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中國古代走向專制而非民主？
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中國古代走向專制而非民主？
中國古代走向專制而非民主，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根本原因是經濟決定政治……
首先是區域因素，尤其是自然地理環境，但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決定性因素
古代中國地處亞洲大陸東部，依託喜馬拉雅山、青藏高原，地勢西高東低，東臨太平洋，形成了對外相對封閉，對內幅員遼闊，地處大河流域，古代農業發達，屬於大河文明，大國眾民，領土面積過大，需要集權統一管理……
古希臘地處地中海地區巴爾幹半島，愛琴海地區，三面環海，島嶼多，港灣多，山地多，平原耕地少，更適合於海外貿易和工商業發展，是小國寡民，海洋文明……
其次，也是根本因素:生產力發展，個體小農經濟的形成和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鐵犁牛耕出現，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的個體小農經濟出現並發展，其分散性、封閉性、脆弱性等特點，使其需要統一的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進行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建設等等，以確保小農經濟的生存與發展……
這種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決定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的逐步建立，這是中國古代走向專制的最深層的經濟因素……
古代希臘，奴隸制工商業發達，對外貿易發達，也進行海外移民(新航路開闢後海外殖民)……
再次，是政治和社會因素:
春秋戰國時期，由分裂走向統一，郡縣制取代宗法分封制，是社會大變革，社會轉型時期……
為了維護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和統治，維護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確保個體小農經濟的生產和再生產……需要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的統一領導……
古希臘是奴隸制城邦政治，……城邦林立，獨立自主，小國寡民……
還有，思想文化因素: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法家理論，主張法治，建立統一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當時的儒學僅僅是一個學術派別，而且遭受冷遇和重創）……
古希臘，法律意識，公民意識濃厚……而且古希臘相對於中國，奴隸社會時間較短，較多地保留了原始民主傳統……
由此，古代中國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爭霸兼併，到秦朝滅六國，實現統一，確立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體制，進入了帝制時代……古代中國走向了專制而非民主……
而古希臘，經過梭倫改革，為奴隸制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礎……
就其古代歷史而言，古代中國的專制體制和古希臘的民主體制，並無優劣之分，都符合各自的國情，都為自身文化文明的輝煌燦爛奠定了基礎……
(從文明的多元化角度來說，文明並無優劣之分；從文明的主體性來說，文明又有優劣之分。……從文明的發展趨勢來說，近現代以來，伴隨工業革命的開展，伴隨大機器生產的發展，法治必然取代人治，民主政治必然取代專制政治……而一個國家政治體制的選擇，必須依據國情，借鑑他國，自主選擇，與時俱進……)
這個問題很是尷尬。
今天的很多人醉心於美國式的民主，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所謂獨裁口誅筆伐，好像美國式的民主就是普世良方，而其他國家的所謂獨裁專制，就是反人類的罪行。
更可怕的是，這種思想會投射到古代歷史中，尤其是有著幾千年輝煌文明的我國。
我國在漫長的歷史中，從來都是專制皇權，沒有所謂的民主，也從沒有適宜民主產生的土壤。
那麼這是為什麼呢？真的只是因為簡單的東西文化差異嗎？靜夜史認為有以下原因：
1、農業從未如此發達
民主的來源是發達的工商業，推動民主發展的，也是數量龐大的資產階級，約等於商人階層。
但我國古代，商人從來都不成氣候，支撐先秦時期諸侯國和秦朝之後中原王朝的，是發達的農業，而這和我國的地理環境緊密相關。
相比於世界其他文明，我國西有青藏高原、橫斷山脈阻斷，北有大漠阻擋，基本處於孤島狀態。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國不可能像古希臘一樣，通過互通有無得到發展，只能靠自給自足維持生計，於是農業的發展天然優先。
在生產力極其落後的古代，提升農業水平的最好方法就是增加勞動人口。而增加勞動人口的方式，一是鼓勵多生，但這會加劇人地矛盾；二是將人口固定在土地上，而這必然要犧牲其他領域的人口，比如重農抑商。
而要在解決人地矛盾的基礎上，將更多人口固定在土地上，就只能通過強大的集體權力，來保證農業優先的社會秩序。
從一定程度上講，選擇了農業也就等於選擇了集權，也就是國家專制。相對應的當工商業成為社會主流時，所謂的民主思想才會瘋狂生長。
2、疆域從未如此廣大
西方的民主思想，產生於古希臘時代。而古希臘是典型的城邦文化，一個城池就是一個國家。
在這樣的國家人口較少，進行所謂的全民普選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每個有權力的公民都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意志，這使得民主的發生成為可能。
而我國自秦始皇統一六國以來，就建立了疆域高達300多萬平方公里的龐大帝國，大秦帝國分天下為36郡，每個郡都可以比肩古希臘各城邦。
所以想要維持如此龐大的帝國，就必須要權力的高度集中，所以郡縣制才會逐漸取代分封制成為行政結構的主要形式。
而且因為古希臘各城邦面積小，人口少，根本不可能自給自足。所以想要發展，必須走出去，和其他城邦互通有無。而在商品交易中最注重的就是契約精神，這是民主思想產生的重要條件。
而我國統治者想要維持龐大帝國的統一，必須強調國家至上，以集體主義極力壓制個體主義發展。通過弱化個體的方式，減小統治難度。
所以，疆域龐大的我國，根本不可能產生希臘城邦式的民主。而歷史發展也一再證明：
無論農業文明，遊牧文明還是工商業文明，想要維持龐大的疆域，就必須要進行高度集權，也就是國家專制。
今天的美國，俄羅斯等大國，奉行的根本就不是古希臘式的民主，而是資產階級和寡頭的專制，只有這樣才能維持龐大版圖的統一。
3、宗教從未如此多餘
西方的民主思想，雖然起源於古希臘，但和古希臘完全是兩碼事。
因為從古希臘至今經歷了古羅馬帝國、黑暗的中世紀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被湮沒的古希臘文明早已面目全非。
等到14世紀西歐國家開始文藝復興時，這些資產階級表面上在復興古希臘文明，實際上是根據本階級意志對古希臘文明進行了大規模改良。
而當整個西方世界深受文藝復興影響時，他們學到的是改良後的古希臘思想。而當這種思想和西方國家的基督教進行大面積融合時，現代西方的民主思想就應運而生。
在政教合一的西方世界，民主思想帶有明顯的基督教特徵，但是在我國自古以來就沒有宗教的位置。
由於我國專制皇權確立於宗教大規模興起之前，尤其早於魏晉時期的三教並流，這使得宗教失去了想要主導我國政治的先機。待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想要左右我國政治發展時，受到了專制皇權的強烈壓制，“三武一宗滅佛”就是最好證明。
而在西方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基督教很長時期內一直凌駕於各國王權之上，在各國統治者無法突破教皇壓制的背景下，他們提倡自下而上的民主，用以瓦解教皇的權威。
所以種種因素決定了我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只能走向專制而不是民主。
再者，民主作為歷史性名詞，其適應文明進步的特徵從來都不是任何時期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尤其是對於我國古代而言，專制無疑是比民主更適宜中華民族發展的道路。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是靜夜史，期待您的關注。
民主從來都是騙局！我們以美國為例，只佔美國總人口3%不到的猶太財團佔有了美國80%的財富，他們是美國總統競選的資金來源，所有美國總統想要上位以前都必須先經過他們的面試（即便是奧巴馬也是得到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支持），所有的候選人都是需要得到他們首肯的，否則他們就會連總統候選人都排不上。歐洲民間有這麼一則寓言故事，上帝給羊群指派了一頭獅子來管理，結果引起了羊群的反抗，因為獅子會吃羊。結果上帝採納了羊群的意見，於是給羊群指派了兩頭獅子，讓他們自己選一頭來管理，這就是所謂的民主。都是獅子，獅子沒有不吃肉的！
其次，民主不過是某些既得利益的權益，跟其他人無關。我們以北愛爾蘭為例，現在的北愛爾蘭裡有愛爾蘭人大約有45萬人口占比35%左右，英格蘭人大約有90萬人口占比55%左右。愛爾蘭人一直想要脫離英國獨立，但是在北愛爾蘭舉行的全民公投得票率只有35%，沒有超過50%無法實現，但是換個角度來看，愛爾蘭人是100%想要脫離獨立。可是呢，民主根本不在他們這裡。
最後，政歸政，經歸經，兩者沒有必然聯繫。我們以日本跟德國為例，這兩個國家是極端軍國主義出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這兩個國家都是集權君主制度，但是並不影響其成為頂級資本主義國家。現在西方一直把他們的富裕歸咎於他們的政治民主完全就是騙局，實際上兩者完全沒有任何聯繫。
有點長，慢慢看，一家之言，侃的隨意。
中國的演變是自然規律與一些文化上的早熟造成的，其中的一些鍋其實還有專制的大一統加關鍵時期的異族入侵。
而西方最大的幸運在於文藝復興最終發生了啟蒙運動，而同時期，歐洲的一些開明君主用對於國家、民族、正義的熱愛與堅持，讓一些國家率先進入了現代化，從而啟蒙讓君主專制國家的人民開始反抗自己的統治者，最終才讓這個世界越脫於古典時代，進入了現在社會。
某種意義上，西方是幸運的，西方的幸運有其必然基礎，但也有十分幸運的一方面。
同時代的中國，不幸在，中國是大一統國家，在近距離上找不到可以與自己產生碰撞的不同思想。但是，早在宋朝其實已經接近於文藝復興的狀態了，但成也外部壓力，敗也外部壓力，因為外部壓力去反思，最終因被滅國而中斷了這一過程，與宋相臨的少數民族國家，沒有這種文化積累去繼續這一過程，反而倒退了。
到了明代，華夏的文化其實已經失去了很多的東西，統治階級因為出身與文化水平的問題，雖然反對元卻在制度上繼承了元代的很多東西，像四民世襲，明分階級之類的。這一些東西讓華夏的文化倒退了，但是其主幹傳承還在。
可惜的是，到了中後期，制度上有創新也有妥協，但是在意識上沒有找到現代共識的大門。西方其實繼承了很多明代的制度，但是在根本的社會運作的認識上依靠不同國家中不同學者不同的觀點的碰撞中，碰出了一個未來。
現代文明雖然產生於古典文明，但在初期，其特質是反古典的。尤其是一開始的反專制，反權威。沒有足夠的思想空間，沒有一定數量的開明君主來為這些學者提供庇護與支持，歐洲的現代化進程會像中國一樣被打斷。
說一下中國的自然演變。
從自然律來說
原始自然的民主政體，會自然進化到貴族政體，而貴族政體會由原始的貴族政體自然演變為選舉的貴族政體，而後演變為世襲的貴族政體。
貴族政體最後會墮落為寡頭政治，而寡頭們最終會演變為君主政治，君主政治在加強專制時會演變成暴君政治。
這種演變在中國十分的明顯。
老子所崇尚的小國寡民，不尚賢，不尚財的政體。在《社會契約論》中有明確的表述，就是原始的自然民主政體。
小國，代表消息傳播快，無法封鎖。寡民，代表容易聚集議事。不尚賢，代表沒有權威，人人平等，不尚財，代表，無法被收買。
只有這些達到才有可能是純粹的民主政體。而純粹的民主政體是最不穩定，會自我懷疑與自我否定的政體。這是其天然特性。
然後實際上，大多的國家都是混合政體。
比如，儒家崇尚的三代之治（堯舜禹）。實際上是原始的民主政體與選舉的貴族政體的混合政體。
三代是原始的部落聯盟，每一個部落內部都符合小國寡民的特性，天然適合民主政體。
但是聯盟卻又是一個大的體系，不可能用民主政體，於是選用了適合較大疆域且管理效果在所有政體中最佳的選舉的貴族政體。
選舉的貴族政體可以保證決策者的素質高於同族，同時因為選舉又能保證競爭與民意。
現代國家中，以理論而言，美帝的政體便是民主政體與選舉的貴族政體的混合政體，這裡不再討論了。
然後，到了夏啟時，中國的政體自然演變成了自然民主政體與世襲的貴族政體的混合政體。
各諸侯國的貴族是世襲，且把持權力，但是，當時是有國人的，與西方的公民是一個概念。國人有武裝權與參軍義務，也有議政權的，春秋很多記錄中都有國人攔車進諫國君的內容。
因為國人的存在，所以貴族的內鬥一般只限於規則內，既後世儒家的禮之內。
否則，國人是有可能自行武裝將違背規則的人驅逐的。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國君失去了大權，但是下面的卿卻不敢殺國君的原因，除了其他貴族的制衡，更多的是國都裡國人的制衡。
後來進入戰國時，因為諸侯國之間的內戰由“禮戰”演變為“利戰”，而由於戰爭發生的各諸侯國民間的自然融合讓諸侯國之間有了吞併對方的可能性。
以前時，各諸侯國更像是親近的數個氏族聯合建國，天子不得不承認其諸侯國的情況，那種承認是因禹治水使得九州文化相通的相互承認。這一點也是禹功甲天下的原因，沒有禹，華夏就不是夏商周這種了，而是一堆不同文化的國家亂戰。
禹連通了不同地域的部族進行了同一文化的認同與傳承，這是上古各族能共存的基礎，而有一些沒有處在華夏同一文化下的上古部族，被這個早期聯盟相互配合一起滅掉。
好了有點偏題了。接著說戰國。
戰國因為各國之間民間的融合讓諸侯國有了融為一的基礎。
各諸侯國為了生存，不得不變法。
當時的華夏產生了十分絢爛多姿的各種迥異的思想。
而當時的社會環境十分適合霸道之術。
帝道，讓人主動的為國家努力，哪怕是惡人也可以為國家做貢獻。（以西方語境，實際上是偏向自然的民主政體）
王道，制惡揚善，選賢任能。（以西方語境實際是選舉的貴族政體。儒家崇王道，實際上崇尚貴族政體，既精英治國）
霸道，我不管你怎麼想，我會用暴力與強制力讓你向著國家的即定方向去，沒有其他的選擇，否則就是死。（以西方語境，實際是君主政體，最後霸道之術多演變為專制之術，最終淪為暴君政治）。
當時的諸侯國環境十分適合霸道之術。
或許很多人以為西方沒有霸道之術，沒有專制的政治手法，或者認為在現代政體中不存在專制。
然而，西方在啟蒙運動中認識到了專制有一個唯一的好處，可以將群體力量放到最大，因此西方現代政體中的戰時緊急狀態就是授權專制。
但是由於專制的弊端十分可怕，極易演變為獨裁，因此現代社會認為，專制獨裁每次被授權一般不超過三個月到半年，否則國家會出更大的問題。
而因為戰國的特殊環境，中國的諸子百家們碰撞出了很多現代社會看來依然不過時的思想。
比如一般認為成書於戰國託姜尚之名而作的《六韜》中有一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與西方的所有人集合形成的才是主權者，國家屬於人民。基本上一個意思。
老子的小國寡民，講述了原始的民主政體的外部條件，可惜的是，在西方將民主政體論述清楚前，我們自己人都看不懂，反而誤以為要愚民。
管仲的輕重術，利用金融戰、貿易戰打敗對方，利用國企聚集財富，利用大基建救災，等等方法，十分讓人難以相信出現在兩千多年前。
孟子更是一個對君主的嘲諷者，可惜的是因為儒家對王道的追求而僅僅搞出了民本思維卻沒有出現民主思維。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的思想家。
戰國，最重要的可能是法家。法家讓華夏進入了君主制，進入了集權時代。
或許以現代的眼光看，法家是一個最該被唾棄的流派，但是，以當時的社會環境來看，法家是解決當時國家社會現實問題最有操作性與最易見成果的流派。
我個人也十分討厭法家，但是不得不承認法家的作用。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使得法家霸道之術成為了中國管理階層實際上的命根子與不得不依賴的存在，縱然法家名聲再不好，縱然法家的危害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找不到更適合的管理方式。
這一點，讓整個華夏的演變變的十分的悲劇。
華夏的早熟最可悲的就在於過早的認識到了純利益觀念，並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專制手法。這讓當時採用法家的秦取得了天下，也讓這個朝代二世而亡，同時讓華夏文明的根子上多了一個毀滅自我的鬼影。
法家可以讓一個國家在短時間內或強大的外部壓力下發揮出整體最強的力量，但是，長時間如此或在和平年代如此會讓整個文明萎縮。
但是，怎麼說呢，中國的演變，法家也就背三分之一的鍋。
又歪樓了，接著說中國的演變吧。
中國從秦到漢，實際上還是分封制，但已經開始向君主制演變了，或者說是兩者的混合制。
分封制以政體而言，屬於世襲貴族政體，但一般內部的小地方存在著自然的原始民主政體。
而這種原始的民主政體實際也是一開官員選拔中的察舉制的一些社會基礎。
某種意義上，察舉制的最初形態是民主選舉而後公推，在權威的自然集中過程中，開始由權威把持，最後演變為貴族政體，甚至由選舉的貴族政體演變為世襲的貴族政體。
就這樣，因為對政治資源的襲斷形成對社會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的壟斷，尤其是形成了對知識的襲斷，又反過來促進了對政治的壟斷。
中國漢至晉，形成了世家，形成了九品中正制。
漢朝的君主制與選拔型貴族制的混合政體，後期演變君主制與世襲壟斷的貴族政體。
最終在西方語境中演變成了暴君政治加寡頭政治。整個國家機制完全的僵化。
然後五胡亂華。
當華夏再一次的回魂後，中國進入了隋唐。此時的中國十分的有趣，君主政治、世襲貴族、寡頭政治包括部分的民主型的東西混合存在。
隋唐時，出現了科舉制，這一制度是一個極天才的制度發明。
很多人說打破了壟斷，如果從西方的政治語境上說，是將世襲的貴族政體，又掰回到了人類自然狀態下最優的選舉型貴族政體。如果確切的說，不是選舉型而是選拔型。並且將特定人群由血統貴族擴大為讀書人這一特定人群。
這種制度發明在演變過程中，保證了管理者的個人素質，同時符合了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為新興的地主階層騰出了政治空間，保證了社會穩定。
西方的官吏制度，很大程度上有借鑑中國的古代官吏制度中最優秀的部分。
比如科舉制，在西方演變為了入職考試。中國的官與吏的分別，在西方成為了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區別。
隋唐如果從西方的語境中看，實際上有一個群體是最有趣的：府兵。
這個軍功小地主群體，實際上，在現實中擔任了公民的職任。
這一點是隋唐為什麼軍隊強悍的主要原因。公民組成的軍隊與農民組成的軍隊是兩個概念。十三壯士歸雁門。也只有公民才能擁有如此強悍的戰鬥意志。
華夏雄風邁不過漢唐。漢唐之時，中國實際上尚存在實際意義上的公民，集權專制尚不嚴重。否則這兩朝不會在其大義名下存在著大勢力，漢末不會群雄割據，唐末不會有藩鎮。後世朝代中，只有起義軍，很少出現依然承認其大義的地方政權，除非原本就割據後的聯合體。
到了宋朝，軍人因為五代十國的原因，基本被廢了。華夏武風至此中斷。文風尚有。
然而，宋朝最大的問題是什麼？集權過甚。
自宋朝弱枝強幹，中央無限加強，而地方無限削弱後，中國的很多東西都陷入了一種萌芽就死的狀態。
中央喜歡的是穩，不喜歡新事物，一旦發現大多為防麻煩直接掐死。但是人類發展，很多顛覆靠的就是新生事物。
另外，因為中央的無限抽血，讓地方永遠處於發育不良狀態。而且誰富抽誰。許多的東西，只要多給上二十年，能給你一個新時代，然後被抽血直接抽死。
同時，也因為這種抽血，讓地方沒有發展慾望。比如宋朝出現過，當茶獲利極多時，地方官員判斷將會被收為國有，因此提前讓百姓砍了茶樹種糧食。最後因為判斷正確，被當地稱讚，沒有因為茶葉國營而使得當地百姓陷入生不如死的農奴生活。
這件事如果以現代眼光看，簡直不可理喻，這種國家機制如果能強盛，那才叫沒有天理。
宋朝不缺乏開明君主，也不缺乏人傑，甚至其文化發展，哲學認知，社會學討論都有很深的認知。
但是宋朝敗在機制上。最初的機制十分的愚蠢，但在當時的環境中卻又是十分省心省力的。
其軍事機制是愚蠢到家了。
宋朝唯一可稱道的是輿論的開放，社會風氣初期的開放，與君主的開明。
但是宋朝沒有意識到一個問題。
國家意志或者說西方語境中的主權者意志不等同於政府意志。
宋朝限制了君權，在君主時代極為可貴，也因此，北宋君主大多十分開明。
但是，北宋的政府意志竊取了主權者意志。很多官員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甚至很多的官員認為政府意志就是主權者意志。這一點對中國後世的政治演變帶來了極壞的開頭。
如果政府不去執行主權者意志，是無法得到人民的支持的。宋朝起義極多，以流民罪犯充軍。增加了負擔，也從機制上讓自己越來越飲鴆止渴。
漢唐的強大，在於以公民為軍，那些軍人在平時為民時是有一定的武裝權與議政權的，這種軍人根本不會太過反對自己的管理者，戰鬥意志也極為強大。
而宋朝，是中國第一個公然的，將政府管理者完全的與民眾對立的漢人朝代。
漢唐時的政府根本就不怕民眾與管理者的矛盾甚至是武力衝突。或許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太過原始有關，但是，正是因為這一點，民眾的普便持武，讓地方政府意志根本無法完全壓過民意，地方官員也不敢太過過份。
也正是這種彪悍的民風，讓漢唐時對外戰爭時所顯示的軍隊戰力十分強悍。
宋朝，是個怕造反的朝代，因為害怕民眾，讓民眾失去了很多的權利。官員又誤將政府意志當做了主權者意志。上限君權，下壓民意。使得宋朝變的極為古怪，開明仁慈君主統治下生活著一群過的並不如意的民眾。
到了南宋時代，君權加強，一旦專制，便出現了極為明顯的劣幣驅逐良幣，官員在這種情況下集體墮落為精緻利己者。不要說國家意志，政府意志都被扭曲，只剩下了一個個貪婪的個人意志。
從夏朝開始到宋朝，中國人的意識中，政治中佔主流的一直是分封制，一直是貴族政治。僅僅是從血統貴族演變到讀書人而已，從實際上的各族分封，演變到一家分封，從各姓分封演變到了王族分封。從實際上的分封建國演變到宋朝的士大夫治權分封。而且宋朝依然有血統貴族與分封的影子，只是不明顯了。宋之後與宋之前的習慣是兩個概念。
然後，到了元朝，不多說了，都是淚，我只想侃侃古華夏與漢人朝代，因為異族沒有義務對你仁慈。
最後一個漢人王朝，明。
這個朝代繼承了異族對於漢族壓制的很多措施。這一點是我十分無法明白的，異族將自己族人當奴隸，誰都沒話說，自己人把自己人當奴隸是閒的嗎？
明朝的職業世襲制將整個社會都僵化了。
中國發展到了明代，已經完完全全的忘記了那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已經到了天下就是一家一姓之天下了。
明朝奇特之處，在於，這是一個同時繼承了異族野蠻與華夏文明的朝代。
而這個朝代墮落最快的就是官員。在專制時期，人才上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十分的明顯。
前期通過君主對自我價值的實現才能偶爾彰顯國家意志，中期，僅僅通過政府意志對自己存在的本能上，偶爾的實現國家意志。
到了後期國家意志完全的被壓制，而且沒人關心，或者說所有的人都墮落成了這個國家的吸血蟲。
這個朝代是古典漢人王朝中最後的身影，文武皆有又都差了絲意思。
明朝在文化上有過很大的發展，但是，因為大一統的屬性，新生的很多文化上東西都被傳統壓制了。
而西方，因為外部壓力各國不得不去尋找強盛的道路。因為國家遭受屈辱，權貴反而有自我革新的勇氣。因為諸國林立，諸多的思想家才能有足夠的空間讓自己與自己的思想生存。因為部分開明君主的嘗試，證明了一些現代共識所能帶來的社會爆發力。
後面的東西不再說了。
最後唯一想說的是，現在的中國，最缺少的實際上是一場啟蒙運動。或者說，我們現在正被迫處於一場啟蒙運動中。
經濟發展後，人的意識會因為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人意識的變化會形成很多深層次的變化。這一點是自然律。
第一個啟蒙這個世界進入現代的國家只有在極為幸運下才有可能。
而當這個世界已經進入現代兩百來年了，我們才從古典的農耕型社會進入現代的工業型社會。
對於我們而言，我們需要學習的東西依然有很多，技術雖然急需，但卻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我們現在在技術方面已經進入某種瓶頸之後。
我們真正需要，或許正在被迫進行的，是一場啟蒙運動。這將改變我們所有人的認知，並對未來形成極大的影響，最終會影響到我們的社會運做。但我個人認為是件好事。
以上僅算一家之言，可能有謬誤之處，歡迎指正討論。
中國之所以走向專制和奴役愚民是人性劣根性及偽文化偽道德所致，沒有正視人性本身之劣根妄求仁義良知所致，於是仁義良知成為進階謀利的手段而不再是仁義良知本身。這是我們兩千年專制偽善統治的根本原因所在。喊口號自欺欺人容易，務實求真破繭成蝶難，自秦而後至清未民初我們在哲學和自然科學方面無大的突破和創舉，就是我們文化務虛而缺乏攻堅破難精神所致，人類的困境就是自身劣根性所致，但把柄卻不在人類自身手裡，我們慣常的依賴和自省反而使我們被命運造化即偽道德所利用，不能突破自我而沉淪於專制腐朽中難以自撥。西方近代不就是突破了黑暗中世紀的神學統治而文化個性覺醒的嗎？我們的文化覺醒科技井噴應就在本世紀，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歷史不容假設，但是歷史真相卻總是很殘酷。我個人覺得，假如沒有西方文明的進入中國，中國自身是很難突破封建體制的束縛。中國有著幾千年的封建歷史，直到近代這一現象都時常如幽靈一樣迴光返照。中國專制制度之深和長久，已經在國人心中的影響確實很深刻，這不是一時半會能夠馬上轉變的。所以我個人覺得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衝擊，我們可能至今還走不出家天下的封建體制。
西方思想在清朝中後期開始影響中國，這種影響不單單是文化影響，還有科技方面，甚至西方的堅船利炮都對落後的滿清產生了推動作用。可是事實呢？清政府在世界潮流越來越開放民主的情況下依然堅持這種與世界趨勢格格不入的體質近百年，直到辛亥革命才結束了天天下的這種體質。
可是這種王朝思想在中國並沒有隨著清政府的滅亡而終結，早在太平天國起義時，太平天國並沒有跟隨世界潮流而建立共和體質，他們建立的依然是封建王朝的體質，甚至在封建化等級上比滿清更勝一籌，好在天國起義並沒有成功，不然我們國家在黑暗的道路上可能要摸索更久才能找到光明。
再說清亡民國建立，袁世凱不也搞了一個復辟嗎？這是什麼概念？這等於是在共和國體制內實行封建的事實。可是那時候中國已經接受西方思想，已經沒有封建生存的土壤了，所以這一與歷史開倒車的行為最終還是失敗了。可是有意思的是，袁世凱臨終前還像古代帝王一樣搞了一個密詔，就是寫好自己的接班人名字，放在一個保密處，等自己去世後再打開看。
袁以後中國雖然歷經再造共和，可是封建思想依然流毒很深，直到民國最後的風雲人物蔣介石後來敗退到臺灣，他不也是拐著彎的讓其子蔣經國接班了嗎。蔣經國晚年也考慮過讓兒子接班，只是當時臺灣已不是袁時候的民國，最後因為江南案件不了了之。
專制與民主，一個是落後？一個是進步？我想在當下的中國還是有挺多人有這種想法的。但我個人覺得不是的。
如果就政治制度而言，專制並非一無是處，民主也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君不見伊拉克、利比亞。之前都是所謂的“專制”，現在都是標榜的“民主”，而國家與人民呢？您覺得他們是希望在以前的“專制”之下，還是在現在的“民主”之中的？
（站著說話都不腰疼，看看利比亞小弟的對比照片，就知道深刻感受到國家變化的他們的心境了）
當然了，打碎“專制”有老美，建設“民主”有咱們。大老美這麼幹涉別國內政，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好處。哈哈。
（利比亞班加西重建項目規劃圖——國內設計）
從思想的層面來說，民主的益處當然有益發展與進步的。但是我想這個題目本身，可能主要的是討論政治體制，所以思想的部分就不多聊了。而且確實在中國歷史上，百家爭鳴與百花齊放的時代還是挺多的。
政治體制從來都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而古代，除了農耕，就是遊牧。古希臘古羅馬那種小城邦是能有點兒民主的萌芽，問題是，當疆域的尺度變大，那一套東西在古時候不管事兒了就，現在比較下歐洲貴族的古堡，一個個的還不如咱這兒同時期的財主大院兒大。
（英國溫莎城堡，城堡的地板面積大約有45,000平方米）
（山西王家大院，佔地面積45000平方米，確實比溫莎城堡小，但是王家大院就是一個財主的院子而已）
雖然子曾經曰過的，治大國如烹小鮮。但是再看看子是怎麼說做飯吃飯的。就知道咱這個小鮮可不是拌個沙拉、拍個黃瓜這麼簡單的。
對於古代中國而言，大規模的農耕即使僅在黃河流域，也需要大的地理範圍內的協同。水利，從大禹他爸比——鯀那個時候來說，都是整個國家的頭等大事，治不好殺頭，治好了當頭兒。治理黃河，不是靠各個小的諸侯國結盟約定、民主討論就能解決的。好比《春秋》中記載的葵丘之盟啥意義也起不到，只能是在中央集權之下，才有可能去統一調配。來保證種植的正常進行。
（不過這個水裡的恐龜是個什麼意思？）
同時，為了保證糧食不被等雨線之外的遊牧民族劫掠，中原的各諸侯國也需要被結成一個統一的集權國家去抵禦。
（這張十五英寸等雨線圖不清楚，不過反映了和長城的關係，還是表述的比較清楚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有集權專制才能更為有效的生產以及管理。曾經記得很久以前看過的對比，說是唐代中國的小麥畝產量，基本上相當於1900年左右英國的畝產量或者更高，當然我也不知道是不其實唐代小麥畝產量相當於清末的畝產量？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那也說明，以農耕為主的大國，肯定是採取集權專制的制度更適宜一些。
至於有人提到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導致集權與僵固，其實也有一定道理，只不過僵固我個人不太贊同。因為這一個是要看歷史環境和地理環境。中國這被南北東西的大江大河大山大川隔開的，同時在發展中又吸納（就用吸納吧，這個詞還挺中性的）其他民族，部族的時候，有諸多的文化、經濟、語言等等的不同。這要是不統一思想的話，太容易導致分裂了。
而且實話說，說法是這個說法，但是這就跟馬三立的開粥廠一樣，十變餡兒的月餅，得心應手，想變就變啊。從一個角度來說，儒家和法家、墨家、陰陽家啥的一樣，都是實用主義。就連佛教到中國不也一樣是有所變化、猶太人來也不是一樣也得適應。
另外從地理尺度來說，比如西方中世紀之前的所謂民主的雛形吧。就P大點兒地方開個議會啥的還可以操作，站城樓喊一嗓子，全城都聽見了。但是在中國這不現實啊，一個國家跟歐洲一樣大。從東到西的，就算800里加急，還得多少天呢？政令能上傳下達就不錯了。還商量個啥啊，有商量的功夫，黃瓜菜都涼了。
在1911年民國成立前之2117年內，共有水災1621次和旱災1392次，其嚴重經過官方提出。亦即無間斷的平均每年有災荒1.392次。——自黃仁宇《中國大歷史》。我自己可數不過來。
如上文所述，其實咱們中國整體來說還真不是特別宜居的。這麼多的災荒，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那有閒工夫民主啊？光地方上報，中央下令救災就已經夠上下五千年忙的了。
同時，民主，也只是統治階層的民主為主。全民都民主自由了，放在哪個國家都叫無政府主義。而在大尺度疆域下即使是統治階層的民主其實也是有風險的，比如成吉思汗去世之後的蒙古。以庫裡勒臺大會的形式推舉大汗而非以遺詔的方式解決法定繼承人的問題，導致了蒙古帝國向西擴張的停止，以及隨後各汗國之間的分裂。
西方的所謂現在的民主也是中世紀結束之後的事兒了。在這兒就不多說了。
總之，中國古代的延續中央集權（也就是所謂的專制）而非所謂的“民主”是由中國的經濟形態、地理環境、內部文化差異等等的歷史環境所造成的。我自己並不認為這就是壞事兒，同時也認為不能因為清代中後期開始的落後就全盤否定，妄自菲薄。
當然如果有時間，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推論假使我們從一開始有萌芽的民主，而後會是怎樣的發展路徑。
為啥要“走向民主”？這是要走向哪種“民主”？
這“民主”，先解釋清楚意涵，再裝普適吧。
組織體系的自洽、順暢運作，需要的是集思廣益、上下一心、同仇敵愾，而不是什麼自說自話自由心證的“民主”。而這些方面，就是最“專制”的中國時代，中國做得也比那以黨爭掣肘為務的“民主”強。
——無陳詞濫調，無不知所云，無酸腐雞湯，無繽紛喧囂，唯有一點赤誠真意，一點犀利深刻；君若有得，乞輕落玉指點贊、高抬貴手轉發；若有相左之真知灼見，請評論中不吝賜教。
首先要確定一個概念，所謂古代是和近代，近現代，以及現代相對而言的。中國的近現代，公認的歷史座標，是一八四零年之後，在此之前，都算中國古代。而西方的古代概念和我們的歷史劃分並不完全是一回事。
和中國古代一樣，在西方的古代，照樣是孕育不出什麼現代意義上的“民主”的。在那個時候，西方也是一個“專制愚昧而黑暗”的時代，相比較而言，中國古代的專制要比西方古代的專制文明太多。
而中國的近代，近現代一直到現代，和西方的近代，近現代和現代一樣，其實也是一個從“封建專制”走向民主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和西方的“文明進程”如出一轍，只不過，在橫向的時間座標軸來看，中國的由“封建專制”走向民主的時間晚了一點，這一點究竟是多少年，沒有一個公認的定論，但就是晚了這麼一點時間，讓我們好多的“文化人”對我們的祖先“埋怨個沒完”——似乎是祖先把自己給“耽誤了”。
我們真的就不能厚道一些？
我們的祖先們選擇了一條什麼樣的發展道路，其實一定是有它適合（總體適合）當時的社會發展需要的必然，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在經歷了幾百次的大大小小的改朝換代，分分合合，依然無法撼動其封建專制的實質，至少說明一點，那就是我們的祖先，根本沒有找到或者說沒有想到過去找一個比“封建專制”更加合理，更加有效，更加有可操作性的其他的什麼制度。
所以，城頭變換大王旗，僅僅就是“改朝換代和重新洗牌”。我們的祖先也只能想的到這樣一種“再平衡”的方式。
那麼，中國的封建社會的“封建專制制度”為什麼會如此的牢固和穩定呢？支撐封建專制制度的基本內核究竟是什麼呢？在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大門，在西方的文化或者說文明沒有傳入中國之前，我們的祖先為什麼沒有產生這種“改變制度”的自覺呢？
拋開埋怨，拋開沒有必要的鄙視，我們其實要面對的是一個現實，那就是我們這個國家，是一個以農耕模式建立的國家，我們的文化基礎是建立在農耕模式的基礎之上的。我們一直就是一個農耕文化為主流文化的國家。這是認識我們的祖先為什麼會痴迷於“專制”的基礎。
所謂農耕模式，就是以種植為主的生產和生活模式，這種模式的最大特點，就是人對土地的依賴。而生產力的高低，最實質的標誌，就是勞動力數量的多少。
這種模式的維護，需要足夠的土地，需要人和土地之間的高度依賴，同時需要對勞動力的高度控制。
這就形成了以土地為依託的中國最基層的組織細胞——中國式家庭或中國式家族。個人在這樣一個農耕模式當中就變得微不足道，同時，農業生產的特點，決定了個人和家庭之間的“依附關係”——脫離了家庭或家族的個人，其生存的難度會非常大 甚至難以生存。
所以，對於一個個人來講，他的潛意識當中需要的是明確自己的“歸屬”，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一個獨立的人是不存在的，他一定要屬於某個家庭，某個家族，這就為“專制”的產生提供了最實際最基層的社會基礎。
所以，中國封建社會的社會結構，就是一個以家庭為基礎，而不是一個人為基礎的社會結構。
當家庭成為最基礎的生產單位的時候，家長的存在就成為必然。有了家長就會建立一個牢不可破的等級秩序，這是家庭為基礎的農耕模式帶來的必然——一家一戶的農耕勞動，就必須有分工，有組織，而家長就是那個分工者和組織者。
於是，所有的“契約”都是建立在這個家長制的社會形態下的“等級契約”。
那麼這個由千萬個建立在等級制度的家庭組成的天下，就是“家天下”。
維護這個等級制度就成為了這個社會的所有人的共識。家長可以換，但等級制度和分工組織方式不能變。
另外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中國存在一個“專制制度”最堅決的維護集團。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 ，看起來很熱鬧，但實質上都是在從各個角度詮釋如何更加完善這種等級制度，讓“家天下”變得更成熟，更牢固而已，但是這種爭鳴卻形成了影響中國幾千年的一個特殊的群體——士大夫集團（所謂特殊，是指僅在中國或者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周邊國家）。
中國的歷史上，士大夫集團（也就是中國的所謂讀書人階層）是一個龐大的“不勞動”集團，他們的專職工作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專職維護“家天下”的專制制度。至於皇帝，也不過就是這個集團的“代言人”。本身也屬於“讀書人”群體的一員。
中國封建社會的讀書人，並非和現在的“知識分子”劃等號，他們算不上“知識分子”，他們販賣的不是知識，而是“情懷”。而他們所販賣的情懷，其實就是不斷的，樂此不疲的維護能給他們帶來“特權”的等級制度。
無論姓劉的還是姓李的，或者姓趙的還是姓朱的，甚至是姓“愛新覺羅”的，要想安穩的當這個“代言人”，最核心的原則，就是不能改變“等級制度”。
這個階層，或者說這個階級的存在（士大夫集團實際上就是地主集團），讓生產資料（土地）等級化，特權化的佔有成為“天經地義”，成為最“道德正義”的佔有方式。
所謂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所謂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所謂的“學而優則仕”，甚至是所謂的“十年寒窗苦”。無不強烈的表達一個信息：唯有等級，唯有特權才是最值得最求的。
這樣的在中國封建社會佔有絕對的統治地位的士大夫階層的存在，如何能幻想或者指望他們去犧牲自己的利益，去追求什麼“民主”？
在等級和特權的前提下，社會就會變成天然的“專制”，自上而下的“仁”，自下而上的“忠”，自上而下的“恩”，自下而上的“孝”。兄弟之間，也要分出“伯仲”，
就是在江湖上，那些本來可以有“民主”的自由的人們，也是忙不迭的要“華山論劍”，要“爭第一把交椅”。派別林立，其實質是“等級的劃分”。
這種“文化和精神層面的等級和專制”才是中國封建社會“專制的頑固性”的根源。
如今，我們依然有一些號稱“知識分子”但在的骨子裡還是“士大夫”的人們，在誇誇其談追求所謂“民主”的時候，仍然在販賣“等級和專制”——他們需要的是能保持他們特權的“民主”。
對於我們的古代歷史，一直有一個很深的誤解，好像自秦始皇起，中國就有了專制政權。
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大的誤解。
中國的專制集權，實際上是從宋亡之後才開始發源，故有“崖山之後無中華”之說，即，指的就是，南宋為蒙古人所滅之後，中華文明的精髓，尤其政治制度方面的精髓，基本上就被毀了。
元、明、清三個朝代，中國歷史進入了從“帝王與士共治天下”到“皇權專制”的軌道。
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種歷史轉向？
首先，蒙古人入侵是個大誘因。
低端的草原遊牧文明，不僅以暴力擊敗了高端的農業文明，更是徹底譭棄了農業文明。
元之後，朱氏大明政權，以廢除宰相為標誌，朱元璋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實施集權統治的皇帝。
清清將集權統治發展到了極致。
因為與列代統治不同，滿清政權有一個固定的既得利益集團，即，滿族人。
整個清朝的統治，就是圍繞如何確保這幾百萬滿族人的利益而施政的，這是與其他朝代完全不同的一面。
因為有這樣一個固定的特殊利益集團需要供養，所以，就必須採取對幾億漢族的人集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