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黨性原則的紅四軍內部爭論
文/劉建 管嚴
1928年4月“朱毛”會師井岡山，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真正開始了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革命道路探索。紅四軍初創時期，特別是下井岡山後，就是否設置紅四軍軍委及由此而引起其它若干問題有過一場頗為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在“前委”之下還要不要設置“軍委”，爭論的性質是黨對軍隊的領導方式問題。由於毛澤東和朱德在這場爭論中都發表了不同意見，故也有“朱毛之爭”一說。無論是“朱毛”還是紅四軍廣大官兵，在這場爭論中都始終堅持黨性原則，都能維護黨和軍隊的集中統一領導。因而這場爭論是對我黨我軍思想政治建設的一個重大貢獻，是黨的民主集中制建設的寶貴財富，是黨領導軍隊方式的一次有益探索。從而感悟毛澤東、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創建人民軍隊道路上所付出的艱辛。
1928年4月，朱毛紅軍會師後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並根據中央指示先後成立了紅四軍軍事委員會和前敵委員會，分別以朱德和毛澤東為書記。由於國民黨的圍追堵截，紅四軍鬥爭環境艱苦，期間經歷了多次挫折。為便於行軍作戰，前委撤銷了軍事委員會。但後因根據地擴大，紅四軍事務繁多，前委有些忙不過來，不久又恢復了臨時軍委。然而，這個為了紅四軍順利發展做出的決策，卻引起了一場激烈爭論。爭論由“八月失敗”進入萌芽，“二月來信”開始暴發，從永定的湖雷會議，歷經白沙會議、紅四軍“七大”、“八大”、一直到史稱“古田會議”的“九大”才得以最終解決。在此期間，因為劉安恭和林彪的推波助瀾使得紅四軍內部爭論不斷擴大和加深。這場爭論的焦點是關於軍委的設置問題。朱德和毛澤東在爭論中都提出了正確的觀點，都認為應該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但在黨對軍隊的領導方式等問題上有不同意見。後來，雖然在紅四軍黨的七大上停止了爭論，但矛盾並沒有完全消除。隨後，陳毅赴上海向黨中央詳細彙報了紅四軍的發展情況，實事求是地報告了黨內爭論的經過。在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央“九月來信”指導下，毛澤東回到紅四軍任前委書記，並經過充分準備召開了紅四軍“九大”即“古田會議”，糾正了錯誤思想、統一了認識，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
紅四軍爭論的背景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軍餘部和湖南起義農軍，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餘部在井岡山會師。會師後，兩支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同年6月改為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在第四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當選為四軍軍委書記。當時四軍既受中央的領導也受湖南省委的領導。5月20日，在寧岡茅坪召開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當選為湘贛邊界特委書記，紅四軍軍委書記由陳毅兼任。特委既領導邊界各縣黨組織也領導紅四軍。11月又根據中央“6月來信”，成立紅四軍前委，並規定“特委及軍委統轄於前委”即前委管轄特委及軍委，地方管特委，軍隊管軍委。前委書記和軍委書記由中央任命。當時，中央指定毛澤東為前委書記，朱德為前委成員、軍委書記。
就在朱德和毛澤東會師、成立紅四軍之際。1928年6月，贛軍以其精銳3個團進攻井岡山根據地，朱德率領陳毅、王爾琢等一批將領，在龍源口將敵人擊潰，一舉佔領永新。後來，贛軍又聯絡了湘軍兩個師進攻井岡山，保衛井岡山根據地成為最緊急的任務。然而當此緊急關頭，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的到來，打亂了“朱毛”的既定計劃。杜修經命令紅四軍遠離井岡山，向湘南的資興等地出擊，並要毛澤東隨軍行動。這一命令必須“毫不猶疑的立即執行”。毛澤東不滿省委的指揮，對省委的指示力持異議。
1928年7月，杜修經趁毛澤東在永新之際，堅持向湘南出擊，並附和紅四軍第二十九團官兵想回湖南家鄉的情緒，在湘贛邊界引導二十九團向湖南冒進。朱德、陳毅未能制止部隊的錯誤行動，又擔心他們單獨行動會招致失敗，於是決定二十八團同去湖南。開往湖南的紅四軍在郴州遭受失敗，結果二十九團幾乎全軍潰散。在紅四軍主力遠離井岡山根據地之際，國民黨軍乘虛而入，佔領井岡山地區的縣城和平原地帶，史稱“八月失敗”。“八月失敗”是紅四軍一部分軍事指揮員，包括一些高級幹部對建設根據地問題認識不足的結果，也使紅四軍內部存在問題的暴露，同時也引起了紅四軍領導人對複雜艱鉅鬥爭形勢的重新思考。
1928年1月，朱德和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餘部2000多人，在湘南地區發動了一次大規模武裝起義。
1928年8月30日，黃洋界保衛戰的勝利驅散了“八月失敗”的陰霾，朱毛紅軍絕處逢生，紅四軍主力重回井岡山。在此後的兩個多月裡，朱毛紅軍連戰連捷，以寧岡為大本營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又恢復了往日的生機。於是，以“剿滅”朱毛紅軍為目標的湘贛兩省第三次“會剿”重又開展起來。1929年1月1日，蔣介石任命已兩次參與組織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會剿”的何健為代總指揮，金漢鼎為副總指揮，調集湘贛兩省8個旅約3萬兵力，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起進攻。為了打破敵人“會剿”,擺脫經濟困境,紅四軍向贛南閩西出擊,以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可是,紅四軍下山後一路很不順,紅軍戰鬥頻頻失利。2月初,毛澤東在尋烏召開前委會,為簡化決策程序,提高決策效率,前委書記毛澤東提出,現在軍情緊急,部隊實行改制,軍事行動由前委拍板,暫時撤銷軍委，朱德表示同意。於是,前委“遂決議軍委暫時停止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部隊改制、軍委撤銷以後,紅軍提高了戰鬥力,很快取得大柏地戰鬥勝利,實現了東固會師。3月20日，前委汀州會議決定,在贛南、閩西20餘縣實行武裝割據，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發展態勢非常之好。
1929年4月3日，朱德、毛澤東在江西瑞金接到中央特派員劉安恭送來中央寫給紅四軍領導人的“二月來信”。因劉安恭是中央派來的，一到紅四軍就被任命為政治部主任。在“二月來信”中，中央除要求朱毛紅軍必須實行分兵活動外，還指示毛澤東、朱德離開紅軍前往上海。毛澤東、朱德均不同意來信的看法，認為來信與發展變化的實際情況嚴重不符，但均對個人職務問題及去留比較剋制，表示了可以“服從組織分配”的態度。雖然朱毛經爭取沒有離開紅四軍，部隊也沒有被分散，但“二月來信”內容在紅四軍中起了非常消極的影響，影響了朱毛在紅四軍官兵中的威信，助長了紅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進一步滋長和蔓延，成為點燃紅四軍黨內爭論的“導火索”。
紅四軍一打龍巖後，閩西革命形勢得到了極大的改變，紅四軍也有了一個相對安定的新環境，並且隨著紅軍的擴大和地方根據地的建設，工作明顯多了起來，使得紅四軍前委既要管軍隊的工作，又要管地方的工作，有些兼顧不過來，有人主張“恢復軍委”。這樣，軍委在停止辦公3個多月後又恢復了辦公，改稱“臨時軍委”，由中央軍事部派來的曾留學蘇聯的劉安恭擔任軍委書記。劉安恭是四川人,和朱德是老鄉,參加過南昌起義,與朱德一起留學德國,後來又留學蘇聯學習軍事。可是，劉安恭對中國的革命形勢缺乏完整認識，到任伊始，就套用蘇聯紅軍模式和標準批評紅四軍的做法，還以中央代表的口氣指名道姓地批評毛澤東，說“朱德同志是擁護中央指示的”，指責毛澤東是“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指示”。還認為“黨管太多了,權太集中於前委了。他主持召開了紅四軍臨時軍委的第一次會議，在不邀請前委書記毛澤東參會的情況下做出決定：“前委應只管地方工作，只討論行動問題。”劉安恭的一系列舉動，引起部隊官兵極大的思想混亂。曾經歷過這場爭論的蕭克回憶：“對這條決定，許多人就覺得不合適，下級怎麼能決定上級的權力範圍呢？”
紅四軍爭論的焦點
1929年5月底，紅四軍進駐永定湖雷，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並圍繞紅四軍黨內要不要設立軍委發生了激烈爭論。毛澤東主張撤銷軍委，他認為:當前軍隊戰鬥頻繁且經常轉移,領導工作的重心還在軍隊,“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軍隊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置重疊機構,在前委下“硬生生地插進一個軍委,批評硬要“成立軍委”實際上是“分權主義”。在毛澤東看來，堅持恢復軍委的決定，也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表現。
毛的意見得到了林彪(紅一縱隊司令員)、江華(前委祕書長)、譚震林(前委委員)等人的支持。而軍委書記劉安恭卻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是“書記專政”“家長制”等。劉的意見得到了軍長朱德等人的支持。紅一縱隊黨代表陳毅則居中調停。爭論結果是雙方未能取得共識。毛澤東覺得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提出辭職,但前委多數同志沒有同意。湖雷會議開到深夜,不歡而散。
1929年6月8日。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在福建省上杭縣白砂鎮早康村召開。會上爭論的焦點仍是要不要設軍委的問題。毛澤東、林彪等主張撤銷,朱德、劉安恭等主張保留。在白砂會議前後，林彪曾兩次寫信給毛澤東，對毛澤東持支持態度，除此之外，林彪重點把矛頭指向傾向於設立軍委的朱德，把黨內爭論的責任推到了朱德身上，甚至用了一些很極端的語言攻擊朱德，加劇了這一場爭論。最後,會議愈爭愈烈,毛澤東再次憤而提出辭職,表示:“我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調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毛澤東的意見涉及很多問題，包括黨的領導機關和軍事機關的關係，黨在軍隊裡的領導地位和作用，以及紅四軍黨的領導方式等。對於毛澤東的觀點，朱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朱德看來，黨應該經過無產階級組織的各種機關(蘇維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表示極端擁護一切工作歸支部的原則，認為紅四軍在這一原則上堅持得不夠，成為了一切工作集中於前委，前委對外代替群眾機關，對內又代替了各級黨委。朱德還指出，黨員在黨內要嚴格執行紀律，黨員個人應當受到紀律的限制，只有贊成執行鐵的紀律，才能培養全體黨員對黨的訓練和信仰有所依歸。很顯然，朱德也強調了黨對軍隊的領導，但他強調應該是黨領導一切。朱德更多地強調黨支部在軍隊管理中的作用，在他看來，前委不能包辦一切，黨的各個機構權力應該明確。朱德認為，紅四軍的現狀是前委代替了群眾組織和各級黨委的職權。
鑑於毛澤東的堅決態度,使大部分與會者對劉安恭的做法不滿，會議就軍委的設置舉行表決,結果以36票對5票的壓倒多數通過了撤銷軍委的決定,毛澤東的意見佔了上風。劉安恭的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被免除,調任紅二縱隊司令員(後在指揮戰鬥中不幸負重傷犧牲）。軍政治部主任改由陳毅擔任。毛澤東認為在組織指導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實行不了,執意不肯收回辭職意見。為維繫前委工作運轉,前委遂決定由陳毅代理前委書記,並要求毛、朱各寫一篇文章,闡述自己的看法。林彪看出毛澤東的矛盾心理，當晚就給毛澤東寫信說“非常不贊成”毛澤東離開前委。但信中也暴露了林彪寫信的嚴重私心。蕭克在《朱毛紅軍側記》中說，林彪給毛澤東信“內容是黨的問題而且是極嚴重的問題，用的辭句是‘封建關係’、‘無形結合派’、‘政客的手段’、‘卑汙的行為’、‘陰謀’等超出當時四軍黨內領導集團政治生活常態的危言”。林彪的私心在此之前的上杭縣白砂一次支隊長的會議上便公開暴露過。他在會上說：“朱德在贛南行軍途中，說我逃跑暴露了目標，給了我記過處分，這點我不在乎，就是這個月扣了我兩塊錢餉，弄得我沒錢抽菸，逼得我好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著：《回憶朱德》第182頁）其實，林彪對朱德給他處分是很在乎的，他馬上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攻擊朱德的信。後來，毛澤東於6月14日以《給林彪的信》為題寫一長文。6月15日,朱德也發表《給林彪的信》一文,並明確指出：一切工作集中於前委的做法，影響下面各級黨組織作用的發揮，他堅決擁護“一切工作歸支部”這個原則，但不同意毛澤東主張的“黨管理一切”這個說法。毛、朱的文章,都刊登在紅四軍當月中旬出版的第三期《前委通訊》上。事實上，這次爭論，毛和林的觀點基本相同，朱和劉的觀點接近一些。這讓主持前委工作的陳毅很難辦，只好把他們的意見原文印發給各黨支部，號召“同志們努力來爭論”。“那時黨內不忌諱爭論”。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在福建龍巖召開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大會選舉陳毅取代毛澤東當選為紅四軍前委書記。會上，毛澤東與朱德及其各自的支持者各執一詞。最後，在陳毅的努力下，紅四軍黨的“七大”通過了陳毅起草的《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黨內爭論問題及分兵問題》的決議，否定了在前委之下設立一個軍委的意見。大會決議還對爭論雙方作了處理: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給予朱德“警告”處分。但毛澤東和朱德都不願意接受處分。決議還對林彪、劉安恭在這場爭論中的言行進行了批評，認為他們“離開黨而談黨的嚴重問題”，並且“過分估量，失之推測”“憑空臆斷”，甚至不調查清楚事實狀況，“不但不能解決黨內糾紛而且使之加重”。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閉幕後，前委書記陳毅給中央寫了《關於閩西情況及前委的工作計劃的報告》，報告中陳毅稱自己是一個“過渡內閣”，並請中央派人來四軍主持工作。
紅四軍爭論的性質
考察歷史問題往往需要把歷史事件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在人民軍隊初創時期，朱毛紅軍在克服各種困難、日益壯大的過程中，圍繞著紅軍建設的一系列方向和原則性問題不斷進行艱辛而有益的探索，並在豐富的革命實踐中逐步確立了黨對軍隊領導的一系列原則制度。其中，毛澤東在三灣對秋收起義部隊進行改編，第一次在軍隊中實行了“班或排建立黨小組，連隊建立黨支部，營、團建立黨委”的新制度。朱德則通過“贛南三整”，整頓了南昌起義部隊餘部的黨、團組織，成立黨支部，實行了“將一部分黨、團員分配到連隊中去，選派優秀黨員到各個連隊擔任政治指導員”的制度，從而進一步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朱毛兩人不約而同地在同一時期不同戰場上確立的一系列制度，是朱毛二人關於黨對軍隊領導方式的有益探索，對起義部隊失敗後的生存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為井岡山會師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
因而朱毛會師井岡山後創建的紅四軍，雖然還存在很多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和行為，但已經開始區別於舊軍隊，主要是黨的領導和政治工作在軍隊裡有了一定基礎。儘管在以“要不要設立軍委”為焦點的爭論中引發了更多的討論：如出擊湘南、堅持井岡山斗爭、贛南遊擊等；如軍需制度、宣傳兵制度、士兵委員會制度等；如經濟政策、對地方武裝的政策等；以及“過去黨有沒有家長制度傾向”、“過去黨有沒有代替群眾組織的錯誤”、“過去是不是上級黨部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等等。但這些討論和爭論都是在堅持黨的領導和堅持黨性原則的前提下進行的。朱德在確定實施黨領導紅四軍的基本原則方面與毛澤東目標是一致的，但在黨以什麼方式領導紅四軍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毛澤東和朱德由於個人風格、思維方式、鬥爭經驗等不同，產生了這樣那樣的思想碰撞、認識差異甚至是激烈的爭論，這些都在所難免。他們之間的爭論，是從“黨的最高利益”出發，毫不計較個人得失進退的同志之間的爭論。在要不要設立軍委等問題上，從秋收起義部隊中成長起來的幹部有很多不支持毛澤東，而從南昌起義過來的部隊也有許多不支持朱德的看法。曾參與這場爭論的蕭克曾這樣描述：“這次黨內爭論的性質‘不僅是朱毛鬧意見，不僅是組織原則的解釋不同，實由於過去黨的鬥爭歷史上各種不同的主張，各種不同的方式相互僵持著，歷久不得解決，加上組織上有缺陷，及黨內批評精神缺乏，造成這次爭論總爆發，但這並不是簡單的兩種路線思想的鬥爭結果”。[蕭克：《朱毛紅軍側記——關於紅四軍黨的“七大”》。]一場因恢復臨時軍委引起的爭論，加上劉安恭、林彪的推波助瀾，發展到紅四軍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朱德的意見對立，很顯然，這場爭論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一些個人意氣。但雙方的出發點卻不是為了個人私利，不是為了個人向“黨的領導”爭權奪利。他們都是為了更好地建設紅軍，目的都是為了建立起和建設好一支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
事實上，在紅四軍領導人之間的爭論過程中，始終堅持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堅持了黨性原則，堅持了奮鬥目標，堅持了群眾路線，堅持了民主集中。毛澤東也認為：“黨內有爭論問題發生是黨的進步，不是退步。只有趕快調和敷衍了事，抹去了兩方的界限，以歸到庸俗的所謂大事化為小事才是退步”[《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通過爭論，人們“一定能選擇並擁護一種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前進的意見。四軍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軍的黨由此可以得到一極大的進步，這是絕對無疑的”。[《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朱德對爭論也有同樣的認識，他指出：“此次的辯論，不但對黨沒有損失，並且使黨有大的進步”，“鬥爭之結果，必然是好的”，“各個同志積極的鬥爭，使黨內一切不正確的一切錯誤，都要全部洗除，努力建設新生命的黨”[《朱德年譜》新編本（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版。]。朱德和毛澤東始終是心心相印的親密戰友。這也正是建軍初期我們黨對“建設什麼樣的紅軍、如何建設這支紅軍”的有益探索。通過這場爭論，紅四軍內部進一步端正了思想方法、克服了錯誤傾向，達成了廣泛共識，加強了團結，為《古田會議決議》最終形成創造了必要而又充分的條件。
紅四軍爭論的主要成果
一是迎來了中央的“九月來信”。紅四軍內部的這場爭論和紅四軍召開的“七大”，黨中央都在關注著。不久，紅四軍前委接到中共中央“四月來信”，要紅四軍派一名得力幹部去上海蔘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軍事會議，彙報紅四軍情況。7月29日，前委全體成員在蛟洋召開紅四軍前委緊急會議，提議由毛澤東和陳毅一同去上海向中央彙報紅四軍情況，毛澤東不願意去，前委就決定陳毅一人前往上海。臨走之前，陳毅專門來到蛟洋誠意地請毛澤東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澤東說身體不好，不能回去。這樣，就由朱德代理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久病不能隨軍，陳毅去中央彙報工作未歸，前委實際上只有朱德獨挑大樑。朱德既要指揮作戰，又要負責政治工作，一人當作兩人用，“因此應付不開”。為了儘快健全前委機關，加強紅四軍黨的建設，朱德不僅親自寫信要毛澤東回來，還主持召開了前委會議和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作出了請毛澤東回到紅四軍主持前委工作的決議。看過朱德給毛澤東寫的信並參加過這次前委會議的郭化若回憶說：當時，“朱德曾寫信要毛澤東回來，毛澤東回信說：‘我不能隨便回來’。”
1929年8月下旬，陳毅抵達上海向中央實事求是地彙報了紅四軍的情況。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最終形成了陳毅起草、周恩來審定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9月28日，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出指示信。信中肯定紅四軍建立以來的成績和經驗，對紅四軍工作任務作了一系列明確指示，對紅四軍黨的七大及前委擴大會處置的缺點提出批評，要求紅四軍前委和全體幹部戰士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明確指出“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必須使紅軍全體同志瞭解並接受。”指出在目前的遊擊狀況下，前委與軍委無需採取兩重組織制。周恩來囑咐陳毅，回去後要把毛澤東請回來，繼續主持前委工作，召開一次黨的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並說最好能有一個文件決議，使大家會後有章可循，按規定辦事。10月22日，陳毅攜中共中央“九月來信”回到東江鬆源的紅四軍前委機關，與朱德見面。朱德表示堅決服從中央指示、完全同意毛澤東回到前委主持工作。10月23日，陳毅派專人把中央的“九月來信”送給毛澤東，並附自己的一封信，信中促請毛澤東回前委工作，信中說“七大沒有開好，我犯了錯誤。中央認為你的領導是正確的。四軍同志盼你早日歸隊，就任前委書記。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階（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陳毅坦誠地承認了自己的魯莽和過失。另一方面和朱德等前委同志商定，開始籌備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隨後陳毅又兩次用快馬給毛澤東送信，請他回來。毛澤東連收陳毅的三封信，他理解陳毅的真誠用心，最後回信表示可以回到紅四軍前委工作。11月26日，毛澤東回到長汀，見到朱德、陳毅後，陳毅、朱德當面向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也承認自己說了一些傷害朱德、陳毅感情的話，並請朱德、陳毅多多包涵，三位領導人的手再次緊緊握在了一起。毛澤東還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說道：“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和福建省委巡視員謝同志從蛟洋到達汀州，與四軍會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經完全達到。惟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緊進行教育。”
二是勝利召開了“古田會議”。中央“九月來信”的指示以及毛澤東回到紅四軍前敵委員會重新主持工作，標誌著這場爭論已經有了基本的定論。為了進一步統一全軍黨內的思想，紅四軍急需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在長汀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會上作出決定：召開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用各種方法力量建立紅四軍的政治領導，糾正黨內各種錯誤傾向，掃除紅軍內部一些舊的封建殘餘制度。這以後，毛澤東和朱德、陳毅緊密配合，為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做充分的準備工作。他們利用作戰間隙，召開縱隊的黨代表聯席會、地方幹部座談會，找幹部戰士談話，仔細調查部隊和黨內存在的各種問題，聽取各種不同意見和反映，共同研究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和解決的辦法。
12月3日，毛澤東和朱德率領紅四軍進駐連城縣新泉，他們倆住在一起，一面領導紅四軍的整訓，一面籌劃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紅四軍新泉整訓，既是我黨建軍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次民主整軍運動，也是中國工農紅軍乃至人民軍隊第一次正規的軍政整訓。在為期十天的整訓中，毛澤東、陳毅主要負責政治整訓，朱德主要負責軍事整訓。經過整訓,大大提高了黨對軍隊的領導，使紅軍廣大官兵明確紅軍存在的意義、性質和作用，提高政治思想覺悟，加強組織紀律性，部隊的軍事技能、指揮能力、戰術水平、條例條令的法規意識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部隊面貌煥然一新，為隨後古田會議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2月28日至2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在上杭古田召開。毛澤東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大會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按照“政治觀念正確，工作積極，有鬥爭歷史”三個條件，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等11人為前委正式委員，毛澤東為前委書記。後來在延安，朱德又特意談到了這次會議在我黨建軍歷史上的重大意義，他說：關於如何建軍，當時紅四軍內部曾發生過爭論，表現在四軍第七次和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爭論點為：紅軍已經發展到一個新規模，需要有一套新辦法，就像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通過的那樣一套新辦法，才能進一步建設無產階級的新軍隊。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的決議是紅軍建設的綱領。後來大家執行了這個綱領，因而使我軍又有了更好的發展。
三是毛澤東發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田會議剛結束，毛澤東收到了林彪寫給他的《新年賀信》。信中，林彪對時局和革命前途很悲觀，對建立鞏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缺乏信心。因此，他建議毛澤東採取流動遊擊方式去擴大紅軍的政治影響。這實際上是流寇主義。而流冠主義在紅四軍爭論中就討論過，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毛澤東更是把它作為一個問題來批評過。當時，林彪產生悲觀情緒並不是偶然的。1929年4月，毛澤東、朱德收到中央“二月來信”，要求毛澤東、朱德將隊伍分散，每支數十人、數百人，最多不超過500人，還要朱、毛離開隊伍回到中央，以便“隱匿大的目標”。紅四軍前委對“二月來信”進行討論後，決定不予執行。但這封信還是在紅四軍官兵中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
看了林彪的這封來信後，毛澤東感到林彪提出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並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較長時間以來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思想。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斷對紅色區域進行“圍剿”、中國革命正處於低潮的時期，右傾悲觀情緒和思想在黨和紅軍中仍有一定的影響，說明這些同志沒有看到中國革命的希望，卻被當前的困難所嚇倒，因此，“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不答覆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為了幫助林彪轉變錯誤認識，並以此教育全軍，經過深思熟慮，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古田賴家坊的“協成店”駐地，給林彪寫了一封題名為《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長篇覆信。在信中針對林彪說：“我從前頗感覺、至今還有些感覺你對於時局的估量是比較的悲觀。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會議席上，你這個觀點最明顯。”在信中，毛澤東除對那些右傾悲觀思想做了分析批評外，更多的是深刻闡發了他的關於中國革命要“以鄉村為中心，以農村根據地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而朱毛式……方誌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是無疑義地正確的。”在信的最後，毛澤東以詩一般的語言和激情描繪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目的是要勉勵林彪及其他一些紅軍指戰員振作精神，克服悲觀心理，激起他們對於在農村創造大片紅色割據局面的熱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在信的末尾，毛澤東再次向林彪指出：“我所不贊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之對於爭取群眾促進革命高潮的任務，就必然不能如你心頭所想的完滿地達到。我這封信所要說的主要就在於這一點。”很顯然，毛澤東給林彪的這封覆信，已超越了一般私人之間通信的意義。因此，毛澤東在發送給林彪的同時，還請紅四軍政治部將覆信油印以黨內通訊的形式發至紅四軍各大隊黨支部，以便讓更多的指戰員瞭解和學習。在此之後，紅四軍官兵思想得到進一步統一，對革命前途滿懷信心，全軍對如何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如何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如何用科學的方法加強黨和軍隊的建設等認識也躍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作者簡介 劉建：朱德外孫、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解放軍某部少將、中央文獻朱德思想生平研究會顧問；管嚴：朱德戰爭年代貼身警衛之子、解放軍某部大校、中央文獻朱德思想生平研究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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