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1912年，在武昌首義張振武死後，由於參議院中各派力量互不協調，加上張振武自身也的確存在弱點和問題，最後使得質問和彈劾兩案均因不足法定人數而不能開議。
而這時，袁世凱則以退為進，承認事起突然、殺人手續不完備，並向參議員們一再致歉。
最後，張振武被殺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張振武在不明不白中死掉的關鍵是，他當時已經是無門無派，沒有組織支持。
原來，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當時在上海活動的幾位武昌起義領袖如孫武、張振武等人都沒有在臨時政府中謀得職位，因而對同盟會、特別是黃興等人極為不滿。
在孫武等人看來，他們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元勳，同盟會的孫中山、黃興等人不過是外來的和尚搶了自己的功勞。
可是，這些人連個陸軍次長的位置也沒有留給孫武，讓孫武面子上極過不去。
當時率軍攻克南京的浙軍司令朱瑞，他是光復會員，本就和同盟會有矛盾，等黃興當上陸軍總長後，朱瑞也不服從陸軍部的指揮，還私下裡蔑稱黃興是“漢陽敗將”。
後來，這批人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團體叫民社，公推黎元洪為領袖，其中的成員還包括後來湖北的參議員劉成禺等人。
在朱瑞率軍回到浙江後，民社的勢力也就在湖北和浙江掌握了軍政大權，隱然與同盟會對抗。
因此，在張振武被殺後，同盟會除了黃興發了一個通電譴責袁世凱政府用不正當的手段擅殺有功人員外，其他人大多未置一詞。
而當時，正好又是袁世凱邀請孫中山前往北京商談國家大事，因而張振武一案也就不宜過度渲染，最後悄沒聲息了。
事實上，當時武昌首義的“三武”中，除了張振武間接的死於黎元洪之手，蔣翊武也是如此。
原來，在南北議和後，蔣翊武擔任了湖北軍務部副部長，但受“群英會”暴動的牽連而被迫去職，在政治上曾經一度消沉。
宋教仁被刺後，蔣翊武返回湖南參加了“二次革命”，也曾拉起一支隊伍駐防岳陽。但革命黨人在“贛寧之役”中很快失敗，袁世凱到處通緝捉拿革命黨，蔣翊武也只得逃走。
晦氣的是，蔣翊武沒有和黃興等人一樣跑到日本去避難，而是南行到廣西，結果被當地巡防營給抓住，後來押送到桂林受審。
黎元洪在得知蔣翊武被捕之後，隨即致電袁世凱，請求迅速誅殺“亂黨”，於是袁世凱便命廣西都督陸榮廷將蔣翊武就地槍決。
可憐這個革命首義者，最後落得棄屍他鄉。
黎元洪恨這些首義的革命黨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在武昌起義前，黎元洪處死革命士兵是因為要維護秩序，但起義後則更多的是一種權力的爭奪和個人的恩怨。
黎元洪雖然是靠著武昌首義上位，但眾所周知的是，他是被革命士兵強迫參加革命的。
因而，那些革命黨的首領譬如張振武、蔣翊武等人未免對這個逼出來的湖北都督心存蔑視，特別在南北軍交戰之時，這種情緒更是極易表現出來。
事實上，湖北那些激進的革命黨人如季雨霖、詹大悲、熊秉坤、蔡濟民等人在辛亥革命後也沒有停止鬥爭，他們試圖從黎元洪手中奪回權力。
但是，他們數次針對湖北當局的暴動都沒有成功，譬如“二次革命”期間流產的“改進團”暴動，結果非但沒有將黎元洪趕下臺，反而被黎元洪以維護治安的名義加以嚴厲鎮壓，多名革命黨起事者未經審判便被槍殺。
在“改進團”失敗後，黎元洪又對湖北的革命黨進行了一次嚴厲的整肅，當時被殺被捕者不在少數。
在黎元洪的威勢之下，湖北革命黨人紛紛離開武漢，首義之城，也就逐漸沉寂了下去。在趕走了革命黨人之後，黎元洪在湖北的統治也相對穩定了許多。
隨後，黎元洪是一路向上，最終竟做上了民國的大總統。這一結果，想必是當年武昌起義的那些革命者所沒有想到的吧！
“群英會”事件後，嚐盡革命冷暖的孫武則低調了很多。
尤其在張振武被殺之後，其革命意志更是日漸消沉。1915年12月，孫武被袁世凱任命為參政院參政，拿一份閒差的俸祿。
袁世凱倒臺後，孫武也一度出任過清查督辦之類無關緊要的職務，後於1939年11月10日病逝於北京，不問世事久矣。
（節選自金滿樓：《民國原來是這樣》，現代出版社2010年。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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