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午科場案發生的時間在咸豐八年（1858年）戊午年，地點為北闈順天府鄉試。在考試之前，有人傳言說貢院中出現“大頭鬼”，按照迷信的說法，大頭鬼出現則該科考試必鬧大案。是科北闈監試的主考官為文淵閣大學士、軍機大臣柏俊。
據《清史稿·柏葰傳》記載，柏俊姓巴魯特氏，為蒙古正藍旗人，原名鬆俊，後因故改名為柏俊。柏俊為道光六年（1826年）進士出身，經歷三十年循資進轉，期間還受過降級處分，終於在咸豐六年（1856年）以戶部尚書升任協辦大學士，入軍機處行走。
咸豐八年（1858年），柏俊充任北闈主考典順天鄉試，典試結束後正式大拜，任文淵閣大學士，官職升至正一品，本是其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誰料樂極生悲，這年的順天鄉試正好查出貪腐舞弊大案，柏俊作為主考官被處以大辟，成為了清朝歷史上極少數被處死的一品大員。
據說按照清代刑例，凡是伏法的犯人名字中有字面意思好的字，必在其上添一偏旁，抹去好的字面意義。因此在清代史籍中，有關柏俊的記載統一給俊字加上綠油油的草字頭，記為柏葰。
我們前面講到，清中葉科舉舞弊現象，早已相沿成習，並非一日之寒，要釀成科場大案，只需要一根足以吸引輿論關注的導火索而已。這一次科場案爆發的導火索，確實也非常富有戲劇性，能夠吸引到足夠多吃瓜群眾的關注和討論。
話說參加當年北闈的考生中，有一個名叫平齡的滿洲富二代，也就是通稱的八旗子弟。平齡本是個資深的京劇票友，熟習曲調，經常在北京各大戲院登臺演出，算是當時京城娛樂圈中小有名氣的人物。
俗話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平齡就算讀書可能不太行，但能夠在戲劇方面取得一定造詣，日後說不定成為京劇大家，也能光宗耀祖。然而平齡偏偏不知足，非要給自己立什麼學霸的人設，經常放話出去，說等我拿到舉人學位上了熱搜，到時要讓所有人看看我有多牛。
大話是說出去了，但是能力不夠怎麼辦？於是平齡也像許多其他作弊考生一樣，花錢找考場內的考官幫忙，而且這個考官非常給力，鄉試放榜時，平齡一舉考中第七名舉人。
平齡本身是沒有入闈參加考試的，那麼在這期間他就應該老實待在家裡，安心等待放榜。可出於對京劇的熱愛，平齡一天不唱幾句就技癢難耐，考試期間還跑到戲院裡串戲，且粉絲觀眾還不少。結果鄉試一放榜，大家見到壓根沒進考場的平齡也成了舉人，頓時引發輿論一片譁然，皆諷刺曰優伶亦得中高魁。
江南道御史孟傳金以此事上奏參劾，咸豐皇帝復諭：
“御史孟傳金奏，中式舉人平齡朱墨不符，物議沸騰，請特行覆試一摺。著派載垣、端華、全慶、陳孚恩認真查辦，不準稍涉迴護。並將摺內所指各情，可傳集同考官，一併訊辦。”
咸豐皇帝的硃筆諭旨，徹底點燃了徹查這起從娛樂圈牽出的學術腐敗案的大火。
戊午科場案是一樁大案，其特點是牽連極廣。從覆勘試卷的結果看，存在作弊嫌疑的試卷就有整整五十份，咸豐皇帝聽聞後震怒，將以主考官柏葰，副主考朱鳳標、程庭桂等涉案人員一併革職下獄，接受審訊。首先查出為平齡打點安排的，是柏葰的小妾和一個叫靳祥的門丁，二人收受平齡賄賂，通過收買同考官鄒石麟幫忙調換試卷，使其得以中式。案發以後，靳祥聞風逃遁至甘肅，在路上被陝西巡撫曾望顏捉拿解押至刑部，不久就死在了獄中。
在這起科舉舞弊案裡，靳祥其實只能算一個小角色，真正的大老虎，乃副主考官程庭桂的次子程炳採。據審訊查出，這是一起有組織的大規模舞弊活動，先後有刑部候補員外郎陳景彥、翰林院庶吉士潘祖同、工部郎中李旦華、工部候補郎中謝森墀、學政學錄王景麟、附貢生熊元培、候選通判潘敦儼等人向程炳採遞送或轉送條子，讓他利用其父程庭桂的職務之便，在考試中幫忙打點關照。
上面這些交通賄賂的人，大多數都是出身於政壇上有背景的家庭。比如潘祖同的祖父是清代四朝元老、大學士潘世恩；李旦華的父親是前任刑部侍郎李清鳳；潘敦儼的父親為湖南布政使潘鐸；最為諷刺的是，這位刑部候補員外郎陳景彥，其父正是咸豐諭旨委派徹查此案的兵部尚書陳孚恩。科場賄賂慣習長期浸染下，嚴肅的科舉考試在這幫不肖官二代眼中，亦不過是他們創收和送人情的名利場而已。
由於本案性質嚴重、影響惡劣，故咸豐想借此機會整肅科舉的意圖非常明顯，大家也都知道本案必置於重典，不會蜻蜓點水一筆帶過，所以各方關注的焦點，在於如何處理剛升任大學士不久的主考官柏葰。按刑部議罪的結果，柏葰縱容家丁收受賄賂，擾亂考場秩序，應處以斬立決的極刑。當然，刑部的定讞只是一個初步方案，最後拍板決定的權力在皇帝手中。而根據《大清律例》的規定，對被處以死刑的犯人，通常要考慮八種法外開恩的情形，統稱為“八議”。
八議者，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功，四曰議賢，五曰議能，六曰議勤，七曰議貴，八曰議賓。柏葰身為一品大員，符合“議貴”的情形，即“爵一品、及文武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都享有定罪時從輕發落的特權，這也是清代極少一品大員被處以極刑的主要原因。而且柏葰本是個潔身自好的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奉旨出使朝鮮時，朝鮮按慣例給予清朝使者饋贈，柏葰都一概拒絕。因此柏葰下獄後，同情之人居多，認為他本身並沒有貪汙行為，頂多只是失察，讓自己門丁鑽了空子而已。
因為有八議的規定在，柏葰真正被處死的可能性極低，按慣例是先押送至菜市口候斬，然後由皇帝施恩減刑，免除死罪改為流放發遣。清人筆記《奴才小史》記載：“是日，柏葰照例冠摘纓冠，衣元色外褂，同赴市口，先向闕謝恩，靜候駕帖。”包括柏葰自己在內，都始終相信咸豐皇帝必有格外施恩的旨意，死罪一定可免，不確定的無非是流放至新疆還是軍臺而已。所以直到臨刑前，柏葰還交代自己的兒子，讓他回家打包一些長途應用的衣物器具。誰知聖旨下來，竟是立斬不赦，柏葰只得引頸就戮。一代宰輔，落得血濺刑場的下場。
處決柏葰屬於非常規操作，咸豐料到會引起很大爭議，因此特別下旨闡明不得不這樣做的理由：
“科場為掄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綦嚴。自來典試大小諸臣，從無敢以身試法，輕犯刑章者。不意柏葰以一品大員，乃辜恩藐法，至於如是。……嗣後科場大典，秉文衡者，皆當潔己虛懷，杜絕幹請。應試士子，亦各立品自愛，毋蹈夤緣覆轍。則朕此次執法嚴懲，正為士林維持風氣。爾在廷諸臣，當能默喻朕衷也。”
除柏葰以外，其餘涉案人等也受到相應的充軍、流放、降級、革職等處分。從結果來看，咸豐以嚴刑峻法辦理戊午科場案，客觀上的確起到了整肅科場風氣的作用，科場賄賂現象得到遏制。自此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有人再敢明目張膽以條子相授受，科舉名額不再被有錢有權之人隨意霸佔，寒門士子也有了更寬闊的上升通道，有效促進了考試公正和社會公平。《清史稿》總結了咸豐皇帝整頓科場風氣的效果：
“此司文衡者懍懍畏法，科場清肅，歷三十年，至光緒中始漸弛，弊竇復滋，終未至如前此之甚者，實文宗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風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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