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雲中記》無疑是南國書香節上的重磅發佈，這既是因為題材本身之重，也是阿來思辨之重，更有著長達十年的時間之重。
災難題材如何講好對逝者的告慰，對生者的期待，這並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並且永遠有高下之分，為此阿來寧肯等上十年。
"阿來《雲中記》無疑是南國書香節上的重磅發佈，這既是因為題材本身之重，也是阿來思辨之重，更有著長達十年的時間之重。
災難題材如何講好對逝者的告慰，對生者的期待，這並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並且永遠有高下之分，為此阿來寧肯等上十年。
這是南國書香節讀者浸入程度最深的一次活動，時而淚目，又時而滿懷期待。如何將如此嚴肅的話題講得引人入勝，阿來自有他的真誠和感染力。
他本可以十年前就開始寫這個題材，那時候他已經是四川省作協領導，帶領作家們寫這個重大題材是一個任務，阿來表達了對這樣大幹快上搞地震文學的擔憂，引起過別人的誤解，他說：“我從未反對過抓這個題材，我只是反對輕而易舉去面對這樣嚴肅和沉重的題材。”
為此他寧可獨自等待——這種等待現在證明了就是先驗之明，大多數地震題材作品已經隨風而逝，他的遲到反而契合了這個要抓精品力作抓深度的時代。
《雲中記》的素材他早已有之，但文學自有其規律，不到豁然開朗噴薄而出的時刻他絕不輕易動手。512大地震的那天，他正在寫格薩爾王，書架上的書紛紛掉落，一個南方文學獎的獎盃也砸了下來，他看見對面的房子晃動足有半米，牆縫裡騰起了灰塵。之後的三個小時通訊全部中斷。等通訊恢復了他發現可能有餘震，無論如何不能再回家了。於是他就發動自己的吉普車，吉普車上有露營的裝備。
他首先想到的是救災，在映秀死裡逃生的妹妹告訴他，他們前後車輛上的全部都遇難了，他們沒有被砸下真是萬幸。他想參加志願者隊伍，省青聯說他年紀太大不合適，於是他就聯合麥家，楊紅櫻等一群作家，捐了幾十萬塊錢，把錢裝進吉普車就往震中跑。
車到映秀，他度過了一個永生難忘的夜晚，那時候100小時黃金救援期剛過，在映秀鎮作業的一大群工程機械突然一起停止了下來，本來它們在燈火通明中一直隆隆地響個不停，全部停了這種安靜就顯得非常奇異，有遇難者家屬的哭聲傳來，他們哭暈過去了，經過急救之後又繼續哭。
阿來在吉普車裡感覺到下在廢墟上的小雨停了，外面有滿天星光：“這是一種恐怖的安靜，我希望有一種其他的聲音，難道除了哭聲就不能有別的聲音嗎？我希望逝者的靈魂能夠上升為星辰，伴隨他們的聲音應該是莊重而美麗的，除了掩埋和哭泣，除了腐爛和悲憫我們就不能做點別的什麼嗎？我覺得此情此景對於逝者來說是不人道的。於是我就打開了吉普車的音響，小聲地放著莫扎特的《安魂曲》。這本是莫扎特為宮廷定製的曲子，卻寫到三分之二就去世了，其實這是他面對自己的死亡寫出的曲子。”
阿來說那時候就感覺到我們缺少一種深刻的死亡觀，這個話題在傳統中就意味著禁忌和恐懼，這可能就是他不會輕易下筆的理由。他本來擔心《安魂曲》音量大了會讓人誤解為對死者的不敬，但不知不覺中，他發現車邊多了幾個人影，他們也在陪著他聽，中間一言不發，沉浸在管風琴的嗡鳴中。這提示他也許有的東西其實是可以建立的。
之後他不斷參與災後重建，不斷重返災區，映秀的漩口中學就有很多作家的捐款。他了解得越深就越感現實之難：精神上的重建遠比物質上的重建困難得多，倖存者都揹著過去的重負，新組建的家庭經常帶著對逝者的負罪感，“記憶太沉重了，他們無法救贖自己，我們的文化一貫缺乏救贖的能力，這和我們放不下死亡有很大的關係，其實生死皆為一體，生的意義是用死亡來宣告的。”
材料越豐富，他就越抱定了不能用災民心態來寫大地震的決心。地震之後，成都有了每年5月12日14時28分04秒拉響警報的傳統，他也在警報聲中年復一年重溫著過去，直到去年的這個時候，警報再度響起，“我聽見警報聲，感覺到身體的某個開關終於被打開了，十年之後我終於哭了出來，淚流滿面，不可遏止，一直哭了半個小時。然後我停下了手裡的一部小說，開始寫《雲中記》。我本來懷疑這也是我一時的衝動，但寫了一天之後，第二天還想接著寫，第三天，第四天，我都想繼續寫……我發現我到了必須把它寫出來的時候，我要寫出死亡對生命的喚醒。這不是衝動。”
作為久負盛名的茅獎和魯獎得主，阿來的寫作始終保持著純淨和嚴肅，飽含著一個優秀作家為盡責和完美付出的最大努力，他絕不會為文學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而寫，這是《雲中記》“遲到”的原因，但這是一次完美的遲到，他將災難題材的精神內核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將死亡化為生命的禮讚，“無論如何，我要為這偉大的生命洗禮寫下頌歌。”
"阿來《雲中記》無疑是南國書香節上的重磅發佈，這既是因為題材本身之重，也是阿來思辨之重，更有著長達十年的時間之重。
災難題材如何講好對逝者的告慰，對生者的期待，這並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並且永遠有高下之分，為此阿來寧肯等上十年。
這是南國書香節讀者浸入程度最深的一次活動，時而淚目，又時而滿懷期待。如何將如此嚴肅的話題講得引人入勝，阿來自有他的真誠和感染力。
他本可以十年前就開始寫這個題材，那時候他已經是四川省作協領導，帶領作家們寫這個重大題材是一個任務，阿來表達了對這樣大幹快上搞地震文學的擔憂，引起過別人的誤解，他說：“我從未反對過抓這個題材，我只是反對輕而易舉去面對這樣嚴肅和沉重的題材。”
為此他寧可獨自等待——這種等待現在證明了就是先驗之明，大多數地震題材作品已經隨風而逝，他的遲到反而契合了這個要抓精品力作抓深度的時代。
《雲中記》的素材他早已有之，但文學自有其規律，不到豁然開朗噴薄而出的時刻他絕不輕易動手。512大地震的那天，他正在寫格薩爾王，書架上的書紛紛掉落，一個南方文學獎的獎盃也砸了下來，他看見對面的房子晃動足有半米，牆縫裡騰起了灰塵。之後的三個小時通訊全部中斷。等通訊恢復了他發現可能有餘震，無論如何不能再回家了。於是他就發動自己的吉普車，吉普車上有露營的裝備。
他首先想到的是救災，在映秀死裡逃生的妹妹告訴他，他們前後車輛上的全部都遇難了，他們沒有被砸下真是萬幸。他想參加志願者隊伍，省青聯說他年紀太大不合適，於是他就聯合麥家，楊紅櫻等一群作家，捐了幾十萬塊錢，把錢裝進吉普車就往震中跑。
車到映秀，他度過了一個永生難忘的夜晚，那時候100小時黃金救援期剛過，在映秀鎮作業的一大群工程機械突然一起停止了下來，本來它們在燈火通明中一直隆隆地響個不停，全部停了這種安靜就顯得非常奇異，有遇難者家屬的哭聲傳來，他們哭暈過去了，經過急救之後又繼續哭。
阿來在吉普車裡感覺到下在廢墟上的小雨停了，外面有滿天星光：“這是一種恐怖的安靜，我希望有一種其他的聲音，難道除了哭聲就不能有別的聲音嗎？我希望逝者的靈魂能夠上升為星辰，伴隨他們的聲音應該是莊重而美麗的，除了掩埋和哭泣，除了腐爛和悲憫我們就不能做點別的什麼嗎？我覺得此情此景對於逝者來說是不人道的。於是我就打開了吉普車的音響，小聲地放著莫扎特的《安魂曲》。這本是莫扎特為宮廷定製的曲子，卻寫到三分之二就去世了，其實這是他面對自己的死亡寫出的曲子。”
阿來說那時候就感覺到我們缺少一種深刻的死亡觀，這個話題在傳統中就意味著禁忌和恐懼，這可能就是他不會輕易下筆的理由。他本來擔心《安魂曲》音量大了會讓人誤解為對死者的不敬，但不知不覺中，他發現車邊多了幾個人影，他們也在陪著他聽，中間一言不發，沉浸在管風琴的嗡鳴中。這提示他也許有的東西其實是可以建立的。
之後他不斷參與災後重建，不斷重返災區，映秀的漩口中學就有很多作家的捐款。他了解得越深就越感現實之難：精神上的重建遠比物質上的重建困難得多，倖存者都揹著過去的重負，新組建的家庭經常帶著對逝者的負罪感，“記憶太沉重了，他們無法救贖自己，我們的文化一貫缺乏救贖的能力，這和我們放不下死亡有很大的關係，其實生死皆為一體，生的意義是用死亡來宣告的。”
材料越豐富，他就越抱定了不能用災民心態來寫大地震的決心。地震之後，成都有了每年5月12日14時28分04秒拉響警報的傳統，他也在警報聲中年復一年重溫著過去，直到去年的這個時候，警報再度響起，“我聽見警報聲，感覺到身體的某個開關終於被打開了，十年之後我終於哭了出來，淚流滿面，不可遏止，一直哭了半個小時。然後我停下了手裡的一部小說，開始寫《雲中記》。我本來懷疑這也是我一時的衝動，但寫了一天之後，第二天還想接著寫，第三天，第四天，我都想繼續寫……我發現我到了必須把它寫出來的時候，我要寫出死亡對生命的喚醒。這不是衝動。”
作為久負盛名的茅獎和魯獎得主，阿來的寫作始終保持著純淨和嚴肅，飽含著一個優秀作家為盡責和完美付出的最大努力，他絕不會為文學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而寫，這是《雲中記》“遲到”的原因，但這是一次完美的遲到，他將災難題材的精神內核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將死亡化為生命的禮讚，“無論如何，我要為這偉大的生命洗禮寫下頌歌。”
《雲中記》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頁數 400
出版日期 2019年4月1日
作者 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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