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歲的“北漂族”毛澤東曾面臨什麼重要的心理問題

中國近代史蔡和森楊昌濟中國歷史中華網中華網 2017-08-27

本文摘自：人民網

原題：毛澤東為什麼沒去馬賽

26歲生日前不久，毛澤東第一次離開了他的家鄉湖南。

《三國演義》中有三位英雄，毛澤東與楊教授的另外兩個學生也以此為範自稱為“三豪傑”。這兩個同學，一個是蕭瑜，一個是蔡和森。蔡是一位具有戰鬥激情的青年，與毛澤東的母親同鄉。

楊昌濟於1918年離開長沙執教於北京大學。他在首都寫信給這“三豪傑”談如何到西方勤工儉學以拯救中國，新民學會討論了這封信，蔡和森代表長沙方面進京參加赴法籌備工作，毛澤東和另外20人於1918年秋起程赴京，起初是步行，然後坐船到武漢，接著乘火車到達北京。

1919年3月，環球中國學生會在上海送別留法學生合影。後排右一為毛澤東。

毛澤東早就想去北京。以楊昌濟為橋樑，由《新青年》雜誌作媒介，他初步介入了新文化運動。毛澤東後來同蕭三談起北京這份刊物時說：“它有兩個宗旨，其一是反對古文，其二是反對舊禮教。”［1］

毛澤東的個人處境與北京的富麗堂皇正好相反。猶如從小池塘中一躍成為大魚的任何大學生一樣，他現在感受到了再次做小魚的痛苦。沒有工作，身無分文。

起初，他在後門附近的楊教授家與看門人同住一間小屋［2］，後來與另外七個湖南青年一起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租了一間小房。八個人像沙丁魚一樣擠在炕上。毛澤東後來回憶說：“每當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3?搖］

北京的開銷比長沙大。買煤燒炕使他們拮据，每人能有件大衣都成問題。他們只好八個人合買一件大衣（湖南人從不穿大衣，就像佛羅里達人從不穿皮襖一樣），輪流著穿，以抵禦迅即席捲北京的嚴寒。

在人地生疏的地方怎樣找到工作？他去請求楊教授相助。儘管毛澤東很窮，但在湖南那些好學校裡他結識了不少人，並學會了交往。楊昌濟給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寫了封簡信，詢問能否為一個參加勤工儉學運動而處境窘迫的學生找個工作。

讀了《新青年》，毛澤東最佩服兩位作者，“他們一度成為我的楷模”，他說。這兩人中的一個便是當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李大釗教授。

毛澤東得到了一份工作，管理期刊閱覽室，月薪8塊大洋，報酬較低。但做事也不多，就是清理書架，打掃房間，登記閱覽者的姓名，對一個有師範院校畢業文憑的26歲青年來說，這不算工作。

在北京大學，毛澤東不是什麼長沙才子，而只是靠兩隻蒼白的手整理書刊的僱員。毛澤東回憶說：“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4］

或忙碌在大窗戶下邊三屜辦公桌前，或穿梭於書架之間，身著褪了色的藍長衫，穿一雙布鞋，他的大眼睛不放過任何東西。毛澤東通過他的簽名簿認識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我曾經試圖同他們談談政治和文化問題，”他傷心地回憶道，“可是，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講南方方言的圖書管理員要說些什麼。”［5］

在北大的各個場合毛澤東的地位也同樣低，只有在緘口不言時他才能去聽講座。一次，他斗膽向胡適提了一個問題（胡當時是著名的激進分子，後來成為有名的自由主義者，蔣介石的駐華盛頓大使）。胡適問提問題的是哪一個，當他得知毛澤東是沒有註冊的學生時，這位激進而灑脫的教授拒絕回答。

但是，毛澤東像水蛭一樣盯住周圍一切好的東西，他渴望涉足知識界的大門。他參加了新聞學研究會和哲學研究會，這是恰當的選擇，因為報紙和道德問題是他當時的熱情所在。

他新結識了人，其中有張國燾，這是來自韶山以東一個地主家庭的青年，儘管他們沒有成為密友。華北與華南有諸多不同，毛澤東25歲以前一直居住和生活在南方。湖南的生活方式與北京差別很大，就像佛羅里達與蒙大拿的差別一樣。除冬天嚴寒、口音相異、飲食不同等環境問題外，毛澤東還面臨更重要的心理問題。

北方是官僚傳統的沃土，同時是達官貴人的世界。在權貴眼中，滿頭大汗的苦力是不會有腦子的，他們根本不能理解一個曾在韶山種過田的人的想法。

在1918年至1919年間，毛澤東的活動範圍狹小，那個冬季他形成了對北京生活既愛又恨的矛盾心理。然而，毛澤東的心中另有一個北京，他獨立持重，為自己建立起一個小天地。

毛澤東喜歡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歷史。他漫步在公園和宮殿。在西山，在長城，他抒發思古之幽情。面對北海垂柳上的冰凌，他吟誦起唐代詩人的名句，體驗著岑參筆下那令人讚歎不已的冰雪晶瑩的意境。［6］這位來自湖南農村的青年看到了日趨沒落的中國文明的內在和諧。

這都城處在不斷的政治動盪之中，不過毛澤東似乎更沉湎於細微事物：“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值此時節，這位來自長沙的叛逆者暫時忘卻其使命，迷戀於詩詞和古老的傳統，流連於山水之間。

毛澤東決定不去法國。蔡和森和其他一些來自長沙的朋友起錨遠航了，毛澤東看出自己難於同他們一起前往。留學的一項準備是學習法語，而毛澤東不會法語。儘管出國留學可以得到資助，但每個學生還得花些路費。毛澤東早因債臺高築而無法再向有錢的熟人張口借錢。*

在少年中國學會一次討論會上發生的一件事反映了毛澤東經濟上的窘迫。毛澤東發言說：“總是坐著空談沒有用，應該付諸行動。把你的衣服給我，我來洗……大小不論，價錢一樣。三天以後你就可以交錢取貨。”沒有人反應。後來一位學生的妻子開玩笑說：“作為紳士，毛澤東不會幹洗衣服的行當。”另外一位學生認為毛澤東只不過是說說而已，就對毛澤東說：“那好吧，明天你來給我洗衣服，我要看看你會不會做。”毛澤東真的做了，當然也就得到了錢。

另外，可能還有楊開慧小姐的牽掛。毛澤東在拜訪楊教授的宅第時和在新聞學研究會上結識了楊小姐，楊是學習新聞的學生，她無意去法國的工廠做工。

從根本上說，毛澤東之所以待在國內是因為他心裡不想出國。除了所說的一切困難之外，還因為毛澤東並不真正相信在西方能找到解決他個人以至整個中國前途問題的關鍵。他的心靈已被祖國的悠久歷史、壯美山水和近來所遭受的恥辱佔據。

我們可以通過毛澤東自己謙虛而矜持的解釋來說明他不去馬賽的理由：“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瞭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7］這一決定是他已經形成的態度之結果，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以後的對外政策的傾向。

與此同期，在120英里以東的天津，一位名叫周恩來的青年作出了相反的決定，他起航遠赴歐洲。在西北的重慶，另一名叫鄧小平的青年，也以勤工儉學的身份開始了法國之旅。

中國的革命始發於圖書館。當時需要一種理論來指導對舊制度的反抗，有一種理論早已存在。當毛澤東的祖父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由卡爾·馬克思在另一圖書館―――大英圖書館裡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馬克思主義僅有隻言片語傳入中國，只是在蘇聯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才逐漸進入中國人的心靈。

馬克思主義是一回事，它主要是根據西方先進國家的實際總結出來的一種理論。列寧主義則與此不同。如果在落後的俄國能進行馬克思主義革命，如果帝國主義自身發展的邏輯會導致社會主義的產生（列寧這樣認為），那麼中國難道不應該進行同樣的革命嗎？或許馬克思的深奧難懂的論文需要更加仔細認真的研究？因此，1917年以後，一些思想敏銳的中國人在毛澤東當時工作的圖書館開始涉獵馬克思的文章和小冊子。

毛澤東不必花錢就可以讀個夠―――這對已捉襟見肘的他來說倒是實惠，在這裡他第一次讀到了馬克思和列寧的書。

然而，那年冬天的毛澤東並沒有掌握馬克思主義，在他心中佔主要地位的是無政府主義。他讀克魯泡特金多於讀馬克思，他對這位熱情的俄國人比對那位嚴謹的德國人瞭解更多。

像任何其他無政府主義者一樣，毛澤東知道他反對什麼而不大知道為何反對。同時，他還沒有掌握反對軍閥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思想武器。從個人境遇說，無政府主義對那年冬天生活無著的毛澤東也頗為合適。

1919年春，北京爆發了學生示威―――後被稱為五四運動―――這一運動把《新青年》的主旨思想推向了高潮。但是毛澤東置身於外。他這時心情抑鬱，尚未認清奮鬥的方向。當北京的學生熱心於國家存亡時，他漠然處之，獨自離開了北京，去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