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的三大傳統，佛家，道家，儒家

歷史上有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家入世，道家隱世，佛家出世之評論，這大體上反映了儒、道、佛三家的基本特質和彼此差異。儒、道、佛三家雖各有所重而相徑庭，然仍能融合會通，相濟相補，構成彼此共存共榮的文化格局，長期以來支配和影響著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而共撐中華傳統文化大廈的三大支柱，當為儒、道、佛三家。深入研究此三家的文化傳統，進一步發掘中華文化優秀、健康的精神遺產，並加以創造性的現代轉化，進而推進我國的現代化大業，是有積極意義的。

儒、道、佛三家鼎足之勢的形成

公元前六、五世紀，在東亞大陸的黃河中下游，中原地區形成了儒家和道家等學說。儒家思想以“人”為本，側重於從“人”的角度來觀照人生、社會和自然，重視人的生命意義與價值，宣揚以道德為人生的最高價值。道家則以“自然”為本位，側重於從“自然”出發來觀照人生、社會和宇宙，強調自然是人生的根本，主張順應自然，迴歸自然。儒家的“人”本位和道家的“自然”本位兩種核心思想，奠定了中華古代文化的基礎，決定了中華古代文化的走向。

約在公元一世紀，誕生於南亞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內地。佛教以“解脫”為本位，宣揚眾生要通過修持，以求從迷惑、煩惱、痛苦和生死輪迴中解脫出來，進入大自由大自在的“涅槃”理想境界。佛教作為外來的、與儒、道異質的文化，在經過彼此衝突、相互融合後，約在公元四、五世紀的東晉時代，融入了中華傳統文化之中。此後，中華文化形成儒、道、佛三大脈絡，三家（傳統說法稱為三教）共同構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

從文化形成根據的角度來考察，儒、道、佛三家鼎足之勢的出現決非偶然。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三家文化旨趣的共似性。三家思想的中心關懷和根本宗旨，都在於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實現理想人格，可以說都是生命哲學學說。二是三家文化內涵的差異性。三家文化體系的基點、架構、內涵、思維方式等均不相同，這又不僅適應於不同人群的文化精神需求，而且也有利於彼此互補融會。尤其是從印度傳入的佛教融入中華傳統文化之中，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的哲學、倫理學、宗教學、歷史學、文獻學、文學藝術、天文學，乃至醫學和民俗學等內容，彌補了儒、道文化的侷限。正是從這層意義上說，中華文化體現了古代東方哲學和文化的主體性格與最高成就。

儒家的人本主義傳統

儒家重視人的生命，稱“死生有命”（《論語·顏淵》），“生生之謂易”（《易傳·繫辭》），認為人應當感恩自然的造化而使自己擁有生命，並得以展開人生，演繹人生。

儒家重“生”，更重“德”，把人格價值、道德價值置於生命價值之上。孔子云：“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強調人應當有獨立的意志和人格。孟子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強調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堅持原則，維護人格尊嚴。這就是說，在生命價值與道德價值發生衝突的嚴酷時刻，寧可“殺身成仁”（《論語·衛靈公》），“捨生取義”（《孟子·告子》），以成就道德價值。與重“德”價值取向相一致，儒家在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物質生命與精神生命的價值對比中，也認為精神高於物質，高度讚揚精神不朽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三不朽”說強調，成就道德典範，建立蓋世功業，闡發精深言論，都必將長遠地影響於後世，也即其所蘊含的精神意義是永不消失的，這也就是說三立者的精神遠遠超越於死亡而臻於不朽。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愛”，這也被視為人的生命的獨特而崇高的意義與價值之所在。儒家一方面肯定人具有內在的善性，一方面也主張強化外在的“綱常之禮”，強調兩者的結合為人生之道：遵循綱常之禮以開顯人的本然德性，進而達臻人的完善境界，成為聖人。張載說：“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語錄》中）這也就是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入世哲學。

儒家以現實社會關係中的人為本位，肯定人的生命意義和人性價值，強調在現實世界中提升道德品格，達臻理想境界，這種思想特質可以概括為人本主義。儒家人本主義傳統以其巨大的作用和影響而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

道家的自然主義傳統

道家反對天命論、天意論和目的論，也排斥人的意志、欲求和情感，排除任何加諸於一切現象的刻意有為，力主用自然性質、自然原因、自然原理來觀照、解釋人生、社會和宇宙，力求人的一切作為都要合乎自然的本來面貌和變化規律。

道家創始人老子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的根源，而構成萬物具體形態的原始物質則是“氣”。萬物都是稟賦了“道”而成“德”（自然本性），又稟賦了“氣”而成“形”（形態，形體）。老子又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所謂“道法自然”，就是道以自然為法，作為宇宙的根本原則、最高原則的道，所遵循的就是自然無為。

在道家看來，萬物無一例外地都同樣根源於“道”的流轉與“氣”的聚散，由此它們也就沒有本質的差異，沒有價值的優劣。《莊子·秋水》雲：“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認為一個人站在“道”的高度觀照萬物，認識到萬物並無貴賤高下之別，就能平等地看待一切，包容一切。這裡講的“以道觀之”，也就是以“自然”的角度來審視一切。

道家以“自然”觀照人，肯定生命的價值，反對人為地延續或損害自己的生命，宣揚自然主義生命觀。道家認為，一個人若能超脫於生死的執著，其心靈也就可以超脫形體的侷限，直覺體認自我的自然本性，而與“道”契合為一，進入“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莊子·天地》）的境界，在心靈上獲得極大的自由，成為精神上不受任何環境影響的“聖人”，或神妙至真的“神人”。《莊子》又有《養生主》篇，宣揚養生之道，以求保命全生，不受損害。這種養生理論稱為“全生”說，以後經黃老道家的養生論，進而影響道教，形成了長生論和神仙論。

道家還主張“天人合一”說。莊子雲：“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天地萬物和我們同生於“道”，天地萬物的氣和我們的氣相通，人的生命要與天地萬物的生命合一，相應，協調，並與天地同長終。《莊子·在宥》論天人關係說：“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提倡無為，崇拜自然；貶斥有為，鄙視人為。道家所論人與自然的關係的觀點，構成了自然主義傳統的重要內容。

佛家的解脫主義傳統

佛家從“解脫”座標觀照人生，為中華文化增添了解脫主義傳統——基於對人生“無常故苦”的價值判斷，懷著對人的迷惑、煩惱、痛苦、死亡的真誠關切，指出解脫的方法和途徑，從而為人提供了一種宗教的精神依託。

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在尋求解脫的修證中，總結出“四諦”即四種真理。“四諦”以論定人生的價值是苦和分析苦的成因為出發點，以指示解脫諸苦的途徑為中心，以解脫境界“涅槃”為歸宿，構成早期佛教的基本教義。早期佛教強調依“八正道”而行，即得解脫。“八正道”是八項修行實踐的德目，包括正確的見解、思維、言說、行為等。後來又提出佛教修行者的實踐總綱“三學”，即戒學、定學和慧學。戒學是抑止邪惡，積習善行；定學是安定身心，集中精神；慧學是如理思維，徹悟實相。隨著小乘佛教發展為大乘佛教，佛教的解脫之道也發生變化，這就是在理論上力圖超越小乘佛教對人生過於負面和悲觀的看法，在修行上突出強調智慧的關鍵作用，重在以觀照真理和證取真理為解脫。為此，大乘佛教還要求在修行上不脫離世間，積極參與世間的各種善舉，以利於眾生的普度、解脫。

中國佛教繼承和發展了印度佛教的解脫主義學說，特別是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華嚴宗和禪宗更著重轉向內心的探索、轉換和提升，以求得人生的解脫。如禪宗宣揚心即佛，佛即心，即心即佛，欲求佛，先求心，求得心，即成佛。這實質上是把心性修養看作人生解脫的必由之路。

儒、道、佛三家的差異與融會

由上可知，中華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的社會問題意識是不同的，儒家關切社會的治理，道家關懷生命自然狀態的保持，佛家關心人生痛苦的解除。故此，歷史上有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家入世，道家隱世，佛家出世之評論，這大體上反映了儒、道、佛三家的基本特質和彼此差異。儒、道、佛三家雖各有所重而相徑庭，然仍能融合會通，相濟相補，構成彼此共存共榮的文化格局，長期以來支配和影響著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概括地說，三家的融會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對人的生命價值的關切，構成三家融會的基礎。儒家以積極的入世精神，並在現實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境界，實現人生的價值，給無數英雄豪傑帶來精神鼓舞和巨大滿足。道家重視人作為個體的存在價值，主張因順自然，最終復歸自然，從而為不重功名利祿者或默默無聞者提供精神支持。佛家則關心人的生老病死，關心願望與現實之間永遠無法消除的反差所帶來的痛苦，給有深切痛苦感的人以心理的溫暖和情感的慰藉。在歷史上，三家各以其自身的文化特質發揮著各自的優勢，彌補著彼此的侷限。

二、對人生崇高境界的追求，是三家相通的理想目標。儒家關心天下興亡，不計個人得失，知其不可而為之；道家不刻意人為，追求自然、完美；佛家無私無慾，超脫自在，這都是在不完善的社會環境中，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和保持完善的人生境界。三家追求超越是同，具體境界不同是異，三家相通，和而不同。

三、重視心性修養是三家思想的主要契合點。儒、道、佛三家的互動，歷時約二千年，越到後來越傾向於融合。“儒也，釋也，老也，皆名焉而也，非實也。實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知此乃可與言三家一道也。”三家一道歸結為三家同心，心性修養是三家成就理想人格的根本。

儒、道、佛三家的不同傳統，各有所見，也各有所蔽，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如何根據現代社會的需要，加以創造性地闡發與運用，這當是時代對我們的呼喚和賦予我們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