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8日，因尿血癥，梁啟超入住協和醫院。經X光透視，醫生見右腎中有一黑點，診斷為瘤。
醫生採用手術的方法，割下右腎此腎後，果見其中有一大如櫻桃的黑點，但卻不是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帶血，且檢查不出病源所在，於是複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症”。
協和醫院
中西醫派開戰
梁啟超被西醫“割錯腰子”事件一經傳出，社會輿論立刻大譁，而西醫立刻成為眾矢之的。
梁啟超之弟樑仲策的《病院筆記》，陳述兄長在協和醫院的診斷治療經過，對西醫頗有微詞。原來，梁啟超入住協和前，曾經看過中醫，診斷說“這病不是急症”，不就是尿裡有血嗎，“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無所不可”。而在協和經外科手術割掉一個腎，得出的結論，也是“無理由之出血症”。
樑仲策說：梁啟超“辛苦數十日，犧牲身體上之一機件，所得之結果，乃僅與中醫之論相同耶。中醫之理想，雖不足以服病人，然西醫之武斷，亦豈可以服中醫。總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語有激憤，但還是把西醫和中醫置於同一水準。
陳西瀅則是嬉笑怒罵地諷刺西醫，“在樑先生初進醫院的時候，上海一位懂得中醫的朋友，寫信給他，說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術的，只要飲什麼湯就會好。這話不但西醫們聽了好笑，就是我們也一點都不信。可是這中西不同的推斷究竟有多大的分別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誰能說什麼湯一定不能治癒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損失，也不至於比丟掉一個腰子和七個牙齒再大吧？”那麼，中西醫的摸索有何不同呢？
陳西瀅
“中醫只知道墨守舊方，西醫卻有了試驗精神。可是我最懷疑的就是這試驗精神……我們怎能把我們的同類做試驗品……也許科學就是冷酷無情……那麼我們至少希望醫者在施行手術之先，聲明他做的是試驗。這樣，不願做試驗品的，也有一個拒絕的機會。”拒絕了西醫又怎麼辦呢？陳西瀅說：“我們朋友的裡面，曾經有過被西醫所認為毫無希望，而一經中醫醫治，不半月便霍然病癒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其對中西醫的態度涇渭分明。
他的文章一經在《現代評論》刊出，立刻便“附和者眾”，其中最有力的支持者，便是大文豪徐志摩。他的文章刊載題《我們病了怎麼辦》。
表面上看，徐志摩似乎在貶中贊西：“我們對外國人，尤其是對西醫的信仰，是無邊際的。中國大夫其實是太難了，開口是玄學，閉口也還是玄學，什麼脾氣侵肺，肺氣侵肝，肝氣侵腎，腎氣又回侵脾，有誰聽得慣這一套廢話？衝他們那寸把長烏木鑲邊的指甲，鴉片煙帶牙汙的口氣，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說信任！同樣穿洋服的大夫們夠多漂亮，說話夠多有把握，什麼病就是什麼病，該吃黃丸子的就不該吃黑丸子，這夠多幹脆，單衝他們那身上收拾的乾淨，臉上表情的鎮定與威權，病人就覺得爽氣得多！”
實際上，他是在聲援陳西瀅的“西醫就是拿病人當試驗品”之說，他嘲諷道，西醫所說的所謂“科學精神”，原來是“拿病人當試驗品，或當標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個大夫或是學生來檢看了一下出去了；二一個大夫或是學生又來查看了一下出去了；三一個大夫或是學生再來一次，但究竟誰負責看這病，你得繞大彎兒才找得出來，即使你能的話。他們也許是為他們自己看病來了，但很不像是替病人看病。”
西醫如此這般“看病”，哪個還敢“看西醫”？因此，“假如有理可說的話，我們為協和計，為替樑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計，為社會上一般人對協和乃至西醫的態度計，正巧樑先生的醫案已經幾於盡人皆知，我們即不敢要求，也想望協和當事人能給我們一個相當的解說。讓我們外行藉此長長見識也是好的！要不然我們此後豈不個個人都得躊躇著：我們病了怎麼辦？”
徐志摩
當然也有人站出來為西醫辯護，魯迅開始在北京《世界日報副刊》刊載他的《馬上日記》，開篇便將矛頭對準陳西瀅和徐志摩：“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啟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蓍歟？什麼有病，何不吃鹿茸歟？但西醫的病院裡確也常有死屍抬出。我曾經忠告過G先生：你要開醫院，萬不可收留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沒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動一時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當時輿論紛擾，雖然各方意見不一，爭論不休，但是對西醫的譴責和攻擊，佔壓倒優勢。
梁啟超公開為西醫辯護
在中國近代史上，梁啟超堪稱推崇宣傳西醫第一人。他早就撰文比較過中西醫之優劣，他認為西醫在學術、知識、制度、公共衛生與保健等方面都優於中醫。他說：西醫“講求攝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講全體，講化學，而講植物學，而講道路，而講居宅，而講飲食之多寡，而講衣服寒熱之準，而講工作久暫之刻，而講產孕，而講育嬰，而講養老，而講免疫……學堂通課，皆兼衛生”。
但梁啟超並非要廢除中醫，他反對“陰陽五行學說”和“以此關乎病人生死的醫學”。他說，“詢其為學也，則全體部位之勿和，風火燥溼之勿辨，植物性用之勿識，病證名目之勿諳，胸中有坊本歌括數則，筆下有通行藥名數十，遂囂然以醫自命。偶值天幸，療治一二顯者獲愈，而國手之名，遂噪於時。今之所謂醫者，皆此類也。”
當反對西醫科學的聲音甚囂塵上時，梁啟超也在《晨報》上發表了《我的病與協和醫院》，公開為西醫科學辯護。
梁啟超首先詳述手術經過，他說：“右腎是否一定要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據當時的診查結果，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後來回想，或者他（它）‘罪不該死’，或者‘罰不當其罪’也未可知，當時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專門家，很難知道。但右腎有毛病，大概無可疑，說是醫生孟浪，我覺得冤枉。”
他肯定西醫的醫療是有效的，說：“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想我若是真能拋棄百事，絕對休息，三兩個月後，應該完全復原。至於其他的病態，一點都沒有。雖然經過很重大的手朮，因為醫生的技朮精良，我的體質本來強壯，割治後10天，精神已經如常，現在越發健實了。”
梁啟超
梁啟超終生篤信科學，他為西醫辯護，便是為科學辯護。對此，他洞若觀火。“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即如我這點小小的病，雖然診查的結果，不如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至於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查，不能像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的餘地的。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然而，在給家人的書信中，梁啟超卻委婉指出協和醫院的這次處置不當，“這回手術的確可以不必用”，也曾說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但面對公眾輿論，他還是發表了上述為協和、為西醫、為科學辯護的文章，因為，他“怕社會上或者因為這件事對於醫學或其他科學生出不良的反動觀念”。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病後再次住進協和醫院，不久溘然長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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