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兆光
摘自：《餘音》，葛兆光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清華大學王國維紀念碑周圍松柏蔽日，走到這裡就感到一種寧靜。因為在清華園教書的緣故，每每路過，總在這裡轉上一圈。碑文，是陳寅恪先生所撰，那上面的一些話，像人常常徵引，幾乎成了名言的“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像末尾那並不十分工整卻有多少感慨的誄詞“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已經讀得很熟了。近來，讀到有關陳寅恪家世的一些資料，總覺得這些話似乎有來歷，因為郭嵩燾在給陳寅恪的曾祖父陳偉琳作《陳府君墓碑銘》時就曾說，陳偉琳的為學之道，是“颳去一切功名利達之見，抗心古賢”，而末尾恰恰也有兩句，很像陳寅恪寫王國維的誄詞，叫“其名與行之不磨，照三光而奠九淵”，意思和詞語實在有些相似。
說相似，或許只是我的聯想，我總覺得，在兩者之間有一種關係，不是說兩篇碑文中詞語的因襲，而是說一個家族裡精神的遺傳。郭嵩燾在給陳偉琳寫墓誌銘的時候，陳寅恪還沒有出世，他絕對不可能預見陳家後來竟不是在中國政治史上出名，而是在中國學術史上光大，但他卻寫了一段幾乎是預言的話：“學術之被其身，足以有傳，閟其光以襢之其子，施世而長延。”記得羅香林在《回憶陳寅恪師》裡曾說陳家是客家人，所以“保持中原文化特別濃厚”，這究竟是否，我不知道，但我總覺得可以看清楚的是，那種文化世家的傳統，在陳寅恪這一家幾代人身上倒是真的是特別濃厚，後來的事實應驗了郭嵩燾的預言。
表面來看，陳家祖孫幾代不止在學問上代代相續，而且多少遺傳了些思想和性格的偏執，彷彿說話眾口一詞就丟了面子，行動亦步亦趨就沒有骨氣似的。像陳寶箴對變法維新、對譚嗣同等四章京的評騭，對康有為的態度，就與常人不一樣，正如他的兒子陳三立所說的，“不復較孰為新舊，尤無所謂新黨舊黨之見”，既不以現實的變革需要而論定賢愚，也不以流俗的時尚好惡來評定是非。陳三立對清朝亡民國興的態度，也不是一句“遺民情懷”可以概括得了的，吳宗慈《陳三立傳略》裡之所以說他“高不絕俗，和不同流”，而且稱讚他“胸襟落落，自有獨往獨來之精神”，也就是因為他在清亡後“雖不少靈均香草之憂思，然洞察一姓難再興之理，且以民主共和之政體，為中國數千年曆史之創局，與歷代君主易姓有殊，故與當世英傑有為之士，亦常相往還”，並不是頭腦冬烘的遺老遺少。
同樣，陳寅恪在前清、民國和新中國易代之時的表現和對待政治、對待周圍人物的態度，也絕不是以一家一姓一朝一代的興盛衰亡為念，而是總要超越王朝觀念，站在文化的立場上進行批評，所以看上去總是“不合時宜”得緊，好像總有無限牢騷。其實，這是因為他們的心裡總是有一個很獨特的價值尺度，用這一尺度量己衡人，不免就與眾不同。陳寅恪晚年寫《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多少流露出一些他的想法，他對於自己的家世，自己的先祖先君實在是自豪得很的，從他的祖父、父親那裡一脈傳承的這種特立獨行的態度彷彿是陳家的傳統，有一次，陳寶箴在孫子陳隆恪的扇面上題字時就寫道：“讀書當先正志……如此立法，久暫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趨向，如行路者之有指南針，不致誤入旁徑，雖未遽為聖賢，亦不失為坦蕩之君子。”
我曾經對朋友聊起過讀陳氏家世資料時的感慨，我把這些感慨歸結為兩句話，第一句是“陳家三代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國命運的縮影”，從封疆大吏到詩人，從詩人到學者，社會鉅變把文化人從官場簸弄到文壇，從文壇擠壓到學界。從陳寶箴、陳三立到陳寅恪，這是中國近代文化人從文人士大夫到知識分子的路徑，知識分子越來越職業化、技術化，在某種意義上說，社會進步是以分工為特徵的，不像古代文人要關心“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近代的知識分子你只該管你那一攤，不必越俎代庖地關心別的什麼，彷彿只要有一張文憑、一門技術就可以。第二句是“陳家三代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國抵抗命運的典型”，雖然近代知識分子已經變得好像螺絲釘，每個螺絲釘都只要在它的那個螺絲孔裡，當好機器的一個部分，每一種知識與技術都可以在職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換回那一份屬於自己的報酬，但是，唯有人文知識和文人精神沒處可安，於是，總是要生出多餘的關懷，來抵抗時代的限制和環境的嘲弄。
主持實際變革又保持清流身份，與激進派保持距離的陳寶箴，以白民終其生、對民國一直不太滿意，卻為民族危亡而“憂憤不食而死”的陳三立，以教授為職業而總要超越現實的陳寅恪，表現出一種文化貴族式的傳統精神：一種擁有自己的真理，不與流俗和光同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他們覺得，他們從事的才是關係精神血脈的事業，他們才是文化精神的象徵，時代可以變易，而永遠不變的應該是中國這種文化的傳統。《禮記·大傳》說，“立權量度，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以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所謂不可變革的，就是文化傳統所在，就是堅守價值的那一部分精神所在。在社會中象徵著這一精神、維繫著這一血脈的，有時就是那些幾代相承的文化世家，他們不僅關心自己所從事的現實的職業，而且關注超越現實的精神的存亡，因為他們的命運與這種精神的命運同在，他們的地位與這種精神的地位一道沉浮，而他們從小就浸淫在這種精神之中。那種道德上的榮辱、學問上的進退與家族的榮譽、個人的面子是連在一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