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只放映兩場的《迦百農》無疑是影迷們的重點搶票對象。
不僅是因為這部來自黎巴嫩的電影獲得了2018年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
更令人激動的是，就連戛納的掌門人福茂也親自來為影片站臺，並在見面會上向觀眾「放了狠話」：
這會是一部令你們感動流淚的電影。
後來，《迦百農》成功進入奧斯卡外語片九強名單，拿到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提名，黎巴嫩也是憑藉該片首次入圍奧斯卡。
目前國內有望引進，非常期待能在國內大銀幕看到這部講述黎巴嫩社會的兒童電影！
福茂敢下如此判斷，顯然是基於對好電影的自信。
事實證明，導演娜丁·拉巴基從黎巴嫩國內最真切的社會現實問題入手，最終以主人公的孩童視角展示、剖析出超越民族、地域、語言、文化隔閡的某種普世倫理、價值觀。
在人類共通的情感體驗面前，影片也確實如福茂料想的那樣，質樸而有力地打動了觀眾。
《迦百農》以情動人，其中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飾演主角的小演員Zain Alrafeea——一位在現實中同樣沒有身份的敘利亞難民，自然是影片高度逼真的現實主義風格。
▲小男孩Zain的表演自然動人，不亞於當年《無人知曉》的柳樂優彌
從開場醫生替Zain體檢，到上法庭後Zain試圖起訴父母，都是近乎紀錄片的拍攝方式和畫面質感。
而此後通過閃回方式呈現出Zain的生活經歷，也基本摒棄了對戲劇性事件的排演可能，再加上孩童視角和犀利的社會批判意識，影片也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傳統。
▲《偷自行車的人》，1948
發生於1945-1951年間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持續時間雖然不長，卻對後來的電影製作者產生了深遠影響。
實景拍攝加上後期配音；對非職業演員的使用；基於偶然遭遇的鬆散情節；省略，開放式結局以及對細微動作的關注；對現實問題的批判性審視。
▲《羅馬，不設防的城市》，1945
而新現實主義電影的這些鮮明特質，還體現著創作人員們更激進的美學訴求。
特別是在這場美學運動的重要推手——編劇切薩雷·柴伐蒂尼看來，新現實主義的紀錄片式手法最終目的是能使觀眾感知到平凡生活的美。
▲切薩雷·柴伐蒂尼
因此，他除了追求一種把劇情隱藏在買鞋或找公寓之類的日常活動之下的電影之外，更希望電影應該表現所有那些不斷重複的普通事件，而非那些被有意篩選出的戲劇性事件。
只有如此，方能夠給予觀眾以心靈深處的震撼。
▲《羅馬11時》，1952
與此同時，值得一提的還有新現實主義對孩子與社會問題的重視。
從羅伯託·羅西里尼的《德意志零年》，到維托裡奧·德·西卡的《擦鞋童》、《偷自行車的人》、《米蘭的奇蹟》，這些孩童都無法生活在父母的庇佑之下，他們必須像成人那樣直面苦難的現實，承受生活的重壓。
▲《擦鞋童》，1946
影片也藉由他們的「反成人」視角揭露出不斷惡化的社會問題，顯示了戰後生活非但沒有改善，反倒更加殘酷掠奪的特性，體現著鮮明的左翼思想。
因此，受到新現實主義影響的《迦百農》，從一開場便表明了創作者的批判立場。
在法庭上，這個名叫Zain的男孩因刺傷他人而被判入獄（在前面的體檢中，我們得知他只有12歲）。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他在法庭上起訴自己的父母，理由居然是他們生下了他。
至此，影片閃回到故事的開始，在黎巴嫩的一個普通城市，本該享受童年歡樂的Zain，不僅沒機會上學，甚至已經靠出賣勞動力幫助父母賺錢養家。
在一系列場景中，孩子們做著零工，年齡最大的Zain，帶著他的弟弟妹妹，在街上拉客賣飲料，用土法幫父母在監獄裡販毒。
生活的艱辛，在拉巴基的鏡頭下，統統交給了受難的孩子們。
除了簡陋的生活條件外，那裡的孩子們甚至都得不到父母的關愛，對於女孩來說更是如此（只要來月經，就得嫁人）。
因此，當目睹妹妹Sahar像物品一樣被賣給其他男人做老婆時，Zain也再無法忍受這個沒有愛和溫暖的成人世界，他激烈地嘶吼著，可等待他的卻只有毆打與辱罵。
於是，在Sahar被迫結婚後，Zain逃離了他的父母，來到了一個與路邊貧民窟毗鄰的遊樂園。
▲淘氣的Zain把遊樂器械女人雕像的衣服扒下
在那裡，飢腸轆轆的他被Rahil收留。
Rahil是一個沒有護照的埃塞俄比亞難民，也是個年輕的母親，被迫將她的孩子藏起來不被當局發現，並試圖得到一個覬覦男嬰的貧民窟領主Aspro偽造的文件。
作為報答，Zain在Rahil工作的時候照看她的嬰兒——但是當Rahil消失的時候（實則是因為護照問題被逮捕），這個十二歲的孩子只得擔負起照顧嬰兒的使命。
這就是影片達到新高度的地方:
場景的順序給了電影一個推進的節奏，在攝影機低機位拍攝下，Zain拖著自制的「嬰兒車」穿過骯髒街道的畫面無疑有著巨大的衝擊力。
在一組Zain攜嬰兒艱難求生的蒙太奇組接後，娜丁·拉巴基的劇本擊中了正確的音符，刺穿了一個會讓人落淚的場景：
Zain為嬰兒設置了一面鏡子，讓他在鄰居的電視上看卡通片，並自己為卡通片配音。
這一刻，年僅12歲的Zain已經像個十足的大人，對生活的體認、撫養孩子的不易，都有了更成熟的認識。
然而，像所有新現實主義電影中的生活、故事一樣，殘酷的社會到頭來還是會逼得孩子們走投無路。
年幼的Zain因負擔不起嬰兒的撫養費，只得和Aspro做了交易，把嬰兒賣給了別人。
而在回家取身份證明的材料時，Zain更得知了妹妹去世的消息，這也成為壓垮這個孩子精神的最後一根稻草。
於是，故事也回到了電影開始的地方，一個孩童殺人（未遂）的社會悲劇，繼而藉助父母和子女的矛盾直指更尖銳的國家問題。
在《德意志零年》中，本該在戰後迎來欣欣向榮的社會，卻成了導致孩子最終自殺的罪魁禍首，其中隱含的批判意識也不言自明。
▲《德意志元年》，1948
而《偷自行車的人》中的孩子在親眼目睹父親偷車被抓後，精神信仰也遭到了徹底摧毀，對不可預期的未來只剩下絕望和迷茫。
▲《偷自行車的人》，1948
相比之下，儘管《迦百農》裡的Zain也切身面臨同樣的處境，但身為女性的娜丁·拉巴基在應對這一命題時顯然就溫情的多。
▲導演娜丁·拉巴基
出生於黎巴嫩的娜丁·拉巴基，在戰火中度過了童年和少女時代，好在內戰結束後，她得以順利進入大學，成為貝魯特聖約瑟夫大學視聽專業的科班生。
1997年大學畢業後，拉巴基便投身於導演電視廣告和音樂錄像帶的工作中。
2005年，她參與了戛納的一項資助年輕電影創作者的計劃，並在此期間完成了處女作長片《焦糖》的劇本寫作。
▲《焦糖》，2007
也由此開啟自己的電影生涯，成為戰後由黎巴嫩本土培養的第一代導演。
2007年，《焦糖》在戛納電影節導演雙週單元進行了首映。
影片以女性視角直擊黎巴嫩社會中女性各方面的生存困境，產生了不俗反響。
▲《焦糖》劇照
2011年，她的第二部長片《吾等何處去》入圍了2011年戛納電影節的一種關注單元，並獲得了當年的「天主教人道精神獎」。
▲《吾等何處去》，2011
影片以歌舞喜劇的形式諷刺了男權主導的黎巴嫩社會，並聚焦於女性在阻止信奉不同宗教的男人們發生戰爭的問題上所做的努力。
導演在賦予電影浪漫主義的、理想化的氣質時，依然保留著諷刺和批判現實的立場，這也延續到了她的第三部長片中。
針對《迦百農》這個極富宗教含義的片名，拉巴基表示：
這片名的意義就是表達一種失序。
其實在文學領域，很早就有人用「迦百農」來表達「混亂」的意義，所以拍電影時我也想到了這個題目。
甚至早在我們開寫劇本之前，就已經確定下了這個片名。
混亂——這就是我們這部電影想要說的東西，與《聖經》裡那個村莊的具體所在地無關。
▲迦百農，聖經裡的地名：據稱耶穌開始傳道時，即遷居此地
因此，伴隨著大量手持攝影的跟拍鏡頭，導演所說的這種混亂失序在電影中也隨處可見，這可能也和大多數人通過電視新聞了解到的「黎巴嫩」國家形象緊密相連。
而電影中涉及到諸如難民的合法身份、未成年女性的包辦婚姻、外來務工婦女的生育權（黎巴嫩政府規定，外來務工婦女必須放棄生育權，只要懷孕，就立即喪失一切權利被遣送出境）、人口買賣等黎巴嫩當下最棘手的社會問題，更印證著導演鮮明的創作理念與批判意圖。
▲片頭黎巴嫩的街區
電影裡，觀眾跟隨著Zain的孩童視角，直面了「第三世界」國家景觀的同時，更切身感受到來自成人世界的種種威脅：
在壯觀程度絲毫不輸印度的貧民窟裡，攝影機時而深入兒童群體之中，時而推出街頭巷尾，升上天空俯視破屋密佈的城市。
鏡頭交代了孩子們如何擁擠於窄小骯髒的屋子吃飯睡覺，於車流和人群裡販賣食物、在天台和街道上嬉戲玩鬧。
在導演有意的表現下，鏡頭內的孩子們儘管衣衫襤褸，卻都純真可愛。
可出現在攝影機前的成人，由於視角受限，大多隻能看到局部。
▲毆打Zain的父母
這些在畫面中「被切割」了的成年人身體，時刻威脅著孩子們的童年生活。
——包括了毆打Zain的父母；覬覦Sahar的雜貨店老闆；想賣掉嬰兒的Aspro。
▲覬覦Sahar的雜貨店老闆
面對來自成人世界無時不刻的威脅，這些毫無表演經驗的孩子們不再是演員，他們只是在銀幕上呈現自己的痛苦，在銀幕上體驗自己的人生。
同樣，每一位非職業演員都為影片注入了各自不同的人生經驗。
他們不是在表演，而是在表現自己真實的人生。
▲導演執導
正因如此，影片中揭露的種種問題才如此貼近現實，對問題的控訴才真正有力。
不過，相比於羅西里尼的「冷漠決絕」，德·西卡的「困惑迷茫」，娜丁·拉巴基在對待孩童命運、難民身份、婦女權益等問題上，最終還是沒能將「現實主義的批判意識」進行到底，而是流露出溫情的一面。
或者可以說，《迦百農》依舊延續了導演自《焦糖》、《吾等何處去》以來堅持的理想主義，影片開放式結局中暗含的積極因素也可印證這一點。
正如拉巴基自己的闡述：
我們生活裡從來不是隻有喜劇或只有悲劇，總是悲與喜交織在一起，而我的電影正是借鑑自生活本身。
總而言之，儘管結尾時Zain在法庭上的控訴最終生效，Rahil母子得以重逢，人販子被繩之以法…
某種程度上確實是以解決問題的名義遮蔽了挖掘更深層社會癥結的可能，影片或許也已脫離了新現實主義的美學訴求。
但即便如此，《迦百農》對黎巴嫩社會現實的敏銳捕捉、細微呈現，還是完全能令更多身處第三世界之外的觀眾感同身受的。
因為這種展示不是建立在將自身奇觀化的基礎上，而是真正從現實生活感知而來的切身體會。
而娜丁·拉巴基把它捕捉到了！
作者 ✎ 蒂姆德普
編輯 ✎ 斯特辣不耐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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