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明星 任學鋒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燦若群星的將帥行列中，幾乎每一位將帥都有著傳奇的經歷：或是運籌帷幄、橫刀立馬；或是斬關奪隘、取道突圍……
其中，唯有譚政大將與眾不同，這位由小學教員參加革命的“教書先生”，從參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以自己獨特的戰鬥風格——敏銳的政治思維和特殊的戰鬥方式——運用手中的筆，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書寫了一幕幕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革命史詩，從而成為獨具風格的一代名將。
從教書先生到毛澤東的祕書
1906年6月14日，譚政出生在湖南湘鄉縣東臺山下的楠竹山村裡。
1912年，譚政6歲的時候，家人將他送入位於湘鄉七星橋譚氏宗族私塾（後改為七星橋初級小學）接受啟蒙教育。在私塾（小學）裡，譚政與年長3歲的同窗陳賡相識、相知，兩人常在一起玩耍，少年時代便結下了深厚友誼。七星橋初級小學畢業後，陳賡考入湘鄉縣東山學堂。譚政下決心也要到東山學堂去學習，經過與父親的一番爭執，譚政終於來到了這所聞名三湘的學堂。
東山學堂是一個藏龍臥虎之地，從清朝末年書院改革為學堂以來，這所名校培養出了許多愛國志士和風雲人物，毛澤東、毛澤覃兄弟都是從這裡畢業後走上革命道路的。譚政對毛澤東一直都很景仰，希望有一天能與他相識、相交，沒想到他後來不僅與毛澤東相識，還成為他的第一任祕書，並深受毛澤東的器重。
1924年夏，譚政從東山學堂畢業以後，回到家鄉，在村裡當了一名小學教師。不久，他與陳賡妹妹陳秋葵喜結連理，那年譚政18歲，陳秋葵15歲。不過，由於壯志未酬，他心中的苦惱與鬱悶可想而知，但他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志向，天天讀報瞭解時事動態。今後的路怎麼走呢？是吃祖輩的老本，還是自闖天下？小兩口經過周密考慮，最後決定：譚政走哥哥陳賡的路，報考黃埔軍校。
1927年3月，駐紮在武漢的國民革命軍第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特務營營長陳賡特派專人接譚政去從軍。從軍後，“譚政”一名正式使用，開始了他談軍論政的一生。由於文化程度較高，他就先在陳賡的特務營第2連任上士文書，由一個“教書先生”一下子轉變成了一名身著戎裝的革命軍戰士。下到連隊以後，他開始學習持槍、瞄準這些基本軍事技能。從他踏入軍營的那一刻起，他的命運就在不知不覺中與中國革命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了。
1927年4月，華夏大地頃刻烏雲翻滾，蔣介石叛變了革命，共產黨人慘遭屠殺，陳賡也被撤去營長之職，只因他曾救過蔣介石的命才倖免於難。期間，譚政相繼擔任過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9連文書、書記等職，處境同樣不妙。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譚政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儘量少和家中通信，他不想讓妻子及家人知道自己和陳賡的艱難處境。
◆1937年9月，參加秋收起義的部分同志在延安的合影。前排左起：賴傳珠、張宗遜、孫開楚、賴毅、譚冠三；後排左起：楊立三、陳伯鈞、毛澤東、龍開富、周昆、譚希林、羅榮桓、譚政、劉型、楊梅生、胡友才，以及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賀子珍。
1927年8月，陳賡隨周恩來參加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南下廣州失敗後赴蘇聯學習。同年9月，譚政隨警衛團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參與開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從此，姻兄弟倆天南地北，雲各一方。秋收起義後，譚政親歷了毛澤東在江西永新進行的三灣改編，隨部隊開赴井岡山。10月，在毛澤東一手創辦的軍官連學習期間，經連隊黨代表宛希先介紹，譚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後相繼任第1 團政治部宣傳員、宣傳隊分隊長。
在回顧個人歷史的時候，譚政曾說過：“我很幸運，一開始就得到毛澤東思想的哺育，更難得的是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親自哺育。”1928年2月，“筆桿子過硬”的譚政被中共前敵委員會（前委）書記毛澤東看中，調任前委祕書。譚政對聲名傳遍三湘大地的毛澤東早有仰慕之情，聽說要到毛澤東身邊工作歡欣雀躍。見到毛澤東，譚政心中熱乎乎的，急忙問道：“我來前委報到，前委在哪兒？”
毛澤東一聽，忍不住笑道：“前委就在這兒啊!”
“就在這兒？”譚政一下明白不過來，“其他同志呢？”毛澤東指指自己和譚政：“都在這兒啦，一個書記，一個祕書，都到齊嘍!”
“原來是這樣！”譚政立即明白，“前委就是毛澤東一個人。前委祕書，確切地說，也就是毛澤東的祕書。”
“你來這裡工作，可要辛苦的。”毛澤東指著裡屋案几上厚厚一疊文稿，“這不，剛剛為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個決議，還沒有抄寫呢。你來了，就先把這件事辦一下吧!”
當時，毛澤東主要忙於給中共中央寫報告，也就是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的《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他常常是一面指揮紅軍打仗，一面抓緊時間揮筆疾書。毛澤東每寫好一部分，譚政便用工整的字體謄抄清楚。毛澤東在寫作時，有時會突然停下筆來，走到外屋坐在床板上，與譚政研究討論一番，他們暢所欲言，非常融洽。譚政有什麼弄不懂的問題，也常請教毛澤東。他們交談的內容非常廣泛，關於革命的形勢和前途，關於紅軍的政治工作，關於對紅軍成分的認識，關於紅軍官兵的政治教育，關於對俘虜兵的改造和使用，關於紅軍的作風和紀律，關於紅軍中黨的建設……對上述問題，毛澤東有獨到而又深刻的見解，譚政耳濡目染，學到了許多書本上難以學到的知識。
1928年5月下旬，毛澤東給中共中央的報告終於完稿。譚政將報告複寫了兩套交給毛澤東。毛澤東邊看，邊誇讚道：“抄得好啊，想得也很周到 。兩套文件，一套由湖南省委轉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轉中央。”
揮戈運筆，政工將軍風範初顯
1928年4月，朱德率領南昌起義軍餘部到達井岡山，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師，成立了工農革命軍（後稱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譚政擔任紅4軍31團黨委祕書。期間，譚政在繼續“祕密地書寫”（毛澤東語，意為祕書工作）的同時，負責從政治上訓練紅軍官兵，開始了他軍隊政治工作生涯。
1929年10月，紅4軍3縱隊參加攻打廣東梅縣戰鬥，縱隊政委羅榮桓指揮部隊撤出梅縣縣城時，身負重傷。冒著槍林彈雨，時任3縱隊黨委祕書的譚政和戰友們一起將羅榮桓抬下火線，年長譚政4歲的羅榮桓感激莫名：“譚政同志，譚政兄弟，我欠你一條命不說，你還要挑起我的擔子！”譚政二話沒說，接替羅擔任3縱隊政委，完成後續戰鬥任務。在血與火的考驗中，譚、羅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後來共同成為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兩大元勳”。
◆1929年6月19日，紅四軍三打龍巖勝利後，毛澤東（左三）、陳毅（左四）、譚政（左二）、朱良才（左一）在龍巖合影。
革命的道路，從來是不平坦的。1929年上半年，正當革命形勢向前發展之時，紅4軍內部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毛澤東關於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建設的“流寇思想”和必須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領導原則的正確主張被排斥，被迫離開紅４軍前委書記領導崗位（由陳毅接任），到閩西休養並指導地方工作。這時，譚政升任紅4軍軍委祕書長兼政治部訓練部部長，他對如何從政治上訓練紅軍官兵非常憂慮。當看到自毛澤東離開紅４軍後，部隊戰鬥接連失利，部隊建設暴露出來的問題也日趨嚴重，他深感紅４軍不能沒有毛澤東。
1929年11月底，在主持黨中央工作的周恩來支持下，毛澤東重新擔任了紅4軍前委書記。這時，毛澤東離開紅４軍已經半年，急切需要了解部隊情況。令毛澤東欣賞的是，譚政早已經作好向他彙報六個方面問題的準備：部隊“流寇”思想嚴重，不注重農村根據地建設，熱衷於打大中城市，“走州過府”，還有一些幹部產生了享樂思想，走到哪裡就吃到哪裡；黨的領導有所削弱，有些領導幹部不願接受黨的領導，提倡極端民主化，自由主義氾濫；單純軍事觀點上升，主張司令部對外，鼓吹什麼“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排斥政治工作幹部；軍閥主義思想抬頭，幹部隨便懲處、體罰士兵，老兵欺侮新兵，有的單位公開槍斃逃兵；鼓吹絕對平均主義，反對官長騎馬，勤務不願多做一點；部隊作風紀律渙散，不講政策，損壞群眾東西不賠，虐待俘虜，搜俘虜腰包，有的甚至調戲婦女……
譚政彙報結束後，毛澤東深情地握著他的手：“你的彙報很詳細也很重要，這些問題，看來要召開一次大會才好解決。在這之前，為了進一步聽一聽下面的意見，請你為我組織幾個座談會，時間、地點由你安排。”
在毛澤東主持下，紅４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著。譚政異常忙碌，他與羅榮桓深入部隊，在茅草屋，在大樹下，在祠堂或寺廟裡，接連召開了十多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每次座談會結束，又由譚政整理出書面材料交給毛澤東。
一天，毛澤東對譚政說：“調查工作我看差不多了，應該抓緊下一步。”他用手拍拍那厚厚的一摞調查材料，“請你將材料認真歸納一下，寫成文件，提交九次黨代會討論，形成大會決議案，這樣部隊以後才好學習貫徹。”
接受任務後，譚政就像一臺上滿發條的時鐘，夜以繼日地工作起來。幾天後，一份字跡工整的會議決議（草案）擺在了毛澤東臥室的案頭上。
1929年12月29日，中共紅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上杭縣古田村召開（古田會議），譚政作為正式代表出席了這次大會，並參加了《古田會議決議》草案的討論。最終，大會討論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確立了工農紅軍建軍方向和原則。在重新確立毛澤東在紅４軍領導地位及確立工農紅軍建軍方向和原則的過程中，譚政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他是毛澤東思想的支持者、捍衛者，是毛澤東政治建軍思想的支持者、執行者。
1930年8月起，為鍛鍊實際作戰能力，毛澤東相繼調派譚政擔任紅12軍（軍長伍中豪）政治部主任、紅22軍（軍長羅炳輝）政治部主任、紅1軍團第1師（師長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攻漳州，戰南雄、水口，打宜黃、樂安、南豐，率部浴血前線。在血與火的戰鬥中，他極其重視部隊政治工作的開展，重視總結戰時政治工作經驗。1934年9月25日、10月16日，在行軍打仗極為緊張的情況下，他利用戰鬥間隙寫出了《新田夜間戰鬥政治工作報告》、《高興圩以北戰鬥的政治工作報告》等文章，對紅軍早期戰時政治工作的創立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些文章現已載入《中國軍事百科全書》。
期間，譚政迎來了一件大喜事。1933年5月，一直在中央特科、鄂豫皖蘇區戰鬥的陳賡輾轉來到中央蘇區，擔任彭（湃）楊（殷）步兵學校校長。雖然譚、陳一在前線，一在後方，聚少離多，但見到彼此安全，都非常高興。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實行戰略轉移，紅1 師擔當開路先鋒。作為師政治部主任，譚政充分發揮政治工作的宣傳鼓動作用，使紅1師成為真正的“紅軍第1師”，戰鬥力威震全軍：出瀟水、戰湘江，搶渡烏江、攻佔遵義城……
1935年6月，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雙方交流乾部，紅1師撤銷編制，李聚奎到紅四方面軍工作，譚政調任紅１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長。10月，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完成長征戰略任務。這時，毛澤東又決定重建紅1師，特意點將陳賡任師長，譚政兼任師政治部主任，有意讓兩位童年摯友、革命夥伴搭檔，重溫親情、友情、鄉情。這是譚、陳兩位姻兄弟第一次正式搭檔，也是唯一一次搭檔，毛澤東稱之為“珠聯璧合”，堪稱軍史佳話。期間，譚政從陳賡處得知陳秋葵已經病逝，哀痛不已。經陳賡勸慰，譚政後和王長德女士結婚。
抗戰八年，毛澤東讚譽有加：“譚政者，談政也！”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八路軍政治部（8月25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10月16日）相繼成立。1938年2月28日，為統一對外名義，中共中央決定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以八路軍政治部名義出現，兩個機構同一套班子：主任任弼時，副主任譚政。8月，在任弼時赴蘇聯後，王稼祥繼任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政治部主任。由於任弼時任職時間不長，繼任的王稼祥身體不好，代理總政治部工作的毛澤東日理萬機，事實上譚政是軍委總政治部兼八路軍政治部的實際負責人，直到1942年冬去職。期間，他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等發出大量指導部隊政治工作的文電。僅僅1940年，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譚（政）”名義發出的政治工作指示，就有多篇後來被收入《毛澤東軍事文集》。
◆1936年在延安。左起：杜義德、傅鍾、莫文驊、羅榮桓、劉亞樓、譚政。
1942年5月13日，為保衛延安和陝甘寧邊區，鞏固我軍大後方，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成立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的決定》，將賀龍的120師、晉西北軍區、蕭勁光的八路軍留守兵團等部合併，組成了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時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譚政兼聯防軍政治部主任。這時，毛澤東向譚政“將軍”了：“我國古人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要爭取將來‘治中國、平天下’，必須先‘齊’好邊區這個‘家’！”1942年冬，毛澤東指示譚政，卸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職務，以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主任之身兼聯防軍副政委，更全面地投入到邊區部隊的整風運動中去，重點是改善軍政、軍民關係。憑著對黨的事業、對人民軍隊建設高度負責的態度，譚政敏銳地預見到，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杜絕這類問題的萌生，必須建立一套制度。1943年1月25日，在譚政的直接領導下，以留守兵團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名義聯合發佈了《關於擁護政府愛護人民的決定》，要求邊區部隊必須提高全軍擁護政府、愛護人民的認識，使黨政軍民更加團結一致。同日，留守兵團政治部還發布了《關於擁政愛民運動月的工作指令》，決定從2月5日至3月4日為邊區部隊擁政愛民運動月。從此，擁政愛民活動在陝甘寧邊區紅紅火火地開展起來。與此同時，邊區人民也積極響應，開展了“擁護軍隊，優待抗日軍隊家屬”的運動。“擁政愛民與擁軍優抗互為呼應，互為推動，消除了軍政、軍民之間的某些隔閡和誤會，進一步密切了軍政軍民關係，增進了軍政、軍民團結。”譚政首倡的“擁政愛民”和引發陝甘寧邊區政府“擁軍優抗”的成功經驗很快被推廣到敵後各抗日根據地。1943年5月8日，《解放日報》專門發表《擁軍運動和擁政愛民運動的經驗》的社論，號召各抗日根據地部隊學習和借鑑陝甘寧邊區部隊開展擁政愛民運動的做法。10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並下發全黨全軍關於《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各抗日根據地推廣這個經驗。這樣，從延安開始，由譚政倡導並取得經驗的擁政愛民運動，逐步推廣到全國各抗日根據地併成為我軍的優良傳統，對於密切人民與軍隊的聯繫，加深軍民感情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於譚政主持的政治工作堅強有力，延安大後方部隊面貌一新，軍政、軍民團結如一人，一時間全國“人心思（延）安”。對此，毛澤東是非常滿意的，他曾一語雙關地說過：“譚政者，談政也。”
1944年4月11日，時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譚政，以“留守兵團政治部”名義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了《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簡稱《譚政報告》），系統論述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性質、地位和基本方針、原則，既繼承了紅軍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又根據抗戰形勢和任務的變化，提出了改革政治工作組織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見。這個報告不但解決了軍隊政治工作的問題，而且對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改進領導方法與工作作風，也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是繼《古田會議決議》後又一重要歷史文獻。在《關於整訓軍隊的指示》中，毛澤東呼籲：“軍隊政治工作，除必須保證整訓任務的完成外，根據古田會議決議和譚政報告，作一普遍的、徹底的、有計劃的改造。”4月2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聯合發出關於學習《譚政報告》的通知，要求“八路軍、新四軍連級以上一切政治工作、軍事工作、後勤工作幹部，應一律將此文件作為整風文件與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討論，並須聯繫實際，改造自己的思想與工作。”
《譚政報告》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然而基本思想是譚政提出的。1960年底，林彪一夥為了打擊譚政，始則故意將《報告》更改篇名、抹掉譚政署名（署名“留守兵團政治部”），後則打入冷宮，不許問津。1978年8月1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重新發表了《報告》。1983年3月，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決定，將這個《報告》重新署名“譚政”，作為軍隊政治工作文件重新印發部隊進行學習。
從東北到中南而北京，“政工名宿”聲望日著
1945年8月，為維護抗戰勝利果實，譚政依依不捨地告別了從井岡山到延安一直共事達18年的毛澤東，和林彪、羅榮桓一起遠赴東北，共同負責創建和鞏固東北根據地。1946年1月，東北民主聯軍（後稱東北野戰軍）成立，林彪任司令員，羅榮桓任政委，譚政任政治部主任。
◆1945年10月11日，毛澤東參加重慶談判後返回延安。左起：李克農、毛澤東、譚政、黃火青、甘泗淇。
1947年夏季，東北我軍攻勢作戰勝利後，土改後的翻身農民踴躍參軍，大批由俘虜轉變過來的解放戰士充實到部隊中來，部隊成分發生了很大變化，幻想和平、厭倦艱苦戰鬥生活的思想有所抬頭。如何解決？這是譚政始終關心的問題。經遼東軍區政委陳雲反映，譚政得知遼東第三縱隊有些連隊“訴苦運動”搞得不錯，部隊戰鬥力大大提高。“訴苦運動”這個新名詞、新形式，引起譚政的濃厚興趣。經請示羅榮桓，譚政親自帶領工作組到遼東第三縱隊7旅20團蹲點。期間，他深入連隊，總結他們開展訴苦運動的經驗，爾後在第三縱隊全面推開。一段時間後，譚政把調查和總結的第三縱隊開展“訴苦運動”的經驗，詳細地向羅榮桓作彙報，羅政委聽後激動地說：“這在部隊政治教育上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創造，解決了當前部隊政治教育的主要內容和方法問題，是部隊政治教育的方向。”他指示譚政，起草關於在部隊普遍開展“訴苦運動”的訓令，下發到各部隊。同時，把第三縱隊的經驗寫成報道，配發《部隊教育的方向》社論，在《東北日報》上同時發表。這樣一來，以“訴苦”教育為中心內容的整軍運動，在東北我軍各部隊中普遍地開展起來。同年9月12日，在毛澤東將這個經驗報告批轉全軍後，全軍很快掀起了“新式整軍運動”高潮。1948年3月，毛澤東在《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一文中，高度評價了由遼東第三縱隊經驗推廣開來的“新式整軍運動”，“新式整軍運動”的出爐，使譚政成為我軍的“政工名宿”。
1949年2月1日，根據中央軍委關於統一全軍編制和部隊番號的命令，東北野戰軍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政委羅榮桓，譚政任政治部主任（後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飲馬長江、進軍中南的艱苦鬥爭中，在運籌政治工作大計的同時，譚政參與指揮了第四野戰軍進行渡江戰役、衡寶戰役、廣西戰役、海南島戰役，見證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落幕。
◆1961年5月4日，譚政陪同羅榮桓接見總政治部機關全體共青團員。
1954年10月，譚政由中南軍區暨第四野戰軍副政委兼幹部管理部部長任上，調任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又成為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的第一副手。1955年9月，由於在十年內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立下的豐功偉績，譚政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軍銜，是十大將中唯一的政治工作將領。1956年12月，譚政接替羅榮桓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並任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常委，達到了他軍政生涯的頂峰。
直而見忌，儒將遭野心家迫害，烏雲不能永遠蔽日，將軍終得平反
也許是中國文化中有儒家的傳統，所以中國歷史上的名將不乏“儒將”。作為“儒將”的代表，譚政大將則更是有名的“夫子”。人們稱他為夫子，不是傳統的那種滿嘴“之乎者也”、行為迂腐的夫子，而是讚譽他為人做事很有學者風度，很有知識分子的剛直，這種剛直使將軍的後半生飽經風霜，這主要表現在他和林彪集團的鬥爭中。
1959年夏，廬山會議和其後的軍委擴大會議，錯誤地批判了彭德懷、黃克誠等人，由和譚政共事多年的林彪繼任國防部長，但譚政沒有隨波逐流，刻意和林彪保持一致。1960年1月，中央軍委在廣州召開高幹會議，譚政在發言時著重彙報部隊文化教育的情況和經驗，沒有“應景”地去批判彭黃的所謂“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在部署部隊“反對彭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鬥爭”時，他起草一個總政通知，指明鬥爭的主要對象應是破壞社會主義的敵對分子，對其他人都重在教育。這種“不識時務”的態度，遭到和他共事多年的林彪的忌恨，指責譚政同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錯誤路線“和平共處”，在政治工作方向上發生“嚴重偏差”。
◆1955年2月，譚政同夫人及孩子合影。
1960年春，當業務部門向他彙報，擬不同意一篇以肉麻言詞吹捧林彪個人的《東北戰場上的林彪同志》一文在軍隊刊物上發表時，他深以為然，文章當年就沒有刊登出來。林彪聞之，怒火又起。當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主義割裂開來，大喊“主要的是學習毛主席著作”，妄圖廢止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時，譚政大聲疾呼：“理論還是要系統地學”，並倡導制定了軍隊院校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共黨史三門課大綱。無疑，譚政此舉，使林彪對他是怨恨彌深。
1960年10月，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譚政終遭林彪的陷害，給他強加了“反對毛澤東思想”“抵制新軍委和林總”“對林總的指示‘雷打不動’”“在總政結成反黨宗派集團，貫徹執行彭黃路線”等莫須有的罪名，批評譚政對“毛澤東思想紅旗”不是“舉著”而是“扛著”。會上，最終通過了《關於譚政同志錯誤的決議》。
好心的朋友勸譚政說，“你和林總總算是多年的上下級關係，你的一些話林總有意見，你去認個錯不就得了？”當時，他茫然地點點頭，結果當然沒有去。
1961年1月，譚政被撤銷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委員、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和總政治部主任職務，改任總政副主任（羅榮桓復任主任）。同年3月16日，他的革命引路人陳賡大將病逝，噩耗傳來，譚政痛哭失聲，但痛哭過後是政治上的更加成熟。1963年12月16日，政工元帥羅榮桓逝世，譚政又少了一個可以共話的老戰友，痛苦不堪。1965年11月，林彪餘恨未消，又將譚政調離軍隊，“發配”到福建省當副省長。椅子還沒有坐熱，“文革”的風暴就來了。他先是被福州軍區衛生學校的“造反派”抓走，後來被揪回北京作彭德懷的“陪鬥者”，接受三軍造反派的批鬥，最後被關進了監獄，這一關就是8年……
烏雲不能永遠蔽日，1975年8月，在葉劍英、鄧小平過問下，譚政又穿上了他無比喜愛的綠軍裝，出任中共中央軍委顧問。
1979年3月，譚政一生忠於革命、忠於黨的磊落行徑，最終換來了對自己的最終平反。1986年6月，在譚政80壽辰時，徐向前元帥代表中央軍委致賀信：“您對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建樹，您對革命的功績，是永不磨滅的。”1988年7月，譚政因赫赫戰功，又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1988年11月6日，譚政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1989年11月，中央軍委專門下文，正式確立譚政為我軍建軍史上的33位（後增補為36位）軍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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