媯水河——唐代粟特人的萬里鄉愁（連載28）

八新儒州到可汗州

本部分先看幽州藩鎮的第二個階段名單：

朱克融（821－826年）

朱延嗣（826年）

李載義（826－831年）

楊志誠（831－834年）

史元忠（834－841年）

陳行泰（841年）

張絳（841年）

張仲武（841－849年）

張直方（849年）

周綝（849－850年）

張允伸（850－872年）

張簡會（872年）

張公素（872－875年）

李茂勳（875－876年）

李可舉（876－885年）

李全忠（885－886年）

李匡威（886－893年）

李匡籌（893－894年）

劉仁恭（895－907年）

劉守光（907－913年）

在這些藩鎮的背景下，本段歷史最後的一個環節，就是要從“新”儒州再進一步深入到內部的再細化的發展，就是今天的延慶東北地區的舊縣鎮舊縣村的出現。但是在延慶內部的城鎮結構逐漸豐富的同時，其外部也在豐富。這就是唐初貞觀年間的最原始的媯州的也在分裂位更多的州。體系內和體系外是同時在發展的。甚至是在縣級的單位也是裡外同時在發展的。這就是在說明，唐末五代到遼初這個地域其實是發展的，而不是停滯的。如果對比高適到這裡出差公幹老大的不樂意，唐末這裡實際上已經稱為北方發展的核心區域，最終成為遼帝國南下爭雄的重要跳板。你當然不能說這裡是邊鄙之地了。這是因為我國包括河北東北部、東三省、內蒙東部等地區在契丹族的組織下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從歷史看這種發展，就是在建立了政權的鮮卑北魏時期也是不存在的。所以這是中國北方的第一次的擴散性的發展。其背後的歷史價值和社會意義是如何高估都不過分的。沒有這次遼朝在這片地區的發展，後面的元王朝、清王朝的大一統的格局就不會出現。所以說遼帝國的出現是我國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而延慶的舊縣村就出現在這樣一個可以舉一掛萬的歷史關鍵點上。我們下面的討論也是從這裡展開而逐漸向更遠處的區域發展。

而這個舊縣在當時叫“晉山”。《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八後樑紀三》中胡三省有條注：嗣源進攻儒州，拔之。此句下，胡注：唐末於媯州東置儒州，領晉山一縣。這是晉山縣最早的文字記錄。而且是在宋末元初的胡三省的註釋中透露出來的。以兩宋三百年與北方遼、女真、蒙元三個草原民族的戰爭的歷史，我想此時點出這個晉山縣，恐怕是胡三省看到了其重要之處。可以說胡注在這裡不僅給當地的研究者提供了一條重要的歷史地理信息，其實更是提供了一條從此可以切入新的歷史時期的入口。因此，只是把這條小注作為一個簡單的地理歷史信息，當然就忽略了其背後的重大價值了。這也是我思考這裡的原因所在。

1 沙陀小史

要了解晉山縣的建立，就要從它的建立者開始瞭解起。而與之相關的其實至少包括三個方面的勢力：西部今天山西大同地區的沙陀人，東北地區的契丹人，和幽州的粟特人。當然漢人的文明在這三種文化中都存在，但是都不具有主導性，所以先不提及。我們先從沙陀人，這個最有可能的建立者開始。利用已有公開資料，我簡單總結回顧下：

《新唐書》卷218《沙陀傳》亦云:“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始，突厥東、西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處密雜居。”可見，就其族源來看，沙陀人本是處月人，並非出自突厥本族，乃被突厥征服而成為後者組成一部分，即部族。而突厥本身也不是純粹的一個種族的結果。關於突厥的組成成分我們就不在此深究了。《新唐書》接著說：“貞觀七年，太宗以鼓纛立利邲咄陸可汗，而族人步真觖望，謀並其弟彌射乃自立。彌射懼，率處月等入朝。而步真勢窮，亦歸國。其留者，咄陸以射匱特勒劫越之子賀魯統之。　西突厥浸強，內相攻，其大酋乙毘咄陸可汗建廷鏃曷山之西，號北庭，而處月等又隸屬之。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雲。”這是沙陀的早期與西突厥共同存在的歷史階段。金娑山，即今阿爾泰山脈南側支脈——尼赤金山；山南為陽，金娑山之陽即金娑山之南。蒲類，指蒲類海，即今巴里坤湖，位於天山東段之北。據此，沙陀突厥居地應在今巴裡坤縣和伊吾縣之境。

唐高宗顯慶二年，657年，西突厥末代可汗賀魯之亂平定，時已遷徙至伊麗水(今伊犁河)流域的處月、處密等部歸附唐朝。處月部歸降之後，被徙至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薩爾縣破城子)附近。長安二年，702年，其首領被唐廷委任為金滿州都督府都督，封為張掖郡公，管理沙陀突厥的金滿州都督府。原為羈縻金滿州，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以處月部眾置州，隸於輪臺州都督府。龍朔二年，662年，升為金滿州都督府。是時，漠北鐵勒九姓反叛，處月首領沙陀金山隨唐將薛仁貴徵伐鐵勒，建立軍功，被授以金滿府都督之職。

金滿州都督府故地當在今烏魯木齊市以東、吉木薩爾縣以西的博格多山脈北麓綠洲地帶。因其地北毗“沙陀磧”(今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唐人習慣上稱呼處月人為“沙陀突厥”，而原名“處月”反被漸趨淡忘。《舊唐書》卷40《地理志三》指出:金滿州都督府等十六羈縻府州，系“雜戎胡部落，寄於北庭府界內，無州縣戶口，隨地治畜牧”。這就表明:沙陀突厥牧民的牧地在庭州(治今吉木薩爾縣北)附近地帶，即今吉木薩爾縣與烏魯木齊市之間天山北麓綠洲地帶。此地是沙陀突厥東遷的遷出地。

（方框中是吉木薩爾縣）

（古爾班通沙漠所在。從地圖看應該是非常惡劣的地方。）

而西突厥的消亡對沙陀的影響絕不是簡單的遷出遷入，而是有著深遠的影響的。而這個深遠的影響就是，隨著突厥的消亡，回鶻人以外蒙古鄂爾渾河（Orkhon）河畔為核心，勢力進入天山地區和中亞，代替突厥稱霸草原、統領突厥舊地

回鶻原本是鐵勒諸部的一支，北朝後期開始處於突厥汗國統治之下，東突厥汗國瓦解以後取得獨立，和鐵勒其他部落一起隸屬於唐。743年在唐朝的幫助下，回鶻滅突厥汗國，建立回紇汗國。788年回紇改名回鶻，848年黠戛斯滅回鶻汗國。回鶻的全盛時期為八至九世紀。

（中國歷史地圖集 譚其驤主編 唐代回鶻全盛時期）

755年，天寶十四年，唐朝發生“安史之亂” ，朝廷抽調大量軍隊平亂，使得西部防務空虛，吐蕃趁機佔領隴右，控制河西走廊。赤松德贊在位時期，吐蕃擴張，東面與大唐大體上以隴山為界，北到寧夏賀蘭山，南面以南詔為屬國。790年後吐蕃佔據北庭、安西。

就此，沙陀人被迫和朝廷中斷聯繫。

（中國歷史地圖集 譚其驤主編 吐蕃和唐朝分界線）

唐德宗貞元年間（785年——805年），沙陀部落七千帳歸順吐蕃，吐蕃人將沙陀人安置在甘州一帶（今屬甘肅張掖）。回鶻欲取涼州(今甘肅武威)，吐蕃人懷疑沙陀首領朱邪盡忠和回鶻人勾結，準備把沙陀人遷至黃河以北。朱邪盡忠和長子朱邪執宜乃於唐憲宗李純元和三年，即公元808年，率部眾三萬落投歸唐朝，後又遷居到今天山西北部大同地區，東遷歸附李唐才算完成。

據當今學者陝西師大艾衝教授研究：唐憲宗元和元年或二年至三年春季，也就是806——808年，沙陀突厥再度東遷的全程略如下列:第一階段，沙陀突厥被迫由甘州南徙，越祁連山，走青海(今青海湖)之濱，渡黃河，而達“河外”地域(今青海省黃南州、海南州東部)。第二階段，沙陀突厥主動東遷歸唐，自“河外”地方出發，循西傾山脈而東，進洮水谷地，至舊洮州西部受挫而折向北方，行至灕水流域的石門山再遭挫折，沙陀突厥遷至鹽州後，受到唐廷的妥善安置與優撫。但是，這裡並非其最終遷入地。元和四年六月，沙陀人隨範希朝轉任河東節度使遷往河東。被安置在雲州(治今大同)、朔州(治今朔州)這兩個地方的定襄川，即今朔州市境的桑乾河上游黃水河；神武川，即今朔州市境的桑乾河支流源子河，周、隋兩朝置神武縣(今山陰東)，唐廢入馬邑。黃花堆，戍堡名，故址在今山陰縣東北。雲、朔等州一帶才是沙陀突厥東遷的最終遷入地。因其地處在勾注陘之北，故號稱“陘北沙陀”。【1】

（沙陀大致遷入的最終地區，其實我們看還是連在一起的，而且是在桑乾河流域，正好放牧。）

（沙陀大致遷入的最終地區，其實我們看還是連在一起的，而且是在桑乾河流域，正好放牧。）

事後，唐憲宗對強藩成德王承宗﹑淮西吳元濟﹐武宗對澤潞劉稹用兵以及宣宗對抗吐蕃﹑党項﹑回鶻﹐皆得沙陀之助。《新唐書》記載，朱邪執宜死，子赤心嗣。唐宣宗時屢立戰功，朝廷遷赤心蔚州刺史、雲州守捉使。沙陀人在今天的山西北部和河北張家口地區靠近今天山西大同的地方有了相當的影響。這就緊緊挨著媯州故地了。

唐懿宗時﹐執宜子赤心率騎兵助唐鎮壓龐勳起義，唐鹹通九年，即868年七月至十年十月﹐被授予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與李唐連了宗，算是李唐皇室了。

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其子李克用襲據云州(今山西大同)。唐朝用代北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等及幽州節度使李可舉屢擊李國昌父子。唐僖宗廣明元年，880年﹐國昌父子敗後逃入韃靼部。這說明，沙陀人此時還未紮下根。從使用幽州節度使的力量看，此次李克用父子逃亡，沙陀所在地區內部的粟特人可能發揮了一定的不良作用，沙陀人和原來的粟特人是矛盾的。

黃巢起義軍攻入長安後﹐唐朝招天下軍鎮入援。李克用率沙陀﹑韃靼軍入援。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李克用率軍擊敗起義軍於樑田陂，黃巢退出長安﹐唐擢克用為河東節度使。這應該是在今天山西站住腳的標誌。

唐借李克用鎮壓黃巢起義軍後﹐朱溫得汴，李克用得太原，中原地區形成朱李紛爭的局面。

唐哀帝天佑四年，即後梁太祖開平元年，907年，朱溫滅唐﹐建立後梁。16年後，公元923年，李克用子李存勖滅後梁﹐建後唐。以後建立後晉的石敬瑭和後漢的劉知遠亦均為沙陀人。周世宗會搞經濟，恐怕也不無粟特人的影響。史書不說周世宗是哪個族群的，彷彿就讓我們誤認為是漢人。河北藩鎮自天寶之亂開始割據上百年，漢人也胡化了。據說趙宋開國的太祖趙匡胤也可能是沙陀人。以為趙宋是漢族正朔那是不讀五代史的原因。

而中國北方自石敬瑭將幽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形勢就為之一大變，之後遼與北宋一百餘年的歷史的分界線已經大體奠定了。

腳註：

【1】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艾衝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是中國邊疆史和歷史地理學。《論唐代後期沙陀突厥東遷的四個問題》，見《民族研究》2004年07月3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