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10月，江蘇巡撫李鴻章的淮軍在洋槍隊戈登“常勝軍”的配合下，開始對蘇州城進行圍攻。因戈登對“常勝軍”治軍非常公正嚴明，且軍紀嚴肅，軍餉和獎金優厚，而戈登率領的“常勝軍”又是全一式的洋槍火炮，與太平軍相比，當屬相當之犀利，因此，蘇州城的外圍石壘、長城相繼就被戈登的“常勝軍”攻克了。
其中有一守城的太平軍將領納王郜永寬，在戈登的“常勝軍”的凌厲進攻下，慢慢地喪失了抵抗的意志，通過淮軍營官鄭國魁聯繫，11月28日，郜永寬出蘇州潛入清軍軍營，在洋澄湖密會，與程學啟等開始了投降性的談判。當時，太平軍和淮軍雙方都認為“常勝軍”的戈登最講信用，便通過他居中間做擔保，戈登也信誓旦旦地向納王親口保證其生命的絕對安全。
1863年12月4日，中午十一點，郜永寬、汪安鈞、周文嘉、伍貴文、張大洲、汪有為、範起發、汪懷武八人一同前往譚紹光的慕王府用餐，在餐後，汪安鈞從衣服裡撥出刀來，砍死慕王譚紹光，並捕殺抵抗的太平軍一千餘人。第二天將譚紹光首級送至清軍營中，打開蘇州城門放清軍入城，蘇州的太平軍守軍投降，隨後，李鴻章設下宴席，郜永寬等八名降將被殺，這就是“蘇州殺降”事件。12月6日，在蘇州城陷後，納王義子等人逃到了戈登的駐地，向他進行跪求庇護，哭訴自己的義父已是人頭落地!而有近30000名已放下武器的太平軍將士也遭到了淮軍官兵的瘋狂屠戮。
“蘇州殺降”事件引起了"常勝軍"戈登的不滿，戈登憎惡程學啟、李鴻章背信棄義，手捧郜雲官的首級痛哭，發誓與程絕交，之後，戈登負氣地回到崑山，在城郊區外面，建造了一座歸雲堂，用來祭奠被淮軍屠殺的近30000名太平軍將士，他還自己出資僱請來了道士，大擺在中國有著傳統做法的水陸道場，以實際的行動來超度太平軍死難者的亡魂。
李鴻章最初並沒有打算處決太平軍首領，只是在降將們開始提出非分並帶有威脅性的要求時，李鴻章才不得不先發制人，李鴻章坦承，在痛下殺手之前，他也曾經是“躊躇三晝夜，不能決”，他殺降純屬不得已而為之!
原來，納王郜永寬等八人獻出蘇州城之後，李鴻章便著手向朝廷起草了一份《克復蘇州折》，決定寬恕八位降將及其所屬的部下，當時並沒有要殺害投降八王之意。但在正式受降儀式開始之前，諸王卻向李鴻章提出了讓他絕對不能接受的以下兩個要求：
第一條:“堅求立二十營，佔閶、胥、盤、齊四門。” 所謂“閶、胥、盤、齊四門”，實際上就是當時的大半個蘇州城。納王要求有權統率20000人馬管轄半個城市，而只剩給東門一隅留給李鴻章。對李鴻章來說，這是絕對不可能答應的事情!
第二條:“奏保總兵、副將實職，指明何省何任。”要知道，清廷對投降將領的原則一向以來都是先撫後察，對諸王率眾歸順後，通過奮勇作戰立功，再論功請賞。可諸王在獻城後就能頂戴花翎，未免有過而不及了。
當這兩個條件無法讓李鴻章接受時，“鴻章大驚”，面對著如何答覆投降諸王的問題，李鴻章當即認為八王要立即處死，而且來不得有半點猶疑。因投降的八王向李鴻章提出這兩個不合理的要求，故將自己立即推上了一條不歸之路，使得李鴻章來一個先下手為強，並於6日中午在受降時，被安排埋伏在宴席周圍的衛兵，乘諸王沒防備之時，採取了斬首八王行動。
不久後，李鴻章在《北華捷報》上刊出文章，並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國的使團一一去函，解釋了當時蘇州殺降的前因和後果，並說殺降八王純粹是由李鴻章決定，和戈登沒有任何關係。同時向朝廷請賞，授予戈登大清軍隊最高的軍階：提督，並賜黃馬褂，戴孔雀翎。
清廷為安慰曾經“很受傷”的“常勝軍”戈登，仿照了西方的式樣，給他定製了一枚非常大的純金獎章，在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撮合之下，此場中西外交的僵局才得以化解，而戈登得到了七萬元的犒賞費，倍感到很有面子，此事平息後，戈登又 “可以放心回去，投身於他如此熱愛的軍事行動”中去，直到1885年1月26日在蘇丹喀土穆被馬赫迪軍刺死在總督府的臺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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