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走近周恩來》 權延赤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人民日報出版社已授權人民網讀書頻道連載,如需轉載請與出版社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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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端莊、高雅、細緻。
他的翩翩風度和彬彬有禮,他溫馨的目光和極富魅力的微笑給人印象太深了,以致不少人忘記了他那更深沉也更基本的性格特徵:喜歡挑戰,勇於冒險。
早在他領導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裝起義時,他就喜歡上最前線。炮彈近在咫尺地爆炸,他及時臥倒而倖免於難。糾察隊員勸:“總指揮,這裡太危險。”他淡淡地說:“我喜歡危險。”
他一生都是輕描淡寫論危險。五四運動時,請願代表遭逮捕,他平靜地說:“被捕不算什麼,用不著緊張,依照計劃進行就是了。”他推開軍警的槍,強行闖入直隸省公署的衙門口,被逮捕,度過半年鐵窗生活,末了只說一句:“我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逐步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前幾年,我們幾位曾經工作在周恩來身邊的老人共同議了議,議出周恩來出生入死的遇險履險竟達22次,其中絕大多數是在他擔負了重要領導職務之後。在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人物中,像他這樣多方面地頻繁地遇險履險實在是絕無僅有的一個。
“沙基慘案”,英、法軍警突然打出第一排槍時,周恩來身邊挽臂而行的同志,一左一右都倒下去犧牲了。老天執意把身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留給中國人民。在搜捕刺殺廖仲愷的凶手時,蔣介石突然改變口令,提前戒嚴,使驅車前往司令部的周恩來遇到迎面射擊。司機看到對面舉槍的剎那,出於本能打方向盤準備躲閃,射向周恩來的子彈連續鑽進司機的頭部,老天再次為中國人民留下了周恩來。第四次反“圍剿”後,6架國民黨飛機突然來到紅軍總政委周恩來的頭頂扔下炸彈,周恩來大喊一聲“臥倒!”撲過去將亂跑的18歲的肖華壓在身體下邊,這樣一來,老天不但再次為中國人民留下週恩來,也不得不留下18歲的肖華,讓他最終當上人民軍隊的總政治部主任……
歷史上,傑出人物都有許多大難不死的經歷,而被後人津津樂道。其實,這不全是運氣,更不是什麼天意。大難不死自有不死的道理,偶然性裡深藏著必然。每當這種時刻,傑出人物的全部勇氣、智慧和力量都要在有限的時間裡最大限度地本能地發揮出來,這種在生與死的考驗面前顯示出的英雄本色,使人們無法不為之折服。
比如“勞山遇險”,就是一次在猝發的槍彈面前的大難不死……
一輛軍用的敞篷卡車在延安南門外駛上依山修築的黃土公路,這路是通向西安,也通向談判。
卡車駕駛樓裡,坐著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昨日他同毛澤東談話一整天,現在要去西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張衝談,然後還要上廬山與蔣介石談；談國共合作,談聯合抗日。
一路黃塵滾滾,車上笑語陣陣。車廂裡有張雲逸、孔石泉這樣的著名將領；有頭戴禮帽身穿西服的周恩來的副官陳友才,有負責護送任務的特務隊副排長陳國橋,連同警衛戰士,連同記者、翻譯,連同司機,這一車共有25人。他們中的多數爬過雪山,走過草地,像這樣坐著“輪子”進西安這一古都市,生平還是第一遭,難免心動神馳,笑語不斷。
可是,他們沒有想到延安城裡潛伏著的土匪坐探馮長鬥,已經在前一天將情報送出。毛澤東生前談警衛工作,特別舉過這個例子,批評警衛形式張揚,而缺乏警惕性。
這是1937年的4月25日,那時延安地區的土匪還很多,有數千之眾,夜聚晝散；抓起刀槍便打家劫舍是土匪,拿起钁頭又搖身一變成了農民,不好收拾。其中人數多危害大的是李清伍這股悍匪。
李清伍是河南人,隨父母逃荒來到延安府黃龍山麻洞川老溝村。他自小耍槍弄棒,是個不安分的人,長大後成了土匪一個小頭目。1935年陝北紅軍佔領甘泉,將其隊伍收編為甘泉縣獨立營,他被任命為教導員。這位教導員不懂共產主義也不懂三民主義,只精通吃喝嫖賭抽,借東北軍圍攻陝北紅軍之機,殺了甘泉縣蘇維埃政府主席,與國民黨臨鎮民團團總姬延壽相勾結,重操土匪舊業,四出燒殺搶掠。他也打劫東北軍的車,也打劫紅軍的車,就為了搶錢搶財物。接到坐探馮長斗的情報後,他就率了100多名土匪連夜翻過龍盤山,埋伏在了勞山腹地。
勞山自西向東,隔開延安和甘泉兩縣,是黃龍山的一條支脈。在黃土高原那波狀起伏的地貌裡,這山雖算不得高,但由於有千溝萬壑,滿山都是梢林荒草,那地形便顯出奇突驚險。卡車吼叫著,喘息著,沿勞山北麓的坡路,從一道溝谷爬上一道山樑。過了樑就是甘泉縣境,卡車一頭扎進了那簸箕形的山坳坳裡。
“砰!”一聲脆響,在曠谷裡引來顫動的迴音。
“什麼聲音?”陳友才本能地去摸手槍。
“好像是甩鞭子。”劉久洲張望著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收斂了反共氣焰,也講了團結抗日的話。從延安到西安,沿途駐紮著已成友軍的東北軍和西北軍,至於土匪,在我們清剿之下躲都躲不贏,難怪警衛員沒有馬上想到是槍聲。
可是,卡車忽然怒吼加力,朝著正前方十多丈高的大壩樑子猛衝直闖。原來那“砰”的一響也傳入了駕駛樓,周恩來在卡車衝入山坳坳時就感到這是塊險地,異常的聲響乍起,他便馬上想到敵情,一邊朝外觀察,一邊向司機下令:“衝,加大油門,衝上那個壩樑!”
話音未落,又是“砰砰”兩槍。
司機也意識到了情況危急。衝過那道壩樑自然可以擺脫敵人,他將油門一踩到底,卡車吼叫著噴出黑煙,直衝大壩樑。
可是,壩樑上忽然炒豆一樣叫響了,埋伏在壩樑上的土匪,機槍步槍同時掃射,這些土匪槍法還準,剎那間司機便倒在駕駛座上,身上多處冒出血來,卡車輪子也打癟了,車頭一歪,戛然而止。
不等車停,幾乎是在對面槍響的同時,周恩來已然飛身跳下車。車前窗被子彈打出一串洞眼,卻未能傷及他一點皮毛。他貼身車頭,朝車上人急令:“下車!散開!還擊!”
張雲逸將軍一邊拔槍還擊,一邊命令陳友才:“陳副官,你和警衛員馬上掩護周副主席轉移；陳排長,你負責組織戰士抵抗!”
幹部戰士紛紛跳下車搶佔有利地形,抗擊敵人。陳友才還沒來得及跳車,腿上已經中彈。警衛員回身想扶他,他奮力將手臂一揮:“別管我,掩護周副主席撤!”
他本是穿著解決“西安事變”時的那身西裝,戴著禮帽,揮手間,馬上吸引了眾多敵人的火力,因為敵人以為他是最大的官。陳友才也意識到敵人這種誤解,為了能吸引更多的敵人,索性不走了,利用車頭車幫和車上的行李作掩護,與敵人進行周旋。
當你受到猝發的打擊而陷入危急之中時,最緊迫的事莫過於迅速看清形勢,定下行動的方向。周恩來在聽到第一聲槍響時,已經看清地形:山坳谷地中間有個“湫”,也就是潭。潭左是一片葦塘,葦塘後是沙質的沿湫山；潭右是一片茂密的大梢林,梢林後是被雨水衝出的深溝大壑。槍聲連續響起時,周恩來已判明形勢:壩樑上槍聲密集,已被封鎖；左側沙質山包和山上的峰壁上是最先響槍的位置,顯然也有埋伏。只有右側的梢林一片寂靜。從當時的政治氣候及現場的槍聲判斷,襲擊者不大可能是國民黨軍,最大可能是劫財的土匪。那麼土匪矚目的自然是“載貨”的卡車,卡車遇伏只有朝壩樑上衝,不可能朝溝裡栽,所以梢林及林後的溝裡很可能不會有伏兵。
“突圍,儘快擺脫敵人!”周恩來在分秒之間已經定下決心,將手一揮:“向梢林裡撤!”
張雲逸、孔石泉、吳濤等人在周恩來帶領下,迅速離開公路,鑽進右側的梢林中。
事後查證的情況果如周恩來所料,李清伍就是在壩樑上的山神廟裡指揮這次伏擊。他的護兵李卓才曾指著鑽林子的周恩來一行人喊:“看,那幾個要跑!”
“嗯,”李清伍鼻腔裡噴出一股粗氣,“早就看見了。”
“快叫上幾個人去追吧!”
“追他幹毬甚!”李清伍白一眼護兵,“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細軟都在車上呢!”
周恩來進入梢林後,雖有子彈把樹枝打得紛紛折落,但這種亂槍已帶了很大盲目性,威脅性小多了。一行人轉過一個山頭,喘喘氣,才發現張雲逸的手部被子彈擦傷一塊皮,孔石泉的衣領被打穿兩個洞。真夠玄的。
順溝轉過幾個山包,糟糕,發現進了溝掌:前邊是兩丈多高的土崖,兩側全是懸崖峭壁。由於並沒完全脫離危險,警衛戰士急得滿頭大汗。
“不要緊張。”周恩來輕輕擺了一下手。據戰士回憶,口氣輕鬆得像日常聊天。他接著仰面望望崖上,目光落在低垂的樹梢上:“嗯,辦法是想出來的麼。”
輕鬆的語氣驅散了浮動在人們心頭的急躁和惶恐,戰士曹鴻都順著周恩來的目光望住那低垂的樹梢,心中忽有所動,跳幾步縱身一躍,抓住了樹枝,順勢蕩去,腳在崖壁上緊蹬兩下,一把抓住崖頭的灌木便翻了上去。他迅速解下綁腿,放下來,把崖下的同志一個個拽到了崖上。
這裡還能聽到沿湫山的槍聲。周恩來佇立崖頭,望著槍響的方向,久久沒有作聲。
他在想什麼,惦念什麼,大家心裡都明白。
作為周恩來的警衛副官,陳友才為了吸引敵人火力,掩護周恩來等領導撤退,拖著一條受傷的腿,拼命向敵人射擊,直到最後犧牲。
這場戰鬥,我們共犧牲了11名同志。據當時曾在李清伍手下當過土匪的高彩娃回憶,當土匪們一窩蜂地擁上卡車時,全傻了眼。車上既無銀元,也無煙土及任何值錢的東西。他們不死心地去搜查犧牲了的戰士,只從陳友才身上搜出一張名片。這張名片是陳友才為在西安聯絡工作而帶在身上的。有識字的土匪拿著名片念出三個字:周恩來……
李清伍剛聽完這三個字,立刻像被烙鐵燙了一般跳起來,臉孔刷地全變白了,驚叫道:“啊呀,壞了!捅下大亂子了!快,快跑!”
剎那間,這群土匪便如鳥獸散。
李清伍還算明白,他確實捅下大亂子了!幾乎成為歷史和民族的極大罪人。此後不久,他和他的土匪部隊便全部被紅軍剿滅了。他受到了應有的嚴厲懲罰。
當週恩來一行走到三十里鋪時,卡車遭土匪襲擊的消息便迅速傳到延安。一批批的騎兵、步兵、民兵緊急出動,趕赴出事地點。然而土匪早已逃得無影無蹤。望著公路邊、田埂旁戰友們的屍體和鮮血,隨增援部隊一道殺回來的張雲逸哭了。
周恩來沒有休息,第二天便又起程趕赴延安。起程前,他匆匆跑一趟軍委醫務所,看望安慰負傷的警衛戰士,其中包括打傷臀部、傷及中樞神經的貼身警衛劉久洲。
“周副主席,我不能保護你去西安了……”劉久洲話沒說完便哭了。
“別哭,小鬼,很快會好起來的。我還會來看你。”
1969年,周恩來還到北京前門飯店看望了擔任飯店革委會主任的劉久洲同志。他對在場的同志們說:“30年一晃眼。30年前他跟我在一起,我在勞山遇險,他為了掩護我,身負重傷,是個好同志啊!”
1973年6月,周恩來總理陪外賓到延安訪問,談到勞山遇險時,無限感慨地說:“我一生中曾遇到過多次危險,但最危險的是這一次。”他要為陳友才等同志掃墓,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同志的墳墓不曾保存下來。周恩來難過地說:“陳友才同志犧牲得很英勇,要把烈士們請進陵園,給他們立個碑!”
1985年6月,陝西省甘泉縣人民政府,在沿湫山發生戰鬥的地方,為烈士們立起了一塊石碑。
周恩來的一生,最多的是工作,最缺的是時間。他對時間的珍惜處處都能表現出來。比如他不會走慢步,雙腳不動則已,一動就是高頻率。比如他不贊成毛澤東乘飛機,那個年代的飛機安全係數太小；但他自己又酷愛乘飛機,他說:“能節約很多時間,冒點險值得。”
我們這些老人一塊議論,周恩來的遇險履險,最多的還是在飛機上。比如由西安飛延安途中迷航,幸未像“4·8”烈士那樣撞山；比如出訪阿拉伯國家,在燈火全無的黑夜裡被迫盲目迫降；比如赴萬隆會議時,他所擬乘的“克什米爾公主號”空中爆炸；比如為了弔唁胡志明逝世,飛機冒險進入雷雨區,風狂雲卷,更有電光雷火,整個天空黑透紅透,那驚險壯觀的景象就連飛行幾十年的老飛行員張瑞靄也生平僅見過一次。當我惶恐不安地想去提醒飛行員太危險時,周恩來竟能穩穩坐在舷窗旁,入戲一般欣賞著外面的風雲變幻,烈焰滿天!最後,飛機僥倖未被雷電擊中,在雲隙中鑽出險區。機上所有人都大汗淋漓,神經差點繃斷,周恩來卻始終一身輕鬆:“我知道瑞靄有辦法。”
在議論中,我講了這樣兩次各富特色的飛行遇險和履險……
1946年1月30日,我跟隨周恩來冒著嚴寒趕到西安機場。
冬日天短,快9點了,太陽才不過一竿子高。不過,這是一個難得的大晴天；極目四望,雲彩絲兒都不見。停機坪上,一架美軍C—47型運輸機被朝暉染上一層淡淡的玫瑰色。我心裡一陣歡樂,一陣輕鬆。
歡樂是因為八年抗戰終於勝利,“政治協商會議”也即將結束,何況昨天辦事處的周子健、伍雲甫招待我們在西安上等浴池洗了個痛快熱水澡,掃蕩一遍身上的蝨子,這輩子還沒洗過這麼舒適的澡。說輕鬆是因為天氣好,免去昨夜的擔憂。“政協會議”結束前,周恩來趕回延安是為了同毛主席黨中央商量如何再向國民黨讓一些步,以求達成協議。會議明天要閉幕,周恩來無論如何會堅持今天飛回西安。我只擔憂遇到惡劣天氣,他也會堅持起飛,那前途可就難卜了……
幸虧是個大晴天!
機長已經出現在艙門的舷梯旁,當週恩來走近時,他馬上立正敬禮,並大聲報告。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美國軍人士氣正高,何況這是馬歇爾將軍專門為周恩來指派的專機,何況周恩來在這次“政協會議”上被定為上將軍銜,以便開展軍事三人小組的調處工作。所以,美國飛行員都稱周恩來為周將軍。
除了我們隨行的工作和警衛人員,依次登機的還有陸定一和鄧發同志,毛澤東的夫人江青,以及葉挺將軍的愛女小楊眉。艙裡共坐10個大人1個小女孩兒,這個女孩子便成為話題的中心。
“楊眉,你知道爸爸為什麼能出來吧?”鄧發問。
“知道。”小楊眉生得聰慧,特別招人喜愛。“周伯伯說,蔣介石打了敗仗輸了理,不得不答應恢復爸爸自由,讓他光榮出獄。”
“蔣介石這個人,從來是說了不算,算了不說。”陸定一幽默地評論,“他要不跟你玩名堂,他就不是蔣介石了。”
“那他要不放爸爸出來怎麼辦呀?”楊眉著急了。
“這次他不想放也得放,”鄧發做個手勢,“這次我們是用五個大壞蛋跟他換兩個人,換回你爸爸和廖承志叔叔。”
“叔叔你騙人!”楊眉瞪大天真稚氣的眼睛,她不信像爸爸那樣的好人怎麼會用壞蛋去換取。當時楊眉那雙容不得一點汙垢的清澈的眼睛留給我極深的印象,至今想來都不由得流淚。誰能想到呢,這樣天真純潔的孩子,在兩個月後竟死在了空難中……
當時,周恩來給楊眉作了解釋,說蔣介石節外生枝,提出要我們黨釋放他們進攻我抗日根據地而被我們俘虜的國民黨第11戰區副司令官馬法五等人,他們才釋放葉挺將軍和廖承志。為了儘早迎接葉挺將軍出獄,我們只好答應了。
說話間,飛機已經發動。從西安飛往重慶的航線是極為特殊的,不是仰角向前升空,而是以大角度一個勁作螺旋式爬高。這是由於秦嶺一拔千仞地橫亙在航線上,飛機必須先爬高到5000米以上高度才好向前飛越它。
飛機油門不斷加大,引擎的震動使得機體像要碎裂一般,飛機上升仰角大,每個人不但要繫緊安全帶,還不得不用手扳著鐵凳維持平衡。那時飛機簡陋,艙內金屬骨架裸露,又沒有保溫設備,不久我們便開始經受那種這一生再未曾經受過的嚴寒的考驗。
然而,這還不夠。開始氣短,開始耳脹,五臟六腑開始翻湧,多數人終於按捺不住地大吐特吐起來。我正理不清嘴裡鼻腔裡的刺人的酸辣味道,機身又顫抖起來,並且像斷線風箏一般忽上忽下,左右無根基地晃盪浮沉,頭頂和身後的鋼鐵骨架驚心動魄地咯嘣亂響,好像隨時都可能散架。
“把口張開,張開耳膜就不那麼鼓脹了。”
這是周恩來輕鬆而親切的聲音。我狠狠吐出從胃翻上嘴裡的腌臢之物,睜眼望去,周恩來沒事人一樣,還笑呢。我笑不出來,張大了嘴巴喘氣。我聽到機身上砰砰亂響,接著是江青不安的聲音:“冰雹,遇冰雹了。”
江青去重慶是為醫治她的牙齒。在延安她捂著腮鬧牙病,周恩來說:“到重慶去看看吧,我認識一個牙科專家,是給蔣介石看牙的醫生。”就這樣,江青和我們一同上了飛機。那位給蔣介石和江青看牙的醫生的兒子,現在是北京醫院的副院長。
西安飛重慶也不過一小時,遭了這樣的罪,那一小時就顯得太漫長了。我感覺飛很久了,看看錶還不到10分鐘。這時間怎麼停了步?
飛行組裡一位大個子美國兵從駕駛室來到機艙,臉色很難看,好像比我們還負擔重,走到周恩來和陸定一面前嘰裡咕嚕說英語。周恩來也嘰裡咕嚕說英語,我們聽不懂,只覺得那手勢和神情都有些不妙。周恩來站起身,隨大個子美國兵去了駕駛室,在那邊還是嘰裡咕嚕說英語。周恩來會英、法、德、日、俄五種外語,除俄語稍差些,另外四種語言當時講得都很好,這也是我常為共產黨感到自豪的地方,蔣介石可沒這兩下子!
“何副官!”周恩來朝我招呼,“你過來。還有李祕書!”
我和李全德跌跌撞撞走過去。周恩來以很少使用的嚴厲聲音命令:“機長說現在必須減輕載重,你們把那些可以丟掉的貨物和行李都甩出去,注意文件箱和公文包,要保護好,別丟錯了!”
顯然,我們遇上嚴重的危險了。安全第一,人命要緊,沒什麼可猶豫的。大個子美國兵拉開艙門,寒風呼嘯著衝進艙內,衝撞、掃蕩、屠殺。兩耳轟轟響成一片,聽不見誰喊什麼,反正動作要快,拎著機上的便梯、鐵桶、鐵箱就往外甩。扔光了美國人的東西再扔我們自己的東西。幾箱子延安梨扔出去了,幾捆羊皮筒子扔出去了,幾匹延安紡的毛呢料扔出去了,手槍箱子、個人行李,連江青的行李皮箱也扔出去了,最後把為延安購藥的一箱子20萬元鈔票也扔了!他媽的,那大個子美國兵眼睛轉著還要找東西扔,再扔就該扔人了!
說實話,先扔美國人的東西,扔一件就像扔一個包袱似的輕鬆,輪到扔我們自己的東西,扔一件就像割去一塊肉,帶來的不是輕鬆而是錐心的痛楚。我們經濟上多困難哪,一支香菸幾個煙鬼輪著一人狠狠吸一口,現在這麼多錢和財物大手大腳全扔了……
可是,也怪不得美國大兵還要找東西扔,這天氣跟國民黨蔣介石一個毛病,你讓一步他逼一步,你讓多少步他就不放鬆地逼多少步。氣溫越來越低,機翼機身結滿了冰,而且越積越厚,機翼的冰引起氣流改變,升力驟減,連飛機的升降和轉舵都難以操縱了。大個子美國兵再找不到可扔的東西了,又走到周恩來跟前,俯下身子一臉無奈地嘰裡咕嚕,還不時指點著我們這些乘客做手勢,那手勢叫我直抽涼氣,分明是要“扔人”了,扔幾個來保住剩下的人!
周恩來一臉嚴峻,眉宇間蹙起“山川”,終於點點頭。於是,陸定一便立起身來,那是要宣佈重大決定的神情。我當然不相信扔人,但美國大兵的手勢絕對明確是朝艙門外扔人。他想扔誰?20年後也許人們會說先扔江青,那時扔誰也不可能扔她和楊眉兩個女同志啊。不是首長的只有作家戈茅、祕書李全德、軍事參謀童陸生和我這個副官……
“外面氣候惡劣!”美國大兵說一句,陸定一大聲翻譯一句,“為了先生們的安全,請做好準備,背用降落傘,必要時就跳傘離機!”
原來是這麼回事!美國大兵開始給我們發傘,邊講邊示範:如何背傘,如何跳,如何拉傘,什麼是錯誤的動作,會帶來什麼樣的危害……
剛剛放鬆一點的神經,隨著他講一項要求又繃緊一步,到最後,無異“扔人”一樣緊張了。誰跳過傘啊,跳出去傘張開張不開呀?探望舷窗外,秦嶺一條條山脈像章魚伸出的猙獰的爪子要攫住我們的飛機和每一個人……
鄧發走到我身邊,臉孔像秦嶺那寒風中的岩石,一字一頓對我說:“小鬼,如果跳傘,你一定要好好緊跟周副主席,一定要保護好他的安全!”
“首長放心!”我用力點點頭。人就是這麼怪,一旦想到責任,其他雜念便立刻煙消雲散,那種莊嚴神聖又慷慨激昂的情緒便澎湃起來。
大個子美國兵站到了艙門那裡,等候機長命令,隨時準備拉開艙門招呼我們跳。因為這種飛機還沒有跳傘的自動開傘裝置。他沒有背傘,機組人員都沒背傘,這是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軍條令對運客飛機機組人員的規定,是為了替每一名乘客負責任。望著他那嚴肅待命的表情,我心裡忽然一熱,產生了好感和敬意,這真是一批經過嚴格訓練的富有強烈責任心和榮譽感的好兵啊!
震耳的引擎聲中,我忽然聽到一陣隱隱的嗚咽聲,像蚊蟲聲似的微弱。尋聲找去,原來是小楊眉。她坐在江青身邊,伏身嚶嚶輕泣。我正要過去,周恩來已經先一步過去,坐在了楊眉另一邊,輕輕撫慰她:“楊眉,不哭,不要怕……”
“周伯伯。”小楊眉抽泣著,“我,我沒有傘包……”
真是忙中出錯,竟忘了這個小人兒。周恩來立即站起身,解下身上的傘包,給楊眉背好,一邊安慰著:“勇敢點,楊眉,學習你爸爸,什麼都不要怕!”
這個情節後來傳揚出去,成為盡人皆知的周恩來讓傘的佳話,並且被編入學生的語文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