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 （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時從師學習，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7歲中舉。後從師於康有為，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宣傳家。維新變法前，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此後先後領導北京和上海的強學會，又與黃遵憲一起辦《時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的主講，並著《變法通議》為變法做宣傳。

戊戌變法失敗後，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漸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學革命運動的理論倡導者。逃亡日本後，梁啟超在《飲冰室合集》、《夏威夷遊記》中繼續推廣“詩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種詩中運用新名詞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之後一度入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之後對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嚴詞抨擊，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梁啟超被公認為是清末優秀的學者，中國歷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臺後仍在學術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與革命派論戰中發明了一種新文體，介乎於古文與白話文之間，使得士子們和普通百姓都樂意接受。同時，梁啟超還是中國第一個在文章中使用“中華民族”一詞的人，他還從日文漢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詞，“經濟”，“組織”，“幹部”等，皆始於梁啟超先生。

梁啟超於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顯著。梁啟超一生勤奮，著述宏富，在將近36年的政治活動又佔去大量時間的情況下，每年平均寫作達39萬字之多，各種著述達1400多萬字。

“梁啟超”先生是個怎樣的人？這個問題提的有些難度，因為要說清楚“梁啟超”是很費功夫的，只能簡單的、籠統的介紹一下！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水子、哀時客、自由齋主人等。清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領䄂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師從“康有為”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宣傳家；

維新變法前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學子發動了“公車上書”運動，同時著有<變法通議>為運動作前期宣傳。戊戌變法失敗後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這時的“梁啟超”由於變法的失敗，政治思想逐漸向保守派偏離；是公認的近代文學革命運動的理論倡導者。流亡日本後在很多著作中繼續推廣“詩界革命”成為君主立憲領導者！

在辛亥革命之後，在為“袁世凱”政府作高級幕僚，並擔任司法總長。在“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中給予嚴詞抨擊後加入“段祺端”政府，極枳倡導“新文化”運動。“梁啟超”文字淺顯流暢，對重大時亊問題有著獨到的闡述，文章即有感性又有很大的鼓動性；大膽的抨擊封建專制和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大力宣揚。由此；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間有著很大的感染力。

在日本時曾與“孫中山”等革命人士有過密切接觸，但是“梁啟超”的思想與革命派格格不入並堅持改良立場，擴大保皇派的影響，為改良活動“搖旗吶喊”民國元年(1912)年，“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時，為了博得“袁世凱”的信任，“梁啟超”對此大加吹捧，先後組建了“民主黨、進步黨”成為民國初期唯一能與“國民黨”對抗的大黨！因而得到了“袁世凱”的賞識，護國運動以後，特別是“袁世凱”死後，“梁啟超”深深陷入了北洋軍閥的內部紛爭之中。

民國六年(1917)年，經過支持“段祺瑞”政府，遊走於“張勳、黎元洪”之間，成為北洋政府的重要內閣成員，卦上了財政總長的頭銜，全力為“段祺瑞”張目。同年九月，“孫中山”發動了護法戰爭，自此；“梁啟超”結束了他的從政生涯。後從亊教育活動並主張傳統文化。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終年56歲，，，<樑思成>為<梁啟超>長子。DⅰXiaojU曉居

總體評價：

梁啟超被公認為是清末優秀的學者，中國歷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臺後仍在學術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但是也有其缺點。

社會名人對梁啟超的評價

• 黃遵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
• 吳其昌：文體的改革，是梁啟超最偉大的功績，雜以俚語的新文體（報章體），才使得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里。
• 毛澤東：梁啟超一生有點像虎頭蛇尾。他最輝煌的時期是辦《時務報》和《清議報》的幾年。那時他同康有為力主維新變法。他寫的《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連載，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
  
• 郭沫若：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衝破了的時候，他負戴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
• 蕭公權：“綜其一生，悉於國恥世變中度過，蒿目憂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壯以迄於病死，始終以救國新民之責自任。享年雖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則雲變波折，與清末民初之時局相響應。梁啟超以“善變”聞名於世。從戊戌年的變法開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創辦《新民叢報》，宣傳“新民”思想，為開啟民智鼓與呼。辛亥革命後，他回國參與政治，兩次討伐復辟，再造共和。他繼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並將這一傳統轉變成新的人格和社會理想，在不斷的“變”裡，其宗旨和目的始終不變，“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

梁啟超的缺點

一、革自己的命

梁啟超有一個著名的語錄流傳甚廣：“不惜今日之是以否定昨日之非，不惜以今日之新我否定昨日之舊我”。這個言論本身是沒什麼問題的，但是梁啟超把這句話推而廣之，大而化之，這就有問題了，這直接導致了很多學術流氓：“今天堅決發展經濟，明天堅決保護環境”，這句話成了學術流氓的擋箭牌，可以輕易擺脫之前的無恥面目繼續混飯！

人是應該有觀點的，不能老是變來變去當牆頭草。否則就太無恥了！

二、“創造”了中國人的劣根性

魯迅說中國人有劣根性，其根本源流在於梁啟超提出的：“中國人的第一個缺點是奴隸性”。

我們把眼光放到世界，不難發現，梁啟超以及魯迅提出的中國人劣根性是人類共有的人性弱點。甚至我們不需要去出國考察，看一看《卡耐基人心的弱點》就不難發現，其實中國人和世界人民一樣，都具有很多共性的缺點。但是梁啟超以及魯迅把這一點強制地歸結為“中國人”劣根性，直接打斷了中國人的脊樑骨，讓中國人在洋人面前站不直腰桿。

由此而下的一個世紀裡，中國人的崇洋媚外一再加劇，知道最近中國重新崛起，才重拾一部分民族自信心！

以上，希望能幫助到題主！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吧。評論人，很難；評論非常之人，更難。世無太史公，俗論不必真。

任公梁啟超，廣東新會人。光緒秀才，以“公車上書”，“戊戌變法”為世人所熟知。任公是我最為敬仰的一位大文豪。早歲因讀《敬業樂群》讓我心悅誠服，大為服膺。後讀《梁啟超講國學》我才知道為什麼樑先生在清末民國有那樣的德望與榮譽。聽聞北洋代總統馮國璋最喜歡讀大文豪梁啟超的文章，而太子爺袁克定為老袁謀劃稱帝也要派人去天津得梁啟超一言。這就是《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論者》所由來。一時輿論領袖，譽滿天下。

任公梁啟超，一生讀書也，從政也，變法也，救國也，護法也，總之為了救亡圖存，富國強兵也。最後，知事不可為，退而教書，執教清華，歸根結底也是為中華之未來，培養元氣也。

任公，自稱著作等身，早年遊學歐美，學貫中西。於東西方各大家，各派思想學說與各哲學異同無所不學，尤其精通國學。三教九流，諸子百家，任公無所不學亦無所不通。遺著《飲冰室合集》數百萬言，遺留後世真吾後人之福呀！

白居易有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因此之故，我們的傳統講究“蓋棺定論”。觀任公的言行與一生行事。可知任公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改革家、思想家、大文豪。為了覺醒人民，救亡圖存，復興中華顛沛流離，奔波一生。中國，在新舊交替，亂世轉型過程中能有這樣的仁人志士。實乃國人之福，天下之幸。中國能亡中圖存，人道不墜，任公居功至偉！我們能有今天，是踩著無數先烈的屍骨血肉來的。所以，回首過去我們要緬懷先烈，遠望未來我們要捍衛正義，追求真理。以期不負先烈，從而造福子孫！

應邀。梁啟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漢族，廣東新會人，清光緒舉人，和其師康有為一起，倡導變法維新，並稱“康梁”。是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粱啟超先生，可不是一般的名人，如果粱啟超當時的理想，真的能夠實現，那中國現在可能以經超過美國了。粱啟超是個著名的愛國者，是一個非常正直的好人，他的文章寫的非常厲害，是當代著名的大才子，可惜八君子當時美好的想法，被無情的現實給打敗了。結果事沒有辦成，落了個死的死，逃的逃，這也可以說是不適時務造成的惡果，當時清朝可不是改革，應該是推翻才對。不管怎樣說，粱啟超都是一個善良正直的好人。

感謝邀請，最近問題邀請比較多，有點兒忙不過來了，回答有些滯後非常抱歉。

沒有誰能夠準確的定義或者概括另一個人，無論他曾經是非常有名的或是默默無聞的。不過，藉著這個問題，我可以憑樑先生的情況，跟大家交流兩個心得。

第一，在我看來，人如果從發展方針的角度來看，可以分為“變”和“熬”兩種。所謂變者，就是總試圖衝破現有的模式，而找到讓自己心裡最舒服的那種狀態。不過這種人，如果突破了，成就會很高，無法突破的話，死的也很慘。而熬者，就是沒有什麼太多的想法，能幹什麼就幹什麼，一直如此幹下去。這種人往往不會有太高的成就，當然，也不會有太大的失敗。樑先生顯然屬於前者，而當今社會，變者數量越來越多，同時，社會也在倡導並需要更多的變者。

第二，樑先生出生於一個地方望族，這個層位的青年，在每個時代，都是最有潛力的。因為家族能提供一個非常不錯的基礎教育。但同時，這樣的家族還不足以呼風喚雨，總會面臨各種社會危機和風險。所以，這些家族的子弟，又伴隨著一定程度的憂患意識，這使他們不斷的尋求突破和進步。

第三，樑先生的思想還是有一定侷限性和迂腐性的，當然，這個不能怪他本人。在尋求變革的道路中，他受到的思想約束太多。有些時候，夠無賴、夠狠辣、夠虛偽是可以靈活應用在某些具體的策略當中的。

最近看了一些評論，對他的評價不好。由於時間太久了，不好評論。但是個人感覺無論是什麼樣子，公平一點就好。這一點日本還是不錯。所以很多人研究歷史，往往看歐美國家或者日本的，就說明了很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