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說明朝的上朝的情況。
明英宗開始，早朝有二次大變。
宣德十年（1435），明英宗朱祁鎮沖年（9歲）即位，規定早朝奏事必須預進事目，並限制每朝奏事件數，早朝政治功能大為弱化。
隆慶六年（1572），同樣是幼君沖年繼位（即明神宗也就是萬曆帝朱翊鈞），改為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從此早朝一月只舉行九次，不可再稱“日朝”了，這一日程安排一直延續到明末。
除了具體形式的變化，明朝後期與前期相比，早朝最根本的變化是它逐漸失去行政功能。宣德以前，“百司皆於早朝奏事”，奏事是早朝最重要的內容。那時，人主親裁萬機，在早朝上發揮著主動作用。
可是這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即“國賴長君”，有一個兼具皇帝和宰相職能的強勢君主。宣德十年正月，宣宗崩逝，接位的英宗還只有9歲，完全不具有當朝處斷政事的能力，甚至朝堂久坐都成問題，早朝制度的缺陷頓時暴露出來。為此如前面提到過的，當時的輔政大臣提出折衷方案：規定每一早朝，止許言八事；所奏事目，通政司先一日進呈“面帖”，由內閣預先處分，皇帝只須照答即可。
具體是這樣的
內系吏部者，聖旨：“吏部知道。”戶、禮、兵、刑、工等部俱如之。該都察院者，聖旨：“都察院知道。”其雲本司奏者，聖旨：“該衙門知道。”
從此之後，早朝的模式就這麼沿襲下來。成化二十一年（1485），又詔盛暑、祁寒日，奏事毋得過五件。
經過如此刪減，明太祖朱元璋本意起到“公朝決政”的早朝被釜底抽薪，完全架空。
回到萬曆朝，這時的早朝所行早已皆徇成規，所涉及政事本是空文，再加上禮制森嚴，繁文縟節太多，所謂
大庭之上，體貌森嚴，勢分懸隔，上有懷而不得下問，下有見而不敢上陳。
君臣雙方參政議政主動性都因此受到制約，“徒為觀聽之具”而已。
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政，比如在萬曆朝鮮戰爭中，萬曆帝本人的決策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另外，萬曆帝派太監徵稅，也有體恤從事農業的百姓而試圖從工商和礦業中開闢新財源的意圖，從賦稅正義的角度而言，當時工商業繁盛，政府的賦稅重心需要從農業向工商業轉移，至少做到平衡，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是到了在明朝的財政收入中工商業的比例不到2%。
普遍抗稅行動本質上更像是豪富階層與皇帝的對抗，而文官集團也是站在工商業的立場上的，所以萬曆帝空負“貪財”“與民爭利”的汙名，其實萬曆帝大約就“搜刮”到300萬兩到400萬兩左右，而且他的內庫中錢財實際也是會用於軍費等開支的。
從某種意義上，萬曆帝是被低估的一個明朝皇帝。
至於史家所謂“明之亡，名亡於崇禎，實亡於萬曆”的說法，其實更沒有道理，這裡就不展開了。
看一下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就知道了，嘉靖和萬曆這祖孫兩幾乎一個樣，剛開始的時候都是勵精圖治，大有作為，到後期都是幾十年不上朝，然後修煉長生不老之術，其實他們的工作並沒有拉下，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中就是由內閣、司禮監和嘉靖九個人召開的年度政治局高級會議，會議的內容就是一年的總結報告和明年的國策，制定好的國策可以通過內閣下達到六部九卿，在逐級下達，還有皇帝的祕書集團司禮監，秉筆和掌印。是沒有必要每天起個大早天天去早朝。真正的老闆在高爾夫球場，董事長應該輕鬆愉快的工作，像雍正一樣累的吐血身亡，好了乾隆舒舒服服一輩子。
張居正之後，整個文官集團就是奸臣集團！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朝政大都是人事安排，私下都是中飽私囊，萬曆皇帝忙於在宮裡數錢，大臣也在兼併土地，忙於江浙一帶的商業。萬曆時期之所以沒暴發像大規模的農民起來，主要是萬曆朝沒崇禎朝那樣中原連年大旱、蝗災，老百姓還能過日子，哪怕是一天一小碗粥。
萬曆三十年沒有上朝，國家系統基本上癱瘓了。之所以還能運轉 有一下幾個原因:一，張居正的新政起到一定作用。二，是太監的權利太大，可以批閱奏摺（太監不能當皇帝）。三，朝中各方實力互相牽制，沒有強硬派。四，明帝國的氣數未盡。
就因為他幾十年不上朝，雖然仍然抓著最高權利。但是把大權交給了文官和宦官手裡。從此文宦集團勢力鬥爭不斷，社會腐敗。民不聊生。從此明朝就全面開始走上了滅亡的不歸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再到後來，到了崇偵年間，李自成等農民起義終於大爆發。明朝滅亡。
當時鬥爭的雙方是皇帝和文官集團，鬥爭的主題是立誰為儲，明代的奸臣作亂都源自皇權的不聞不問或暗中慫恿，前面說了萬曆本人就是鬥爭中的一方，可見他雖數十年不上朝，但朝政他仍在把持，就不會出現武宗和熹宗時那樣比較出名的奸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