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周小燕，俗世裡的傳奇'
因為拍攝一部紀錄片，得以重返曾經實習過的“瑞金醫院”。步入院史陳列室，仔細端詳牆上懸掛著的醫學大家照片，諸多往事襲上心頭。
“瑞金醫院”脫胎於“廣慈醫院”，內外科均實力雄厚。內科由鄺安堃教授領銜，名醫雲集，外科同樣如此，只是風格不同，分“法比派”和“英美派”。“法比派”大都留學法國和比利時，靈魂人物為傅培彬教授。董方中教授則是“英美派”中堅力量。儘管人生經歷相異，對疑難雜症和醫學理念各抒己見，卻又相互尊重，絕無門戶之見，可視作“和而不同”典範。不管來自哪個派別，老師們對操作流程都有嚴格規範，譬如打結一律用左手，即便像闌尾那樣的小手術也必須按規則切口，來不得半點馬虎。曾經有幸隨傅培彬教授參加一臺“疝氣”教學手術。傅教授一邊操作，一邊詢問局部解剖，我們若一時答不上來，他也決不斥責，而是耐心解釋，直至學生弄懂為止。至於董方中教授，我們沒能聽他授課，卻也常常會在醫院裡見到他的身影。在“瑞金醫院”實習，時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老教授們的著裝大都比較樸素，但董方中教授卻開著一輛紅色跑車出入醫院，且西裝筆挺，左側上衣口袋還放著一塊白手口袋巾，氣宇非凡。從其他外科醫生口中得知，彼時的董方中醫生被泛美航空公司聘為高級醫學顧問，待遇與其他醫生自然有懸殊。據說：“董方中醫生的上衣口袋裡始終放著一支牙刷，就是為了隨時外出會診。他查房時也總是西裝革履，斯斯文文。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但一旦上了手術檯，立刻化身為‘棺材板裡能救活人’的神醫，‘出神入化’的快刀手。”只可惜，無緣親眼目睹。
因為拍攝一部紀錄片，得以重返曾經實習過的“瑞金醫院”。步入院史陳列室，仔細端詳牆上懸掛著的醫學大家照片，諸多往事襲上心頭。
“瑞金醫院”脫胎於“廣慈醫院”，內外科均實力雄厚。內科由鄺安堃教授領銜，名醫雲集，外科同樣如此，只是風格不同，分“法比派”和“英美派”。“法比派”大都留學法國和比利時，靈魂人物為傅培彬教授。董方中教授則是“英美派”中堅力量。儘管人生經歷相異，對疑難雜症和醫學理念各抒己見，卻又相互尊重，絕無門戶之見，可視作“和而不同”典範。不管來自哪個派別，老師們對操作流程都有嚴格規範，譬如打結一律用左手，即便像闌尾那樣的小手術也必須按規則切口，來不得半點馬虎。曾經有幸隨傅培彬教授參加一臺“疝氣”教學手術。傅教授一邊操作，一邊詢問局部解剖，我們若一時答不上來，他也決不斥責，而是耐心解釋，直至學生弄懂為止。至於董方中教授，我們沒能聽他授課，卻也常常會在醫院裡見到他的身影。在“瑞金醫院”實習，時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老教授們的著裝大都比較樸素，但董方中教授卻開著一輛紅色跑車出入醫院，且西裝筆挺，左側上衣口袋還放著一塊白手口袋巾，氣宇非凡。從其他外科醫生口中得知，彼時的董方中醫生被泛美航空公司聘為高級醫學顧問，待遇與其他醫生自然有懸殊。據說：“董方中醫生的上衣口袋裡始終放著一支牙刷，就是為了隨時外出會診。他查房時也總是西裝革履，斯斯文文。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但一旦上了手術檯，立刻化身為‘棺材板裡能救活人’的神醫，‘出神入化’的快刀手。”只可惜，無緣親眼目睹。
很多年後，偶然看到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兩對夫婦微笑著面對鏡頭，左邊是董方中和太太李杏芳，右側竟然是張駿祥周小燕。這兩對夫婦究竟是何關係，百思不得其解。待“可凡傾聽”開播前夕，前去採訪周先生時，方才知道原來董方中醫生是她親舅舅，但年齡相仿，只差3歲。當年，張駿祥與周小燕結婚，便借董方中醫生家辦了一桌喜宴，招待親朋好友。1976年周恩來總理去世，音樂學院舉辦追思會，說及家中兩代人和周恩來的友誼，小燕教授激動不已，忽然呼吸窘迫，暈倒在地，幸虧董方中醫生及時趕到醫院，與其他醫生通力合作，這才使小燕老師轉危為安。
上世紀四十年代，正當董方中先生從上海聖約翰大學醫學院畢業，赴美國西弗吉尼亞州聖瑪利亞醫院深造時，周小燕正在巴黎備受煎熬。抗日戰爭爆發，剛滿20歲的周小燕以一曲《長城謠》，激勵無數抗日誌士。小弟弟德佑未滿19歲便犧牲於抗日運動，為防不測，小燕與大弟弟天佑一起遠赴巴黎求學。前往巴黎途中，站在船頭，撲在欄杆之上，周小燕凝視著翻滾的波浪，心中默禱，期望自己未來的生活如同大海一般，時而平靜如鏡，時而波濤洶湧。不想，一語成讖。到法國沒多久，巴黎淪陷，納粹鐵蹄肆意踐踏法蘭西大地，戰火四起，所以，小燕先生常打趣道：“The war follows me everywhere。”和弟弟一起逃難過程中，弟弟突發闌尾炎。由於斷電，手術無法進行，弟弟在冰水裡泡了一夜，轉成肺炎。一個年輕的生命瞬間隕落，小燕遭遇人生最低谷。而在此時，蕭子升和凌卓，一對慈愛的夫婦出現在了小燕的生活之中。蕭子升是詩人蕭三胞兄，與毛澤東、蔡和森同為楊開慧父親楊昌濟得意弟子，人稱“湘江三友”，因其性格溫和，毛澤東稱其為“蕭菩薩”，彼時在巴黎李石曾創辦的中國國際圖書館任館長，其妻凌卓為畫家，文學造詣高深，林語堂評論她“口未嘗出一惡語，手未嘗作一惡事，心未嘗起一惡念，她天性之厚也。”這對菩薩心腸的夫婦用慈悲與愛溫暖著小燕日漸枯寂的心靈。也是在蕭子升凌卓家，小燕有緣與潘玉良相識，也常應邀前往潘玉良畫室做客，潘玉良居住在拉丁區的一個閣樓裡，宛若歌劇《波西米亞人》裡的場景，畫室裡有不少裸體素描，以及少量幾幅油畫。在小燕記憶裡，潘玉良筆下的景物人體與其長相簡直天壤之別。潘玉良也給小燕畫過一幅肖像，可是小燕覺得不像，竟未取回，直到多年之後，這幅肖像才隨潘玉良其他遺作，一起迴歸故里。
周先生晚年開啟藝術第二春，忙於聲樂教學，桃李滿天下，但也不得不抽出時間照顧年老體弱的丈夫。張駿祥先生為體位性低血壓所困擾，有時，身體位置稍一變動，就會昏厥，危及生命。為此，周先生總不離開駿祥先生半步，曾多次捨棄擔綱國際聲樂大賽評委機會，但1995年紀念抗戰勝利五十週年“長城音樂會”，周先生竟奇蹟般登臨長城，身著黑底紅花旗袍，與學生共同吟唱《長城謠》。當“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旋律響起，數千羽白鴿凌空翱翔於藍天白雲之間，所有人的眼睛都溼潤了。直播結束，周先生又匆匆趕回上海，以免駿祥先生擔心。
因為拍攝一部紀錄片，得以重返曾經實習過的“瑞金醫院”。步入院史陳列室，仔細端詳牆上懸掛著的醫學大家照片，諸多往事襲上心頭。
“瑞金醫院”脫胎於“廣慈醫院”，內外科均實力雄厚。內科由鄺安堃教授領銜，名醫雲集，外科同樣如此，只是風格不同，分“法比派”和“英美派”。“法比派”大都留學法國和比利時，靈魂人物為傅培彬教授。董方中教授則是“英美派”中堅力量。儘管人生經歷相異，對疑難雜症和醫學理念各抒己見，卻又相互尊重，絕無門戶之見，可視作“和而不同”典範。不管來自哪個派別，老師們對操作流程都有嚴格規範，譬如打結一律用左手，即便像闌尾那樣的小手術也必須按規則切口，來不得半點馬虎。曾經有幸隨傅培彬教授參加一臺“疝氣”教學手術。傅教授一邊操作，一邊詢問局部解剖，我們若一時答不上來，他也決不斥責，而是耐心解釋，直至學生弄懂為止。至於董方中教授，我們沒能聽他授課，卻也常常會在醫院裡見到他的身影。在“瑞金醫院”實習，時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老教授們的著裝大都比較樸素，但董方中教授卻開著一輛紅色跑車出入醫院，且西裝筆挺，左側上衣口袋還放著一塊白手口袋巾，氣宇非凡。從其他外科醫生口中得知，彼時的董方中醫生被泛美航空公司聘為高級醫學顧問，待遇與其他醫生自然有懸殊。據說：“董方中醫生的上衣口袋裡始終放著一支牙刷，就是為了隨時外出會診。他查房時也總是西裝革履，斯斯文文。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但一旦上了手術檯，立刻化身為‘棺材板裡能救活人’的神醫，‘出神入化’的快刀手。”只可惜，無緣親眼目睹。
很多年後，偶然看到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兩對夫婦微笑著面對鏡頭，左邊是董方中和太太李杏芳，右側竟然是張駿祥周小燕。這兩對夫婦究竟是何關係，百思不得其解。待“可凡傾聽”開播前夕，前去採訪周先生時，方才知道原來董方中醫生是她親舅舅，但年齡相仿，只差3歲。當年，張駿祥與周小燕結婚，便借董方中醫生家辦了一桌喜宴，招待親朋好友。1976年周恩來總理去世，音樂學院舉辦追思會，說及家中兩代人和周恩來的友誼，小燕教授激動不已，忽然呼吸窘迫，暈倒在地，幸虧董方中醫生及時趕到醫院，與其他醫生通力合作，這才使小燕老師轉危為安。
上世紀四十年代，正當董方中先生從上海聖約翰大學醫學院畢業，赴美國西弗吉尼亞州聖瑪利亞醫院深造時，周小燕正在巴黎備受煎熬。抗日戰爭爆發，剛滿20歲的周小燕以一曲《長城謠》，激勵無數抗日誌士。小弟弟德佑未滿19歲便犧牲於抗日運動，為防不測，小燕與大弟弟天佑一起遠赴巴黎求學。前往巴黎途中，站在船頭，撲在欄杆之上，周小燕凝視著翻滾的波浪，心中默禱，期望自己未來的生活如同大海一般，時而平靜如鏡，時而波濤洶湧。不想，一語成讖。到法國沒多久，巴黎淪陷，納粹鐵蹄肆意踐踏法蘭西大地，戰火四起，所以，小燕先生常打趣道：“The war follows me everywhere。”和弟弟一起逃難過程中，弟弟突發闌尾炎。由於斷電，手術無法進行，弟弟在冰水裡泡了一夜，轉成肺炎。一個年輕的生命瞬間隕落，小燕遭遇人生最低谷。而在此時，蕭子升和凌卓，一對慈愛的夫婦出現在了小燕的生活之中。蕭子升是詩人蕭三胞兄，與毛澤東、蔡和森同為楊開慧父親楊昌濟得意弟子，人稱“湘江三友”，因其性格溫和，毛澤東稱其為“蕭菩薩”，彼時在巴黎李石曾創辦的中國國際圖書館任館長，其妻凌卓為畫家，文學造詣高深，林語堂評論她“口未嘗出一惡語，手未嘗作一惡事，心未嘗起一惡念，她天性之厚也。”這對菩薩心腸的夫婦用慈悲與愛溫暖著小燕日漸枯寂的心靈。也是在蕭子升凌卓家，小燕有緣與潘玉良相識，也常應邀前往潘玉良畫室做客，潘玉良居住在拉丁區的一個閣樓裡，宛若歌劇《波西米亞人》裡的場景，畫室裡有不少裸體素描，以及少量幾幅油畫。在小燕記憶裡，潘玉良筆下的景物人體與其長相簡直天壤之別。潘玉良也給小燕畫過一幅肖像，可是小燕覺得不像，竟未取回，直到多年之後，這幅肖像才隨潘玉良其他遺作，一起迴歸故里。
周先生晚年開啟藝術第二春，忙於聲樂教學，桃李滿天下，但也不得不抽出時間照顧年老體弱的丈夫。張駿祥先生為體位性低血壓所困擾，有時，身體位置稍一變動，就會昏厥，危及生命。為此，周先生總不離開駿祥先生半步，曾多次捨棄擔綱國際聲樂大賽評委機會，但1995年紀念抗戰勝利五十週年“長城音樂會”，周先生竟奇蹟般登臨長城，身著黑底紅花旗袍，與學生共同吟唱《長城謠》。當“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旋律響起，數千羽白鴿凌空翱翔於藍天白雲之間，所有人的眼睛都溼潤了。直播結束，周先生又匆匆趕回上海，以免駿祥先生擔心。
當生命之舟慢慢駛向終點時，躺在“瑞金醫院”的病床上，周先生常會回憶起與駿祥先生生活的點點滴滴，譬如有一次周先生登臺演唱，得知丈夫會來欣賞，故演唱時用力甚猛，結果遭駿祥先生“譏諷”，“那簡直是聲嘶力竭，鬼哭狼嚎。”周先生起先感到委屈，但細細琢磨，覺得丈夫說得在理，藝術要講究分寸，太過與不足，均會損傷藝術的完整性。說完這則軼事，周先生衝我笑了笑：“藝術要有分寸，做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分寸，是周小燕先生留給世間最後的藝術箴言，也是她畢生的行為準則，更是創造俗世傳奇的人生底色。（曹可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