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在一切生活都由官方控制的傳統中國社會裡面，日夜的生活秩序不僅僅是一種習慣，它又和政治上的合法與非法、生活上的正常與非常是有聯繫的，歷代的法律規定，就給民眾劃出了關於生活秩序的合法與非法、正常與非常的界線。但是，造成“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這種混亂，甚至導致道德敗壞、盜賊叢生的節日之夜，儘管被士大夫反對得很厲害，甚至皇帝也在這種“政治正確”的道理下“詔可其奏”，但是，實際上仍然被允許和寬容。
*文章節選自《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增訂版）》（葛兆光 著 三聯書店2019-4）“在法律史、社會史與思想史之間 —— 以傳統社會中白天與黑夜的時間分配為例”，微信篇幅所限，節選發佈。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在一切生活都由官方控制的傳統中國社會裡面，日夜的生活秩序不僅僅是一種習慣，它又和政治上的合法與非法、生活上的正常與非常是有聯繫的，歷代的法律規定，就給民眾劃出了關於生活秩序的合法與非法、正常與非常的界線。但是，造成“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這種混亂，甚至導致道德敗壞、盜賊叢生的節日之夜，儘管被士大夫反對得很厲害，甚至皇帝也在這種“政治正確”的道理下“詔可其奏”，但是，實際上仍然被允許和寬容。
*文章節選自《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增訂版）》（葛兆光 著 三聯書店2019-4）“在法律史、社會史與思想史之間 —— 以傳統社會中白天與黑夜的時間分配為例”，微信篇幅所限，節選發佈。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文 | 葛兆光
幾十年以前，哈佛大學的教授楊聯陞先生，用英文寫了一篇關於古代中國官員、民眾的日常時間安排的論文“Schedules of Work and Rest in Imperial China”，發表在《中國製度史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上，1982年由臺灣大學的樑庚堯先生翻譯成中文，收在他的論集《國史探微》裡面，題目是《帝制中國的作息時間表》。
那麼，這篇論文說的是什麼呢？在這篇論文裡面，楊先生討論了一個過去歷史學者很少關心和討論的事情，就是古代中國官員以及民眾的作息時間和假日製度，放假怎麼放，休息怎麼休息等等，這就是“時間分配”。不過，我覺得，在這篇不算太長的論文裡，他只是開了一個頭，關於這個話題，並沒有充分展開研究，資料也沒有來得及更廣泛地彙集，後來他也沒有再去深入地討論這種時間分配觀念背後的思想史，只是給後人留下了一個課題，留下一個可以繼續開拓的研究領域。但是，我總感到很惋惜的是，後來好像沒有多少學者在這方面跟進，繼續楊聯陞先生的思路，真的是很可惜。
時間分配，看上去可能很形而下，是日常生活世界的事情。不過，從根本上說，它又是一個有關“秩序”的事情。“秩序”，order，可是一個很形而上的大話題呀。大家都知道，在古代中國的大一統社會裡面，時間分配是很重要的，無論民間和官方都一樣很重視。
古代這種關於時間的安排和分配，很細很細，包括了一年中的各個時段，……它還包括每一天早中晚，早上幹什麼，下午幹什麼，晚上幹什麼，都要有秩序，不能亂。這裡的文獻可能大家不很熟悉，或者不太注意。其實也很多，大家看《國語·魯語下》，裡面引了敬姜的話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及庶人以下，早上、中午、晚上各要做什麼事，在古代“聖王”的時代是有規定的，比如卿大夫要“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庇其家事，而後即安”，士就是讀書人應當“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而無憾，而後即安”，而普通民眾即庶人以下，只能“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據說，這些看法很受孔子的稱讚和肯定。後來和尚道士的生活也有這些規定呀，早壇功課做什麼，午壇功課做什麼，晚壇功課做什麼，清楚得很也嚴格得很。佛教的《清規》裡面就有規定，不能亂，亂了就躁動不安，躁動不安你還修煉什麼心靈呢？大家記得《論語》裡面有一個很有名的事情，就是宰予，孔子的弟子白天睡覺，被孔子臭罵一頓，就說他是“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就是這個人不堪造就的意思了。為什麼呢？因為白天是勞動學習的時候，要睡覺得到天黑以後了，你白天睡覺幹什麼？
那麼，這種曾經被儒家認同的時間安排背後，到底有什麼思想史意味可以分析呢？今天，我們重點要討論的，是古代中國社會關於白天與夜晚的分配。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傳統的日常生活秩序
“
通過這種很嚴厲的“夜禁”，古代中國的官方，至少在唐宋到明清都是這樣，一直在試圖恢復傳統“日落而息”的生活秩序。
我小時候看過崑曲《十五貫》，在大陸五六十年代是拍成了電影的，很有名，這是明代的戲曲，講一出盜竊的冤案是怎樣被一個清官況鍾平反的。其中，第十六出《乞命》中，更夫唱道：“星斗無光月弗明，衣寒似水欲成冰，人人盡說困便困個冬至夜，偏是我手不停敲到五更。”這裡的“手不停敲”，說的就是古代更夫在寒冬值夜敲梆的事。這並不是憑空杜撰，現代社會當然沒有人再敲梆報更了，可是中國自古代到近代，兩千年來一直有“巡夜”的制度，據歷史學者的研究，為防止盜賊，在很早的時代就有“夜禁”。《周禮》就說，古代就有“司寤氏”這個官，司寤，就是管睡覺的官兒呀。當然《周禮》按照顧頡剛先生的說法，可能是戰國人對於大一統新帝國的想象，不過，這些想象都有一點兒根據。據說，古代司寤氏的職責之一，就是根據星辰判斷日夜時間，“禁宵行者、夜遊者”。
前面我們提到《國語·魯語》裡面敬姜的話，古代中國官方曾經特別期望民眾日常生活總是“明而動、晦而休”，因為這是以自然的晝夜交替為基礎，給民眾生活安排的一個基本秩序，就是說，白天是勞動、交誼、買賣活動的時間，而夜晚是安居、休息的時間。毫無疑問，在燈火相對困難，需要憑藉日光的傳統社會，本來這就是很自然的，所以，如果是違背大家習慣的日夜秩序，“晝伏夜出”，常常你需要有非常特別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白天不出來，晚上卻出來呢？大家要知道，在一切生活都由官方控制的傳統中國社會裡面，日夜的生活秩序不僅僅是一種習慣，它又和政治上的合法與非法、生活上的正常與非常是有聯繫的，歷代的法律規定，就給民眾劃出了關於生活秩序的合法與非法、正常與非常的界線。
這種生活秩序的法律規定來源很早，如果我們不算《周禮》的說法，那麼至少在漢魏就有，到了唐宋時代，我們知道它已經被寫入法律條文。按照《唐律疏議》和《宋刑統》的規定，晝漏盡為夜，夜漏盡為晝，一天被分為白天與黑夜兩半。到了夜裡，不可在城內隨意行走，在閉門鼓後，除了“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類”，凡是夜行者都算是犯夜，“諸犯夜者，笞二十”。
歷史書裡面有不少例子。比如中唐元和時代，一個內廷中使，就是宦官啦，叫郭裡旻的，只是因為“酒醉犯夜”，就被“杖殺”，而那個負責夜禁的金吾和巡使，也都因此被連累“貶逐”。中晚唐詩人溫庭筠也曾經因為醉酒犯夜，幾乎被處罰。在宋代，這些值班守夜的官吏，如果有失職，還要被“笞三十”，至於真的發生了盜案而未察覺，那更要被“笞五十”。
在法律條文裡面還規定，如果是私人家宅，“諸夜無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時殺者勿論”。這比普通的犯夜要重，因為來者可能是盜賊，所以，就算主人心裡明白這個入侵者並不是有意侵犯，可是他有意地殺傷了來者，在法律上也要“減鬥殺傷二等”。誰說古代中國不保護私人財產呢？其實只要是在皇帝這個“大公”之下，還是可以有“小私”的。當時，曾經有人提出質疑，他說，如果主人事先知道外來人有圖謀，設了圈套，故意等候他來而殺了他，是否也應當算是殺人有罪呢？可是，根據竇儀《宋刑統》的疏義解釋說，這不能等同殺人罪，因為“夜入人家，理或難辯，縱令故犯，亦為罪人”。
這些規定沒有因為朝代變更而變更，在元代雖然統治者換了民族，但法律規定，大概還依然是因襲宋代的，《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卷五十一《諸盜》一條裡面就規定：
其夜禁之法，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者（下注：有公事急速喪病不在此限），違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一下，準贖元寶鈔一貫。
《通制條格》卷二十七《雜令》記載至元七年太原路禁止嫁女娶妻時夜晚宴飲，“今後會親，止許白日至禁鍾”，原因是“其中引惹鬥訟，不惟耗費”。同時，為了防止城市裡面出問題，更直接頒下聖旨，禁止那些“眾人唱詞的、祈神賽社的、立集場的”在夜裡聚會，因為“似這般聚眾者，妄說大言語，做勾當的有啊”，所以，嚴令“將為頭的重要罪過也者、其餘唱詞賽社立集場的每”，要“比常例加等”地進行處罰。
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宋元時代城市越來越發達，商業也漸漸增多，原來來自農村的、以土地耕作為中心的自然生活秩序，在城裡不適用，所以就有點兒亂了套了。可是古代中國的制度呢，又總是依據傳統的生活與習慣，保護這種農本的社會秩序的，所以針對城市生活秩序漸漸顛倒混亂，它總要有點兒沒有辦法的辦法吧。國家、政府、官方，大概總是希望國家清清楚楚，一絲不亂，這樣它才放心。這是慣例。
以後的明代，尤其是前期，為了限制城市生活節奏的混亂，對於秩序的控制和管理就相當嚴厲。大家要知道，明代初期是國家控制和意識形態控制最厲害的時候。一方面，和元代一樣，城鎮同樣“以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除公務急速疾病生產死葬執有燈亮者不禁外”，無論何人均要拘留送問。但是，這時候就不像元代那樣能以寶鈔贖買了，非得懲罰不可。同時，夜行之禁的規定更細了。另一方面，在農村運用重新組織的鄉里組織控制起來，明代前期的鄉村組織，是很嚴密的，經過洪武年間的重新整頓，一層層的，很細。當時就規定，集鎮鄉村嚴格建立鄉里組織，要派人值夜，規定每晚甲長關鎖寨門，“即查本甲十家之內，今夜何人外出，有無容留面生之人”。比如，天啟年間的順德府還規定，每夜要設保夫十人，“更班鳴鑼，繞村巡邏”。這就和《十五貫》裡的梆夫一樣。同時依照唐宋的傳統，《大明律》卷十八《夜無故入人家》也規定，夜間隨意活動算犯罪，如果無故進入人家，更要受很重的笞刑。
通過這種很嚴厲的“夜禁”，古代中國的官方，至少在唐宋到明清都是這樣，一直在試圖恢復傳統“日落而息”的生活秩序。
不過，大家要注意，到了明代中葉以後，限制雖然很嚴厲，但是，隨著商業的發達，這種傳統的生活秩序，就在城市生活新方式的影響下漸漸瓦解了。有人說是“現代性”的萌芽，或者大陸說的“資本主義萌芽”，都是從城市和商業開始的。所以，一些理想上堅持鄉村生活傳統的士大夫和地方官員，懷著恢復古代生活秩序的理想，常常要給這種時間秩序制定種種措施。
清代有一個叫于成龍的官員曾經提到，第一，要在鄉間建立保甲制度；第二，要在各處樹立禁止夜行木牌，時刻叮嚀各處甲長，大家提防；第三，要在要津路口埋伏鄉夫，如果遇見人黑夜行走，就把他們綁鎖起來，第二天稟官嚴審；第四，官員要嚴加審查，如果沒有謀劫的意圖，就要治以“夜行”之罪。他覺得，要是這樣提防，壞人不得動手，也許會收斂盜心。農村的生活秩序就會回到傳統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去。古代大概每一個官員都要懂得，怎樣來規範地方民眾的日常生活秩序，比如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教給預備官員基本知識的《學仕錄》，這部書很有趣，好像是教人當官的百科全書呀。這部書的卷七，就特別對監獄、倉庫、大街、小巷的夜間安全相當警惕，特別告訴這些人說，在“於夜長寒冷之時，多置草荐，捐給油燈，令其徹夜防護”，“夜則撥夫五名，擊梆看守，以司啟閉”，特別提醒官方的安全官員“印捕汛官”要懂得夜巡之法，“勿庸虛應故事，自三更至五更，此其時矣”，特別是“月暗天昏，風寒雨雪之夜，更為緊要”。
這些對於生活秩序的嚴厲規定，在唐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的法律上一直都有，法律史專家可能不太注意這麼小的條文，但是就是這麼小的條文，管了人的一半兒時間呢。而且從思想史角度看，這一是顯示了傳統專制政治制度下，對日常生活方式管理一直很嚴厲；二是顯示了傳統社會對鄉村生活秩序有一種正常和不正常，合法和不合法的觀念；三是這種觀念普遍化了，成了常識，也加上了制度，而且日久成了自然的習俗。換句話說，一方面，這種規定的執行和監督，到了極其嚴格的程度；另一方面，也逐漸培養了一般人的常識。
總起來說，從思想史和觀念史的角度說，就是社會普遍有一種觀念，白天活動而晚上休息是正常的、合法的，至於“晝伏夜出”或“夜聚曉散”則都是非正常的，不合法的。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元夜觀燈的意義
“
在這個不眠之夜裡，官府還會出錢犒勞助興舞隊和商賈買賣，妓女的生意也很好，商人的生意也很好，不光是燈火徹夜通明，買賣也一夜到亮，有錢的人家子弟就在這個時候到處遊玩，沒有錢的人家也在這個時候出來散散心。這在近世已經成為一種固定的習俗，連統治者也得順從民俗。
前面我們說到，夜間的聚會“是社會的‘休息’，是對‘秩序’的反叛”，其實，這也是有道理的，誰不想著有一點刺激的事情乾乾呢？如果生活確實只是一種節奏，而沒有變化，很多人都會覺得需要調劑。古人一年四季，有冬季可以稍稍休息；每一天有夜晚可以休息；但是一年裡面呢，也需要有一些晚上不睡覺，讓大家生活有點兒變化。我想，古代中國的節令不宵禁，就是對這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刻板生活的一種補充。
關於元宵節，大家都知道是“燈節”。為什麼是燈的節日？是因為晚上看燈。不只是正月十五上元節，中元、中秋，在古代也有城市裡面不宵禁而觀燈的規定。《水滸傳》第五十一回裡就說到，七月十五“盂蘭盆大齋之日，年例各處點放河燈，修設好事”。需要注意“年例”二字，說明盂蘭盆節曾經是官方的規定假日，可以任從人們夜裡往來遊玩。當然，最有名最長的不眠夜，還是上元節，就是元宵節。這一風俗來源很早，臺灣的陳熙遠寫有一篇《中國不眠夜——明清時代的元宵、夜禁與狂歡》，研究得很細緻，據說，最晚到隋文帝時代（581—605年在位），京城與各州已經普遍有了元宵夜進行各種慶祝活動的習慣。
這種節日的意義，從大的方面說，是給一年辛苦的人一些放鬆的時間，使日常生活變換節奏；從小的方面說，是給日夜週期作息的人一些變化的感覺，把黑夜變成白天。隋文帝時代的御史柳彧，在開皇十七年（597）上奏的時候就說，古代聖賢都遵照法典建立制度，根據道理安排生活，可是，當時民間慶祝元夕時，有種種逾越法律秩序與禮教規範的活動，違背了“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的傳統。為什麼呢？他列舉了幾個方面，除了浪費財物之外，就是造成混亂，一是貴賤等級混亂，二是造成男女混亂，三是宗教與世俗之間界限混亂，總之，這是混亂。而社會呢？需要的是有秩序，而不是混亂。但是，大家想啊，造成“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這種混亂，甚至導致道德敗壞、盜賊叢生的節日之夜，儘管在當時被士大夫反對得很厲害，甚至皇帝也在這種“政治正確”的道理下“詔可其奏”，但是，實際上仍然被允許和寬容。沒有辦法呀，你總得讓民眾有一個宣洩的口子，讓他們有一點兒喘息的時候。
所以，到唐代，上元觀燈已經有三日之規。比如唐玄宗時代，燈節是從正月十四日起至十六日，連續三天。到了10世紀中葉的宋太祖時代，追加十七、十八兩日，成了“五夜燈”。不過，要說明的是，“五夜燈”好像並沒有太普遍，很多地方還是執行三天的老規矩。大家很熟悉的一個故事，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記載在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裡。說某郡太守叫田登，古代要避諱，可是他的部下常常因為不注意冒犯了他，就要遭到鞭打。所以在上元放燈的時候，要發佈榜文了，可是“燈”“登”兩字諧音，怎麼辦？書吏就只好把“燈”寫為“火”，“本州依例‘放火’三日”。這當然是個故事，不過，可見南宋上元節觀燈還是三天。
儘管只有三天，但在這三天裡面，人可以盡情地玩兒，平時需要收斂的不需要收斂，平時需要掩飾的不需要掩飾。據一些文獻記載，在這個不眠之夜裡，官府還會出錢犒勞助興舞隊和商賈買賣，妓女的生意也很好，商人的生意也很好，不光是燈火徹夜通明，買賣也一夜到亮，有錢的人家子弟就在這個時候到處遊玩，沒有錢的人家也在這個時候出來散散心。這在近世已經成為一種固定的習俗，連統治者也得順從民俗。
不光是漢族的朝代，比如在元代前期，江南是蒙古新佔領地區，因為害怕人們聚集造反，所以，一度嚴厲禁止節日觀燈。但是，到了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閏六月，那個時候，江南被蒙古佔領已經很多年了，所以，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就向禮部建議開放燈禁。報告裡面就說，當時怕人心未定，因此嚴禁觀燈，但是，最近因為老人們都說，江南歸附已經一十八年，人心寧一，所以，應當放鬆燈火之禁。果然，後來就應要求，開放了這種元宵節看燈的風俗。到了明代初期的永樂年間，還曾經一度延長為前所未有的“十夜”。不過好像這個規定實行並不久，大體上還是三天為限的燈節多一些。
大家要想想，對於一向注重秩序而害怕混亂的朝廷，對於一直講究區分“貴賤”“男女”“緇素”界限的古代中國士大夫，他們關心的是秩序，秩序，還是秩序。一般來說，他們都格外擔心晝夜不分，會引起淆亂，可是，還要在這特別的時間裡允許混亂，這是為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因為這一限制一直過於嚴厲，白天和黑夜、上層和下層、男人和女人、世外和世內，常常是在一個單調刻板的生活節奏下重複，所以，你不得不提供一個變化的機會，讓民眾的這種生活鬆弛下來。就是金屬還有個疲勞度呢，對不對呀？這一點，在孔子的時代，可能就已經有明確認識了，《禮記·雜記》裡，有一段話很重要，說孔子和弟子子貢曾經討論過，到底對於國人的年節蜡祭活動，應當抱什麼態度？他問子貢說，你看那些蜡祭，是不是很快樂？子貢就回答說，一城的人都高興得好像發狂，可是我不知道他們樂什麼。孔子就說，你不知道呀，如果一直緊張而不鬆弛，無論是文是武，都受不了；如果一直鬆弛而不緊張，那麼無論是文是武都不贊同。所以，“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平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張；節日的時候讓大家放縱一下，在夜裡不睡覺地狂歡，是弛。
古代的人也懂得這個關於時間分配的道理。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在一切生活都由官方控制的傳統中國社會裡面，日夜的生活秩序不僅僅是一種習慣，它又和政治上的合法與非法、生活上的正常與非常是有聯繫的，歷代的法律規定，就給民眾劃出了關於生活秩序的合法與非法、正常與非常的界線。但是，造成“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這種混亂，甚至導致道德敗壞、盜賊叢生的節日之夜，儘管被士大夫反對得很厲害，甚至皇帝也在這種“政治正確”的道理下“詔可其奏”，但是，實際上仍然被允許和寬容。
*文章節選自《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增訂版）》（葛兆光 著 三聯書店2019-4）“在法律史、社會史與思想史之間 —— 以傳統社會中白天與黑夜的時間分配為例”，微信篇幅所限，節選發佈。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文 | 葛兆光
幾十年以前，哈佛大學的教授楊聯陞先生，用英文寫了一篇關於古代中國官員、民眾的日常時間安排的論文“Schedules of Work and Rest in Imperial China”，發表在《中國製度史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上，1982年由臺灣大學的樑庚堯先生翻譯成中文，收在他的論集《國史探微》裡面，題目是《帝制中國的作息時間表》。
那麼，這篇論文說的是什麼呢？在這篇論文裡面，楊先生討論了一個過去歷史學者很少關心和討論的事情，就是古代中國官員以及民眾的作息時間和假日製度，放假怎麼放，休息怎麼休息等等，這就是“時間分配”。不過，我覺得，在這篇不算太長的論文裡，他只是開了一個頭，關於這個話題，並沒有充分展開研究，資料也沒有來得及更廣泛地彙集，後來他也沒有再去深入地討論這種時間分配觀念背後的思想史，只是給後人留下了一個課題，留下一個可以繼續開拓的研究領域。但是，我總感到很惋惜的是，後來好像沒有多少學者在這方面跟進，繼續楊聯陞先生的思路，真的是很可惜。
時間分配，看上去可能很形而下，是日常生活世界的事情。不過，從根本上說，它又是一個有關“秩序”的事情。“秩序”，order，可是一個很形而上的大話題呀。大家都知道，在古代中國的大一統社會裡面，時間分配是很重要的，無論民間和官方都一樣很重視。
古代這種關於時間的安排和分配，很細很細，包括了一年中的各個時段，……它還包括每一天早中晚，早上幹什麼，下午幹什麼，晚上幹什麼，都要有秩序，不能亂。這裡的文獻可能大家不很熟悉，或者不太注意。其實也很多，大家看《國語·魯語下》，裡面引了敬姜的話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及庶人以下，早上、中午、晚上各要做什麼事，在古代“聖王”的時代是有規定的，比如卿大夫要“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庇其家事，而後即安”，士就是讀書人應當“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而無憾，而後即安”，而普通民眾即庶人以下，只能“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據說，這些看法很受孔子的稱讚和肯定。後來和尚道士的生活也有這些規定呀，早壇功課做什麼，午壇功課做什麼，晚壇功課做什麼，清楚得很也嚴格得很。佛教的《清規》裡面就有規定，不能亂，亂了就躁動不安，躁動不安你還修煉什麼心靈呢？大家記得《論語》裡面有一個很有名的事情，就是宰予，孔子的弟子白天睡覺，被孔子臭罵一頓，就說他是“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就是這個人不堪造就的意思了。為什麼呢？因為白天是勞動學習的時候，要睡覺得到天黑以後了，你白天睡覺幹什麼？
那麼，這種曾經被儒家認同的時間安排背後，到底有什麼思想史意味可以分析呢？今天，我們重點要討論的，是古代中國社會關於白天與夜晚的分配。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傳統的日常生活秩序
“
通過這種很嚴厲的“夜禁”，古代中國的官方，至少在唐宋到明清都是這樣，一直在試圖恢復傳統“日落而息”的生活秩序。
我小時候看過崑曲《十五貫》，在大陸五六十年代是拍成了電影的，很有名，這是明代的戲曲，講一出盜竊的冤案是怎樣被一個清官況鍾平反的。其中，第十六出《乞命》中，更夫唱道：“星斗無光月弗明，衣寒似水欲成冰，人人盡說困便困個冬至夜，偏是我手不停敲到五更。”這裡的“手不停敲”，說的就是古代更夫在寒冬值夜敲梆的事。這並不是憑空杜撰，現代社會當然沒有人再敲梆報更了，可是中國自古代到近代，兩千年來一直有“巡夜”的制度，據歷史學者的研究，為防止盜賊，在很早的時代就有“夜禁”。《周禮》就說，古代就有“司寤氏”這個官，司寤，就是管睡覺的官兒呀。當然《周禮》按照顧頡剛先生的說法，可能是戰國人對於大一統新帝國的想象，不過，這些想象都有一點兒根據。據說，古代司寤氏的職責之一，就是根據星辰判斷日夜時間，“禁宵行者、夜遊者”。
前面我們提到《國語·魯語》裡面敬姜的話，古代中國官方曾經特別期望民眾日常生活總是“明而動、晦而休”，因為這是以自然的晝夜交替為基礎，給民眾生活安排的一個基本秩序，就是說，白天是勞動、交誼、買賣活動的時間，而夜晚是安居、休息的時間。毫無疑問，在燈火相對困難，需要憑藉日光的傳統社會，本來這就是很自然的，所以，如果是違背大家習慣的日夜秩序，“晝伏夜出”，常常你需要有非常特別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白天不出來，晚上卻出來呢？大家要知道，在一切生活都由官方控制的傳統中國社會裡面，日夜的生活秩序不僅僅是一種習慣，它又和政治上的合法與非法、生活上的正常與非常是有聯繫的，歷代的法律規定，就給民眾劃出了關於生活秩序的合法與非法、正常與非常的界線。
這種生活秩序的法律規定來源很早，如果我們不算《周禮》的說法，那麼至少在漢魏就有，到了唐宋時代，我們知道它已經被寫入法律條文。按照《唐律疏議》和《宋刑統》的規定，晝漏盡為夜，夜漏盡為晝，一天被分為白天與黑夜兩半。到了夜裡，不可在城內隨意行走，在閉門鼓後，除了“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類”，凡是夜行者都算是犯夜，“諸犯夜者，笞二十”。
歷史書裡面有不少例子。比如中唐元和時代，一個內廷中使，就是宦官啦，叫郭裡旻的，只是因為“酒醉犯夜”，就被“杖殺”，而那個負責夜禁的金吾和巡使，也都因此被連累“貶逐”。中晚唐詩人溫庭筠也曾經因為醉酒犯夜，幾乎被處罰。在宋代，這些值班守夜的官吏，如果有失職，還要被“笞三十”，至於真的發生了盜案而未察覺，那更要被“笞五十”。
在法律條文裡面還規定，如果是私人家宅，“諸夜無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時殺者勿論”。這比普通的犯夜要重，因為來者可能是盜賊，所以，就算主人心裡明白這個入侵者並不是有意侵犯，可是他有意地殺傷了來者，在法律上也要“減鬥殺傷二等”。誰說古代中國不保護私人財產呢？其實只要是在皇帝這個“大公”之下，還是可以有“小私”的。當時，曾經有人提出質疑，他說，如果主人事先知道外來人有圖謀，設了圈套，故意等候他來而殺了他，是否也應當算是殺人有罪呢？可是，根據竇儀《宋刑統》的疏義解釋說，這不能等同殺人罪，因為“夜入人家，理或難辯，縱令故犯，亦為罪人”。
這些規定沒有因為朝代變更而變更，在元代雖然統治者換了民族，但法律規定，大概還依然是因襲宋代的，《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卷五十一《諸盜》一條裡面就規定：
其夜禁之法，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者（下注：有公事急速喪病不在此限），違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一下，準贖元寶鈔一貫。
《通制條格》卷二十七《雜令》記載至元七年太原路禁止嫁女娶妻時夜晚宴飲，“今後會親，止許白日至禁鍾”，原因是“其中引惹鬥訟，不惟耗費”。同時，為了防止城市裡面出問題，更直接頒下聖旨，禁止那些“眾人唱詞的、祈神賽社的、立集場的”在夜裡聚會，因為“似這般聚眾者，妄說大言語，做勾當的有啊”，所以，嚴令“將為頭的重要罪過也者、其餘唱詞賽社立集場的每”，要“比常例加等”地進行處罰。
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宋元時代城市越來越發達，商業也漸漸增多，原來來自農村的、以土地耕作為中心的自然生活秩序，在城裡不適用，所以就有點兒亂了套了。可是古代中國的制度呢，又總是依據傳統的生活與習慣，保護這種農本的社會秩序的，所以針對城市生活秩序漸漸顛倒混亂，它總要有點兒沒有辦法的辦法吧。國家、政府、官方，大概總是希望國家清清楚楚，一絲不亂，這樣它才放心。這是慣例。
以後的明代，尤其是前期，為了限制城市生活節奏的混亂，對於秩序的控制和管理就相當嚴厲。大家要知道，明代初期是國家控制和意識形態控制最厲害的時候。一方面，和元代一樣，城鎮同樣“以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除公務急速疾病生產死葬執有燈亮者不禁外”，無論何人均要拘留送問。但是，這時候就不像元代那樣能以寶鈔贖買了，非得懲罰不可。同時，夜行之禁的規定更細了。另一方面，在農村運用重新組織的鄉里組織控制起來，明代前期的鄉村組織，是很嚴密的，經過洪武年間的重新整頓，一層層的，很細。當時就規定，集鎮鄉村嚴格建立鄉里組織，要派人值夜，規定每晚甲長關鎖寨門，“即查本甲十家之內，今夜何人外出，有無容留面生之人”。比如，天啟年間的順德府還規定，每夜要設保夫十人，“更班鳴鑼，繞村巡邏”。這就和《十五貫》裡的梆夫一樣。同時依照唐宋的傳統，《大明律》卷十八《夜無故入人家》也規定，夜間隨意活動算犯罪，如果無故進入人家，更要受很重的笞刑。
通過這種很嚴厲的“夜禁”，古代中國的官方，至少在唐宋到明清都是這樣，一直在試圖恢復傳統“日落而息”的生活秩序。
不過，大家要注意，到了明代中葉以後，限制雖然很嚴厲，但是，隨著商業的發達，這種傳統的生活秩序，就在城市生活新方式的影響下漸漸瓦解了。有人說是“現代性”的萌芽，或者大陸說的“資本主義萌芽”，都是從城市和商業開始的。所以，一些理想上堅持鄉村生活傳統的士大夫和地方官員，懷著恢復古代生活秩序的理想，常常要給這種時間秩序制定種種措施。
清代有一個叫于成龍的官員曾經提到，第一，要在鄉間建立保甲制度；第二，要在各處樹立禁止夜行木牌，時刻叮嚀各處甲長，大家提防；第三，要在要津路口埋伏鄉夫，如果遇見人黑夜行走，就把他們綁鎖起來，第二天稟官嚴審；第四，官員要嚴加審查，如果沒有謀劫的意圖，就要治以“夜行”之罪。他覺得，要是這樣提防，壞人不得動手，也許會收斂盜心。農村的生活秩序就會回到傳統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去。古代大概每一個官員都要懂得，怎樣來規範地方民眾的日常生活秩序，比如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教給預備官員基本知識的《學仕錄》，這部書很有趣，好像是教人當官的百科全書呀。這部書的卷七，就特別對監獄、倉庫、大街、小巷的夜間安全相當警惕，特別告訴這些人說，在“於夜長寒冷之時，多置草荐，捐給油燈，令其徹夜防護”，“夜則撥夫五名，擊梆看守，以司啟閉”，特別提醒官方的安全官員“印捕汛官”要懂得夜巡之法，“勿庸虛應故事，自三更至五更，此其時矣”，特別是“月暗天昏，風寒雨雪之夜，更為緊要”。
這些對於生活秩序的嚴厲規定，在唐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的法律上一直都有，法律史專家可能不太注意這麼小的條文，但是就是這麼小的條文，管了人的一半兒時間呢。而且從思想史角度看，這一是顯示了傳統專制政治制度下，對日常生活方式管理一直很嚴厲；二是顯示了傳統社會對鄉村生活秩序有一種正常和不正常，合法和不合法的觀念；三是這種觀念普遍化了，成了常識，也加上了制度，而且日久成了自然的習俗。換句話說，一方面，這種規定的執行和監督，到了極其嚴格的程度；另一方面，也逐漸培養了一般人的常識。
總起來說，從思想史和觀念史的角度說，就是社會普遍有一種觀念，白天活動而晚上休息是正常的、合法的，至於“晝伏夜出”或“夜聚曉散”則都是非正常的，不合法的。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元夜觀燈的意義
“
在這個不眠之夜裡，官府還會出錢犒勞助興舞隊和商賈買賣，妓女的生意也很好，商人的生意也很好，不光是燈火徹夜通明，買賣也一夜到亮，有錢的人家子弟就在這個時候到處遊玩，沒有錢的人家也在這個時候出來散散心。這在近世已經成為一種固定的習俗，連統治者也得順從民俗。
前面我們說到，夜間的聚會“是社會的‘休息’，是對‘秩序’的反叛”，其實，這也是有道理的，誰不想著有一點刺激的事情乾乾呢？如果生活確實只是一種節奏，而沒有變化，很多人都會覺得需要調劑。古人一年四季，有冬季可以稍稍休息；每一天有夜晚可以休息；但是一年裡面呢，也需要有一些晚上不睡覺，讓大家生活有點兒變化。我想，古代中國的節令不宵禁，就是對這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刻板生活的一種補充。
關於元宵節，大家都知道是“燈節”。為什麼是燈的節日？是因為晚上看燈。不只是正月十五上元節，中元、中秋，在古代也有城市裡面不宵禁而觀燈的規定。《水滸傳》第五十一回裡就說到，七月十五“盂蘭盆大齋之日，年例各處點放河燈，修設好事”。需要注意“年例”二字，說明盂蘭盆節曾經是官方的規定假日，可以任從人們夜裡往來遊玩。當然，最有名最長的不眠夜，還是上元節，就是元宵節。這一風俗來源很早，臺灣的陳熙遠寫有一篇《中國不眠夜——明清時代的元宵、夜禁與狂歡》，研究得很細緻，據說，最晚到隋文帝時代（581—605年在位），京城與各州已經普遍有了元宵夜進行各種慶祝活動的習慣。
這種節日的意義，從大的方面說，是給一年辛苦的人一些放鬆的時間，使日常生活變換節奏；從小的方面說，是給日夜週期作息的人一些變化的感覺，把黑夜變成白天。隋文帝時代的御史柳彧，在開皇十七年（597）上奏的時候就說，古代聖賢都遵照法典建立制度，根據道理安排生活，可是，當時民間慶祝元夕時，有種種逾越法律秩序與禮教規範的活動，違背了“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的傳統。為什麼呢？他列舉了幾個方面，除了浪費財物之外，就是造成混亂，一是貴賤等級混亂，二是造成男女混亂，三是宗教與世俗之間界限混亂，總之，這是混亂。而社會呢？需要的是有秩序，而不是混亂。但是，大家想啊，造成“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這種混亂，甚至導致道德敗壞、盜賊叢生的節日之夜，儘管在當時被士大夫反對得很厲害，甚至皇帝也在這種“政治正確”的道理下“詔可其奏”，但是，實際上仍然被允許和寬容。沒有辦法呀，你總得讓民眾有一個宣洩的口子，讓他們有一點兒喘息的時候。
所以，到唐代，上元觀燈已經有三日之規。比如唐玄宗時代，燈節是從正月十四日起至十六日，連續三天。到了10世紀中葉的宋太祖時代，追加十七、十八兩日，成了“五夜燈”。不過，要說明的是，“五夜燈”好像並沒有太普遍，很多地方還是執行三天的老規矩。大家很熟悉的一個故事，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記載在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裡。說某郡太守叫田登，古代要避諱，可是他的部下常常因為不注意冒犯了他，就要遭到鞭打。所以在上元放燈的時候，要發佈榜文了，可是“燈”“登”兩字諧音，怎麼辦？書吏就只好把“燈”寫為“火”，“本州依例‘放火’三日”。這當然是個故事，不過，可見南宋上元節觀燈還是三天。
儘管只有三天，但在這三天裡面，人可以盡情地玩兒，平時需要收斂的不需要收斂，平時需要掩飾的不需要掩飾。據一些文獻記載，在這個不眠之夜裡，官府還會出錢犒勞助興舞隊和商賈買賣，妓女的生意也很好，商人的生意也很好，不光是燈火徹夜通明，買賣也一夜到亮，有錢的人家子弟就在這個時候到處遊玩，沒有錢的人家也在這個時候出來散散心。這在近世已經成為一種固定的習俗，連統治者也得順從民俗。
不光是漢族的朝代，比如在元代前期，江南是蒙古新佔領地區，因為害怕人們聚集造反，所以，一度嚴厲禁止節日觀燈。但是，到了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閏六月，那個時候，江南被蒙古佔領已經很多年了，所以，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就向禮部建議開放燈禁。報告裡面就說，當時怕人心未定，因此嚴禁觀燈，但是，最近因為老人們都說，江南歸附已經一十八年，人心寧一，所以，應當放鬆燈火之禁。果然，後來就應要求，開放了這種元宵節看燈的風俗。到了明代初期的永樂年間，還曾經一度延長為前所未有的“十夜”。不過好像這個規定實行並不久，大體上還是三天為限的燈節多一些。
大家要想想，對於一向注重秩序而害怕混亂的朝廷，對於一直講究區分“貴賤”“男女”“緇素”界限的古代中國士大夫，他們關心的是秩序，秩序，還是秩序。一般來說，他們都格外擔心晝夜不分，會引起淆亂，可是，還要在這特別的時間裡允許混亂，這是為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因為這一限制一直過於嚴厲，白天和黑夜、上層和下層、男人和女人、世外和世內，常常是在一個單調刻板的生活節奏下重複，所以，你不得不提供一個變化的機會，讓民眾的這種生活鬆弛下來。就是金屬還有個疲勞度呢，對不對呀？這一點，在孔子的時代，可能就已經有明確認識了，《禮記·雜記》裡，有一段話很重要，說孔子和弟子子貢曾經討論過，到底對於國人的年節蜡祭活動，應當抱什麼態度？他問子貢說，你看那些蜡祭，是不是很快樂？子貢就回答說，一城的人都高興得好像發狂，可是我不知道他們樂什麼。孔子就說，你不知道呀，如果一直緊張而不鬆弛，無論是文是武，都受不了；如果一直鬆弛而不緊張，那麼無論是文是武都不贊同。所以，“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平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張；節日的時候讓大家放縱一下，在夜裡不睡覺地狂歡，是弛。
古代的人也懂得這個關於時間分配的道理。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在一切生活都由官方控制的傳統中國社會裡面，日夜的生活秩序不僅僅是一種習慣，它又和政治上的合法與非法、生活上的正常與非常是有聯繫的，歷代的法律規定，就給民眾劃出了關於生活秩序的合法與非法、正常與非常的界線。但是，造成“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這種混亂，甚至導致道德敗壞、盜賊叢生的節日之夜，儘管被士大夫反對得很厲害，甚至皇帝也在這種“政治正確”的道理下“詔可其奏”，但是，實際上仍然被允許和寬容。
*文章節選自《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增訂版）》（葛兆光 著 三聯書店2019-4）“在法律史、社會史與思想史之間 —— 以傳統社會中白天與黑夜的時間分配為例”，微信篇幅所限，節選發佈。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文 | 葛兆光
幾十年以前，哈佛大學的教授楊聯陞先生，用英文寫了一篇關於古代中國官員、民眾的日常時間安排的論文“Schedules of Work and Rest in Imperial China”，發表在《中國製度史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上，1982年由臺灣大學的樑庚堯先生翻譯成中文，收在他的論集《國史探微》裡面，題目是《帝制中國的作息時間表》。
那麼，這篇論文說的是什麼呢？在這篇論文裡面，楊先生討論了一個過去歷史學者很少關心和討論的事情，就是古代中國官員以及民眾的作息時間和假日製度，放假怎麼放，休息怎麼休息等等，這就是“時間分配”。不過，我覺得，在這篇不算太長的論文裡，他只是開了一個頭，關於這個話題，並沒有充分展開研究，資料也沒有來得及更廣泛地彙集，後來他也沒有再去深入地討論這種時間分配觀念背後的思想史，只是給後人留下了一個課題，留下一個可以繼續開拓的研究領域。但是，我總感到很惋惜的是，後來好像沒有多少學者在這方面跟進，繼續楊聯陞先生的思路，真的是很可惜。
時間分配，看上去可能很形而下，是日常生活世界的事情。不過，從根本上說，它又是一個有關“秩序”的事情。“秩序”，order，可是一個很形而上的大話題呀。大家都知道，在古代中國的大一統社會裡面，時間分配是很重要的，無論民間和官方都一樣很重視。
古代這種關於時間的安排和分配，很細很細，包括了一年中的各個時段，……它還包括每一天早中晚，早上幹什麼，下午幹什麼，晚上幹什麼，都要有秩序，不能亂。這裡的文獻可能大家不很熟悉，或者不太注意。其實也很多，大家看《國語·魯語下》，裡面引了敬姜的話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及庶人以下，早上、中午、晚上各要做什麼事，在古代“聖王”的時代是有規定的，比如卿大夫要“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庇其家事，而後即安”，士就是讀書人應當“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而無憾，而後即安”，而普通民眾即庶人以下，只能“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據說，這些看法很受孔子的稱讚和肯定。後來和尚道士的生活也有這些規定呀，早壇功課做什麼，午壇功課做什麼，晚壇功課做什麼，清楚得很也嚴格得很。佛教的《清規》裡面就有規定，不能亂，亂了就躁動不安，躁動不安你還修煉什麼心靈呢？大家記得《論語》裡面有一個很有名的事情，就是宰予，孔子的弟子白天睡覺，被孔子臭罵一頓，就說他是“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就是這個人不堪造就的意思了。為什麼呢？因為白天是勞動學習的時候，要睡覺得到天黑以後了，你白天睡覺幹什麼？
那麼，這種曾經被儒家認同的時間安排背後，到底有什麼思想史意味可以分析呢？今天，我們重點要討論的，是古代中國社會關於白天與夜晚的分配。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傳統的日常生活秩序
“
通過這種很嚴厲的“夜禁”，古代中國的官方，至少在唐宋到明清都是這樣，一直在試圖恢復傳統“日落而息”的生活秩序。
我小時候看過崑曲《十五貫》，在大陸五六十年代是拍成了電影的，很有名，這是明代的戲曲，講一出盜竊的冤案是怎樣被一個清官況鍾平反的。其中，第十六出《乞命》中，更夫唱道：“星斗無光月弗明，衣寒似水欲成冰，人人盡說困便困個冬至夜，偏是我手不停敲到五更。”這裡的“手不停敲”，說的就是古代更夫在寒冬值夜敲梆的事。這並不是憑空杜撰，現代社會當然沒有人再敲梆報更了，可是中國自古代到近代，兩千年來一直有“巡夜”的制度，據歷史學者的研究，為防止盜賊，在很早的時代就有“夜禁”。《周禮》就說，古代就有“司寤氏”這個官，司寤，就是管睡覺的官兒呀。當然《周禮》按照顧頡剛先生的說法，可能是戰國人對於大一統新帝國的想象，不過，這些想象都有一點兒根據。據說，古代司寤氏的職責之一，就是根據星辰判斷日夜時間，“禁宵行者、夜遊者”。
前面我們提到《國語·魯語》裡面敬姜的話，古代中國官方曾經特別期望民眾日常生活總是“明而動、晦而休”，因為這是以自然的晝夜交替為基礎，給民眾生活安排的一個基本秩序，就是說，白天是勞動、交誼、買賣活動的時間，而夜晚是安居、休息的時間。毫無疑問，在燈火相對困難，需要憑藉日光的傳統社會，本來這就是很自然的，所以，如果是違背大家習慣的日夜秩序，“晝伏夜出”，常常你需要有非常特別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白天不出來，晚上卻出來呢？大家要知道，在一切生活都由官方控制的傳統中國社會裡面，日夜的生活秩序不僅僅是一種習慣，它又和政治上的合法與非法、生活上的正常與非常是有聯繫的，歷代的法律規定，就給民眾劃出了關於生活秩序的合法與非法、正常與非常的界線。
這種生活秩序的法律規定來源很早，如果我們不算《周禮》的說法，那麼至少在漢魏就有，到了唐宋時代，我們知道它已經被寫入法律條文。按照《唐律疏議》和《宋刑統》的規定，晝漏盡為夜，夜漏盡為晝，一天被分為白天與黑夜兩半。到了夜裡，不可在城內隨意行走，在閉門鼓後，除了“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類”，凡是夜行者都算是犯夜，“諸犯夜者，笞二十”。
歷史書裡面有不少例子。比如中唐元和時代，一個內廷中使，就是宦官啦，叫郭裡旻的，只是因為“酒醉犯夜”，就被“杖殺”，而那個負責夜禁的金吾和巡使，也都因此被連累“貶逐”。中晚唐詩人溫庭筠也曾經因為醉酒犯夜，幾乎被處罰。在宋代，這些值班守夜的官吏，如果有失職，還要被“笞三十”，至於真的發生了盜案而未察覺，那更要被“笞五十”。
在法律條文裡面還規定，如果是私人家宅，“諸夜無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時殺者勿論”。這比普通的犯夜要重，因為來者可能是盜賊，所以，就算主人心裡明白這個入侵者並不是有意侵犯，可是他有意地殺傷了來者，在法律上也要“減鬥殺傷二等”。誰說古代中國不保護私人財產呢？其實只要是在皇帝這個“大公”之下，還是可以有“小私”的。當時，曾經有人提出質疑，他說，如果主人事先知道外來人有圖謀，設了圈套，故意等候他來而殺了他，是否也應當算是殺人有罪呢？可是，根據竇儀《宋刑統》的疏義解釋說，這不能等同殺人罪，因為“夜入人家，理或難辯，縱令故犯，亦為罪人”。
這些規定沒有因為朝代變更而變更，在元代雖然統治者換了民族，但法律規定，大概還依然是因襲宋代的，《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卷五十一《諸盜》一條裡面就規定：
其夜禁之法，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者（下注：有公事急速喪病不在此限），違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一下，準贖元寶鈔一貫。
《通制條格》卷二十七《雜令》記載至元七年太原路禁止嫁女娶妻時夜晚宴飲，“今後會親，止許白日至禁鍾”，原因是“其中引惹鬥訟，不惟耗費”。同時，為了防止城市裡面出問題，更直接頒下聖旨，禁止那些“眾人唱詞的、祈神賽社的、立集場的”在夜裡聚會，因為“似這般聚眾者，妄說大言語，做勾當的有啊”，所以，嚴令“將為頭的重要罪過也者、其餘唱詞賽社立集場的每”，要“比常例加等”地進行處罰。
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宋元時代城市越來越發達，商業也漸漸增多，原來來自農村的、以土地耕作為中心的自然生活秩序，在城裡不適用，所以就有點兒亂了套了。可是古代中國的制度呢，又總是依據傳統的生活與習慣，保護這種農本的社會秩序的，所以針對城市生活秩序漸漸顛倒混亂，它總要有點兒沒有辦法的辦法吧。國家、政府、官方，大概總是希望國家清清楚楚，一絲不亂，這樣它才放心。這是慣例。
以後的明代，尤其是前期，為了限制城市生活節奏的混亂，對於秩序的控制和管理就相當嚴厲。大家要知道，明代初期是國家控制和意識形態控制最厲害的時候。一方面，和元代一樣，城鎮同樣“以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除公務急速疾病生產死葬執有燈亮者不禁外”，無論何人均要拘留送問。但是，這時候就不像元代那樣能以寶鈔贖買了，非得懲罰不可。同時，夜行之禁的規定更細了。另一方面，在農村運用重新組織的鄉里組織控制起來，明代前期的鄉村組織，是很嚴密的，經過洪武年間的重新整頓，一層層的，很細。當時就規定，集鎮鄉村嚴格建立鄉里組織，要派人值夜，規定每晚甲長關鎖寨門，“即查本甲十家之內，今夜何人外出，有無容留面生之人”。比如，天啟年間的順德府還規定，每夜要設保夫十人，“更班鳴鑼，繞村巡邏”。這就和《十五貫》裡的梆夫一樣。同時依照唐宋的傳統，《大明律》卷十八《夜無故入人家》也規定，夜間隨意活動算犯罪，如果無故進入人家，更要受很重的笞刑。
通過這種很嚴厲的“夜禁”，古代中國的官方，至少在唐宋到明清都是這樣，一直在試圖恢復傳統“日落而息”的生活秩序。
不過，大家要注意，到了明代中葉以後，限制雖然很嚴厲，但是，隨著商業的發達，這種傳統的生活秩序，就在城市生活新方式的影響下漸漸瓦解了。有人說是“現代性”的萌芽，或者大陸說的“資本主義萌芽”，都是從城市和商業開始的。所以，一些理想上堅持鄉村生活傳統的士大夫和地方官員，懷著恢復古代生活秩序的理想，常常要給這種時間秩序制定種種措施。
清代有一個叫于成龍的官員曾經提到，第一，要在鄉間建立保甲制度；第二，要在各處樹立禁止夜行木牌，時刻叮嚀各處甲長，大家提防；第三，要在要津路口埋伏鄉夫，如果遇見人黑夜行走，就把他們綁鎖起來，第二天稟官嚴審；第四，官員要嚴加審查，如果沒有謀劫的意圖，就要治以“夜行”之罪。他覺得，要是這樣提防，壞人不得動手，也許會收斂盜心。農村的生活秩序就會回到傳統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去。古代大概每一個官員都要懂得，怎樣來規範地方民眾的日常生活秩序，比如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教給預備官員基本知識的《學仕錄》，這部書很有趣，好像是教人當官的百科全書呀。這部書的卷七，就特別對監獄、倉庫、大街、小巷的夜間安全相當警惕，特別告訴這些人說，在“於夜長寒冷之時，多置草荐，捐給油燈，令其徹夜防護”，“夜則撥夫五名，擊梆看守，以司啟閉”，特別提醒官方的安全官員“印捕汛官”要懂得夜巡之法，“勿庸虛應故事，自三更至五更，此其時矣”，特別是“月暗天昏，風寒雨雪之夜，更為緊要”。
這些對於生活秩序的嚴厲規定，在唐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的法律上一直都有，法律史專家可能不太注意這麼小的條文，但是就是這麼小的條文，管了人的一半兒時間呢。而且從思想史角度看，這一是顯示了傳統專制政治制度下，對日常生活方式管理一直很嚴厲；二是顯示了傳統社會對鄉村生活秩序有一種正常和不正常，合法和不合法的觀念；三是這種觀念普遍化了，成了常識，也加上了制度，而且日久成了自然的習俗。換句話說，一方面，這種規定的執行和監督，到了極其嚴格的程度；另一方面，也逐漸培養了一般人的常識。
總起來說，從思想史和觀念史的角度說，就是社會普遍有一種觀念，白天活動而晚上休息是正常的、合法的，至於“晝伏夜出”或“夜聚曉散”則都是非正常的，不合法的。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元夜觀燈的意義
“
在這個不眠之夜裡，官府還會出錢犒勞助興舞隊和商賈買賣，妓女的生意也很好，商人的生意也很好，不光是燈火徹夜通明，買賣也一夜到亮，有錢的人家子弟就在這個時候到處遊玩，沒有錢的人家也在這個時候出來散散心。這在近世已經成為一種固定的習俗，連統治者也得順從民俗。
前面我們說到，夜間的聚會“是社會的‘休息’，是對‘秩序’的反叛”，其實，這也是有道理的，誰不想著有一點刺激的事情乾乾呢？如果生活確實只是一種節奏，而沒有變化，很多人都會覺得需要調劑。古人一年四季，有冬季可以稍稍休息；每一天有夜晚可以休息；但是一年裡面呢，也需要有一些晚上不睡覺，讓大家生活有點兒變化。我想，古代中國的節令不宵禁，就是對這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刻板生活的一種補充。
關於元宵節，大家都知道是“燈節”。為什麼是燈的節日？是因為晚上看燈。不只是正月十五上元節，中元、中秋，在古代也有城市裡面不宵禁而觀燈的規定。《水滸傳》第五十一回裡就說到，七月十五“盂蘭盆大齋之日，年例各處點放河燈，修設好事”。需要注意“年例”二字，說明盂蘭盆節曾經是官方的規定假日，可以任從人們夜裡往來遊玩。當然，最有名最長的不眠夜，還是上元節，就是元宵節。這一風俗來源很早，臺灣的陳熙遠寫有一篇《中國不眠夜——明清時代的元宵、夜禁與狂歡》，研究得很細緻，據說，最晚到隋文帝時代（581—605年在位），京城與各州已經普遍有了元宵夜進行各種慶祝活動的習慣。
這種節日的意義，從大的方面說，是給一年辛苦的人一些放鬆的時間，使日常生活變換節奏；從小的方面說，是給日夜週期作息的人一些變化的感覺，把黑夜變成白天。隋文帝時代的御史柳彧，在開皇十七年（597）上奏的時候就說，古代聖賢都遵照法典建立制度，根據道理安排生活，可是，當時民間慶祝元夕時，有種種逾越法律秩序與禮教規範的活動，違背了“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的傳統。為什麼呢？他列舉了幾個方面，除了浪費財物之外，就是造成混亂，一是貴賤等級混亂，二是造成男女混亂，三是宗教與世俗之間界限混亂，總之，這是混亂。而社會呢？需要的是有秩序，而不是混亂。但是，大家想啊，造成“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這種混亂，甚至導致道德敗壞、盜賊叢生的節日之夜，儘管在當時被士大夫反對得很厲害，甚至皇帝也在這種“政治正確”的道理下“詔可其奏”，但是，實際上仍然被允許和寬容。沒有辦法呀，你總得讓民眾有一個宣洩的口子，讓他們有一點兒喘息的時候。
所以，到唐代，上元觀燈已經有三日之規。比如唐玄宗時代，燈節是從正月十四日起至十六日，連續三天。到了10世紀中葉的宋太祖時代，追加十七、十八兩日，成了“五夜燈”。不過，要說明的是，“五夜燈”好像並沒有太普遍，很多地方還是執行三天的老規矩。大家很熟悉的一個故事，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記載在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裡。說某郡太守叫田登，古代要避諱，可是他的部下常常因為不注意冒犯了他，就要遭到鞭打。所以在上元放燈的時候，要發佈榜文了，可是“燈”“登”兩字諧音，怎麼辦？書吏就只好把“燈”寫為“火”，“本州依例‘放火’三日”。這當然是個故事，不過，可見南宋上元節觀燈還是三天。
儘管只有三天，但在這三天裡面，人可以盡情地玩兒，平時需要收斂的不需要收斂，平時需要掩飾的不需要掩飾。據一些文獻記載，在這個不眠之夜裡，官府還會出錢犒勞助興舞隊和商賈買賣，妓女的生意也很好，商人的生意也很好，不光是燈火徹夜通明，買賣也一夜到亮，有錢的人家子弟就在這個時候到處遊玩，沒有錢的人家也在這個時候出來散散心。這在近世已經成為一種固定的習俗，連統治者也得順從民俗。
不光是漢族的朝代，比如在元代前期，江南是蒙古新佔領地區，因為害怕人們聚集造反，所以，一度嚴厲禁止節日觀燈。但是，到了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閏六月，那個時候，江南被蒙古佔領已經很多年了，所以，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就向禮部建議開放燈禁。報告裡面就說，當時怕人心未定，因此嚴禁觀燈，但是，最近因為老人們都說，江南歸附已經一十八年，人心寧一，所以，應當放鬆燈火之禁。果然，後來就應要求，開放了這種元宵節看燈的風俗。到了明代初期的永樂年間，還曾經一度延長為前所未有的“十夜”。不過好像這個規定實行並不久，大體上還是三天為限的燈節多一些。
大家要想想，對於一向注重秩序而害怕混亂的朝廷，對於一直講究區分“貴賤”“男女”“緇素”界限的古代中國士大夫，他們關心的是秩序，秩序，還是秩序。一般來說，他們都格外擔心晝夜不分，會引起淆亂，可是，還要在這特別的時間裡允許混亂，這是為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因為這一限制一直過於嚴厲，白天和黑夜、上層和下層、男人和女人、世外和世內，常常是在一個單調刻板的生活節奏下重複，所以，你不得不提供一個變化的機會，讓民眾的這種生活鬆弛下來。就是金屬還有個疲勞度呢，對不對呀？這一點，在孔子的時代，可能就已經有明確認識了，《禮記·雜記》裡，有一段話很重要，說孔子和弟子子貢曾經討論過，到底對於國人的年節蜡祭活動，應當抱什麼態度？他問子貢說，你看那些蜡祭，是不是很快樂？子貢就回答說，一城的人都高興得好像發狂，可是我不知道他們樂什麼。孔子就說，你不知道呀，如果一直緊張而不鬆弛，無論是文是武，都受不了；如果一直鬆弛而不緊張，那麼無論是文是武都不贊同。所以，“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平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張；節日的時候讓大家放縱一下，在夜裡不睡覺地狂歡，是弛。
古代的人也懂得這個關於時間分配的道理。
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增訂版）
葛兆光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5
ISBN: 9787108063991 定價: 99.00元
━━━━━
三聯書訊 | 2019年7月
—END—
----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在一切生活都由官方控制的傳統中國社會裡面，日夜的生活秩序不僅僅是一種習慣，它又和政治上的合法與非法、生活上的正常與非常是有聯繫的，歷代的法律規定，就給民眾劃出了關於生活秩序的合法與非法、正常與非常的界線。但是，造成“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這種混亂，甚至導致道德敗壞、盜賊叢生的節日之夜，儘管被士大夫反對得很厲害，甚至皇帝也在這種“政治正確”的道理下“詔可其奏”，但是，實際上仍然被允許和寬容。
*文章節選自《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增訂版）》（葛兆光 著 三聯書店2019-4）“在法律史、社會史與思想史之間 —— 以傳統社會中白天與黑夜的時間分配為例”，微信篇幅所限，節選發佈。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文 | 葛兆光
幾十年以前，哈佛大學的教授楊聯陞先生，用英文寫了一篇關於古代中國官員、民眾的日常時間安排的論文“Schedules of Work and Rest in Imperial China”，發表在《中國製度史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上，1982年由臺灣大學的樑庚堯先生翻譯成中文，收在他的論集《國史探微》裡面，題目是《帝制中國的作息時間表》。
那麼，這篇論文說的是什麼呢？在這篇論文裡面，楊先生討論了一個過去歷史學者很少關心和討論的事情，就是古代中國官員以及民眾的作息時間和假日製度，放假怎麼放，休息怎麼休息等等，這就是“時間分配”。不過，我覺得，在這篇不算太長的論文裡，他只是開了一個頭，關於這個話題，並沒有充分展開研究，資料也沒有來得及更廣泛地彙集，後來他也沒有再去深入地討論這種時間分配觀念背後的思想史，只是給後人留下了一個課題，留下一個可以繼續開拓的研究領域。但是，我總感到很惋惜的是，後來好像沒有多少學者在這方面跟進，繼續楊聯陞先生的思路，真的是很可惜。
時間分配，看上去可能很形而下，是日常生活世界的事情。不過，從根本上說，它又是一個有關“秩序”的事情。“秩序”，order，可是一個很形而上的大話題呀。大家都知道，在古代中國的大一統社會裡面，時間分配是很重要的，無論民間和官方都一樣很重視。
古代這種關於時間的安排和分配，很細很細，包括了一年中的各個時段，……它還包括每一天早中晚，早上幹什麼，下午幹什麼，晚上幹什麼，都要有秩序，不能亂。這裡的文獻可能大家不很熟悉，或者不太注意。其實也很多，大家看《國語·魯語下》，裡面引了敬姜的話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及庶人以下，早上、中午、晚上各要做什麼事，在古代“聖王”的時代是有規定的，比如卿大夫要“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庇其家事，而後即安”，士就是讀書人應當“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而無憾，而後即安”，而普通民眾即庶人以下，只能“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據說，這些看法很受孔子的稱讚和肯定。後來和尚道士的生活也有這些規定呀，早壇功課做什麼，午壇功課做什麼，晚壇功課做什麼，清楚得很也嚴格得很。佛教的《清規》裡面就有規定，不能亂，亂了就躁動不安，躁動不安你還修煉什麼心靈呢？大家記得《論語》裡面有一個很有名的事情，就是宰予，孔子的弟子白天睡覺，被孔子臭罵一頓，就說他是“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就是這個人不堪造就的意思了。為什麼呢？因為白天是勞動學習的時候，要睡覺得到天黑以後了，你白天睡覺幹什麼？
那麼，這種曾經被儒家認同的時間安排背後，到底有什麼思想史意味可以分析呢？今天，我們重點要討論的，是古代中國社會關於白天與夜晚的分配。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傳統的日常生活秩序
“
通過這種很嚴厲的“夜禁”，古代中國的官方，至少在唐宋到明清都是這樣，一直在試圖恢復傳統“日落而息”的生活秩序。
我小時候看過崑曲《十五貫》，在大陸五六十年代是拍成了電影的，很有名，這是明代的戲曲，講一出盜竊的冤案是怎樣被一個清官況鍾平反的。其中，第十六出《乞命》中，更夫唱道：“星斗無光月弗明，衣寒似水欲成冰，人人盡說困便困個冬至夜，偏是我手不停敲到五更。”這裡的“手不停敲”，說的就是古代更夫在寒冬值夜敲梆的事。這並不是憑空杜撰，現代社會當然沒有人再敲梆報更了，可是中國自古代到近代，兩千年來一直有“巡夜”的制度，據歷史學者的研究，為防止盜賊，在很早的時代就有“夜禁”。《周禮》就說，古代就有“司寤氏”這個官，司寤，就是管睡覺的官兒呀。當然《周禮》按照顧頡剛先生的說法，可能是戰國人對於大一統新帝國的想象，不過，這些想象都有一點兒根據。據說，古代司寤氏的職責之一，就是根據星辰判斷日夜時間，“禁宵行者、夜遊者”。
前面我們提到《國語·魯語》裡面敬姜的話，古代中國官方曾經特別期望民眾日常生活總是“明而動、晦而休”，因為這是以自然的晝夜交替為基礎，給民眾生活安排的一個基本秩序，就是說，白天是勞動、交誼、買賣活動的時間，而夜晚是安居、休息的時間。毫無疑問，在燈火相對困難，需要憑藉日光的傳統社會，本來這就是很自然的，所以，如果是違背大家習慣的日夜秩序，“晝伏夜出”，常常你需要有非常特別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白天不出來，晚上卻出來呢？大家要知道，在一切生活都由官方控制的傳統中國社會裡面，日夜的生活秩序不僅僅是一種習慣，它又和政治上的合法與非法、生活上的正常與非常是有聯繫的，歷代的法律規定，就給民眾劃出了關於生活秩序的合法與非法、正常與非常的界線。
這種生活秩序的法律規定來源很早，如果我們不算《周禮》的說法，那麼至少在漢魏就有，到了唐宋時代，我們知道它已經被寫入法律條文。按照《唐律疏議》和《宋刑統》的規定，晝漏盡為夜，夜漏盡為晝，一天被分為白天與黑夜兩半。到了夜裡，不可在城內隨意行走，在閉門鼓後，除了“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類”，凡是夜行者都算是犯夜，“諸犯夜者，笞二十”。
歷史書裡面有不少例子。比如中唐元和時代，一個內廷中使，就是宦官啦，叫郭裡旻的，只是因為“酒醉犯夜”，就被“杖殺”，而那個負責夜禁的金吾和巡使，也都因此被連累“貶逐”。中晚唐詩人溫庭筠也曾經因為醉酒犯夜，幾乎被處罰。在宋代，這些值班守夜的官吏，如果有失職，還要被“笞三十”，至於真的發生了盜案而未察覺，那更要被“笞五十”。
在法律條文裡面還規定，如果是私人家宅，“諸夜無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時殺者勿論”。這比普通的犯夜要重，因為來者可能是盜賊，所以，就算主人心裡明白這個入侵者並不是有意侵犯，可是他有意地殺傷了來者，在法律上也要“減鬥殺傷二等”。誰說古代中國不保護私人財產呢？其實只要是在皇帝這個“大公”之下，還是可以有“小私”的。當時，曾經有人提出質疑，他說，如果主人事先知道外來人有圖謀，設了圈套，故意等候他來而殺了他，是否也應當算是殺人有罪呢？可是，根據竇儀《宋刑統》的疏義解釋說，這不能等同殺人罪，因為“夜入人家，理或難辯，縱令故犯，亦為罪人”。
這些規定沒有因為朝代變更而變更，在元代雖然統治者換了民族，但法律規定，大概還依然是因襲宋代的，《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卷五十一《諸盜》一條裡面就規定：
其夜禁之法，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者（下注：有公事急速喪病不在此限），違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一下，準贖元寶鈔一貫。
《通制條格》卷二十七《雜令》記載至元七年太原路禁止嫁女娶妻時夜晚宴飲，“今後會親，止許白日至禁鍾”，原因是“其中引惹鬥訟，不惟耗費”。同時，為了防止城市裡面出問題，更直接頒下聖旨，禁止那些“眾人唱詞的、祈神賽社的、立集場的”在夜裡聚會，因為“似這般聚眾者，妄說大言語，做勾當的有啊”，所以，嚴令“將為頭的重要罪過也者、其餘唱詞賽社立集場的每”，要“比常例加等”地進行處罰。
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宋元時代城市越來越發達，商業也漸漸增多，原來來自農村的、以土地耕作為中心的自然生活秩序，在城裡不適用，所以就有點兒亂了套了。可是古代中國的制度呢，又總是依據傳統的生活與習慣，保護這種農本的社會秩序的，所以針對城市生活秩序漸漸顛倒混亂，它總要有點兒沒有辦法的辦法吧。國家、政府、官方，大概總是希望國家清清楚楚，一絲不亂，這樣它才放心。這是慣例。
以後的明代，尤其是前期，為了限制城市生活節奏的混亂，對於秩序的控制和管理就相當嚴厲。大家要知道，明代初期是國家控制和意識形態控制最厲害的時候。一方面，和元代一樣，城鎮同樣“以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除公務急速疾病生產死葬執有燈亮者不禁外”，無論何人均要拘留送問。但是，這時候就不像元代那樣能以寶鈔贖買了，非得懲罰不可。同時，夜行之禁的規定更細了。另一方面，在農村運用重新組織的鄉里組織控制起來，明代前期的鄉村組織，是很嚴密的，經過洪武年間的重新整頓，一層層的，很細。當時就規定，集鎮鄉村嚴格建立鄉里組織，要派人值夜，規定每晚甲長關鎖寨門，“即查本甲十家之內，今夜何人外出，有無容留面生之人”。比如，天啟年間的順德府還規定，每夜要設保夫十人，“更班鳴鑼，繞村巡邏”。這就和《十五貫》裡的梆夫一樣。同時依照唐宋的傳統，《大明律》卷十八《夜無故入人家》也規定，夜間隨意活動算犯罪，如果無故進入人家，更要受很重的笞刑。
通過這種很嚴厲的“夜禁”，古代中國的官方，至少在唐宋到明清都是這樣，一直在試圖恢復傳統“日落而息”的生活秩序。
不過，大家要注意，到了明代中葉以後，限制雖然很嚴厲，但是，隨著商業的發達，這種傳統的生活秩序，就在城市生活新方式的影響下漸漸瓦解了。有人說是“現代性”的萌芽，或者大陸說的“資本主義萌芽”，都是從城市和商業開始的。所以，一些理想上堅持鄉村生活傳統的士大夫和地方官員，懷著恢復古代生活秩序的理想，常常要給這種時間秩序制定種種措施。
清代有一個叫于成龍的官員曾經提到，第一，要在鄉間建立保甲制度；第二，要在各處樹立禁止夜行木牌，時刻叮嚀各處甲長，大家提防；第三，要在要津路口埋伏鄉夫，如果遇見人黑夜行走，就把他們綁鎖起來，第二天稟官嚴審；第四，官員要嚴加審查，如果沒有謀劫的意圖，就要治以“夜行”之罪。他覺得，要是這樣提防，壞人不得動手，也許會收斂盜心。農村的生活秩序就會回到傳統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去。古代大概每一個官員都要懂得，怎樣來規範地方民眾的日常生活秩序，比如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教給預備官員基本知識的《學仕錄》，這部書很有趣，好像是教人當官的百科全書呀。這部書的卷七，就特別對監獄、倉庫、大街、小巷的夜間安全相當警惕，特別告訴這些人說，在“於夜長寒冷之時，多置草荐，捐給油燈，令其徹夜防護”，“夜則撥夫五名，擊梆看守，以司啟閉”，特別提醒官方的安全官員“印捕汛官”要懂得夜巡之法，“勿庸虛應故事，自三更至五更，此其時矣”，特別是“月暗天昏，風寒雨雪之夜，更為緊要”。
這些對於生活秩序的嚴厲規定，在唐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的法律上一直都有，法律史專家可能不太注意這麼小的條文，但是就是這麼小的條文，管了人的一半兒時間呢。而且從思想史角度看，這一是顯示了傳統專制政治制度下，對日常生活方式管理一直很嚴厲；二是顯示了傳統社會對鄉村生活秩序有一種正常和不正常，合法和不合法的觀念；三是這種觀念普遍化了，成了常識，也加上了制度，而且日久成了自然的習俗。換句話說，一方面，這種規定的執行和監督，到了極其嚴格的程度；另一方面，也逐漸培養了一般人的常識。
總起來說，從思想史和觀念史的角度說，就是社會普遍有一種觀念，白天活動而晚上休息是正常的、合法的，至於“晝伏夜出”或“夜聚曉散”則都是非正常的，不合法的。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元夜觀燈的意義
“
在這個不眠之夜裡，官府還會出錢犒勞助興舞隊和商賈買賣，妓女的生意也很好，商人的生意也很好，不光是燈火徹夜通明，買賣也一夜到亮，有錢的人家子弟就在這個時候到處遊玩，沒有錢的人家也在這個時候出來散散心。這在近世已經成為一種固定的習俗，連統治者也得順從民俗。
前面我們說到，夜間的聚會“是社會的‘休息’，是對‘秩序’的反叛”，其實，這也是有道理的，誰不想著有一點刺激的事情乾乾呢？如果生活確實只是一種節奏，而沒有變化，很多人都會覺得需要調劑。古人一年四季，有冬季可以稍稍休息；每一天有夜晚可以休息；但是一年裡面呢，也需要有一些晚上不睡覺，讓大家生活有點兒變化。我想，古代中國的節令不宵禁，就是對這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刻板生活的一種補充。
關於元宵節，大家都知道是“燈節”。為什麼是燈的節日？是因為晚上看燈。不只是正月十五上元節，中元、中秋，在古代也有城市裡面不宵禁而觀燈的規定。《水滸傳》第五十一回裡就說到，七月十五“盂蘭盆大齋之日，年例各處點放河燈，修設好事”。需要注意“年例”二字，說明盂蘭盆節曾經是官方的規定假日，可以任從人們夜裡往來遊玩。當然，最有名最長的不眠夜，還是上元節，就是元宵節。這一風俗來源很早，臺灣的陳熙遠寫有一篇《中國不眠夜——明清時代的元宵、夜禁與狂歡》，研究得很細緻，據說，最晚到隋文帝時代（581—605年在位），京城與各州已經普遍有了元宵夜進行各種慶祝活動的習慣。
這種節日的意義，從大的方面說，是給一年辛苦的人一些放鬆的時間，使日常生活變換節奏；從小的方面說，是給日夜週期作息的人一些變化的感覺，把黑夜變成白天。隋文帝時代的御史柳彧，在開皇十七年（597）上奏的時候就說，古代聖賢都遵照法典建立制度，根據道理安排生活，可是，當時民間慶祝元夕時，有種種逾越法律秩序與禮教規範的活動，違背了“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的傳統。為什麼呢？他列舉了幾個方面，除了浪費財物之外，就是造成混亂，一是貴賤等級混亂，二是造成男女混亂，三是宗教與世俗之間界限混亂，總之，這是混亂。而社會呢？需要的是有秩序，而不是混亂。但是，大家想啊，造成“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這種混亂，甚至導致道德敗壞、盜賊叢生的節日之夜，儘管在當時被士大夫反對得很厲害，甚至皇帝也在這種“政治正確”的道理下“詔可其奏”，但是，實際上仍然被允許和寬容。沒有辦法呀，你總得讓民眾有一個宣洩的口子，讓他們有一點兒喘息的時候。
所以，到唐代，上元觀燈已經有三日之規。比如唐玄宗時代，燈節是從正月十四日起至十六日，連續三天。到了10世紀中葉的宋太祖時代，追加十七、十八兩日，成了“五夜燈”。不過，要說明的是，“五夜燈”好像並沒有太普遍，很多地方還是執行三天的老規矩。大家很熟悉的一個故事，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記載在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裡。說某郡太守叫田登，古代要避諱，可是他的部下常常因為不注意冒犯了他，就要遭到鞭打。所以在上元放燈的時候，要發佈榜文了，可是“燈”“登”兩字諧音，怎麼辦？書吏就只好把“燈”寫為“火”，“本州依例‘放火’三日”。這當然是個故事，不過，可見南宋上元節觀燈還是三天。
儘管只有三天，但在這三天裡面，人可以盡情地玩兒，平時需要收斂的不需要收斂，平時需要掩飾的不需要掩飾。據一些文獻記載，在這個不眠之夜裡，官府還會出錢犒勞助興舞隊和商賈買賣，妓女的生意也很好，商人的生意也很好，不光是燈火徹夜通明，買賣也一夜到亮，有錢的人家子弟就在這個時候到處遊玩，沒有錢的人家也在這個時候出來散散心。這在近世已經成為一種固定的習俗，連統治者也得順從民俗。
不光是漢族的朝代，比如在元代前期，江南是蒙古新佔領地區，因為害怕人們聚集造反，所以，一度嚴厲禁止節日觀燈。但是，到了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閏六月，那個時候，江南被蒙古佔領已經很多年了，所以，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就向禮部建議開放燈禁。報告裡面就說，當時怕人心未定，因此嚴禁觀燈，但是，最近因為老人們都說，江南歸附已經一十八年，人心寧一，所以，應當放鬆燈火之禁。果然，後來就應要求，開放了這種元宵節看燈的風俗。到了明代初期的永樂年間，還曾經一度延長為前所未有的“十夜”。不過好像這個規定實行並不久，大體上還是三天為限的燈節多一些。
大家要想想，對於一向注重秩序而害怕混亂的朝廷，對於一直講究區分“貴賤”“男女”“緇素”界限的古代中國士大夫，他們關心的是秩序，秩序，還是秩序。一般來說，他們都格外擔心晝夜不分，會引起淆亂，可是，還要在這特別的時間裡允許混亂，這是為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因為這一限制一直過於嚴厲，白天和黑夜、上層和下層、男人和女人、世外和世內，常常是在一個單調刻板的生活節奏下重複，所以，你不得不提供一個變化的機會，讓民眾的這種生活鬆弛下來。就是金屬還有個疲勞度呢，對不對呀？這一點，在孔子的時代，可能就已經有明確認識了，《禮記·雜記》裡，有一段話很重要，說孔子和弟子子貢曾經討論過，到底對於國人的年節蜡祭活動，應當抱什麼態度？他問子貢說，你看那些蜡祭，是不是很快樂？子貢就回答說，一城的人都高興得好像發狂，可是我不知道他們樂什麼。孔子就說，你不知道呀，如果一直緊張而不鬆弛，無論是文是武，都受不了；如果一直鬆弛而不緊張，那麼無論是文是武都不贊同。所以，“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平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張；節日的時候讓大家放縱一下，在夜裡不睡覺地狂歡，是弛。
古代的人也懂得這個關於時間分配的道理。
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增訂版）
葛兆光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5
ISBN: 9787108063991 定價: 99.00元
━━━━━
三聯書訊 | 2019年7月
—END—
----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
ID:sanlianshutong
----
回覆好文，閱讀更多專題文章
回覆聽課，瞭解書店裡的大學公開課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