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田武彥對日本侵華什麼看法？

小編認為，要想能更好的回答這個問題，應該從岡田武彥的一生軌跡中來探尋這個問題，似乎應該能找出一個更好的答案。

岡田武彥，日本儒學家，兵庫縣人。1934年就學於九州大學，專攻宋明理學。1960年，以《明代的儒學》獲文學博士學位，1966年以客坐教授身份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1968一1969年任“朱子語類綜合研究”課題的負責人。退休後，為九州大學名譽教授，曾多次來華參加儒術學說活動。並著有《江戶時期之儒學》，《王陽明及明末儒學》，《中國思想的理想及現實》，《幕府末期維新陽明學家書簡集》，《近世後期儒家集》。並主持編纂《陽明學大系》，《朱子學大系》，《近世漢籍從刊》，晚年著有《王陽明大傳，“知行合一”》。

由此可以看出，我們民族的傳統精華“陽明學說,”是牆內開花，牆外香，是在岡田武彥的推動下，中國的陽明學說才得以在世界上發出了耀眼的光茫。而最令小編不解的是:“在中國出現，明朝是”三無”朝代聲音的理論依據何在"。我們大家都知道，二戰後，哥倫比亞大學在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錦上添花的大力支持下，更是成為美國最有權威性的一流學府，其在美國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和無法置疑的權威性。其《新聞學院》頒發的“普利策”獎是美國文學和新聞界的最高榮譽將。在這裡，小編不得不指出的是:“文化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象徵的重要標誌，美國最重大的成功之處，就是對“文化”的運用，向全世界輸出了其“普世觀”中的，“人人平等，自由”的價值觀念，才使美國在世界上有著無處不在的影響力”。這也是小編不得不說，對於中國人來說，其最大的可悲之處在於“美國人接受了日本人觀點中,中國人的，“價值觀”，“道德觀”。在以日本人為參照物的基礎上，開始不斷的深化，並妖魔化中國人。使美國人在此認知基礎上的意識中出現了:，“中國人和日本人是一樣的侵略成性，喜歡暴力與擴張的觀點。”然而恰恰就是美國人這種潛移默化觀念的形成，也成為中美間缺乏戰略互信，衝突不斷的重要悲劇根源之一。也正是日本人成功運用發揮了其“文化戰略”的優勢，在世界上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尊重與好感。

小編十分贊同劉樹勇先生對岡田武彥的描述:。“岡田武彥是在虔誠踐行的基礎上，把傳統的儒學，尤其是陽明學中“體認”的精神加以充實和完善，並結合日本傳統的“神道教”而使之進一步的體系化和理論化，進而創立了“體認之學”為核心的“東洋之道”的致思趣向和“為學宋旨”。我們來看看何為神道教:

神道教:在日本起源於公元5一6世紀，吸引了中國儒家的倫理道德和佛教，道教的某些教義，或思想，逐漸形成了比較完整宗教體系。其核心內容:“日本民族是“天孫民族”，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並且是在人間的代表，皇統就是神統。祭祀的地方稱為神社。主要分為神社道教，教派道教和民俗道教。靖國神社就是教派道重要神社。二戰後，日本新的宗教法令規定神道教為民間宗教。現今社會，日本多同時信奉神，佛兩教，婚禮多從神道教習俗，而殯喪多從佛教葬儀。岡田武彥把日本人的特質和精神世界高度概括為“簡素“和“崇物”兩種。

簡素是表現形式上的抑制，是華麗的極致。其特徵就是表現為日本人的輕快，明潔和灑脫。

崇物就是對萬物充滿崇敬和感激。其特徵為，神，人，自然，三位於一體，神話，歷史一體兩面。也正是日本人對“神道教”為核心，對天皇無條件極端的尊崇之情，才形成了日本人對天皇宗教式，無比狂熱的崇拜之情。我敢說，在日本，你要罵日本人的祖宗，日本人不一定能全部站出來反擊，但你要是敢罵日本天皇，一定會遭受群起攻擊的。

日本對外侵略思想的形成，神道教是一個主要因素。但是，我們不能忽略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日本的“生存論”危機說。”正是由於日本島國地質條件的多災性，才使“大陸論”在日本成為共識，這也是從豐臣秀吉時代制定的“大陸政策”，成為日本日後對外侵略擴張的主要理論依據。然而，以傳統島國封閉為特徵，形成的日本民族排外性，發展到今天，不但沒有得徹底清除，反而愈發呈現出孤立保守的態勢，不得不令人憂心沖沖。而在二戰結束後，以天皇為中心的軍國法西主義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算，這也成為日本戰後主流派和右翼勢力拒不反省二戰侵略史的主要原因。如果在今後的哪一天，日本的充滿危機的“生存論”和狂熱的“神道教”，再一次被日本右翼勢力利用，其後果比二戰時的日本還要恐怖，還要可怕。

在日本的歷史上，被稱為東方“納爾遜，”打敗俄國海軍的東鄉平八郎，被譽為“經營之神“的盛和昭夫都是虔誠的“心學”信仰者。關於岡田武彥對侵華的戰爭態度，小編觀點:“他和日本的主流觀點是一致的，不反省。最為致命的是:“如果把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比喻成一個縱火犯，岡田武彥不但沒起到一個消防隊員滅火的作用，其助紂為虐的行為，反而在加劇著這種災難的漫延。”所以說，逝去的岡田武彥什麼態度真得很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在我國傳統價值觀念崩潰的今天，太需要岡田武彥式的中國學者出現，來重新樹立起中國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使“陽明學說“能以由中國式，而不是以日本式的方式出現在世人面前，使我國的傳統文化能真正的在世界上得以弘揚和傳播。

關於岡田武彥，對其在二戰中的經歷沒有蹤跡。

所能找到的記錄寫的是岡田武彥是國際陽明學大師，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研究宋明理學首屈一指的專家。對道家、禪學也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堪稱當今世界學貫東西、橫跨儒釋道幾個領域的哲學大師。在日本，常年為日本知名企業高管講解《論語》；在中國，與儒學大師杜維明交好，被杜維明贊為“儒學祭酒”。曾與哲學大師張岱年對談。以他為首的九州學術圈，在為學方法、致思理路等方面有許多共同點，以至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有別於東京、京都等地學術圈的學派雛形，我將其稱之為“九州學派”。岡田先生是自幕末維新時期由楠本端山、楠本碩水兄弟開始的，到端山之孫楠本正繼承續的九州地區新儒教運動的主要推手，也是九州學派的主要代表。但岡田先生卻謙虛地將此學術思潮用其恩師楠本正繼的名字命名，稱之為“楠門學”。後來岡田先生的學生又在“楠門學”之後加上了“岡田學”，想用“楠門學”和“岡田學”來概括和統稱九州學派。

代表作《王陽明大傳：知行合一的心學智慧》《王陽明與明末儒學》《江戶期之儒學》《中國及中國人》《中國思想的理想及現實》等。

1988年，岡田武彥率代表團訪華。在拜謁位於紹興的王陽明墓時，看到破敗不堪的景象，岡田武彥心情沉重，流露出欲資助修復陽明墓的意向。岡田武彥返回日本後，立即募集資金三百萬日元，用於支持王陽明墓的修復。1989年3月該工程竣工，4月岡田武彥專程前往紹興出席“王陽明墓修復揭碑儀式”。

1992年，岡田率團考察王陽明遺蹟學術。他們來到江西大餘縣青龍鎮，這裡是王陽明去世的地方。大餘縣政府提出要在青龍鎮修建紀念碑亭，岡田先生非常贊同。回國後他立即發出倡議，獲得280名日本友人和民間團體捐贈。1994年，“王陽明先生落星之處”紀念碑亭在大餘縣落成。

此後，岡田武彥得知浙江省餘姚市的王陽明故居瑞雲樓修復工程在資金上尚有較多困難，又再次義無反顧地承擔起在日本募集資金的重任，並於1996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親自攜捐款，率二十一人的代表團赴餘姚出席瑞雲樓的修復落成典禮。參加完典禮後，岡田先生又與京都將來世代國際財團理事長矢崎勝彥一起趕赴貴州修文縣，出席由矢崎勝彥捐贈的王陽明銅像落成式和由蔣慶先生開辦的陽明精舍奠基式。

岡田武彥三次為陽明遺蹟重建募款，這些事蹟，由岡田武彥的“中國弟子”錢明記錄在了《陽明精神的虔誠踐行者》一文中。

日本人那麼喜歡王陽明，是因為其思想實際上是包裝成理學的禪宗，而且紮根於東南浙江福建的地主階級，由浙閩士人把握話語權，明末的東林黨時代，杭州一個城市每年花幾百萬銀子禮佛，卻幾乎不向北京交稅，明朝士兵忍不住多年欠餉譁變，北方農民大量餓死揭竿而起，都不能妨礙浙閩的禪宗理學家繼續睡覺。後來清朝建立，嚴厲打擊浙閩禪宗理學勢力，後者很多逃到日本，成為東亞文明內部，日本侵華最主要的推動者。提倡陽明學的日本，像一條鬣狗，咬住浙閩禪宗理學勢力的顛覆性柔軟腹部，是想從中國歷史的舊傷口處，再撕下一塊肉。

這個問題有點太難為人，岡田武彥一生都在研究王明陽的思想學說，而我對王明陽的思想學說知道得少之又少，大概說的是人天性為善，善源了心(知)，心中有善要實施了行為，比如，有了孝順父母的心，就要有孝順父母的行動！也就是說的知行合一。

曰本侵華戰爭，打著大東亞共榮的旗號，幹著燒殺搶奪的勾當。我想這跟王明陽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大不同吧。

如果岡田武彥贊成王明陽的思想論，那麼他肯定不贊成日本的侵華戰爭！

這個問題太深澳了，我這只是一點小小的看法。不要見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