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特務機構揭祕

國民黨最早的特務機構形成於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期。蔣介石於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進行所謂“清黨運動”，大肆迫害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和革命青年。為執行這一政策，早期特務組織隨之建立並不斷髮展演變。蔣介石運用特務組織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與其早期經歷與性格有關。他固執、倔強、多疑，並且深諳權謀之術。因此，從一開始，他就採取雙管齊下、分而治之的方針，將國民黨的特務機構分為兩個派系分別管理，從而互為補充、互相鉗制，以便利用其內部矛盾衝突達到更好地控制效果。國民黨特務機構存在二十餘年，從初期的調查科、密查組到中統與軍統，再到後來的黨通局和保密局，經歷諸多發展演變。雖然名稱和組織形式不斷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始終掩蓋不了這些組織機構一直從事蒐集情報、鎮壓中共及其他反對勢力的各種罪惡行徑。

戴笠與蔣介石在一起

國民黨早期特務機構

早在1926年，陳立夫、陳果夫就在國民黨內成立了一個名為“中央俱樂部”的小團體，因“中央”與“俱樂部”兩個英文單詞的起頭都是C，而二陳姓名拼音字母開頭也是C，因此被人稱為“CC系”。“CC系”作為一個政治派系，實力主要分佈在國民黨中央黨務部門尤其是組織部、地方各級黨部和教育系統。為了掌握黨內動態情報，1933年前後，二陳成立了“青白團”“同志會”兩個小組織，開始做情報工作。因二陳一直否認CC系的存在，這兩個組織名稱及活動亦不對外公開，社會上鮮有人知，遂一概以“CC”稱之。到1938年3月，武漢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取消國民黨內一切小組織，這兩個組織才宣佈解散，CC因而告終。

1927年8月，蔣介石因受到國民黨內部汪派及桂系的共同攻擊，急於用非常手段對付政敵，於是令胡靖安在上海成立“黃埔同學聯絡小組”，從事聯絡黃埔同學、蒐集各方情報、監視部隊的工作。該小組可謂蔣介石特務機構的肇始，戴笠即為其成員之一。同年9月，因蔣介石下野東渡日本，小組停止活動。1928年1月，蔣介石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任命戴笠為總司令部上尉參謀，接替胡靖安負責“黃埔同學聯絡小組”的工作。

1928年2月，蔣介石採納陳果夫的建議，決定讓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負責黨務情報蒐集工作。陳立夫、張道藩、葉秀峰先後任科長，1929年改由徐恩曾任科長。調查科設採訪、整理兩個股，前期主要以蒐集各派系黨內情報為主。1930年，又增設“特務組”“言文組”。其中“特務組”負責針對共產黨的調查研究、密謀策劃、情報蒐集等反共活動；“言文組”負責蒐集整理各種報紙雜誌、進步刊物，以便掌握中共及其他黨派的最新動態。在徐恩曾的直接領導下，發生了1931年的“顧順章案”。在顧順章被捕叛變後，多處中共地下組織遭到破壞，200多名中共黨員先後被捕，幸虧打入國民黨內部的錢壯飛及時通知黨中央機關轉移，周恩來等主要領導才倖免於難。

1931年底，蔣介石為進一步加強軍事情報工作，令戴笠建立“密查組”，隸屬於總司令部。胡宗南將其在南京城內雞鵝巷53號的一處住宅贈予戴笠作為工作場所，周偉龍、張冠夫、胡天秋、馬策、王兆槐等人便成為戴笠身邊的第一批骨幹力量，這些人後來都成為戴笠最早的發家班底“十人團”的成員。自此，戴笠的特務工作與以前相比，有了固定的經費撥付、人員配額與工作場所，開始經營正式的軍方特務組織。

復興社與軍委會調統局

1932年3月，蔣介石成立“中華民族復興社”，簡稱復興社，由他任社長。因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黨”、希特勒的“褐衫黨”，成員均著藍衣，因此又稱“藍衣社”。復興社下設中央幹事會和中央監察會。幹事會下設人事、組織、訓練、宣傳、特務、總務等處；監察會下設書記、調查、審核等處。其中特務處由戴笠任處長、鄭介民任副處長，後來成了擴組軍統局的基礎。特務處的主要任務：一是情報工作，二是策反工作，三是監視、綁架、暗殺等行動工作。

復興社成立月餘以後，在內部又成立了力行社，其名稱來自於蔣介石的“力行哲學”一語。力行社核心人物多畢業於黃埔軍校，成員須經蔣介石親自審批，故人數不多，僅50多人，核心成員13人，即所謂“十三太保”。力行社強調“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擁護對蔣介石的個人崇拜，並建立蔣介石的嫡系軍官，進而以建立蔣介石“在全國人心目中的至高權威和信仰中心”為目標。由此可見，復興社雖然從事了大量的特務工作，但並非純粹的特務組織，而是一個巨大的法西斯政治團體，蔣介石以此聚集軍界青年力量，鞏固統治地位。

在戴笠的特務組織迅速發展之時，CC系二陳也授意徐恩曾伺機擴大自己的特務組織，在南京籌建“特工總部”。“特工總部”是在調查科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CC組織的一個重要部分，而且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完全祕密的組織。“特工總部”成立後，即在各省市、各黨部內成立“特務室”，在上海、南京等地設立祕密“行動區”。徐恩曾大批培訓特務人員，實行“重用叛徒，擴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政策，大肆破壞中共地下組織。

1932年9月，蔣介石欲把戴系和陳系的特務組織統一管理，成立了以陳立夫為首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但這與後來以戴笠為頭子的軍統組織是兩碼事，其基本構成主要是未來的中統班底。軍委會調統局組建了三個處室，任命徐恩曾為特務一處處長；戴笠為特務二處處長；丁默邨為第三處處長，後由金斌繼任，掌管通信、密碼等事宜。軍委會調統局的成立，為日後的國民黨兩大特務組織——中統與軍統系統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礎。在這一時期，國民黨特務製造了1933年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被殺案；1934年的著名報學家、愛國人士史量才被殺案；威嚇宋慶齡等愛國進步人士；暗殺著名愛國抗日將領吉鴻昌等罪惡活動。

1937年9月，蔣介石為了顯示“團結一致共赴國難”，指示：“現在抗戰已經開始了，過去祕密的小組織形式不合需要了，要來一個大組織，把黨部的（即CC系）、同學的（即復興社）和改組派（即汪精衛派）都團結起來。”於是在1938年春，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來包羅黨內的一切小組織。同年秋，迫於“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原則，復興社正式解散，其成員完全併入三青團充作骨幹力量。三青團成立之初﹐在抗日救國的名義下﹐開展了一些活動以控制青年運動。在抗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後﹐三青團的許多組織在特務分子控制下，成了國民黨的反共工具。直到1947年9月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暨中央黨團聯席會議決定實行“黨團合併統一”，將三青團併入中國國民黨。

中統與軍統

1938年，隨著陳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長，軍委會調統局日益成為一個空頭的彙報機構。蔣介石藉口抗日戰爭時期國難當頭，為了防止敵諜漢奸活動，提高工作效率，把原有的軍委會調統局改組。原軍委會調統局的三個處擴大為三個公開的特務組織：一是隸屬於中央黨部祕書處的“中央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二是隸屬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三是隸屬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的特檢處（主管郵電檢查）。至此，中統與軍統正式分家。

中統由中央祕書處祕書長朱家驊兼任局長，徐恩曾任副局長。局總部設於重慶，同時在全國各省市公路、鐵路設置調查統計室，並以各種名目和形式發展組織。中統特務分調工、黨員調查網、通信員、外圍分子、特情五類，除外圍分子外，合計在20萬人以上。從1939年到1942年，中統局本部內的組織機構也進行了不斷調整，擴大成為三組、三處、五室、四會，已經成為龐大複雜、人員眾多的特務機關。

徐恩曾、顧建中還親自主持掌握了一個叫“生廬”的機構。該機構由少數曾任國民黨黨部委員的中統高級特務（10人左右）組成，專門擔任對共產黨的陰謀破壞和技術研究。惡名昭著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就是由中統在1939年倡議和起草的。主要內容即限制共產黨的活動，鎮壓人民抗日愛國運動，保衛、封鎖敵後解放區的抗日救亡運動。抗日戰爭時期，中統也進行過一些鋤奸行動，其中1939年中統女特工鄭蘋如就曾計劃使用“美人計”刺殺漢奸丁默邨。

軍統名義上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主任兼任局長，實則由任副局長的戴笠掌握實權。軍統在抗戰時期發展到鼎盛，除在各地設有辦事機構外，還密切掌控著全國的警政機關，並擁有“忠義救國軍”“別動軍”等特務武裝，勢力盛極一時。戴笠還先後掌握了運輸統制局監察處、財政部緝私署、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財政部貨運管理局的大權，以及交通警備司令部九個團的交警和上萬人的緝私武裝。

抗戰以來，軍統採取祕密殺害、綁票、搜捕等方式不斷迫害中共組織。例如：1938年將在西安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第十八集團軍高級參議宣俠父祕密殺害；1940年蓄意製造成都饑民搶米事件，企圖嫁禍於共產黨；圍繞陝甘寧邊區建立嚴密的特務組織網，接連派遣特務打入延安。同時，在舉國抗戰的形勢下，軍統也進行過一些鋤奸、情報及敵後遊擊活動。例如：先後刺殺了為日偽效力的上海幫會頭子張嘯林、偽上海市長傅筱庵、偽杭州市長譚書奎等；精心策劃在越南河內刺殺叛逃的汪精衛，但其結果以錯殺曾仲鳴而收場。

中統與軍統雖然都是蔣介石領導的特務機構，但他們的內部人員不允許相互流動，彼此互相攻擊、爭功邀寵，導致矛盾很深。蔣介石也很清楚他們之間的矛盾，因此曾經對中統和軍統的工作範圍作了明確的規定：凡屬於軍隊、軍事學校、兵工廠以及直接屬於後勤方面的軍需用品工廠等，一律屬於軍統的工作範圍；凡屬於黨、政、教育、經濟、文化、一般民用工廠等，一律屬於中統的工作範圍。雖然分工明晰，但他們都對蔣介石的命令陽奉陰違，並未真正按照分工行事。在中央一級，兩局摩擦還是暗的，在地方上則經常發生公開的爭鬥。

黨通局與保密局

1946年，抗日戰爭結束後，蔣介石迫於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被迫同意於1946年1月11日召開中國政治協商會議，並在開幕式上宣佈“司法與警察以外機關，不得拘捕、審訊及處罰人民”，“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然而不久之後，中統又連續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滄白堂事件”“較場口事件”“南京下關事件”等，遭到全國輿論界的譴責和抗議。

1946年3月，軍統局副局長戴笠墜機身亡，由鄭介民繼任。10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國防部，由軍事委員會第二廳與軍統局合併組成國防部二廳，鄭介民任廳長。軍統局隨之改為國防部保密局，由毛人鳳任局長。1947年，迫於內外矛盾，蔣介石下令撤銷中統，但隨著解放戰爭的開始，決定將中統的主要部分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員通訊局”，簡稱黨通局，由葉秀峰任局長。

黨通局成立不過一年零八個月，但實施了1948年的“八二〇”大逮捕、“四二〇”大逮捕，多名進步人士被捕犧牲。1948黨通局再換招牌，改組為“行政院內政部調查局”，簡稱內調局。內調局在廣州僅存4個月，由於解放大軍南下，便將所屬人員部分送往臺灣，另一部分到重慶負隅頑抗。後除少數骨幹分子飛往臺灣，餘均落網。至此，存在大陸20餘年的中統特務機構宣告徹底覆滅。

保密局成立後，隨之進行縮編裁員，主要是保留“核心分子”與“基本人員”，對一般特務則進行挑選。儘管縮編，保密局在全國重要城市樞紐還是設立了眾多辦事處及站點，如北平站、天津站、上海站等。保密局成立後的兩三年中，破壞了中共上海、北平、重慶等多處地下組織，還於1949年底，在重慶市大坪殺害了中共四川省委蒲華輔等10人，接著又祕密在歌樂山電臺嵐埡殺害了30多人，其中有江竹筠（江姐）。

1949年初，蔣介石敗局已定，為圖東山再起，設計了“真假保密局”的騙局。蔣介石令毛人鳳把保密局從南京撤出，局本部和文件先運臺灣，在上海成立辦事處繼續領導各地工作。為應付李宗仁代總統，另撥幾十個人組成假保密局，讓原副局長徐志通任公開的局長。成都解放後，假保密局宣告終結。國民黨敗退臺灣後，一部分軍統分子留在大陸進行暗殺、破壞、情報等活動，“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就是軍統所為。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軍統特務在大陸基本被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