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到底是不是賣國賊？

在封建時代由於人們認識的侷限，造成處理問題的不同，比如左宗棠是積極主張收復新疆的，而李鴻章是積極建設海防的，所以在左宗棠解決新疆問題上對立，但清政府領導層的侷限，北洋新軍建設的不上心，導致甲午失敗，及之後每次戰敗之後都要有人出來賣國，這時李鴻章不得不出來賣國！首先，他不是完人，也有收受賄賂的問題，（比如收受俄國人的賄賂出賣大連，但即使沒有李鴻章，不收受賄賂就能保助大連不被俄國人佔領嗎？）但總之是千年上國心態，世界大變化下國人沒有快速調整適應，他可能是一個求和派，而左宗棠更像是主戰派，但在那時的國力下，以及統治階級的不給力，即便出個能臣又怎樣？左宗棠是收復了新疆，可伊犁不也是買回來的嗎，而且是部分。袁世凱在甲午海戰前十年就建議把朝鮮併為大清的一個省，有人聽嗎？所以在當時國力下，領導層認識下，任用了李鴻章這樣的人。個人覺得李鴻章有不對的地方，但要說賣國那就實在是背鍋，因為國不是他的。

用賣國賊或漢奸這類標籤來評判歷史人物，顯然有失偏頗。

李鴻章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無法略過的人物，中國近代歷史上諸多大事件都與李鴻章有關，由此對於他的評價絕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的。梁啟超在《李鴻章轉》的緒論中寫道：“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愿；謗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語曰：蓋棺論定。吾見有蓋棺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正如梁啟超所言，關於李鴻章的評價，你站在什麼角度，就會有什麼樣的觀點。所以梁啟超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昔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甲午戰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李鴻章由此感嘆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好，海軍也罷，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孔，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李鴻章這段話，雖然表面了其所面臨的艱難境遇，卻也不乏為自己辯護的味道，李鴻章所處之時代政治分崩離析，掣肘眾多，但李鴻章自身也有嚴重的時代問題，比如貪腐，出賣國家利益。

1898年，中俄簽訂《中俄旅大租地條約》，李鴻章在此次簽約中受賄五十萬盧布，這段記載見於俄國首相維特伯爵的回憶錄。除了在這類中外條約中受賄，李鴻章本身的見識也有侷限，比如他在與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之爭中，堅決主張放棄新疆，好歹最後左宗棠贏了，否則新疆可能已是外國。

李鴻章在這類問題的認知上有重大缺陷，但在另外一些問題上，卻顯得十分睿智，比如在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時，李鴻章就指出中國婦女接受教育不方便，中國的報紙不願意將真相告訴讀者。

所以在同時代的外國人眼中，李鴻章堪稱大清第一人，李鴻章死後，外國輿論普遍認為：李之死也，於中國今後之全局，必有所大變動。

李鴻章身上的矛盾性，實際上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寫照，他們很清楚對內和對外之別，對外可以變現得很睿智，對內卻因為政治緣故不說話、說假話，比如清朝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他便發現了英國政治的好處，並記載於日記，但他回國後卻從不提起。

綜合來說，歷史人物是複雜的，有各種不同的側面，賣國賊這樣的標籤過於單一和情緒化，實際上不利於我們去認識歷史人物。

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最受爭議的便是他的外交。李鴻章接受的傳統儒家思想的教育，他逃不出千百年來作為文人和士大夫的忠君愛國思想，這就註定了他的政治思想和行為是為統治階級盡忠，然後才是為國家服務。

他所面對的統治者慈禧太后和王公貴族缺乏對西方先進文明瞭解，目光短淺，政治上腐敗且缺乏遠見，挪用軍費，揮霍無度的一群人。李鴻章在處處受人制軸的政治環境下不可能對他的政治抱負盡施展，統治階級就成為他徐圖自強的最大障礙，他的忠君愛國思想就是他最大的侷限。當時的中國國力貧弱，所謂弱國無外交，沒有強大的國力作為後盾，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和列強的政治鬥爭中他只能採取在維護國家利益為前提向西方列強作出一定的讓步。

他在政治上的對列強的讓步就受到朝廷清議派的攻擊，他們對西方世界無知到可憐的地步，而忽視社會現實不顧，，在政治卻強調盲目的強硬。李鴻章是正視社會現實的情況下，向西方學習，力圖富強兵以擺脫西方對中國的控制，同樣和中國受西方侵略的日本多少也採取了對西方讓步，然後再積蓄力量徐圖自強，日本的忍耐換來了“明治維新”，而李鴻章的不幸是他效忠的慈禧太后是一個自私，不故國家命運和人民死活的老腐朽!

李鴻章為中國最大的貢獻就是就是“洋務運動”，在中國這樣一個純粹意義上的農業國家中，他引進來西方先進的工業技術，創辦了中國的煤礦，鐵路，機械，奠定著近代中國的工業基礎。如果沒有李鴻章的“洋務運動”，沒有李鴻章對中國近代工業基礎的奠定，中國將更加的落後，離西方文明更遠，中國的近代化也將也會被推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