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在非洲以外地區發生的非洲豬瘟感染

在歐洲,ASF首次於1957年從西非引入葡萄牙。在該疫情入侵後被撲滅,ASFV基因型在1960年重新出現在葡萄牙,然後蔓延到歐洲(意大利,1967年:西班牙,1969年;法國,1977年;馬耳他,1978年,比利時,1985年:和荷蘭1986年)。同時疫情到達了加勒比(古巴,1971年和1980年;多米尼加共和國1978年;海地,1979年)和巴西(1978年)。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與該病的鬥爭持續了幾十年,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及意大利的撒丁島、地中海島嶼(自1978年ASF出現以來成為疫區,主要在自由放養豬隻和野豬之間傳播),所有國家短期內都成功地控制了疫情。

——來源於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英文出版物《 African swine fever: detection and diagnosis-Amanual for veterinarians》，由農業農村部獸醫局和中國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共同翻譯製作的《非洲豬瘟:發現與診斷·獸醫指導手冊》（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動物生產及動物衛生手冊》第19冊），農業農村部跨境動物疫病防控機制建設項目資助,由FAO正式岀版。

《巴西非洲豬瘟根除計劃的經驗與借鑑》

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由非洲豬瘟病毒引起的豬的急性、烈性、高度接觸性傳染病。該病可通過軟蜱傳播，感染野豬後可造成其長期無臨床症狀下排毒且無有效疫苗可用，故該病屬於很難根除的疫病。1978年該病傳入巴西，巴西政府在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價後，歷時7年最終根除該病。為此作者就巴西非洲豬瘟根除計劃的相關情況進行詳細介紹，以期為我國非洲豬瘟的防控提供參考。

1978年巴西暴發非洲豬瘟（ASF）疫情，巴西政府立刻啟動了緊急預案，並於第3年頒佈了ASF根除計劃，1984年巴西宣佈ASF無疫。巴西ASF疫情從暴發到根除成功共花費7年。與西班牙和葡萄牙ASF疫情持續四十幾年的歷程相比，巴西的根除計劃可以說是最大膽有效的一次根除決策。但由於巴西ASF根除時間較早，可參閱的資料較少，因而缺少巴西成功根除ASF的進程的詳細介紹。為此，作者查閱多方文獻，蒐集整理了巴西ASF根除計劃的歷程，以期為我國ASF的防控提供參考。

巴西ASF首發病例的追溯調查及處理

巴西ASF首發病例於1978年5月13日上報到巴西農業、畜牧業和食品供應部（MAPA）。隨後的流行病學追溯調查顯示首發病例農場的動物在1978年4月30日即已開始死亡，至1978年5月13日時該農場存欄的1000多隻豬已死亡200多隻。該農場離里約熱內盧國際機場大約52.24公里，養殖者為里約熱內盧國際機場內的一名警察。由於工作的便利和機場較差的生物安全管理，該養殖者可以收集國際航班丟棄的殘羹來飼餵他飼養的動物。這些航班中包括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飛機，而1978年正是這2個國家ASF大肆流行的時期。由於該農場飼養豬隻的數量不斷增加，養殖者從國際機場獲得的殘羹已無法滿足豬的消耗，所以從1978年4月開始，養殖者開始添加商品化的配合飼料，這恰恰也是其飼養的豬首次出現臨床症狀的時間。所以當ASF疫情首次暴發時，養殖者首先懷疑是新添加的配合飼料受到了汙染而導致疫病爆發，同時，該地其他農場的豬感染ASF的初期只表現出輕微的出血症狀且養殖者採取的針對古典豬瘟的防護措施對ASF的感染也產生了部分抵禦作用，以上這些原因都混淆了該病的初次診斷。

1978年5月10日，負責該配合飼料製備的獸醫師Dr Filho將採集的病料送至巴西農業研究機構進行檢測。該研究機構離感染農場大約17.5公里，而且離里約熱內盧農村聯邦大學（UFRRJ）很近。恰巧的是，在南非具有資深ASF臨床經驗的Dr Neitz教授正在UFRRJ進行研究生課程的授課。在獲悉當地出現不明疫情後，Dr Neitz教授趕赴農場進行了實地調查並斷定這是一次ASF爆發。隨後他將信息立刻上報到動物衛生機構，以便採取緊急控制措施，這也是官方首次獲悉的5月13日這個日期。動物衛生機構在未進行實驗室確診的情況下即對首發農場進行了全面清理，與該病接觸的所有牲畜，包括豬、牛、雞和狗，都被立刻撲殺，所有的種植物都被清除，地面被翻耕一遍並與生石灰粉碎攪拌。

伴隨著首次暴發，第二代ASF病例很快出現。這些暴發點都位於缺乏圈舍或技術薄弱的里約熱內盧的郊區或貧民窟內，這些農場都是用從垃圾場蒐集的殘羹來飼餵豬。例如，為慶祝其外甥女的婚禮，首發病例的養殖者曾將一些仔豬送給一個燒烤店製作宴席。婚禮過後，這些殘羹被送給另一個豬場飼餵，結果這個豬場也暴發了ASF。同時，該燒烤店緊鄰連接里約熱內盧州和巴西南部城市的高速公路加油站，該加油站常被從南方城市販運豬來里約熱內盧州進行屠宰的卡車司機使用。由於該地區的豬價比卡車司機途徑的其他地區的價格都低，所以卡車司機在里約熱內盧州完成屠宰返程時一般會從該地區購買豬隻以便到其他地區進行屠宰。在追溯調查中還發現在ASF疫情剛出現後，許多養殖者已經在緊急屠宰自養豬以減少損失。因此，首次暴發點的豬及其產品在緊急撲殺、移動控制之前，已被販賣到里約熱內盧州內的其他11個地區。1978年6月到7月間共有24起疫情暴發，其中18起為ASF陽性。至1978年8月14日，ASF已經傳播到巴西其他10個州，主要分佈在巴西的南部和中部地區。

1978年5月，一名來自北方地區帕拉州的農場主在途徑里約熱內盧時，聽到一些有關豬不明原因高熱疫情正在該地流行的報道。自認此次疫情為古典豬瘟，該農場主從里約熱內盧州當地購買了古典豬瘟的結晶紫疫苗並在自家養殖場和4個周邊養殖場使用。結果使用疫苗後不久，這5個農場都出現了非洲豬瘟臨床症狀。取樣調查發現當時結晶紫疫苗的原料都來自死亡動物的樣品，這些樣品已經被非洲豬瘟病毒汙染。該重大事故由Andrade首次發現。隨後同樣的調查結果也被FAO和法國的邁鬆阿爾福實驗室證實，這也是該病迅速傳播的原因之一，也可能揭示了不同於首發病例的另一種傳入途徑。

MAPA在首發病例的實驗室確診之後的15天之內（1978年6月15日）以總統令（總統令81.798）啟動了ASF緊急狀態。參照OIE陸生動物衛生法典，該聯邦立法文件對政府、軍隊和輔助組織在緊急階段應採取的措施進行了說明。主要內容如下：

一是立刻將ASF疫情信息通報周邊國家，與巴西有雙邊動物衛生協議的國家，OIE和其他國際組織，特別是FAO，泛美衛生組織，泛美口蹄疫中心和美洲農業合作協會；

二是禁止感染區和風險區內的豬的自由移動；

三是對感染區內的所有豬隻進行撲殺和焚化；

四是對汙染的交通工具，建築和物品進行徹底清洗和消毒；

五是停止展覽、牲畜市場或一切動物會發生相互接觸的活動；

六是禁止使用殘羹飼餵；

七是進行動物衛生教育和培訓以提高公眾對緊急動物衛生活動的認識；

八是提高ASF疫苗生產技術，採用新的檢測標準。進行古典豬瘟疫苗接種，共提供3500萬頭份疫苗，以加快非洲豬瘟和古典豬瘟的鑑別診斷；

九是對豬場的動物衛生援助給予獎勵，對觀察到的所有豬病進行通告。

該總統令同時賦予官方和私人獸醫在緊急情況下采取任何有必要的動物衛生措施的權利。此緊急狀態一直持續到1980年的ASF根除計劃啟動之前。1978年共檢樣511批次，ASF陽性率達40.5%（207批），至1979年時ASF陽性率已經降為8.2%（17/202）。這2年期間一共發生224起ASF疫情，屠宰66966只豬，所有ASF疫情都通過撲殺和焚燒消除。為有效實施緊急措施，農業部聯合軍隊和軍事警察共同進行疫情處理。爆發疫情撲滅後，疫點會消毒4個月，然後引入哨兵動物飼餵2個月，只有一切符合安全要求後才重新補欄。

巴西非洲豬瘟根除計劃的進程

1980年11月25日，總統令發佈了非洲豬瘟控制計劃來根除非洲豬瘟，同時藉此有效控制古典豬瘟。該根除計劃分為3個階段，分別是攻堅階段（1980年-1984年），鞏固階段（1984年-1986年）和維護階段（1987年）。在全國執行根除計劃的同時，巴西根據國內養殖分佈特點，動物及動物產品流動方向，豬肉出口企業密集程度和散播該病的風險程度，又分地域，分區域進行先後根除。首先開始的是南方區域，該區域面積577，723km2，生豬養殖戶數量佔巴西全國的44.65%，大約存欄15264000只豬，佔據了全國豬肉產量的73%。其次是東南區域，最後是其他養殖區域。

攻堅階段（1980年-1984年）

控制國際航運。對來自風險區域的航班、輪船、郵包進行監督，禁止進口生豬，銷燬所有豬肉產品。據統計，1983-1984年共執行6065次沒收和銷燬處理，共沒收或銷燬豬肉產品7008公斤。

控制國內生豬移動。用於屠宰或其他目的活豬（如，育種、育肥、繁育、展覽等）只有在獲得動物檢疫許可之後才能在各州之間運輸，而且只有無傳染病的農場或地區才有機會獲得檢疫許可。進入南方區域的生豬必須在出發地和目的地隔離飼養並進行血清學檢測，只有檢測合格才能與當地豬群混合飼養。

主動監測。主要對有出血症狀和繁殖障礙的豬進行檢測。在攻堅階段共檢測樣品1364份，其中7份陽性，陽性最晚出現時間為1981年。同時，對屠宰豬場進行抽樣檢測，對育種豬場進行全群檢測，檢測數量根據科學公式計算而來。攻堅4年中共檢樣288368份血清樣品，只在1980年和1981年中發現陽性，共128份（分別佔當年0.16%和0.09%）。自1980年開始，對冷凍豬肉也進行檢測，

豬瘟疫苗免疫。有計劃的對豬群進行豬瘟活苗（中國株）免疫。根除計劃實施的最初3年共免疫2500萬隻豬。該項計劃的目的不僅在於控制古典豬瘟，更在於幫助鑑別診斷非洲豬瘟。

動物健康教育和人員培訓。在根除計劃的所有階段中，人員培訓對於提高豬肉行業的獸醫、農場主和執業者的認知和參與度都很關鍵。通過使用多種試聽教材和文件，對農場主和豬肉生產商進行培訓；編制程序手冊以指導獸醫如何採樣，以及通過招貼畫的形式對國際旅行者進行告知。該根除計劃共培訓了719位獸醫和4863位助理。

疫情通報系統。建立疫情通報系統以接收所有獸醫的疫情報告。對疫情爆發和控制負責的獸醫每月至少去養殖場2次，並對感染動物的追溯調查進行協助。

鞏固階段（1984年-1986年）

在攻堅階段取得的成果之上繼續推進和改進控制措施，主要包括繼續進行流行病學監測，加強鑑別診斷，改善動物疫病統計分析，繼續對爆發疫情進行撲殺和移動控制。

維護階段（1987年）

繼續運行豬病監測系統。

由於該根除計劃設計科學且執行堅決，巴西境內暴發的所有疫情都被撲滅，自1981年11月已無ASF疫情報道且血清學監測也全部為陰性。1983年9月9日，巴西南方區域首先宣佈ASF無疫。根據OIE國際動物衛生法典和在ASF風險區域、養殖場和疫病防控所做工作的基礎之上，1984年12月5日，巴西重新獲得OIE無疫認證。

巴西非洲豬瘟根除計劃的經驗與借鑑

巴西官方搭建了一個媒體平臺以利於各方觀點討論。一開始這反而混淆了大眾的方向，因為有太多不同的觀點碰撞在一起。但隨著巴西所有的報紙頭條，包括經濟和政治章節和農業部分的首頁都給予頭版討論，這些討論逐步形成了以關於動物健康和決策制定為主的社會共識。

豬肉及相關產品是我國居民的主要消費品，其存欄量和消費總量均佔世界第一，我國生豬養殖正處於向規模養殖轉型的階段。雖然大中型養殖企業不斷湧現，但仍有很多缺乏生物安全控制的家庭散養豬（約佔豬肉產量的30%-40%）。同時，我國存在非洲豬瘟病毒的傳播媒介-鈍緣蜱。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國存在ASF的高擴散風險，一旦該病傳入，有可能在疫源地內的鈍緣蜱內定殖，進而循環繁殖並在環境中長期存在，這將對我國豬肉產業發展帶來巨大影響。如果將屠宰補償，豬肉製品的消費意願降低以及行業低迷，個體從業者失業等間接損失計算在內，其數額將無法估算。如巴西ASF疫情暴發後啟動緊急預案的2年中花費達到1300萬美元（按照1978年匯率換算），這包括屠宰豬補償的2118257美元補償（按照1978年匯率換算），但仍不包括巴西豬肉製品消費降低的40%對屠宰交易及小生產商退出該行業和2000個養殖者失業的損失。

相比較西班牙和葡萄牙接近40年的ASF疫情歷史，巴西的根除計劃可以說是最大膽有效的一次根除決策。這個成功可歸咎於政府的快速果斷處理和措施的有效執行，以及民間團體、豬肉農商聯合企業會員、獸醫和其他來自私人或公益性行業專家的大力參與。雖然我國國情，畜牧業疫病背景，養殖模式同巴西不同，但面對同一種病原，巴西的成功經驗仍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比如通過大量的宣傳和信息交流，巴西農場主很願意主動上報疫情，農場主和獸醫都收到了免費的電話號碼以利於他們能儘可能方便的上報疫情。聖卡塔琳娜州75%的疫點在首個病例後的10天內上報，82%的在14天之內上報。如果農場主主動上報延緩，ASF就可能在官方獸醫實施根除措施之前散播出去，進而影響整個根除計劃。這使得農場主在根除計劃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