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周鯁生 武大何處尋'
林海
北京大學法史學博士 金融學博士後
書寫近代中國的法律史，周鯁生是繞不過去的。他是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起草的四位顧問之一;他還是60萬字《國際法》的作者和新中國國際法的奠基人，也是參與劃定我國領海寬度的人
在湖北省武漢市珞珈山腰東南、東湖之北，錯落有致地分佈著十八棟老別墅。其中門牌為25號的那棟是武漢大學老校長周鯁生的故居。今天武大的學生不會想到，若不是周鯁生力抗遷校命令，在白崇禧的強逼威嚇之下，說不定武漢大學已不在珞珈山。
書寫近代中國的法律史，周鯁生是繞不過去的。他是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起草的四位顧問之一;他還是60萬字《國際法》的作者和新中國國際法的奠基人，也是參與劃定我國領海寬度的人。不過，在他年幼時，這一切還完全無法想象。
周鯁生原名周覽，湖南長沙府長沙縣人。1889年3月6日，出生於一個貧寒的教書先生家庭。他4歲喪母10歲喪父。所幸其父生前深受家館東主蘇先烈的敬重，加上週覽幼時天資聰穎，深得蘇先烈的器重，才得以留在蘇家家館中繼續伴讀。無父無母、寄人籬下，苦讀了三個春秋之後，13歲的孤兒居然考取秀才，“神童周覽”一時傳為佳話。
不久，譚延闓在長沙廢科舉，辦新學，周覽是首批考取該校的年齡最小的學生。由於他先天營養不足，後天失調，靠微薄的官費讀書，又無父母賙濟，常是衣不暖體，食不果腹，然而他好學不懈，各科成績名列前茅，文賽必得獎。
周覽雖然平日沉默寡言，但秉性耿直，在關鍵時刻不畏權勢，仗義執言。在一次抗議學校當局欺壓學生的學潮中，因帶頭“鬧事”，被譚延闓開除出校。然而譚又惜才，隨又批准“才子周覽”官費留日。1906年，17歲的周覽告別故鄉隻身東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法律、經濟等學科。
在日本留學期間，周覽憤於清室腐朽，國弱民窮，一邊發奮讀書，一邊積極參加孫中山、黃興等人組織的同盟會。辛亥革命前，周覽回國參加革命，來到辛亥革命的首義之區武漢，與李劍農、楊端六等人在漢口創辦《民國日報》，宣傳民主革命。由於該報反對袁世凱稱帝，遭到查封，編輯人員被通緝。周覽逃到上海，改名周鯁生。
以“鯁生”之名，他再度考獲湖南省官費，於1913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1921年，周鯁生獲得法學博士學位，應蔡元培的邀請，赴北京大學任教。1926年，北伐開始後，已經37歲的周鯁生沒有丟掉革命之志。他放棄教職，南下趕赴廣州參加革命，後隨北伐軍回到武漢。
在武漢，周鯁生應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陳友仁之邀，擔任外交部顧問，四處推動收回“國權”的運動。1927年1月，他參與協助國民政府以革命外交之手段，收回了漢口、九江英租界。抗戰爆發後，他多次受邀前往蔣介石官邸講解國際法。
在抗戰中，周鯁生不僅運用國際法學到處演講，還身體力行地組織民眾抗戰和捐款捐物支援抗戰。1938年年初，蔣介石設立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作為幕僚機構，周鯁生被任命為參事。3月6日，蔣介石選定周鯁生為其智囊團人選，令其參加由軍委會參事室座談會，參與商討抗戰外交與國民精神動員。7月21日，周鯁生以參事身份擬定《外交方略》，提供中樞決策參考。
1945年7月初，抗戰即將勝利的前夕，王星拱調任廣州中山大學出任校長，周鯁生接任武漢大學校長。他面臨最緊迫的難題，便是遷校復員武昌。抗戰期間的珞珈山校舍，先是被日軍野戰部隊佔用，後又為日軍野戰醫院和文職官員霸佔。日寇投降後，珞珈山校舍表面上看依然宏偉，然而校舍內部設施卻被破壞無遺。與此同時，學校人員增加了兩倍以上，師生員工總數已達3290人，還有大量的圖書檔案、儀器設備要裝運，僅公物就有939噸。怎麼從後方運回來，成了難題。
由於當時交通工具緊張，飛機、輪船等主要交通工具多被國民黨行政官員和軍隊徵用，學校復員只有靠木排和徒步。周鯁生精心籌劃安排，總算將難題悉數解決。1946年3月10日，第一批物品從樂山啟航，同年6月20日首批人員起程。師生們歷盡艱辛，終於全部平安東還。
然而，隨著內戰爆發，武漢形勢也在發生變化。周鯁生並不贊成內戰，而是希望和談。1947年5月，在“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全國學生運動中，武大進步學生要出版一張鉛印的報紙《武大新聞》，請周鯁生題寫報頭，他欣然應允，以期雙方能坐下來達成協議。然而形勢並不如他所願。1947年6月1日，武漢大學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六一慘案”。國民黨軍警持槍殺害學生3人，打傷多人，還捕走了進步教授和學生。
當時，周鯁生正在南京，聞訊後立即飛回武漢。他看到慘死的學生，悲憤地說：“我決心全力爭取慘案的合理解決，被捕師生立即釋放!”由於全校師生的鬥爭和他的奔走呼號，迫使國民黨當局撤銷了武漢警備司令彭善的職務，釋放了被捕的師生，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1948年8月，國民黨“武漢特種刑事法庭”妄圖以傳訊的名義加害18名進步學生。周鯁生明確表示，由校方、教授會及學生自治會的代表護送學生出庭，併成立以韓德培教授為首的法律顧問委員會，準備為學生辯護。由於師生的配合，被傳訊學生很快獲保釋放。
武漢臨近解放時，白崇禧曾命令武漢大學遷校桂林。周鯁生當面予以拒絕。1949年4月，他在學校團結應變迎解放的座談會上公開表態：“在任何情況下，決不遷校!”周鯁生還對學校的安全和師生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他說：學校安全，“則有待於群策群力，團結聯防，互助應變，切實開展各項工作，始能共度難關”。他要求，“保證學校負責籌措五、六兩個月，甚至七月的糧食及日常用品”。
緊要時刻，他作為校長臨危不亂，態度明朗堅定，穩定了全校人心，最後，把武漢大學完好無損地留給了人民，為中國高等教育、特別是法學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
責編：高恆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