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程亞文：兩輪全球化，中國從失敗者成弄潮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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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世以來的很長時間裡，歐洲都是以“成功者”的面貌在世界各地傳頌，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歐洲這盞人類文明的“路燈”，卻已經越來越黯淡了，尤其是最近幾年，從歐洲傳出來的，時不時是壞消息。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程亞文，文章來源於“環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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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從1919年到2019年，中國的變化顯而易見。在“五四”運動發生之際，中國曾作為“戰勝國”派代表赴巴黎參加和會，但得到的卻是“戰敗國”待遇，和會竟然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這成了一起深刻影響之後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件的導火索。中國無疑是當時世界上的“失敗國家”。此前的1911年，中國經歷一場朝代的崩潰，接踵而至的是南北兩大地域的對立分治，直至1949年，國家都一直處於分裂、混亂和戰爭狀態。

在清朝瓦解、中國陷入近代以來的外侵內亂這一階段，恰好也是英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時期。普遍認為，這一輪經濟全球化是從19世紀中期開始的，而終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後逐漸被納入英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體系，並在經濟全球化的激流湧動中遭遇政治崩盤。在這一輪經濟全球化中，中國的命運是淒涼的。

而在上世紀70年代末，世界又開始經歷新一輪以美國為動力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國也在那時調整國家政策、推進改革開放，主動選擇加入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浪潮，其後不久便以成功者形象展現於世。不僅如此，中國近年提出並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建立亞投行、積極以G20等機制為舞臺參與全球治理，還被認為是在開拓一種“新型全球化”。

從上一輪經濟全球化中的被動方和失敗者，到這一輪經濟全球化中的成功者和弄潮兒，這種反轉是如何發生的？

從表象來看，當代中國與清朝崩潰前後的中國，一個顯著不同是在國家能力。與當代中國在各方面都表現出強大能力相比，晚清及之後較長時期的中國，無論對內還是對外都處於嚴重的國家失能狀態。

首先是不能抵禦外來軍事壓力，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發生以及租界、治外法權、外國軍隊在中國的存在，都表明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中期的中國已經喪失護衛自身安全的基本功能。其次是中央權威瓦解，對國家進程不再有掌控能力，對地方事務不再能夠有效約束，清朝覆亡之際南方各省自行宣佈“獨立”即是明證。再次，無論晚清的“洋務運動”還是民國的“黃金十年”，中國都是全球化的被動跟隨者，被全球化拖著走，而不是有選擇地加入，也就談不上利用好全球化的效率同時規避全球化的風險。

百年前的中國亂局，很大程度上就是經濟全球化在中國的一種政治後果。在經濟全球化大潮衝擊下，中國不同地域被捲入全球化的程度不同，在產業結構、經濟形態上發生明顯分化，在利益關係上出現嚴重疏離，這些都需要強有力的政治力量予以協調化解，但當時的中國在內外夾擊下已不再具備這種能力。與此類似，19世紀的美國，同樣曾是經濟全球化的失敗者，南北戰爭的發生，正是經濟全球化強化了美國建國之際本就有著地域差別的經濟格局的結果。

當代中國則是在擁有健全國家能力的前提下加入經濟全球化體系的，在中國與全球化的互動中始終有著高度能動性，在融入的同時又在相當程度上駕馭經濟全球化在中國的發展以及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和方式。

這種國家能力首先體現在政治上，即中國共產黨擁有強有力的政治組織能力和國家動員能力，在有效規制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同時，還能有力協調不同區域、階層間的資源與利益分配，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共同意志推進國家各方面建設。

其次，是在產業政策和國防建設上的得當選擇。與晚清曾經有過不俗的經濟增長水平但卻無法保衛國家安全相比，當代中國在加入經濟全球化的前三十年一直是一個經濟規模相對落後的國家，但所選擇的以重工業優先的產業政策，不僅為此後的經濟發展積累技術能力，也為保家衛國的能力創造了足夠物質和技術前提。

再次，當代中國的國家能力還體現在，通過外部引進和內部積累，在改革開放之前就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使之不僅在之後的全球化時代成為經濟發展的巨大資源，也是消化經濟全球化成果的能動力量，而不是完全被動跟隨經濟全球化的步伐。與此同時，這段時間全民教育的普及，包括改革開放後高等教育的發展，又為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儲積了豐富的智力資源，從而為中國消化吸收外來技術和經驗並在此基礎上不斷推陳出新，轉化為經濟全球化的主動方和引領者，創造了良好條件。

在中國取得引人矚目的經濟成就、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成為新型經濟全球化動力提供者後，外部世界對中國的看法之一，是這些年來中國的成功不過是“沾了全球化的光”，是美國“幫助”的結果。需要承認，改革開放後中國由落後到先進的轉變離不開外部因素，但問題是：同樣處在經濟全球化大潮中，為何在上一波，中國展現的是一個失敗者的面貌，而到這一輪卻成了弄潮兒？

顯然，全球化作為外部因素，不會自動讓捲入的國家沾光，而是一個國家的內部因素，才決定了全球化對它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沒有中國共產黨作為一種新的政治力量在20世紀中國的興起，沒有新中國成立後對國家能力的苦心培育，在這一輪經濟全球化中，中國仍可能是失敗者。是倉促被動捲入經濟全球化並被其役使，還是主動加入並將其駕馭，會有不同的經濟效果和社會、政治結果，這是近代以來中國與經濟全球化兩次相遇的一個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