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眾生相（三）：洋人獻策
近代史上“常勝軍”洋槍隊的隊長，英國人查理·喬治·戈登，在普通人的認知裡，算是個反面人物。第一，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戈登是英法聯軍的一員，參與過對皇家宮苑圓明園的洗劫。第二，在太平天國時期，他率領洋槍隊與李鴻章的淮軍一道鎮壓太平軍，手上曾沾染過中國百姓的鮮血。
但是客觀地來看，戈登只是英國皇家工兵軍團的一個士兵，軍人的天職是服從，他只是一個上位者政策的執行者而已。如在鴉片戰爭中，應該為挑起戰爭負責任的，應該是那位慷慨激昂發表宣戰演說的維多利亞女王，以及那些想打開中國大門傾銷鴉片的英國政客們。
戈登本人並不贊同將普通民眾捲入戰爭之中，在平定太平天國時，他還因為不願意掠奪百姓財物補充軍餉，與李鴻章發生過爭執（至於為何戈登洗劫圓明園卻毫無愧疚感，有種說法是因為西方人認為圓明園乃大清皇室之私產，非中國人民之公產也）。將所有戰爭的罪過推在戈登一人身上，顯然是不夠公允的。
上一篇文章中我們說到，因為李鴻章的“蘇州殺降”事件，讓作為降軍擔保人的戈登大為氣憤，提起手槍跑到李鴻章的府衙裡，沒找到本人，把他的座椅打了個稀爛。但後來在各方的調解之下，戈登為顧全大局，也放下了與李鴻章的這筆私仇。
在成功平定太平天國之後，戈登也功成身退，受賜黃馬褂和總督勳章，衣錦還鄉地回英國去了。在臨行之前，戈登還專門給李鴻章寫了一封信，讓他幫忙轉交各國總理衙門，提出了對大清政府的20條建議。此信收錄於《李鴻章全集》的《譯署函稿》之中。
戈登既非政客，也非商人，而是一個軍校出身的士官。因此總體上來說，他提出來的這20條建議，就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華人皆我舊友，故將我之意見告諸中國官員……無非愛護中國之心。”而且若從幾十年後回過頭來看，戈登有數條建議可謂鞭辟入裡，大清後來吃的幾次大虧，都被戈登準確地預言到了。
戈登此20條贈言，是他根據自己多年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而總結提煉出來，涵蓋了內政、外交、軍事、經濟甚至民生（如“吳淞口外攔港沙，宜設法疏浚”）領域。由於篇幅所限，此處不一一列舉，只篩選關鍵之數條，與大家一起剖析。
贈言第二條：“凡中國與外國商議條約……應將約內各款之意寫出，暗詢各國。因各國互相忌嫉，若某國於某款內有使中國吃虧之處，別國必為揭出。”
中國自漢唐以來，都是天朝上國，萬邦來貢，在清朝各國總理衙門設立之前，實際上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外交部門。因此，即便在西方的一個士官眼中，中國的外交部門仍然是小學生的水平。這從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恭親王奕訢和英法等國簽訂條約，既賠款又割地，就可以看出來。戈登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以夷制夷”外交手段的人，而這一點李鴻章也十分虛心受教。後來李鴻章能夠多次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為大清爭利，正是師從戈登也。
贈言第六條：“中國一日以北京為建都之地，則一日不可與外國開釁，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於長驅直入，無能阻擋，此為孤注險著。”
此言若為當時之中國人所提出，必為冒天下大不韙之言。中國自古以來，遷都絕非易事。有魄力者如明朝永樂大帝朱棣，遷都北京都遇到了極大阻力，更何況是當時尚是兒童的同治皇帝加上兩位太后呢。但是，戈登所稱北京不適合作為大清都城，卻是有其道理的（當然，這僅限於大清當時的情況，如今現代化戰爭時代，情勢又遠為不同矣）。北京離入海口太近，中國陸軍完全無法發揮拱衛京師之作用。由於大清水師羸弱，若列強堅船利炮若直取天津大沽口，當立即威脅京城，此過去兩次鴉片戰爭清朝速敗之原因，亦後來甲午中日戰爭及八國聯軍侵華速敗之原因。
贈言第九條：“……中國有不能戰而好為主戰之議者，皆當斬首。”
戈登的前述建言，可以說是他根據在學校習來的軍事和政治知識所提出。但這第九條建言，卻不得不令人感慨，戈登對當時大清朝堂上的不良風氣，竟也能夠洞若觀火。晚清雖有文武百官之眾，但能夠開眼看世界之人，惟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劉坤一、李鴻章等寥寥數人而已，朝堂上那些坐井觀天、坐而論道的儒生夫子大有人在。
這些喜歡高談闊論，不知世界之變化的“清流”黨派，便是那些“不能戰而好為主戰之議者”了。尤其是後來庚子年間，就是清朝不自量力，主動向列強宣戰，才導致了八國聯軍侵華。只是這次的“不能戰而好為主戰之議者”是那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無人敢將她斬首，只好讓載漪等幾個滿清的公子哥兒，去當了那戰犯的替罪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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