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哥
一部中國近代史，既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屈辱史，也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奮鬥史。其目標大約有二：一曰救亡圖存；一曰民族復興。其實現途徑亦大約有二：一曰繼承傳統，一曰學習西方。近代中國發生的每一點變化，其實都與內在的文明傳統息息相關，也並非開放與保守這麼簡單。但是，這一切都源於西方國家及其背後文明的入侵，中國人經歷了從“天朝上國”到“野蠻民族”的心路歷程，滿懷幽怨悲憤、無可奈何地接受了“我不如人”的殘酷現實，並且發現要實現救亡圖強，就必須邁出讓無數活在想象世界裡的士人感覺丟盡臉面的那一步：向西方學習。於是乎，中、西、新、舊，在這個曾經創造無數輝煌的東方帝國裡碰撞出異樣的火花。
向西方學什麼？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下，最要緊的自然是軍事。從林則徐、魏源到李鴻章、張之洞，有識之士無不以此為中心大做文章，而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艦隊竟能到日本國土上耀武耀威（長崎事件），似乎預示著一切都在往美好的方向發展。可惜，幻影終究是幻影，甲午一役驚醒了無數國人。以制度改革為目標的維新，遂成一時風潮。怎奈嚴重缺乏政治經驗的年輕人根本不是老婦人的對手，掙扎百餘天之後面對的就是幽禁、流血和逃亡。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不論這首詩是否經過篡改，慷概赴死和流亡海外者無疑都懷有一顆救世之心。流亡者中，有一人東渡日本，從此思想大變，跳出老師今文經學的窠臼，以恢弘的氣魄開始建構新的學科體系，成為近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他，就是——梁啟超。
在梁啟超龐大的學術體系中，有一項常常被人所遺忘，即：尚武精神！
流亡日本後，他撰寫了多篇文章，成功將尚武從軍事實踐上升到理論解釋層面。最值得深思的是，在梁啟超看來，尚武乃西方文化精華：“中國最需要採補的西方精華乃是尚武。”換句話說，提倡尚武竟然也是向西方學習的一部分！
梁啟超舉出了古斯巴達例子。古斯巴達有一項傳統，今人或許以為殘忍：
“嬰兒之生，必由官驗其體格，不及格者，撲滅之。生及七歲，即使入幼年軍隊，教以體育，跣足裸體，惡衣菲食，以養成其任受勞苦凌犯寒暑忍耐飢渴之習慣，飲食教誨，皆國家專司其事。成年結婚而後，亦不許私處家中，日則會食於公堂，夜則共寢於營幕。”
在梁啟超看來，古斯巴達作為一個彈丸小國，全國人口加在一起不到一萬，竟然對內統治數十萬異族，對外挫敗十餘萬波斯軍隊，雄霸希臘，與雅典狎主齊盟，原因就在於尚武。
德意志、俄羅斯之所以強大，也是因為尚武。而最具說服力的例子，是日本的崛起。梁啟超說：
“我東鄰日本，其人數僅當我十分之一耳，然其人剽疾輕死，日取其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發揮而光大之。故當其徵兵之始，尚有哭泣逃亡，曲求避免者。今則入隊之旗，祈其戰死，從軍之什，祝勿生還，好武雄風，舉國一致。且庚子之役，其軍隊之勇銳，戰鬥之強力，且冠絕聯軍……彼日本區區三島，興立僅三十年耳，顧乃能一戰勝我，取威定霸，屹然雄立於東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
日本，曾經是被中國人瞧不起的蕞爾小邦，如今因尚武變得異常強大，自然值得效仿。那麼，與外國相較，中國尚武情形如何呢？
梁啟超寫下一句話：“我們中國卻以文弱在世界上考第一名，逆來順受，窩囊透頂，東亞病夫，病入膏肓。”
梁啟超是“時務體”創造者，“筆鋒常帶情感”（張蔭麟語），被時人贊為“有排山倒海之勢”（鄭孝胥語），所寫又大多為批判文字，態度偏激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所謂學者的獨立人格，不就體現為批判精神嗎？試問：不偏不倚、不溫不火、不痛不癢的文字，豈能達到震耳欲聾的效果？
其實，梁啟超又何嘗不知中國尚武歷史之久遠，中華民族尚武之天性？他所批判的，乃兩漢之後尚武精神的衰落，認為這是導致中國積貧積弱的重要原因。1904年，他編寫《中國之武士道》一書，就輯錄了自春秋到漢代間70位“好氣任俠”人士的事蹟，以此證明中華民族流淌著尚武的血液。
然而，尚武精神緣何漸次衰微？
梁啟超總結了三點：
一是國勢之大一統。正所謂：“戰國尊武，一統右文。”
二是儒教之流失。儒教本是文武兼尚，但“後世賤儒……不法其剛而法其柔，不法其陽而法其陰。”
三是霸者之摧蕩。開國皇帝得天下後，害怕“他人亦將可以武力奪之我也”，往往偃武修文，銷兵甲、興禮樂。消蝕民族尚武精神主要有“鋤”和“柔”兩大方法，前者如秦始皇收繳天下兵器鑄成銅人，漢高祖劉邦及明太祖朱元璋誅殺功臣等；後者則更是：拿律令制策、詩賦詞章、帖括楷法、簿書期會柔化人才，柔化他們的才力、筋骨、言論、思想乃至精神。不用動刀動槍，天下英雄就被圈養起來。
“重文輕武”確是兩漢以後的大趨勢，讀書人普遍認為“野蠻人尚力，文明人尚智”，宋代後更有“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民間諺語。對此，梁啟超批評說：“嗚呼！此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言，迂偏而不切於事勢者也。”他在吸收西學基礎上，重新定義了尚武的內涵：
“吾所謂武，精神也。無精神而徒有形式，是蒙羊質以虎皮，驅而與猛獸相搏擊，適足供其絀啖而已。”
“尚武精神為立國第一基礎。”
“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立國者苟無尚武之國民，鐵血之主義，則雖有文明，雖有智識，雖有眾民，雖有廣士，必無以自立於競爭劇烈之舞臺。”
如此霸氣的界定，直接把尚武精神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位，反映出對國家貧弱的痛心和對民族強大的嚮往。若想在槍炮橫行的時代存活下去並崛起、自立於世界之林，沒有尚武精神是萬萬行不通的。梁啟超曾在《中國魂安在乎》一文中指出，日本的國魂在於武士道，“之所以能立國維新，果以是也”，我們也應打造中國魂：
“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魂之兵，斯為有魂之國。”
所以，尚武的第一要義，是尚兵，而且必須是有魂之兵！
當然，單靠軍人、精英乃至政府，都不可能真正實現國家強盛、民族復興，必須提高國民整體素養，也就是要塑造“新民”：
“然則為中國今日計，必非恃一時之賢君相可以彌亂，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圖成，必其使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與彼相礎，則外自不能為患，吾何為而患之。”
梁啟超的尚武思想，是受到嚴復“尚力”思想的啟發，背後的理論依據則是“優勝劣汰”的進化論。（嚴復的文字影響了在當時影響了很多讀書人，但真正將進化論等新式思想推向大眾的，首推梁啟超的“時務體”，通俗易懂又具有感染力！）
在亡國危機的刺激下，尚武精神復甦乃是一種必然趨勢，其影響亦至深至遠，近代中國的很多變化都與它相關，如軍閥崛起、文人從軍、暗殺風潮、身體解放、體育鍛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