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6日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的第29屆亞足聯代表大會上，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 中國足協黨委書記杜兆才以35票的絕對票數優勢，擊敗韓國足協主席鄭夢奎，當選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應該說，中國足協在本次選舉過程中，贏得一場漂亮的“外交戰”，為中國足球通過外事環境謀取競爭利益創造了有利條件。
杜兆才本次獲得了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和亞足聯副主席兩個職位的競選提名，外界很多人不太理解為什麼杜兆才在當選國際足聯理事後，要自動放棄亞足聯副主席的競選。對於國際足聯理事和亞足聯副主席兩個職位在亞洲足壇的話語權，外界恐怕還存在一定誤解。
事實上，能夠當選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在亞足聯也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的重要性無論從亞足聯選舉程序還是現實操作層面看，都要遠遠高於亞足聯副主席。
本屆亞足聯全體代表大會，最先選出的是亞足聯主席，第二個議程就是選舉亞洲區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而在實際操作層面，各主要候選人也是把競選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放在第一重要位置。因此，在當選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之後，杜兆才退出了隨後的亞足聯副主席選舉。
由於亞足聯副主席本身並沒有排名，5名副主席分別代表西亞、東亞、南亞、東盟和中亞。在亞足聯內部，副主席地位也在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之下。因此，亞足聯副主席只是名聲好聽，實際上並無多少話事權，因此多少顯得有些雞肋。這也是現任亞足聯東亞區副主席鄭夢奎在落選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之後，遺憾之情溢於言表的重要原因。
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的這個職位，在亞洲範圍內只有5人成功當選，除了杜兆才之外，其他的4個人分別是田島幸三（日本）、穆赫納迪（卡塔爾）、阿拉內塔（菲律賓）和帕塔爾（印度）。即便是全世界的範圍內，也只有37人而已。通過這樣的對比，便能夠看出杜兆才能夠當選，其實並不容易。
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可謂位高權重，在多項重大決策上具有著投票權，比如在有關世界盃的主辦權，世界盃是否擴軍，世俱杯是否取代聯合會杯，以及FIFA主席競選等多項重要事宜，皆起到舉足輕重般的重要作用。
因此，鑑於亞足聯內部權力鬥爭的錯綜複雜，中國足協和杜兆才經過謹慎思量，在一開始就決定首先確保當選國際足聯理事。至於亞足聯副主席的職位，並不是杜兆才此次競選的主要目標。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一屆競選中，張劍為了謀求國際足聯理事職位，和韓國進行了利益平衡，最後也是放棄了東亞區副主席的競選。
如今，中國足球又處於關鍵時刻，國奧要衝擊東京奧運會，國足則要衝擊2022卡塔爾世界盃，以及即將產生的2023亞洲盃主辦權。此次杜兆才當選國際足聯理事，是中國足協積極參與亞洲以及國際足壇事務的重要體現。這意味著中國繼續可以在國際足聯決策層佔據一席之地，在決策時表達中國的聲音，也為未來中國申辦世界盃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自2015年《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頒佈以來，中國足協堅定地深化中國足球改革，同時為處於歷史性發展機遇期的中國足球創造了積極的外部環境。向亞洲和國際足壇展現了中國足球願意發揮自身作用、勇於承擔大國責任的良好形象。未來，中國足協將繼續履行責任和承諾，為亞洲和世界足球運動發展做出更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