籤他們，他們很友好，最溫和。”
幾年前，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健康與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部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邊玉芳在某報發表過一篇關於青春期的文章，題目叫做《叛逆是一個好的開始》。邊玉芳告訴我，編輯拿到這篇文章立刻給她打了個電話。她說：“邊老師，你是不是把標題寫錯了？”“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裡面有一些錯誤的觀念，比如說我們都希望孩子是乖的，乖孩子才是好孩子，但實際上，這個評價標準是從成人輕鬆便利的角度出發——‘你不要給我惹麻煩’。”邊玉芳說，“我們並沒有去想，從孩子的成長來說，什麼是他們真正需要的。”
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
上世紀60年代，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提出，個體一生要經歷8個連續而又不同的發展階段，每一個階段都面臨著一個主要的發展任務。雖然這一任務在其他階段也會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但由於生物、心理和社會因素的交互作用，這一任務會在某一階段顯得格外突出。其中，青少年時期需要面臨的最主要的發展任務，就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自我同一性是青少年探尋自己和他人的差別、認識自身、明確自己更適合哪種社會角色的過程。”邊玉芳說，“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人對‘我是誰’‘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如何適應社會’等問題具有連貫統一的認識。後來，很多心理學家在研究青春期問題時都有過類似的描述。”
這種自我探索的需求可以解釋青春期的很多現象。“比如在青春期的初期，男孩面對自己長出毛茸茸鬍鬚的臉、女孩面對自己變得有曲線的身體都會感到陌生，這就是一個自我探索、自我接納的過程。也是因為探索，青春期孩子可能會嘗試一些‘出格’的事情，比如偷偷地抽菸、喝酒，因為那是成年人乾的；他們還會經歷‘個人神話’的階段，感到自己無所不能；他們會去尋求特殊的感覺刺激，幹各種冒險的事情；甚至會羨慕崇拜一些社會上的‘小混混’，因為他們不必遵守某些規則。”邊玉芳說，“可以說，一定程度的‘叛逆’是孩子們探索自我的手段。孩子只有經歷了自我懷疑、混亂、衝動，在各種不同的嘗試和探索之後，才能建立自我同一性，未來才能發展得更好。”
然而，這種自我的探索很可能與成人世界發生尖銳的碰撞。
我的前同事王丹陽說自己是被“逼成了叛逆少女”。初中一年級的暑假，她在學校圖書館裡翻出了一本小仲馬的《茶花女》，一下子被成年人世界的語言和浪漫情懷擊中了。一次，她在課堂上模仿徐志摩寫了一首關於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小詩。課間，她分享給前後桌的同學，男生們隨即起鬨。爭搶之中，寫詩的作業紙拿到了前來上課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手裡。“老太太頓時對我‘刮目相看’。”王丹陽，“她說，看不出來你還會寫這種東西，小姑娘看看還是蠻好的，腦子裡怎麼想這些？你爸爸媽媽知道嗎？”說起這個場景，王丹陽記得老師的每一絲表情和語氣。從此她就在老師那裡掛上了號。初中的女生已經知道打扮，王丹陽喜歡穿家裡姐姐們給的微喇牛仔褲，貼身的絨線背心，戴阿姨送的金項鍊。老師還是那種眼神：“我知道你小丫頭，小腦筋也會動動的。”
“其實我那時候也不談戀愛，也不是不學習，本來談不上叛逆，可突然一下子，從這種眼神和語氣裡，我意識到，我變成了異類分子。”少女王丹陽又驕傲又自卑。她寫了一首批判班主任的詩，在全班傳閱，同學們說她是“英雄”，她自信得很。她覺得周遭一切的庸俗都匹配不上自己在文學中見識的高尚世界。“我心裡暗暗發誓，我長大以後，要比你們這些成人更高尚。”而現實是，前途好像非常迷茫。初三中考的時候，班主任把王丹陽叫去：“我覺得你考高中沒希望的。你和你爸爸商量一下，考個中專技校比較保險。”
那時候的王丹陽沒想到，自己最終還是會從事一份以文字為生的工作，只不過兜兜轉轉，職業高中、考大學、復讀、再考大學，繞了許多彎路。和我描述這段經歷，她說得最多的句子是：“我不知道呀！”“沒有人和我講。”除了少年們想要征服的世界，想要跨越的牆，成人還有沒有可能扮演其他角色？
王丹陽的故事讓我想起了東北作家鄭執。鄭執當年考上了全省最好的重點中學，可是自從上了高中，他就開始“放任自流，早戀、貪玩，總之就是不學習，很快就滑落至全年級墊底”。東北每年會下幾場很大的雪，只要一下雪，老師就會組織學生一起掃雪，有時候雪一邊下一邊掃。每次掃雪，鄭執都會故意消極怠工，讓老師罰他一個人留下。有一次，其他人都進教室之後，他就一個人站在雪地裡，“也不知道在幹什麼，抬起頭任雪花衝撞在我的臉上，腦子一片空白”。從那天起，他開始了一場長達三個月之久的行為藝術表演，不跟任何一個人說任何一句話。鄭執和我的同事駁靜談起那段時光：“很困惑，真的就對自己哲學三聯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只覺得心裡有很多東西，但我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我為什麼要坐著跟大家一起學，為什麼一定要高考，一定要上大學？”
19歲進入大學，鄭執寫了一本長篇半自傳體小說，記錄一個少年的隱祕青春往事。朋友勸他去投稿，沒想到真的順利出版了。這件事，讓他一下子明白了，那一天站在雪地裡，降落在他身上的雪和那些情緒到底代表著什麼。“如果那時候有一個人能和我說：鄭執，你可以嘗試一下寫作，寫寫你心裡想的東西，未來，你可能有天賦幹這行，我也不至於困擾三年。我那個時候，怎麼可能想到這條路，連那一閃念都沒有。”鄭執說，“如果我現在再遇到一個孩子，十六七歲，我看到他像我中學時那樣精神困苦，我願意跟他交流，告訴他我的經驗，或者我會告訴他一句話，你的天賦也許能幹點很特別的事。”
電影《死亡詩社》劇照。在這個故事裡，男孩們找到了他們的“船長”
《死亡詩社》大概是電影史上最知名的青春片。建校100週年的威爾頓貴族學校是美國最好的大學預備學校，然而沉悶的氛圍、陳腐的說教讓威爾頓的男孩們咒罵它是地獄，周圍的成年人就是地獄的建造者和封鎖它的高牆。新來的基廷老師卻知道他們心中的渴望。他哼著《揚基進行曲》，撕去教科書上教條的詩歌分析。在影片的最後，同學們站上課桌大聲朗讀詩歌與“引咎辭職”的基廷告別。
在《死亡詩社》的影片裡，男孩們把教師基廷稱作“船長”。很顯然，青春期渴望“船長”。那麼，真實的青春故事裡，“船長”會是什麼樣？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6期，原文標題《青春不怕迷途》，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如果一個人和他的同伴沒有保持步伐，也許是因為他聽到了另一種鼓點。就讓他按他自己的步伐前進，無論他走得多快、多慢或多遠。”——梭羅，《瓦爾登湖》
主筆/徐菁菁
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提出，青少年時期需要面臨的最主要的發展任務，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
青春期渴望“船長”
一個月以前，為了做一篇慢性疼痛的報道，我跟著宣武醫院神經內科大夫閔寶權出了一次門診。閔寶權擅長治療未能明確診斷或治療療效欠佳的疑難病症，慕名而來的病人許多都患有軀體化障礙。簡單地說，他們身體上的各種不適和疼痛是心理因素造成的。這些病人當中有不少是處於青春期的孩子。有時候，閔寶權不只要給孩子做抗抑鬱抗焦慮的心理和藥物治療，還要求家長接受心理諮詢，改變對孩子的教育方式。
有一次，一位母親聽說閔寶權在解決青少年心理問題上很有一套，前來諮詢。這位母親的主訴是孩子不但不學習，還事事都不聽話。可是孩子和心理諮詢師聊得很好，他說：老師，從來沒有人真正這樣聽我說話。他上的是重點學校的實驗班，雖然不拔尖，也不差。閔寶權告訴家長，孩子是好孩子，讓家長努力控制自己的焦慮情緒。沒想到這位媽媽非常憤怒，把醫生們狠狠數落了一通。“不過我倒是一點不擔心這個孩子，”閔寶權說，“因為他不聽媽媽的話，他的內在自我很強大，能夠把媽媽的負面影響屏蔽掉。”
人總是一邊長大一邊遺忘，我們遺忘了遙遠的幼年和童年，並不那麼遙遠的青春期也變得模模糊糊，變成了一個陌生的世界。眼前的少年高傲、易怒、缺乏理智，總是拒絕規勸和指點。於是，“叛逆”成了成年人口中青春期最鮮明的標籤。閔寶權的故事突然讓我意識到一種可能：叛逆會不會是成人社會對青春期的偏見和誤讀？無獨有偶，我聯繫一位頗受學生愛戴的中學老師採訪，她沒有接受，倒是留下了幾句話：“哪隻青春有叛逆，這世界誰不叛逆？憑什麼說人家孩子？孩子是弱勢群體，被標籤了‘叛逆’。你不標籤他們，他們很友好，最溫和。”
幾年前，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健康與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部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邊玉芳在某報發表過一篇關於青春期的文章，題目叫做《叛逆是一個好的開始》。邊玉芳告訴我，編輯拿到這篇文章立刻給她打了個電話。她說：“邊老師，你是不是把標題寫錯了？”“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裡面有一些錯誤的觀念，比如說我們都希望孩子是乖的，乖孩子才是好孩子，但實際上，這個評價標準是從成人輕鬆便利的角度出發——‘你不要給我惹麻煩’。”邊玉芳說，“我們並沒有去想，從孩子的成長來說，什麼是他們真正需要的。”
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
上世紀60年代，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提出，個體一生要經歷8個連續而又不同的發展階段，每一個階段都面臨著一個主要的發展任務。雖然這一任務在其他階段也會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但由於生物、心理和社會因素的交互作用，這一任務會在某一階段顯得格外突出。其中，青少年時期需要面臨的最主要的發展任務，就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自我同一性是青少年探尋自己和他人的差別、認識自身、明確自己更適合哪種社會角色的過程。”邊玉芳說，“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人對‘我是誰’‘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如何適應社會’等問題具有連貫統一的認識。後來，很多心理學家在研究青春期問題時都有過類似的描述。”
這種自我探索的需求可以解釋青春期的很多現象。“比如在青春期的初期，男孩面對自己長出毛茸茸鬍鬚的臉、女孩面對自己變得有曲線的身體都會感到陌生，這就是一個自我探索、自我接納的過程。也是因為探索，青春期孩子可能會嘗試一些‘出格’的事情，比如偷偷地抽菸、喝酒，因為那是成年人乾的；他們還會經歷‘個人神話’的階段，感到自己無所不能；他們會去尋求特殊的感覺刺激，幹各種冒險的事情；甚至會羨慕崇拜一些社會上的‘小混混’，因為他們不必遵守某些規則。”邊玉芳說，“可以說，一定程度的‘叛逆’是孩子們探索自我的手段。孩子只有經歷了自我懷疑、混亂、衝動，在各種不同的嘗試和探索之後，才能建立自我同一性，未來才能發展得更好。”
然而，這種自我的探索很可能與成人世界發生尖銳的碰撞。
我的前同事王丹陽說自己是被“逼成了叛逆少女”。初中一年級的暑假，她在學校圖書館裡翻出了一本小仲馬的《茶花女》，一下子被成年人世界的語言和浪漫情懷擊中了。一次，她在課堂上模仿徐志摩寫了一首關於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小詩。課間，她分享給前後桌的同學，男生們隨即起鬨。爭搶之中，寫詩的作業紙拿到了前來上課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手裡。“老太太頓時對我‘刮目相看’。”王丹陽，“她說，看不出來你還會寫這種東西，小姑娘看看還是蠻好的，腦子裡怎麼想這些？你爸爸媽媽知道嗎？”說起這個場景，王丹陽記得老師的每一絲表情和語氣。從此她就在老師那裡掛上了號。初中的女生已經知道打扮，王丹陽喜歡穿家裡姐姐們給的微喇牛仔褲，貼身的絨線背心，戴阿姨送的金項鍊。老師還是那種眼神：“我知道你小丫頭，小腦筋也會動動的。”
“其實我那時候也不談戀愛，也不是不學習，本來談不上叛逆，可突然一下子，從這種眼神和語氣裡，我意識到，我變成了異類分子。”少女王丹陽又驕傲又自卑。她寫了一首批判班主任的詩，在全班傳閱，同學們說她是“英雄”，她自信得很。她覺得周遭一切的庸俗都匹配不上自己在文學中見識的高尚世界。“我心裡暗暗發誓，我長大以後，要比你們這些成人更高尚。”而現實是，前途好像非常迷茫。初三中考的時候，班主任把王丹陽叫去：“我覺得你考高中沒希望的。你和你爸爸商量一下，考個中專技校比較保險。”
那時候的王丹陽沒想到，自己最終還是會從事一份以文字為生的工作，只不過兜兜轉轉，職業高中、考大學、復讀、再考大學，繞了許多彎路。和我描述這段經歷，她說得最多的句子是：“我不知道呀！”“沒有人和我講。”除了少年們想要征服的世界，想要跨越的牆，成人還有沒有可能扮演其他角色？
王丹陽的故事讓我想起了東北作家鄭執。鄭執當年考上了全省最好的重點中學，可是自從上了高中，他就開始“放任自流，早戀、貪玩，總之就是不學習，很快就滑落至全年級墊底”。東北每年會下幾場很大的雪，只要一下雪，老師就會組織學生一起掃雪，有時候雪一邊下一邊掃。每次掃雪，鄭執都會故意消極怠工，讓老師罰他一個人留下。有一次，其他人都進教室之後，他就一個人站在雪地裡，“也不知道在幹什麼，抬起頭任雪花衝撞在我的臉上，腦子一片空白”。從那天起，他開始了一場長達三個月之久的行為藝術表演，不跟任何一個人說任何一句話。鄭執和我的同事駁靜談起那段時光：“很困惑，真的就對自己哲學三聯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只覺得心裡有很多東西，但我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我為什麼要坐著跟大家一起學，為什麼一定要高考，一定要上大學？”
19歲進入大學，鄭執寫了一本長篇半自傳體小說，記錄一個少年的隱祕青春往事。朋友勸他去投稿，沒想到真的順利出版了。這件事，讓他一下子明白了，那一天站在雪地裡，降落在他身上的雪和那些情緒到底代表著什麼。“如果那時候有一個人能和我說：鄭執，你可以嘗試一下寫作，寫寫你心裡想的東西，未來，你可能有天賦幹這行，我也不至於困擾三年。我那個時候，怎麼可能想到這條路，連那一閃念都沒有。”鄭執說，“如果我現在再遇到一個孩子，十六七歲，我看到他像我中學時那樣精神困苦，我願意跟他交流，告訴他我的經驗，或者我會告訴他一句話，你的天賦也許能幹點很特別的事。”
電影《死亡詩社》劇照。在這個故事裡，男孩們找到了他們的“船長”
《死亡詩社》大概是電影史上最知名的青春片。建校100週年的威爾頓貴族學校是美國最好的大學預備學校，然而沉悶的氛圍、陳腐的說教讓威爾頓的男孩們咒罵它是地獄，周圍的成年人就是地獄的建造者和封鎖它的高牆。新來的基廷老師卻知道他們心中的渴望。他哼著《揚基進行曲》，撕去教科書上教條的詩歌分析。在影片的最後，同學們站上課桌大聲朗讀詩歌與“引咎辭職”的基廷告別。
在《死亡詩社》的影片裡，男孩們把教師基廷稱作“船長”。很顯然，青春期渴望“船長”。那麼，真實的青春故事裡，“船長”會是什麼樣？
除了少年們想要征服的世界、想要跨越的牆，成人還有沒有可能扮演其他角色？（視覺中國供圖）
“青春的意義就是，愚勇”
2017年，電影處女作《那一場呼嘯而過的青春》上映後，年輕導演韓天去“豆瓣”上看觀眾的影評。被點贊最多的一條短評讓他特別欣慰，那恰好說出了他的心聲：“青春的意義就是，愚勇。”
這不是韓天第一次拍青春片。2015年他聯合導演了一部網劇，那是他最痛苦的拍攝經歷之一。他和出品方的審美體系完全衝突，10天后就決定退出拍攝。韓天不喜歡那種刻意製造出偶像感的青春片，明明是蝸居在地下室的男主角，卻非要讓他穿著名牌戲服。他覺得那很假。在他看來，青春的主題是義無反顧，是奮不顧身。他也不想要“美的、甜的、光鮮的”，因為青春裡有幽暗、有失落，還有毀滅性的東西。
《那一場呼嘯而過的青春》原本是一部小說，韓天看中了小說選取的時代背景——上世紀90年代的東北，冰冷衰頹，“特別能映襯出青春裡的那種熱和血”。但他覺得原本的故事不夠勁。他從哈爾濱、瀋陽、本溪、撫順一路走過去，找了許多“70後社會人”，喝酒、聊天，聽他們青春期的真實經歷，最後花了兩個月重寫劇本。電影裡，有性、有暴力、有下崗潮、有黑幫，在愛情中奮不顧身的男孩女孩捲入了殘酷的成人世界，遍體鱗傷。
在外人看來，這個故事距離韓天很遠。他屬於“別人家的孩子”，小學、初中、高中，韓天讀的都是全北京最好的那類學校。可是韓天知道，他在電影裡存了私心，“我想把我沒有徹底釋放出來的東西，釋放出來”，“我在一個別人的故事裡，找到了它跟我的關係”。
小學升初中，韓天考上了北京一所一流中學的奧林匹克數學實驗班。開學前，他讓媽媽去學校找老師，要求調換到普通班。老師覺得很奇怪，從來只聽說想盡辦法擠進實驗班的，沒聽說過進了實驗班還想出去的。這個訴求沒通過，韓天覺得自己的世界一下就崩潰了。
他原本以為生活會發生改變。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韓天進入了北京西城區奧數集訓隊，每週要進行三次集訓。80名小學生被分成兩個梯隊，頻繁進行末位淘汰。韓天的水平在一班的後段：“我產生了極大的焦慮，每天都在恐懼從一班掉到二班，沒辦法向爸媽交代。”唯一支持他學下去的是一種純理性判斷：“你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初中能升一所好學校。我覺得再怎麼樣，忍一忍過去就好。”
在實驗班，韓天發現，噩夢非但沒有結束，還變成了升級版。“這個班級依然是競賽導向的。那個年齡段的孩子會非常渴望玩伴，但班裡的絕大多數同學都是奧數怪咖，競爭感極強。同學們週末一起去上奧數班，平時在一塊兒聊天也是探討數學問題。我接受不了這種相處方式。”
韓天去文學裡尋找他認同的那個世界。小學的時候，他躲到童話世界裡逃避焦慮。他讀鄭淵潔，印象最深的是《紅塔樂園》。皮皮魯他們幾個孩子變成火柴棍大小，在沒有家長的訓斥、沒有老師的管束的紅塔樂園中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鬧就鬧。上了初中，在地安門橋頭的一個書店，他第一次自己掏錢買了本《王朔自選集》。“我看《頑主》，看他‘千萬別拿我當人’這類語言，對他消解一切嚴肅的態度特別欣賞。我就學他的樣子，在我同學討論嚴肅數學問題的時候，通過各種方式擠對他們。”韓天有個表哥，收藏了一堆打口盤。他在表哥那兒第一次聽了搖滾。“跟我以前聽過的所有音樂都不一樣，特別躁，喜歡！”
他決心和所有人都不一樣。韓天從家裡翻出一個老軍包，給它剪出時髦的破洞，用紅字寫上“革命”兩個字，揹著去上學。學校不讓留長頭髮，他就剃一禿子。他死活退掉了週末的奧數班，別人去上奧數，他就在家寫小說。
韓天用一種堅硬的方式對抗成年世界的不理解。他和幾乎所有老師的關係都特別差，“差到要幹起來”。有時候在課堂上，兩句話不對付，他起身就出了教室。有一次，他嘗試去找英語老師請教習題。老師說：“都沒想到你們班有基礎這麼差的同學，早知道，我就不帶你們班了。”韓天摔了書本扭頭就走。還有一次，一家人正吃涮羊肉，爸爸聊起學習成績，說了一句話：你看不起那些學習好的同學，只是因為你學習不好。韓天站起來就把火鍋給打翻了。他覺得自己必須離家出走，可是騎自行車在外面轉了一圈，無處可去，還是回家了。
他買了本書，英國“憤怒的一代”代表作家約翰·韋恩的《打死父親》，特地擺在家裡的書桌上。父母問韓天對未來到底有什麼打算，他確實仔細想過。五道口東昇派出所對面有條小街，兩邊全是賣搖滾打口盤的店。他每次去買盤，看到那些留長髮、文身、打著耳釘的搖滾青年，覺得他們就是自由和獨立的象徵。韓天很認真地和母親講：我以後就去賣打口碟。
現在說起這些事兒，韓天會變得柔軟很多。比如那位傷害了他的英語老師，他覺得他可能並無惡意，只是不大注重學生的感受；比如父母，“他們相對來講還是挺開明的”。可是在那個時候，他就是沒辦法跟這個世界和解。他依然欣賞自己曾經有過的“愚勇”。他也承認自己難纏，要理解少年韓天，“除非真的認可我”，而認可太難了。
這個實驗班裡也有其他叛逆的孩子。最叛逆的一個恰恰是入學時班裡唯一一個數學競賽金牌得主。他比韓天更決然。“我那時候，對老師、學校心裡還是有一點敬畏的，可他不。他和老師對峙，眼神裡那種冷冷的輕蔑，看得我都背後一涼。”這個孩子從來不聽課，永遠穿一件長袖襯衫，上課永遠用胳膊撐著腦袋。長長的耳機線從袖子裡穿出來，正好用來聽評書。這些叛逆少年們和周遭的世界似乎是絕緣的，“每個人都是一座小小的孤島”。
初一下學期的時候，韓天的班裡新來了一位年輕的語文老師。他還記得第一節課，老師在臺上做自我介紹，她最後說：“我希望能跟大家很好地度過未來的兩年。”慣性使然，韓天在底下大聲接了一句：“那可不一定。”韓天早已忘了這位老師說了什麼，他只記得，她居然接住了他的話，讓他覺得沒脾氣。很快他就發現，這位老師和誰都能聊，都聊得來，包括那位聽評書的少年。這是少年韓天幸運的開始，成人世界為他打開了一道門。
那時候，韓天在每週的札記裡寫過許多“大逆不道”的東西。初二時的班主任崇尚高壓管理，韓天長篇大論、冷嘲熱諷，說有政治流氓，也有教師流氓。他在札記裡連載自己的小說，有一部叫《痞子》，學的是王朔的一套，想象了一個江湖社會，各種痞子橫行，幹些殺人越貨的事，但他歌頌這些人有情有義，互相之間有很深的感情。他看了劉震雲的官場小說，把他寫的那種鉤心鬥角挪到了學校的管理層身上，寫了篇校長和數學老師之間故事。
這位語文老師不但沒有因此教育他，還覺得他很多東西寫得不錯。她會和韓天談他看過的那些小說，告訴他哪些作家是好的，哪些作家言過其實。不只如此，她似乎能夠容忍他的一切胡來。有一次，韓天和同學打賭，說自己一上午絕不說一句話。大家都認為他一定輸，因為他們會起鬨讓老師點名提問。就是在語文課上，韓天被叫了起來。僵持了整整半分多鐘，他一句話沒說。語文老師沒說什麼，讓他坐下了。他贏了這次打賭。還有一次，他要在學校裡拍一個短片，語文老師說服自己的同事，讓他在裡面扮演了一個壞老師的角色。
“對那個時候的小孩來說，再叛逆，你其實還是希望有個權威來首肯你。”20年後，韓天還記得，語文老師曾說過的一句話嘩啦一下劃開了他的小世界，他第一次意識到，去五道口賣打口碟，並不是未來的唯一選擇。“她說：韓天，你是我見過的學生裡面，未來最可能以筆為生的一個。”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6期，原文標題《青春不怕迷途》，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如果一個人和他的同伴沒有保持步伐，也許是因為他聽到了另一種鼓點。就讓他按他自己的步伐前進，無論他走得多快、多慢或多遠。”——梭羅，《瓦爾登湖》
主筆/徐菁菁
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提出，青少年時期需要面臨的最主要的發展任務，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
青春期渴望“船長”
一個月以前，為了做一篇慢性疼痛的報道，我跟著宣武醫院神經內科大夫閔寶權出了一次門診。閔寶權擅長治療未能明確診斷或治療療效欠佳的疑難病症，慕名而來的病人許多都患有軀體化障礙。簡單地說，他們身體上的各種不適和疼痛是心理因素造成的。這些病人當中有不少是處於青春期的孩子。有時候，閔寶權不只要給孩子做抗抑鬱抗焦慮的心理和藥物治療，還要求家長接受心理諮詢，改變對孩子的教育方式。
有一次，一位母親聽說閔寶權在解決青少年心理問題上很有一套，前來諮詢。這位母親的主訴是孩子不但不學習，還事事都不聽話。可是孩子和心理諮詢師聊得很好，他說：老師，從來沒有人真正這樣聽我說話。他上的是重點學校的實驗班，雖然不拔尖，也不差。閔寶權告訴家長，孩子是好孩子，讓家長努力控制自己的焦慮情緒。沒想到這位媽媽非常憤怒，把醫生們狠狠數落了一通。“不過我倒是一點不擔心這個孩子，”閔寶權說，“因為他不聽媽媽的話，他的內在自我很強大，能夠把媽媽的負面影響屏蔽掉。”
人總是一邊長大一邊遺忘，我們遺忘了遙遠的幼年和童年，並不那麼遙遠的青春期也變得模模糊糊，變成了一個陌生的世界。眼前的少年高傲、易怒、缺乏理智，總是拒絕規勸和指點。於是，“叛逆”成了成年人口中青春期最鮮明的標籤。閔寶權的故事突然讓我意識到一種可能：叛逆會不會是成人社會對青春期的偏見和誤讀？無獨有偶，我聯繫一位頗受學生愛戴的中學老師採訪，她沒有接受，倒是留下了幾句話：“哪隻青春有叛逆，這世界誰不叛逆？憑什麼說人家孩子？孩子是弱勢群體，被標籤了‘叛逆’。你不標籤他們，他們很友好，最溫和。”
幾年前，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健康與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部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邊玉芳在某報發表過一篇關於青春期的文章，題目叫做《叛逆是一個好的開始》。邊玉芳告訴我，編輯拿到這篇文章立刻給她打了個電話。她說：“邊老師，你是不是把標題寫錯了？”“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裡面有一些錯誤的觀念，比如說我們都希望孩子是乖的，乖孩子才是好孩子，但實際上，這個評價標準是從成人輕鬆便利的角度出發——‘你不要給我惹麻煩’。”邊玉芳說，“我們並沒有去想，從孩子的成長來說，什麼是他們真正需要的。”
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
上世紀60年代，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提出，個體一生要經歷8個連續而又不同的發展階段，每一個階段都面臨著一個主要的發展任務。雖然這一任務在其他階段也會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但由於生物、心理和社會因素的交互作用，這一任務會在某一階段顯得格外突出。其中，青少年時期需要面臨的最主要的發展任務，就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自我同一性是青少年探尋自己和他人的差別、認識自身、明確自己更適合哪種社會角色的過程。”邊玉芳說，“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人對‘我是誰’‘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如何適應社會’等問題具有連貫統一的認識。後來，很多心理學家在研究青春期問題時都有過類似的描述。”
這種自我探索的需求可以解釋青春期的很多現象。“比如在青春期的初期，男孩面對自己長出毛茸茸鬍鬚的臉、女孩面對自己變得有曲線的身體都會感到陌生，這就是一個自我探索、自我接納的過程。也是因為探索，青春期孩子可能會嘗試一些‘出格’的事情，比如偷偷地抽菸、喝酒，因為那是成年人乾的；他們還會經歷‘個人神話’的階段，感到自己無所不能；他們會去尋求特殊的感覺刺激，幹各種冒險的事情；甚至會羨慕崇拜一些社會上的‘小混混’，因為他們不必遵守某些規則。”邊玉芳說，“可以說，一定程度的‘叛逆’是孩子們探索自我的手段。孩子只有經歷了自我懷疑、混亂、衝動，在各種不同的嘗試和探索之後，才能建立自我同一性，未來才能發展得更好。”
然而，這種自我的探索很可能與成人世界發生尖銳的碰撞。
我的前同事王丹陽說自己是被“逼成了叛逆少女”。初中一年級的暑假，她在學校圖書館裡翻出了一本小仲馬的《茶花女》，一下子被成年人世界的語言和浪漫情懷擊中了。一次，她在課堂上模仿徐志摩寫了一首關於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小詩。課間，她分享給前後桌的同學，男生們隨即起鬨。爭搶之中，寫詩的作業紙拿到了前來上課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手裡。“老太太頓時對我‘刮目相看’。”王丹陽，“她說，看不出來你還會寫這種東西，小姑娘看看還是蠻好的，腦子裡怎麼想這些？你爸爸媽媽知道嗎？”說起這個場景，王丹陽記得老師的每一絲表情和語氣。從此她就在老師那裡掛上了號。初中的女生已經知道打扮，王丹陽喜歡穿家裡姐姐們給的微喇牛仔褲，貼身的絨線背心，戴阿姨送的金項鍊。老師還是那種眼神：“我知道你小丫頭，小腦筋也會動動的。”
“其實我那時候也不談戀愛，也不是不學習，本來談不上叛逆，可突然一下子，從這種眼神和語氣裡，我意識到，我變成了異類分子。”少女王丹陽又驕傲又自卑。她寫了一首批判班主任的詩，在全班傳閱，同學們說她是“英雄”，她自信得很。她覺得周遭一切的庸俗都匹配不上自己在文學中見識的高尚世界。“我心裡暗暗發誓，我長大以後，要比你們這些成人更高尚。”而現實是，前途好像非常迷茫。初三中考的時候，班主任把王丹陽叫去：“我覺得你考高中沒希望的。你和你爸爸商量一下，考個中專技校比較保險。”
那時候的王丹陽沒想到，自己最終還是會從事一份以文字為生的工作，只不過兜兜轉轉，職業高中、考大學、復讀、再考大學，繞了許多彎路。和我描述這段經歷，她說得最多的句子是：“我不知道呀！”“沒有人和我講。”除了少年們想要征服的世界，想要跨越的牆，成人還有沒有可能扮演其他角色？
王丹陽的故事讓我想起了東北作家鄭執。鄭執當年考上了全省最好的重點中學，可是自從上了高中，他就開始“放任自流，早戀、貪玩，總之就是不學習，很快就滑落至全年級墊底”。東北每年會下幾場很大的雪，只要一下雪，老師就會組織學生一起掃雪，有時候雪一邊下一邊掃。每次掃雪，鄭執都會故意消極怠工，讓老師罰他一個人留下。有一次，其他人都進教室之後，他就一個人站在雪地裡，“也不知道在幹什麼，抬起頭任雪花衝撞在我的臉上，腦子一片空白”。從那天起，他開始了一場長達三個月之久的行為藝術表演，不跟任何一個人說任何一句話。鄭執和我的同事駁靜談起那段時光：“很困惑，真的就對自己哲學三聯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只覺得心裡有很多東西，但我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我為什麼要坐著跟大家一起學，為什麼一定要高考，一定要上大學？”
19歲進入大學，鄭執寫了一本長篇半自傳體小說，記錄一個少年的隱祕青春往事。朋友勸他去投稿，沒想到真的順利出版了。這件事，讓他一下子明白了，那一天站在雪地裡，降落在他身上的雪和那些情緒到底代表著什麼。“如果那時候有一個人能和我說：鄭執，你可以嘗試一下寫作，寫寫你心裡想的東西，未來，你可能有天賦幹這行，我也不至於困擾三年。我那個時候，怎麼可能想到這條路，連那一閃念都沒有。”鄭執說，“如果我現在再遇到一個孩子，十六七歲，我看到他像我中學時那樣精神困苦，我願意跟他交流，告訴他我的經驗，或者我會告訴他一句話，你的天賦也許能幹點很特別的事。”
電影《死亡詩社》劇照。在這個故事裡，男孩們找到了他們的“船長”
《死亡詩社》大概是電影史上最知名的青春片。建校100週年的威爾頓貴族學校是美國最好的大學預備學校，然而沉悶的氛圍、陳腐的說教讓威爾頓的男孩們咒罵它是地獄，周圍的成年人就是地獄的建造者和封鎖它的高牆。新來的基廷老師卻知道他們心中的渴望。他哼著《揚基進行曲》，撕去教科書上教條的詩歌分析。在影片的最後，同學們站上課桌大聲朗讀詩歌與“引咎辭職”的基廷告別。
在《死亡詩社》的影片裡，男孩們把教師基廷稱作“船長”。很顯然，青春期渴望“船長”。那麼，真實的青春故事裡，“船長”會是什麼樣？
除了少年們想要征服的世界、想要跨越的牆，成人還有沒有可能扮演其他角色？（視覺中國供圖）
“青春的意義就是，愚勇”
2017年，電影處女作《那一場呼嘯而過的青春》上映後，年輕導演韓天去“豆瓣”上看觀眾的影評。被點贊最多的一條短評讓他特別欣慰，那恰好說出了他的心聲：“青春的意義就是，愚勇。”
這不是韓天第一次拍青春片。2015年他聯合導演了一部網劇，那是他最痛苦的拍攝經歷之一。他和出品方的審美體系完全衝突，10天后就決定退出拍攝。韓天不喜歡那種刻意製造出偶像感的青春片，明明是蝸居在地下室的男主角，卻非要讓他穿著名牌戲服。他覺得那很假。在他看來，青春的主題是義無反顧，是奮不顧身。他也不想要“美的、甜的、光鮮的”，因為青春裡有幽暗、有失落，還有毀滅性的東西。
《那一場呼嘯而過的青春》原本是一部小說，韓天看中了小說選取的時代背景——上世紀90年代的東北，冰冷衰頹，“特別能映襯出青春裡的那種熱和血”。但他覺得原本的故事不夠勁。他從哈爾濱、瀋陽、本溪、撫順一路走過去，找了許多“70後社會人”，喝酒、聊天，聽他們青春期的真實經歷，最後花了兩個月重寫劇本。電影裡，有性、有暴力、有下崗潮、有黑幫，在愛情中奮不顧身的男孩女孩捲入了殘酷的成人世界，遍體鱗傷。
在外人看來，這個故事距離韓天很遠。他屬於“別人家的孩子”，小學、初中、高中，韓天讀的都是全北京最好的那類學校。可是韓天知道，他在電影裡存了私心，“我想把我沒有徹底釋放出來的東西，釋放出來”，“我在一個別人的故事裡，找到了它跟我的關係”。
小學升初中，韓天考上了北京一所一流中學的奧林匹克數學實驗班。開學前，他讓媽媽去學校找老師，要求調換到普通班。老師覺得很奇怪，從來只聽說想盡辦法擠進實驗班的，沒聽說過進了實驗班還想出去的。這個訴求沒通過，韓天覺得自己的世界一下就崩潰了。
他原本以為生活會發生改變。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韓天進入了北京西城區奧數集訓隊，每週要進行三次集訓。80名小學生被分成兩個梯隊，頻繁進行末位淘汰。韓天的水平在一班的後段：“我產生了極大的焦慮，每天都在恐懼從一班掉到二班，沒辦法向爸媽交代。”唯一支持他學下去的是一種純理性判斷：“你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初中能升一所好學校。我覺得再怎麼樣，忍一忍過去就好。”
在實驗班，韓天發現，噩夢非但沒有結束，還變成了升級版。“這個班級依然是競賽導向的。那個年齡段的孩子會非常渴望玩伴，但班裡的絕大多數同學都是奧數怪咖，競爭感極強。同學們週末一起去上奧數班，平時在一塊兒聊天也是探討數學問題。我接受不了這種相處方式。”
韓天去文學裡尋找他認同的那個世界。小學的時候，他躲到童話世界裡逃避焦慮。他讀鄭淵潔，印象最深的是《紅塔樂園》。皮皮魯他們幾個孩子變成火柴棍大小，在沒有家長的訓斥、沒有老師的管束的紅塔樂園中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鬧就鬧。上了初中，在地安門橋頭的一個書店，他第一次自己掏錢買了本《王朔自選集》。“我看《頑主》，看他‘千萬別拿我當人’這類語言，對他消解一切嚴肅的態度特別欣賞。我就學他的樣子，在我同學討論嚴肅數學問題的時候，通過各種方式擠對他們。”韓天有個表哥，收藏了一堆打口盤。他在表哥那兒第一次聽了搖滾。“跟我以前聽過的所有音樂都不一樣，特別躁，喜歡！”
他決心和所有人都不一樣。韓天從家裡翻出一個老軍包，給它剪出時髦的破洞，用紅字寫上“革命”兩個字，揹著去上學。學校不讓留長頭髮，他就剃一禿子。他死活退掉了週末的奧數班，別人去上奧數，他就在家寫小說。
韓天用一種堅硬的方式對抗成年世界的不理解。他和幾乎所有老師的關係都特別差，“差到要幹起來”。有時候在課堂上，兩句話不對付，他起身就出了教室。有一次，他嘗試去找英語老師請教習題。老師說：“都沒想到你們班有基礎這麼差的同學，早知道，我就不帶你們班了。”韓天摔了書本扭頭就走。還有一次，一家人正吃涮羊肉，爸爸聊起學習成績，說了一句話：你看不起那些學習好的同學，只是因為你學習不好。韓天站起來就把火鍋給打翻了。他覺得自己必須離家出走，可是騎自行車在外面轉了一圈，無處可去，還是回家了。
他買了本書，英國“憤怒的一代”代表作家約翰·韋恩的《打死父親》，特地擺在家裡的書桌上。父母問韓天對未來到底有什麼打算，他確實仔細想過。五道口東昇派出所對面有條小街，兩邊全是賣搖滾打口盤的店。他每次去買盤，看到那些留長髮、文身、打著耳釘的搖滾青年，覺得他們就是自由和獨立的象徵。韓天很認真地和母親講：我以後就去賣打口碟。
現在說起這些事兒，韓天會變得柔軟很多。比如那位傷害了他的英語老師，他覺得他可能並無惡意，只是不大注重學生的感受；比如父母，“他們相對來講還是挺開明的”。可是在那個時候，他就是沒辦法跟這個世界和解。他依然欣賞自己曾經有過的“愚勇”。他也承認自己難纏，要理解少年韓天，“除非真的認可我”，而認可太難了。
這個實驗班裡也有其他叛逆的孩子。最叛逆的一個恰恰是入學時班裡唯一一個數學競賽金牌得主。他比韓天更決然。“我那時候，對老師、學校心裡還是有一點敬畏的，可他不。他和老師對峙，眼神裡那種冷冷的輕蔑，看得我都背後一涼。”這個孩子從來不聽課，永遠穿一件長袖襯衫，上課永遠用胳膊撐著腦袋。長長的耳機線從袖子裡穿出來，正好用來聽評書。這些叛逆少年們和周遭的世界似乎是絕緣的，“每個人都是一座小小的孤島”。
初一下學期的時候，韓天的班裡新來了一位年輕的語文老師。他還記得第一節課，老師在臺上做自我介紹，她最後說：“我希望能跟大家很好地度過未來的兩年。”慣性使然，韓天在底下大聲接了一句：“那可不一定。”韓天早已忘了這位老師說了什麼，他只記得，她居然接住了他的話，讓他覺得沒脾氣。很快他就發現，這位老師和誰都能聊，都聊得來，包括那位聽評書的少年。這是少年韓天幸運的開始，成人世界為他打開了一道門。
那時候，韓天在每週的札記裡寫過許多“大逆不道”的東西。初二時的班主任崇尚高壓管理，韓天長篇大論、冷嘲熱諷，說有政治流氓，也有教師流氓。他在札記裡連載自己的小說，有一部叫《痞子》，學的是王朔的一套，想象了一個江湖社會，各種痞子橫行，幹些殺人越貨的事，但他歌頌這些人有情有義，互相之間有很深的感情。他看了劉震雲的官場小說，把他寫的那種鉤心鬥角挪到了學校的管理層身上，寫了篇校長和數學老師之間故事。
這位語文老師不但沒有因此教育他，還覺得他很多東西寫得不錯。她會和韓天談他看過的那些小說，告訴他哪些作家是好的，哪些作家言過其實。不只如此，她似乎能夠容忍他的一切胡來。有一次，韓天和同學打賭，說自己一上午絕不說一句話。大家都認為他一定輸，因為他們會起鬨讓老師點名提問。就是在語文課上，韓天被叫了起來。僵持了整整半分多鐘，他一句話沒說。語文老師沒說什麼，讓他坐下了。他贏了這次打賭。還有一次，他要在學校裡拍一個短片，語文老師說服自己的同事，讓他在裡面扮演了一個壞老師的角色。
“對那個時候的小孩來說，再叛逆，你其實還是希望有個權威來首肯你。”20年後，韓天還記得，語文老師曾說過的一句話嘩啦一下劃開了他的小世界，他第一次意識到，去五道口賣打口碟，並不是未來的唯一選擇。“她說：韓天，你是我見過的學生裡面，未來最可能以筆為生的一個。”
電影《那一場呼嘯而過的青春》劇照。導演韓天想表達他對青春的看法：“青春的意義就是，愚勇。”
“成年人太把自己當回事”
《那一場呼嘯而過的青春》點映的時候，韓天當年感謝的那位語文老師李荔萍正好在外地。回北京以後，她和一個學生買了票去看，想給年輕導演的票房做點貢獻。她覺得影片對東北廠礦生活的描摹不是很準確，導演的表達也有點用力過猛，但這都沒有關係，別人在看故事，她在看韓天。她很高興，覺得那個20年前的少年還在。那個少年曾經讓她驚奇，也讓她充滿敬意。當年，看那一篇篇札記的時候，她看到的不是叛逆，而是一個13歲少年超越同齡人視野的關注視角，是他反叛面貌背後的理想主義，是他對世界的深情，以及隱隱的韌性。
這20多年，李荔萍做過語文老師、班主任、出國教過國外的孩子，也曾去密雲不太好的學校支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點。早些年的學生，師生角色的意識強，畢業多年了還叫“老師”。2010年以後的孩子有的開始管她叫萍姐、萍萍。“畢業返校，有些學生見面就擁抱你，有的推開辦公室門上來就說：來了！你是不是想我了？你是不是還愛我？”曾經她和韓天談王朔，談劉震雲，談當年的新褲子樂隊，現在她也熟知朱正廷、樂華七子、朱一龍、《鎮魂》。
但在這些以外，她並不覺得一代代學生的青春期有了多大的變化。“所有的孩子，不管什麼背景和時代，不管是激烈的還是沉默的，都是在尋找自己。”而孩子們和成人世界的鴻溝永遠是理解和信任。這比欣賞要難得多。孩子們特別敏感，也特別尖銳。從前有個學生高中考去了其他學校，一次他回來找李荔萍，說他和老師急了，上課摔門就走。因為孩子課上反駁老師的觀點，對方是個有資歷的老教師，想表現大度：“沒關係，我不跟你計較。”孩子更不接受了：“我要跟你計較，我可是在做學術討論。”其實衝突發生的時候，老師是欣賞他的，還曾經在課堂上念他的札記，表揚他，可是表揚的點不對。“你看，我是那樣的嗎？”他問李荔萍。
理解、信任，李荔萍提供這些稀缺品。她的辦公室有一張沙發，學生們有事沒事都喜歡來坐著靠著，有時候，坐著坐著，他們就開始聊，聊他們對世界的認識和想象，他們自己的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他們也會說最近的困擾：學業困境、未來規劃、親子矛盾、朋友紛爭、戀愛、暗戀、信仰，以及被視為禁忌的許多東西。
她有驚人的觀察力和記憶力，很多孩子坐到沙發上之前，她已經知道了他們的小祕密。曾經有畢業十幾年的一個班級聚會，給她打電話，手機在學生們手上傳遞，李荔萍聽著聲音準確地叫出了每個人的名字。她關注學生，但並不強求要闖入他們的世界，她會耐心等待。做班主任的時候，班裡有一個學生，家庭關係很緊張，防備心很強，“他永遠在審視你”。“我問他：‘咱倆談談？’‘我不想談。’我說：‘那好，先不談。’”李荔萍回憶，“我只是觀察他，在覺得我能給他支持的時候給他支持，把一些他可能擅長的事情交給他做。”最後李荔萍要被學校外派出國了，他突然說想談談。那一次兩個人沿著長安街走了三個小時，聊了三個小時。
我問李荔萍，她的祕訣是什麼。她想了想：“成年人的習慣性錯誤是，太把自己當回事。以成人的視角，你不能體會一個青春期孩子有多痛，有多愛。你也不願意接受孩子有足夠的理性做判斷和選擇。”
李荔萍的青春期是在江漢油田度過的。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那個名不見經傳的廠區學校，她遇到了兩位好老師。“那時候的政治課特別死板，但我們老師不是這樣。我還記得第一堂課，老師在黑板上寫了兩句話：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政治老師從來不以概念講概念，永遠讓我們思考，教我們思辨。”李荔萍和她的語文老師至今還有聯繫。如今80歲的老太太，得了癌症，還在寫詩，還在上網，像過去交筆友一樣交網友，永遠在接受新事物。當年，隔壁班的男老師連“愛情”兩個字都不敢說，語文老師在班裡講《套中人》，讓大家討論愛情對別里科夫的影響。她還給女生們開會，告誡她們“不要沒談兩天戀愛就給男生洗臭襪子”，教她們在愛情裡保有自我和獨立。
和學生談話的時候，李荔萍總是說得少，問得多。無論談論什麼話題，她從不下任何道德評價，也不會直接給出是與否的答案。她知道他們想要尋求意見，就坦白自己作為成人的生活經驗和理解，但是絕不要求孩子們接納。她讓他們自己去想，自己負責任地選擇，負責任地承擔。很多孩子來找她談感情，她很坦率：“我目前沒覺得你們兩個會成，也沒覺得你們不成。”孩子們總是愛得很熱烈，喜歡談未來，30年50年以後的事兒。李荔萍說：“不用想得那麼遠。哪怕三個月，只要這是一段認真的感情，你能在這個時間裡喜歡一個人，發現一些美，就是收穫，結果不重要。”她還會問他們：“你為什麼喜歡他／她？如果未來有一天，出現了一個人，擁有他／她的一切優點，甚至還有他／她沒有的優點，你會做何選擇？如果未來你們唸書，不在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城市，還想要在一起的時候，是犧牲自己還是保持獨立？”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6期，原文標題《青春不怕迷途》，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如果一個人和他的同伴沒有保持步伐，也許是因為他聽到了另一種鼓點。就讓他按他自己的步伐前進，無論他走得多快、多慢或多遠。”——梭羅，《瓦爾登湖》
主筆/徐菁菁
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提出，青少年時期需要面臨的最主要的發展任務，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
青春期渴望“船長”
一個月以前，為了做一篇慢性疼痛的報道，我跟著宣武醫院神經內科大夫閔寶權出了一次門診。閔寶權擅長治療未能明確診斷或治療療效欠佳的疑難病症，慕名而來的病人許多都患有軀體化障礙。簡單地說，他們身體上的各種不適和疼痛是心理因素造成的。這些病人當中有不少是處於青春期的孩子。有時候，閔寶權不只要給孩子做抗抑鬱抗焦慮的心理和藥物治療，還要求家長接受心理諮詢，改變對孩子的教育方式。
有一次，一位母親聽說閔寶權在解決青少年心理問題上很有一套，前來諮詢。這位母親的主訴是孩子不但不學習，還事事都不聽話。可是孩子和心理諮詢師聊得很好，他說：老師，從來沒有人真正這樣聽我說話。他上的是重點學校的實驗班，雖然不拔尖，也不差。閔寶權告訴家長，孩子是好孩子，讓家長努力控制自己的焦慮情緒。沒想到這位媽媽非常憤怒，把醫生們狠狠數落了一通。“不過我倒是一點不擔心這個孩子，”閔寶權說，“因為他不聽媽媽的話，他的內在自我很強大，能夠把媽媽的負面影響屏蔽掉。”
人總是一邊長大一邊遺忘，我們遺忘了遙遠的幼年和童年，並不那麼遙遠的青春期也變得模模糊糊，變成了一個陌生的世界。眼前的少年高傲、易怒、缺乏理智，總是拒絕規勸和指點。於是，“叛逆”成了成年人口中青春期最鮮明的標籤。閔寶權的故事突然讓我意識到一種可能：叛逆會不會是成人社會對青春期的偏見和誤讀？無獨有偶，我聯繫一位頗受學生愛戴的中學老師採訪，她沒有接受，倒是留下了幾句話：“哪隻青春有叛逆，這世界誰不叛逆？憑什麼說人家孩子？孩子是弱勢群體，被標籤了‘叛逆’。你不標籤他們，他們很友好，最溫和。”
幾年前，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健康與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部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邊玉芳在某報發表過一篇關於青春期的文章，題目叫做《叛逆是一個好的開始》。邊玉芳告訴我，編輯拿到這篇文章立刻給她打了個電話。她說：“邊老師，你是不是把標題寫錯了？”“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裡面有一些錯誤的觀念，比如說我們都希望孩子是乖的，乖孩子才是好孩子，但實際上，這個評價標準是從成人輕鬆便利的角度出發——‘你不要給我惹麻煩’。”邊玉芳說，“我們並沒有去想，從孩子的成長來說，什麼是他們真正需要的。”
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
上世紀60年代，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埃裡克森提出，個體一生要經歷8個連續而又不同的發展階段，每一個階段都面臨著一個主要的發展任務。雖然這一任務在其他階段也會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但由於生物、心理和社會因素的交互作用，這一任務會在某一階段顯得格外突出。其中，青少年時期需要面臨的最主要的發展任務，就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自我同一性是青少年探尋自己和他人的差別、認識自身、明確自己更適合哪種社會角色的過程。”邊玉芳說，“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人對‘我是誰’‘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如何適應社會’等問題具有連貫統一的認識。後來，很多心理學家在研究青春期問題時都有過類似的描述。”
這種自我探索的需求可以解釋青春期的很多現象。“比如在青春期的初期，男孩面對自己長出毛茸茸鬍鬚的臉、女孩面對自己變得有曲線的身體都會感到陌生，這就是一個自我探索、自我接納的過程。也是因為探索，青春期孩子可能會嘗試一些‘出格’的事情，比如偷偷地抽菸、喝酒，因為那是成年人乾的；他們還會經歷‘個人神話’的階段，感到自己無所不能；他們會去尋求特殊的感覺刺激，幹各種冒險的事情；甚至會羨慕崇拜一些社會上的‘小混混’，因為他們不必遵守某些規則。”邊玉芳說，“可以說，一定程度的‘叛逆’是孩子們探索自我的手段。孩子只有經歷了自我懷疑、混亂、衝動，在各種不同的嘗試和探索之後，才能建立自我同一性，未來才能發展得更好。”
然而，這種自我的探索很可能與成人世界發生尖銳的碰撞。
我的前同事王丹陽說自己是被“逼成了叛逆少女”。初中一年級的暑假，她在學校圖書館裡翻出了一本小仲馬的《茶花女》，一下子被成年人世界的語言和浪漫情懷擊中了。一次，她在課堂上模仿徐志摩寫了一首關於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小詩。課間，她分享給前後桌的同學，男生們隨即起鬨。爭搶之中，寫詩的作業紙拿到了前來上課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手裡。“老太太頓時對我‘刮目相看’。”王丹陽，“她說，看不出來你還會寫這種東西，小姑娘看看還是蠻好的，腦子裡怎麼想這些？你爸爸媽媽知道嗎？”說起這個場景，王丹陽記得老師的每一絲表情和語氣。從此她就在老師那裡掛上了號。初中的女生已經知道打扮，王丹陽喜歡穿家裡姐姐們給的微喇牛仔褲，貼身的絨線背心，戴阿姨送的金項鍊。老師還是那種眼神：“我知道你小丫頭，小腦筋也會動動的。”
“其實我那時候也不談戀愛，也不是不學習，本來談不上叛逆，可突然一下子，從這種眼神和語氣裡，我意識到，我變成了異類分子。”少女王丹陽又驕傲又自卑。她寫了一首批判班主任的詩，在全班傳閱，同學們說她是“英雄”，她自信得很。她覺得周遭一切的庸俗都匹配不上自己在文學中見識的高尚世界。“我心裡暗暗發誓，我長大以後，要比你們這些成人更高尚。”而現實是，前途好像非常迷茫。初三中考的時候，班主任把王丹陽叫去：“我覺得你考高中沒希望的。你和你爸爸商量一下，考個中專技校比較保險。”
那時候的王丹陽沒想到，自己最終還是會從事一份以文字為生的工作，只不過兜兜轉轉，職業高中、考大學、復讀、再考大學，繞了許多彎路。和我描述這段經歷，她說得最多的句子是：“我不知道呀！”“沒有人和我講。”除了少年們想要征服的世界，想要跨越的牆，成人還有沒有可能扮演其他角色？
王丹陽的故事讓我想起了東北作家鄭執。鄭執當年考上了全省最好的重點中學，可是自從上了高中，他就開始“放任自流，早戀、貪玩，總之就是不學習，很快就滑落至全年級墊底”。東北每年會下幾場很大的雪，只要一下雪，老師就會組織學生一起掃雪，有時候雪一邊下一邊掃。每次掃雪，鄭執都會故意消極怠工，讓老師罰他一個人留下。有一次，其他人都進教室之後，他就一個人站在雪地裡，“也不知道在幹什麼，抬起頭任雪花衝撞在我的臉上，腦子一片空白”。從那天起，他開始了一場長達三個月之久的行為藝術表演，不跟任何一個人說任何一句話。鄭執和我的同事駁靜談起那段時光：“很困惑，真的就對自己哲學三聯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只覺得心裡有很多東西，但我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我為什麼要坐著跟大家一起學，為什麼一定要高考，一定要上大學？”
19歲進入大學，鄭執寫了一本長篇半自傳體小說，記錄一個少年的隱祕青春往事。朋友勸他去投稿，沒想到真的順利出版了。這件事，讓他一下子明白了，那一天站在雪地裡，降落在他身上的雪和那些情緒到底代表著什麼。“如果那時候有一個人能和我說：鄭執，你可以嘗試一下寫作，寫寫你心裡想的東西，未來，你可能有天賦幹這行，我也不至於困擾三年。我那個時候，怎麼可能想到這條路，連那一閃念都沒有。”鄭執說，“如果我現在再遇到一個孩子，十六七歲，我看到他像我中學時那樣精神困苦，我願意跟他交流，告訴他我的經驗，或者我會告訴他一句話，你的天賦也許能幹點很特別的事。”
電影《死亡詩社》劇照。在這個故事裡，男孩們找到了他們的“船長”
《死亡詩社》大概是電影史上最知名的青春片。建校100週年的威爾頓貴族學校是美國最好的大學預備學校，然而沉悶的氛圍、陳腐的說教讓威爾頓的男孩們咒罵它是地獄，周圍的成年人就是地獄的建造者和封鎖它的高牆。新來的基廷老師卻知道他們心中的渴望。他哼著《揚基進行曲》，撕去教科書上教條的詩歌分析。在影片的最後，同學們站上課桌大聲朗讀詩歌與“引咎辭職”的基廷告別。
在《死亡詩社》的影片裡，男孩們把教師基廷稱作“船長”。很顯然，青春期渴望“船長”。那麼，真實的青春故事裡，“船長”會是什麼樣？
除了少年們想要征服的世界、想要跨越的牆，成人還有沒有可能扮演其他角色？（視覺中國供圖）
“青春的意義就是，愚勇”
2017年，電影處女作《那一場呼嘯而過的青春》上映後，年輕導演韓天去“豆瓣”上看觀眾的影評。被點贊最多的一條短評讓他特別欣慰，那恰好說出了他的心聲：“青春的意義就是，愚勇。”
這不是韓天第一次拍青春片。2015年他聯合導演了一部網劇，那是他最痛苦的拍攝經歷之一。他和出品方的審美體系完全衝突，10天后就決定退出拍攝。韓天不喜歡那種刻意製造出偶像感的青春片，明明是蝸居在地下室的男主角，卻非要讓他穿著名牌戲服。他覺得那很假。在他看來，青春的主題是義無反顧，是奮不顧身。他也不想要“美的、甜的、光鮮的”，因為青春裡有幽暗、有失落，還有毀滅性的東西。
《那一場呼嘯而過的青春》原本是一部小說，韓天看中了小說選取的時代背景——上世紀90年代的東北，冰冷衰頹，“特別能映襯出青春裡的那種熱和血”。但他覺得原本的故事不夠勁。他從哈爾濱、瀋陽、本溪、撫順一路走過去，找了許多“70後社會人”，喝酒、聊天，聽他們青春期的真實經歷，最後花了兩個月重寫劇本。電影裡，有性、有暴力、有下崗潮、有黑幫，在愛情中奮不顧身的男孩女孩捲入了殘酷的成人世界，遍體鱗傷。
在外人看來，這個故事距離韓天很遠。他屬於“別人家的孩子”，小學、初中、高中，韓天讀的都是全北京最好的那類學校。可是韓天知道，他在電影裡存了私心，“我想把我沒有徹底釋放出來的東西，釋放出來”，“我在一個別人的故事裡，找到了它跟我的關係”。
小學升初中，韓天考上了北京一所一流中學的奧林匹克數學實驗班。開學前，他讓媽媽去學校找老師，要求調換到普通班。老師覺得很奇怪，從來只聽說想盡辦法擠進實驗班的，沒聽說過進了實驗班還想出去的。這個訴求沒通過，韓天覺得自己的世界一下就崩潰了。
他原本以為生活會發生改變。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韓天進入了北京西城區奧數集訓隊，每週要進行三次集訓。80名小學生被分成兩個梯隊，頻繁進行末位淘汰。韓天的水平在一班的後段：“我產生了極大的焦慮，每天都在恐懼從一班掉到二班，沒辦法向爸媽交代。”唯一支持他學下去的是一種純理性判斷：“你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初中能升一所好學校。我覺得再怎麼樣，忍一忍過去就好。”
在實驗班，韓天發現，噩夢非但沒有結束，還變成了升級版。“這個班級依然是競賽導向的。那個年齡段的孩子會非常渴望玩伴，但班裡的絕大多數同學都是奧數怪咖，競爭感極強。同學們週末一起去上奧數班，平時在一塊兒聊天也是探討數學問題。我接受不了這種相處方式。”
韓天去文學裡尋找他認同的那個世界。小學的時候，他躲到童話世界裡逃避焦慮。他讀鄭淵潔，印象最深的是《紅塔樂園》。皮皮魯他們幾個孩子變成火柴棍大小，在沒有家長的訓斥、沒有老師的管束的紅塔樂園中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鬧就鬧。上了初中，在地安門橋頭的一個書店，他第一次自己掏錢買了本《王朔自選集》。“我看《頑主》，看他‘千萬別拿我當人’這類語言，對他消解一切嚴肅的態度特別欣賞。我就學他的樣子，在我同學討論嚴肅數學問題的時候，通過各種方式擠對他們。”韓天有個表哥，收藏了一堆打口盤。他在表哥那兒第一次聽了搖滾。“跟我以前聽過的所有音樂都不一樣，特別躁，喜歡！”
他決心和所有人都不一樣。韓天從家裡翻出一個老軍包，給它剪出時髦的破洞，用紅字寫上“革命”兩個字，揹著去上學。學校不讓留長頭髮，他就剃一禿子。他死活退掉了週末的奧數班，別人去上奧數，他就在家寫小說。
韓天用一種堅硬的方式對抗成年世界的不理解。他和幾乎所有老師的關係都特別差，“差到要幹起來”。有時候在課堂上，兩句話不對付，他起身就出了教室。有一次，他嘗試去找英語老師請教習題。老師說：“都沒想到你們班有基礎這麼差的同學，早知道，我就不帶你們班了。”韓天摔了書本扭頭就走。還有一次，一家人正吃涮羊肉，爸爸聊起學習成績，說了一句話：你看不起那些學習好的同學，只是因為你學習不好。韓天站起來就把火鍋給打翻了。他覺得自己必須離家出走，可是騎自行車在外面轉了一圈，無處可去，還是回家了。
他買了本書，英國“憤怒的一代”代表作家約翰·韋恩的《打死父親》，特地擺在家裡的書桌上。父母問韓天對未來到底有什麼打算，他確實仔細想過。五道口東昇派出所對面有條小街，兩邊全是賣搖滾打口盤的店。他每次去買盤，看到那些留長髮、文身、打著耳釘的搖滾青年，覺得他們就是自由和獨立的象徵。韓天很認真地和母親講：我以後就去賣打口碟。
現在說起這些事兒，韓天會變得柔軟很多。比如那位傷害了他的英語老師，他覺得他可能並無惡意，只是不大注重學生的感受；比如父母，“他們相對來講還是挺開明的”。可是在那個時候，他就是沒辦法跟這個世界和解。他依然欣賞自己曾經有過的“愚勇”。他也承認自己難纏，要理解少年韓天，“除非真的認可我”，而認可太難了。
這個實驗班裡也有其他叛逆的孩子。最叛逆的一個恰恰是入學時班裡唯一一個數學競賽金牌得主。他比韓天更決然。“我那時候，對老師、學校心裡還是有一點敬畏的，可他不。他和老師對峙，眼神裡那種冷冷的輕蔑，看得我都背後一涼。”這個孩子從來不聽課，永遠穿一件長袖襯衫，上課永遠用胳膊撐著腦袋。長長的耳機線從袖子裡穿出來，正好用來聽評書。這些叛逆少年們和周遭的世界似乎是絕緣的，“每個人都是一座小小的孤島”。
初一下學期的時候，韓天的班裡新來了一位年輕的語文老師。他還記得第一節課，老師在臺上做自我介紹，她最後說：“我希望能跟大家很好地度過未來的兩年。”慣性使然，韓天在底下大聲接了一句：“那可不一定。”韓天早已忘了這位老師說了什麼，他只記得，她居然接住了他的話，讓他覺得沒脾氣。很快他就發現，這位老師和誰都能聊，都聊得來，包括那位聽評書的少年。這是少年韓天幸運的開始，成人世界為他打開了一道門。
那時候，韓天在每週的札記裡寫過許多“大逆不道”的東西。初二時的班主任崇尚高壓管理，韓天長篇大論、冷嘲熱諷，說有政治流氓，也有教師流氓。他在札記裡連載自己的小說，有一部叫《痞子》，學的是王朔的一套，想象了一個江湖社會，各種痞子橫行，幹些殺人越貨的事，但他歌頌這些人有情有義，互相之間有很深的感情。他看了劉震雲的官場小說，把他寫的那種鉤心鬥角挪到了學校的管理層身上，寫了篇校長和數學老師之間故事。
這位語文老師不但沒有因此教育他，還覺得他很多東西寫得不錯。她會和韓天談他看過的那些小說，告訴他哪些作家是好的，哪些作家言過其實。不只如此，她似乎能夠容忍他的一切胡來。有一次，韓天和同學打賭，說自己一上午絕不說一句話。大家都認為他一定輸，因為他們會起鬨讓老師點名提問。就是在語文課上，韓天被叫了起來。僵持了整整半分多鐘，他一句話沒說。語文老師沒說什麼，讓他坐下了。他贏了這次打賭。還有一次，他要在學校裡拍一個短片，語文老師說服自己的同事，讓他在裡面扮演了一個壞老師的角色。
“對那個時候的小孩來說，再叛逆，你其實還是希望有個權威來首肯你。”20年後，韓天還記得，語文老師曾說過的一句話嘩啦一下劃開了他的小世界，他第一次意識到，去五道口賣打口碟，並不是未來的唯一選擇。“她說：韓天，你是我見過的學生裡面，未來最可能以筆為生的一個。”
電影《那一場呼嘯而過的青春》劇照。導演韓天想表達他對青春的看法：“青春的意義就是，愚勇。”
“成年人太把自己當回事”
《那一場呼嘯而過的青春》點映的時候，韓天當年感謝的那位語文老師李荔萍正好在外地。回北京以後，她和一個學生買了票去看，想給年輕導演的票房做點貢獻。她覺得影片對東北廠礦生活的描摹不是很準確，導演的表達也有點用力過猛，但這都沒有關係，別人在看故事，她在看韓天。她很高興，覺得那個20年前的少年還在。那個少年曾經讓她驚奇，也讓她充滿敬意。當年，看那一篇篇札記的時候，她看到的不是叛逆，而是一個13歲少年超越同齡人視野的關注視角，是他反叛面貌背後的理想主義，是他對世界的深情，以及隱隱的韌性。
這20多年，李荔萍做過語文老師、班主任、出國教過國外的孩子，也曾去密雲不太好的學校支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點。早些年的學生，師生角色的意識強，畢業多年了還叫“老師”。2010年以後的孩子有的開始管她叫萍姐、萍萍。“畢業返校，有些學生見面就擁抱你，有的推開辦公室門上來就說：來了！你是不是想我了？你是不是還愛我？”曾經她和韓天談王朔，談劉震雲，談當年的新褲子樂隊，現在她也熟知朱正廷、樂華七子、朱一龍、《鎮魂》。
但在這些以外，她並不覺得一代代學生的青春期有了多大的變化。“所有的孩子，不管什麼背景和時代，不管是激烈的還是沉默的，都是在尋找自己。”而孩子們和成人世界的鴻溝永遠是理解和信任。這比欣賞要難得多。孩子們特別敏感，也特別尖銳。從前有個學生高中考去了其他學校，一次他回來找李荔萍，說他和老師急了，上課摔門就走。因為孩子課上反駁老師的觀點，對方是個有資歷的老教師，想表現大度：“沒關係，我不跟你計較。”孩子更不接受了：“我要跟你計較，我可是在做學術討論。”其實衝突發生的時候，老師是欣賞他的，還曾經在課堂上念他的札記，表揚他，可是表揚的點不對。“你看，我是那樣的嗎？”他問李荔萍。
理解、信任，李荔萍提供這些稀缺品。她的辦公室有一張沙發，學生們有事沒事都喜歡來坐著靠著，有時候，坐著坐著，他們就開始聊，聊他們對世界的認識和想象，他們自己的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他們也會說最近的困擾：學業困境、未來規劃、親子矛盾、朋友紛爭、戀愛、暗戀、信仰，以及被視為禁忌的許多東西。
她有驚人的觀察力和記憶力，很多孩子坐到沙發上之前，她已經知道了他們的小祕密。曾經有畢業十幾年的一個班級聚會，給她打電話，手機在學生們手上傳遞，李荔萍聽著聲音準確地叫出了每個人的名字。她關注學生，但並不強求要闖入他們的世界，她會耐心等待。做班主任的時候，班裡有一個學生，家庭關係很緊張，防備心很強，“他永遠在審視你”。“我問他：‘咱倆談談？’‘我不想談。’我說：‘那好，先不談。’”李荔萍回憶，“我只是觀察他，在覺得我能給他支持的時候給他支持，把一些他可能擅長的事情交給他做。”最後李荔萍要被學校外派出國了，他突然說想談談。那一次兩個人沿著長安街走了三個小時，聊了三個小時。
我問李荔萍，她的祕訣是什麼。她想了想：“成年人的習慣性錯誤是，太把自己當回事。以成人的視角，你不能體會一個青春期孩子有多痛，有多愛。你也不願意接受孩子有足夠的理性做判斷和選擇。”
李荔萍的青春期是在江漢油田度過的。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那個名不見經傳的廠區學校，她遇到了兩位好老師。“那時候的政治課特別死板，但我們老師不是這樣。我還記得第一堂課，老師在黑板上寫了兩句話：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政治老師從來不以概念講概念，永遠讓我們思考，教我們思辨。”李荔萍和她的語文老師至今還有聯繫。如今80歲的老太太，得了癌症，還在寫詩，還在上網，像過去交筆友一樣交網友，永遠在接受新事物。當年，隔壁班的男老師連“愛情”兩個字都不敢說，語文老師在班裡講《套中人》，讓大家討論愛情對別里科夫的影響。她還給女生們開會，告誡她們“不要沒談兩天戀愛就給男生洗臭襪子”，教她們在愛情裡保有自我和獨立。
和學生談話的時候，李荔萍總是說得少，問得多。無論談論什麼話題，她從不下任何道德評價，也不會直接給出是與否的答案。她知道他們想要尋求意見，就坦白自己作為成人的生活經驗和理解，但是絕不要求孩子們接納。她讓他們自己去想，自己負責任地選擇，負責任地承擔。很多孩子來找她談感情，她很坦率：“我目前沒覺得你們兩個會成，也沒覺得你們不成。”孩子們總是愛得很熱烈，喜歡談未來，30年50年以後的事兒。李荔萍說：“不用想得那麼遠。哪怕三個月，只要這是一段認真的感情，你能在這個時間裡喜歡一個人，發現一些美，就是收穫，結果不重要。”她還會問他們：“你為什麼喜歡他／她？如果未來有一天，出現了一個人，擁有他／她的一切優點，甚至還有他／她沒有的優點，你會做何選擇？如果未來你們唸書，不在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城市，還想要在一起的時候，是犧牲自己還是保持獨立？”
理解與信任，李荔萍老師為她的學生提供了這種稀缺品（於楚眾 攝）
李荔萍也會和某個姑娘約法三章：“第一，你要保護好你自己；第二，戀愛它很重要，但永遠不是生活的全部，未來你有工作，現在你有學習；第三，如果有一天你們倆分手了，不能反目成仇。”說能做到就可以談戀愛，做不到，說明成熟度不夠，就要暫緩。跟男孩她會說：“從今天開始，我就以一個成年人的標準來要求你，你再不可以跟我說，我犯的錯誤是一個小孩子犯的錯誤，是可以原諒的。”
學生找她聊完，她也不追著孩子看他們到底怎麼做，她給他們時間和空間。“我們之間有足夠的信任，我知道他們需要的時候，自然會來找我。”
時間長了，孩子們知道，李荔萍是他們在成人世界裡的後盾。有孩子談戀愛，一直沒來找她談，有一天突然來了，原因是：“我們家長馬上會來找你了。在這之前，我們想先和你談談，讓你知道我們是怎麼回事。”有的孩子父母出現矛盾，會找她幫忙，給她安排任務：“今天晚上我爸不在，你可以給我媽打電話，明天你可以跟我爸談談。”
有一個孩子困擾得不得了，因為他住校後回家，發現父母經常吵架，回到學校就擔心父母還在吵。他找李荔萍求助。李荔萍找媽媽聊，發現這個家裡一直是媽媽管孩子，因為孩子開始住校，媽媽沒法適應生活變得沒著沒落。先生又找她要錢準備炒股，引爆了火藥桶。她問那位母親：“為了孩子，虧2萬塊錢行不行？既然行，拿去給先生炒股，盈虧自負，就當這筆錢沒了。你有沒有興趣愛好？烘焙班、繪畫班趕緊去學一個。”回頭她叮囑孩子：“每天晚上8點晚自習課間給媽媽打一個電話，說說每天吃了什麼，幹了什麼，就一分鐘。時間到了就說同學來問你題了。”
聽李荔萍說她的故事，我有一點疑惑：她在北京一流的中學任教，學生再叛逆也是優秀的孩子，他們的家長大多也受過良好的教育，相對開明。她的這套做法，換一批學生，換一批家長，管用嗎？李荔萍說，這不是她第一次被質疑。妹妹一家生活在老家，用妹妹的話說：你那一套只在大城市有用。
這個批評，她不接受。四五年前，她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對方在電話那頭說：“老師，我找你找得好苦，你知道我是誰嗎？我要跟你說，我現在是光榮的人民海軍戰士，我是副班長，我得了兩次嘉獎。我要求我所有的兵都不可以喝可樂。因為我的老師說過喝可樂不好。”2007年，李荔萍在北京密雲成績最差的一個初中支教。這位海軍戰士是當時學校成績最差的學生之一。她還記得，這孩子總在學校外面的小賣部買可樂。她覺得飲料喝多了不好，有一回她和男孩說：“別喝了，這一天得花多少錢？”“沒事。”男孩不以為然，“我媽麻將轉兩圈，錢就有了。”“那也別喝，可樂喝多了不好。”李荔萍隨口說了一句。
男孩後來沒有考上高中，參了軍。在電話裡，他說：“你有一句話對我影響特別大。你說每一個人都不一樣，但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層面上達到最好。我去參軍的時候，我跟我媽說，你把獎狀給我收好，那是我上學讀書階段得的唯一一張獎狀。”李荔萍還記得那張獎狀。剛到密雲學校的時候，她讓孩子們讀課文，三行能錯十幾個字；聽寫詞組，20個能錯20個。她只好把記字詞變成闖關遊戲。這孩子有一天說：“老師你得表揚我，我有進步。前兩天我一個都不對，今天我對了一個。”於是，李荔萍找了張紅紙，手寫了一張獎狀。
李荔萍說，做老師其實很難預估自己，會對孩子產生什麼影響，但孩子總是會給人驚喜。在密雲的學校裡，初一倒數第五名的男孩喜歡上了年級排在第五名的姑娘。他是不會主動找李荔萍談這件事的。有一天男孩遲到，遇到李荔萍，偶然的機會，她看到他在手腕上，用刀刻了一個“戴”字。一場談話順其自然地發生了。
“這手怎麼回事？”
“沒什麼。”
“喜歡就喜歡，刻它幹嗎？”
“我喜歡我就刻。”
“你們村有一個又黑又胖也不太聰明的小姑娘，人家也喜歡你，也在手上刻了你的名字。”
“不行，不能讓她刻。”
“怎麼不能呢？你不是說喜歡就能刻嗎？她喜歡你，比你喜歡別人還深。不僅得刻，還得烙上，行不？”
“不行！”
“那你看，喜歡一個人，刻這個有用嗎？”
“沒用。”
“那你能為你喜歡的人做點啥呢？”
“我能保護她，我能打架。我下午放學就去，我都跟鎮裡的衛生所說好了，讓他們給我留張床。”
“人家不需要你幫她打架。再過兩年，人家就會去外面上高中、上大學了。還需要你打架嗎？”
“不需要。”
“我想想你能為她做什麼：你現在家庭條件還可以，現在有三輛車，過幾年三輛車報廢的錢能買一輛‘面的’。從密雲縣城到村裡坐‘面的’10塊錢，以後姑娘週末放學回家，你能幫她把這來回10塊錢省了。或者，你還能開一個小飯館，人家正好到你的飯館吃飯，可以免個單，多做幾個好吃的。除了這個，我現在想不太出來你還能給人家做啥。其實，她喜不喜歡你不重要，可是將來，遇到任何一個你喜歡的人，你都得想，你能做啥。”
對李荔萍來說，這只是一場普通的戲謔式的談話。讓她沒想到的是，第二天，這個孩子來了。“他說他昨天回去沒睡著覺，他特別仔細地想了想，除了我說的兩件事，他真的做不了什麼。他說，老師，我要跟你談談我的未來。”
李荔萍記得，剛到密雲的時候，老師們都很苦惱。“他們說學生的素質不好，家長也不行。我說：你們看看來開家長會的家長，當年都是你們的學生。我們不用想別的，只想一件事，我們送出去的這些孩子將來能是合格的家長。他們不會再靠兩圈麻將摸出來給孩子買可樂的錢。他們的家裡能有書櫃。孩子看書的時候，不會跟孩子說‘別幹那沒用的’。”李荔萍在密雲工作了一學年，學校新換的校長也是有教育理想的人，這一年的中考，學校的中考成績考到了密雲縣前三名。
等得起的老師
每一次教新學生，李荔萍都會在課堂上宣佈：“我的教學肯定不是適合所有人的，所以這40分鐘你一定要學會休息，哪些聽哪些不聽，自己做一個判斷和選擇。我的作業不是說你必須都要做的。但是你一定要告訴我，這個作業不做，我能把它換成什麼？”
可是有的孩子依然不接受。有個學生，高一入學就拒絕寫作業，沒有原因，就是覺得不想，不能。“不寫沒關係，我用其他的方式來幫他建立學習的關係。我可以等。”這一等就是兩年。有一天，李荔萍說：這個作業，我覺得你得做。孩子很坦然，接受了。她在課堂上組織討論，談藝術、談公平、談美。有一天孩子拿著他的討論筆記：“天哪，這是我這輩子寫得最長的東西。”
我問李荔萍，執教二十多年，她有什麼改變。她覺得隨著年齡的增長，她對人的理解力和包容力更強了。更重要的是，她比從前更有耐心。“教韓天的那個時候，我看到一個孩子在迷茫，我還想把他拉到我認為的更好的道路上來。現在不會了。只要他們是安全的，我承認孩子們各種狀態的合理性。我允許他們摔跤，犯錯，認為有些錯誤是成長中必然要犯的。我允許他們在尋找中揮霍青春，年輕不就是用來揮霍的嗎？我相信每個生命，你給他合適的土壤，充足的空氣和陽光，充分的空間，他都能長成他自己最好的樣子。”
常有學生來問李荔萍，自己喜歡上了某個同學，兩個人在一起合不合適。“我覺得不太合適。”但她會加上一句，“但這並不妨礙你們試一試。”有嘗試，有思考，才有成長。有個女孩子來找她，說喜歡上了一個男孩子，覺得他哪兒都好，可是家裡非常反對。李荔萍根據女孩的描述，說了她覺得男孩可能有哪些不足。女孩聽完生氣了，走了。兩個月後，女孩又來了，這一回，把男孩說得一無是處。李荔萍又給她分析：其實還有一種可能，他並沒有你說的那麼差。女孩抱怨完，李荔萍說：“說痛快了？那就回去。一個月後想談，再來。”等女孩再來的時候，她已經對人和事的認識有了更全面的看法。
所有的試錯，她都給學生畫一條線：“一件事情能不能做，什麼是基本的原則？前景有多美好是誘惑力，但是你一定要想這件事情最糟糕的結果是什麼？如果你能承擔這個結果，前景又足夠誘惑，你就可以去做。如果最糟糕的結果是你不能承擔的，無論前景多美好，多誘惑人，你都不能做。”
前些年，李荔萍和兩個學生談談高考填報志願的事。那時候北京市是考前依據兩次全市模擬考成績填志願，第一志願和第二志願拉開檔次，有150分的差距。第一個孩子第一志願要填北大，但根據兩次模擬成績來看他的希望渺茫。李荔萍只和他談了5分鐘。
“根據我對你的瞭解，你的水平夠得上北大的要求，但你現在狀態不好，單純按照你的模擬成績看，是沒有希望的，你後面或者能調整好狀態，不過，考上北大的概率也只有50%。你是怎麼想的？”
“我還是想報北大，我覺得人生要這樣才好玩。”
“那好，可是你的第二志願必須是自己能接受的選擇，也是自己喜歡的。你想好了嗎？”
“我想好了，我想考××大學或者××大學，我覺得中國的環境問題是我關注的，也是大有可為的地方，我可以接受。”
談完，李荔萍給孩子的家長打了電話：“我覺得我沒有任何理由勸他走保險的路線。”
這個孩子考上了北大。
另外一個孩子要報清華，因為他喜歡的那個姑娘報清華。李荔萍問他：“以你的狀態，你的學習，只有5%的可能性會考上清華，你怎麼想的？”孩子說：“人總得為自己喜歡的事情做一點表達。”李荔萍又問：“那很可能，你的第一志願就是一場行為藝術。你做什麼樣的打算？”孩子報上了另外一所大學的名字，之所以這麼選，是因為上了這所大學，孩子周圍的人群會和他從小成長的環境非常不同。他說，“這個國家有那麼多不同的地方。我一直在北京讀書生活，我想去認識不同的群體，瞭解不同的人”。
李荔萍也沒有再勸這個孩子。這個孩子最後沒有考上清華。一年以後，他回學校見到李荔萍，他說自己確實在大學裡接觸到了背景豐富的同齡人，也對未來已經有了打算。
“家長和孩子之間的認知衝突很大，因為家長覺得穩定才是美好的生活，而在孩子看來，穩定是無聊的生活。我總說每一代人都該過自己的生活，如果每一代人都替上一代人實現夢想就太可悲了，我們永遠都沒有自己的夢想。”李荔萍解釋自己的這個選擇，“你必須提醒他：這就是衝動。但如果他堅持要做這樣的一個衝動表達，讓他去做。對於這個孩子而言，這並不是什麼糟糕的結果。未來，他回想起自己的青春，曾做過一件足夠有勇氣的事，為喜歡的東西義無反顧，竭盡所能。”
在東北採風的時候，和那些曾經混迪廳、泡酒吧的“社會人”坐在一起聊青春往事，韓天總是有些蒙。他很難把他們的敘述和自己眼前的形象聯繫在一起。“我相信有一小部分人可能確實走偏了，可是絕大多數人，他們今天就是一個正常的成年人。”讓韓天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從前的“大哥”。“跟我們坐在一個飯桌上吃飯的時候，能感受到他的那種溫和，那種對別人的體貼，給你夾菜，生怕你沒有受到照顧，然後他還會說：‘唉呀，晚上實在不能陪你們喝酒了，我孩子這兩天發燒了，我得回家。’他突然就回到了特別有秩序的一個生活裡面，你聽他以前的事情那麼轟轟烈烈，然後今天變成一個這麼溫和，好像誰都可以欺負的這麼一個人。非常有意思，時間的跨度給人帶來這樣的變化。”
“青春不怕迷途，迷途還可以走回來。”李荔萍說。我問起當年韓天班上那個永遠戴著耳機聽評書的孩子。李荔萍告訴我，他後來沒能考上本校高中，大學開始上的也是相對普通的大學，讀的理科專業。大學上了一年，他回到學校找李荔萍，說想復讀。後來他真的復讀重新高考，讀了他喜歡的文科專業，還唸了碩士，最後在一家研究所從事相關工作。
“你永遠不能站在28歲的位置，去批判18歲的判斷和選擇。”李荔萍說，“你不能說一種人生比另外一種人生更好，一種美比另外一種美更高貴，一種愛比另外一種愛更有價值。人生任何一個地方都不是終點，沒有所謂的失敗，也沒有一條絕對完美的路。這個世界總是在不斷變化，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幫助孩子發現自己，找到自己想要什麼，在面對每一次抉擇的時候，他們都能儘可能地去了解掌握信息，不拒絕外部意見，又有勇氣坦然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他們能夠在當時的心智水平下做出負責任的判斷選擇，願意也有能力為自己的選擇承擔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