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時期三次“重要對談”中提出的關於黨的建設的重要觀點，都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問題

上世紀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全民族抗日戰爭進入重要的歷史關頭：從世界戰場而言，反法西斯戰爭隨著1943年蘇聯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偉大勝利已發生歷史性轉折；就中國戰場而言，中國人民付出巨大犧牲的抗日戰爭勝利在望。

此時，毛澤東高瞻遠矚，不僅運籌如何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而且開始思考中國共產黨在勝利後如何不重蹈歷史王朝覆轍問題。他在三次“重要對談”中提出的關於黨的建設的重要觀點，都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問題。這三次“重要對談”，即：“甲申對”“窯洞對”“趕考對”。

第一次“甲申對”

毛澤東致函郭沫若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

1944年3月，中國全民族抗戰進入後期，勝利的大勢已趨明朗。郭沫若撰寫的紀念明朝和大順王朝滅亡三百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後，在延安的毛澤東讚賞郭文說，全黨同志對於我黨的幾次驕傲引發的錯誤，要引為鑑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鑑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是年11月，毛澤東在六屆七中全會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期間再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麼缺點錯誤，希望隨時示知。毛澤東與郭沫若的這次筆談，姑且稱之為“甲申對”。

第二次“窯洞對”

毛澤東對黃炎培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1945年7月初，黨的七大剛剛閉幕，國民參政員黃炎培等6位先生訪問延安。他們走訪了延安新市場和光華農場，會見了丁玲、陳毅、范文瀾等朋友，考察了延安的經濟發展、民主政治建設、社會治理和軍民關係等方面的情況，感受到了延安由最初2000人發展到5萬人的巨大變化。

在5天考察期間，中共領導與黃炎培一行舉行了3次會談。毛澤東問黃炎培，對延安的感想如何？

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圖瞭解到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稍作思考後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次著名對談，史稱“窯洞對”。

民建主要創始人黃炎培(左)與毛澤東暢談“歷史週期率”

第三次“趕考對”

毛澤東對周恩來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怎樣才能防治腐敗？

毛澤東的上述兩次對談實際上給出了答案。一條是兢兢業業、永不驕傲；一條是民主新路、民督政府。這兩條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教育自律和制度他律兩個方面。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這兩個思想的發展就是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所強調的“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這“兩個務必”，可視為兩次對談內容的提升。在黨中央由西柏坡到北京城時，毛澤東說：今天是進京“趕考”嘛。周恩來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這段對話，被人們譽為“趕考對”。

三次“重要對談”揭示了中國共產黨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和魚水關係以及防治腐敗的根本之道

無論是與郭沫若的“甲申對”還是與黃炎培的“窯洞對”， 兩次對談實際上是一個主題，即如何防治腐敗，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純潔性。為什麼李自成農民軍亡得這樣快？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腐敗。他的大多數將領貪圖享樂，奢靡成風，無心打仗。吳三桂帶著清軍進關，當年威風凜凜的闖王大軍潰不成軍。“窯洞對”將這樣“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現象，上升為“週期率”。黃炎培將問題提得尖銳，毛澤東回答得非常正確。

腐敗亡國，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規律。凡被造反推翻的，無不是腐敗使民心喪失殆盡。在中國和外國，概莫能外。當今世界政黨政治，腐敗仍然是一個相當普遍的“頑症”，甚至是“癌症”。許多政黨由盛而衰，腐敗是致命之根。共產黨會不會重蹈覆轍，成為李自成呢？“甲申對”和“窯洞對”時，毛澤東思考了這個問題。“窯洞對”後，毛澤東和黨中央仍在思考這個問題。

1948年12月，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雖還在進行，但中國革命勝利的形勢已經確定。劉少奇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講話說：現在革命形勢發展太快，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現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歷史上從來有這個問題，得了天下要守住，不容易。

“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鬥，得天下後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他們這種擔心有點理由。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一個村長，一個縣委書記，可以稱王稱霸。勝利後，一定會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們黨注意到這一方面，加強思想教育，提高紀律性，就會好一些。”他還指出：“我們打倒蔣介石、打倒國民黨後，要領導全國人民組織國家，如果搞得不好，別人也能推翻我們的。”劉少奇講的這個問題也很尖銳。

新中國成立在即，毛澤東和黨中央著手實施民主新路，這就是召開人民政協，制定《共同綱領》，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既要工業化、也要民主化的新民主主義社會。

以上“三對”雖然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但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堅持了“三對”思想。為了使國家經濟社會的建設健康發展，作為領導國家核心力量的中國共產黨也同時從嚴治黨，開展整黨整風運動，貫徹七屆二中全會的“兩個務必”精神。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的歷史證明，“兩個務必”是我們黨立黨建國之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長治久安之根，是中華民族奮發崛起和偉大復興之要。就十八大講的我們黨面臨的“四大危險”來說，走民主新路，堅持“兩個務必”，是中國共產黨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和魚水關係、防治腐敗的根本之道，也是我們黨深入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兩學一做”等各種教育活動之魂。

（作者石仲泉，為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來源：北京日報·理論週刊

編輯：RB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