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原名叫何志球，1925年五卅運動時是當時同濟大學共青團的負責人、上海學聯委員。他晚年一直住在我家，多次跟我談起當年帶領同濟大學的同學到南京路示威遊行，經歷了五卅慘案全過程的故事。
五卅時，同濟大學只有兩名共青團員，還是編在復旦大學的團支部內。同濟大學的學生從吳淞鎮到南京路遊行、宣傳，組成4箇中隊，16個小隊700多人，各有隊長指揮，聯絡員溝通消息，還組織了糾察隊維持秩序。
組織學生為工人講課
外公何志球1904年生於湖南省桃源縣，1919年在京師第四中學參加“五四運動”，被警察拘捕，與眾多的革命青年一樣，堅決與反動當局作鬥爭，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1922年中學畢業的外公考進上海的同濟醫工大學醫科預備班，被推選為班長，常常為維護同學的利益向校方提意見，校方很惱火，警告要開除他的學籍。他反覆地思考，學生不組織團結起來，靠個人單槍匹馬是無法爭取到民主和改革的。
外公是通過在復旦大學的高小同學楊幼炯接觸到《嚮導》、《中國青年》等進步書籍，也認識了上海大學的何秉彝等進步青年同學，1924年春，經楊幼炯、何秉彝的介紹，何志球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SY)”，成為同濟大學第一名團員，編在復旦大學的團支部。從此，何志球每週六都到復旦大學參加團組織生活，又結識了中共上海區負責青年工作的惲代英等同志，後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CY)”，何志球就發展同濟大學機械班同學尹景伊加入了“共青團”，也編在復旦大學的團支部。到五卅時，同濟大學只有兩名團員，沒有共產黨員和組織。
五卅運動之前，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有兩個重要的革命據點：即上海大學和滬西工友俱樂部。共產黨就是通過這兩個據點來領導學生和工人運動。顯然中國共產黨是非常重視工人運動的，有很多著名的共產黨人，包括上海大學中的教師和學生都去滬西工人俱樂部做工人工作，如李立三、劉少奇，上海大學的劉華等，工人階級成為五卅運動的中堅力量。但是學生運動是誰在做呢？從我外公的回憶手稿中，經常提到惲代英和何秉彝同志。
當時很多學校的學生運動是國民黨的黨部組織的，就容易受到國民黨一些頭面人物的影響，好在上海學聯始終跟總工會站在一邊，採取統一的態度和策略，才能領導學生運動繼續下去。
何志球和尹景伊按照團組織的指示，加緊發動群眾，促進同學們革命化。他們多次邀請惲代英來學校講演，還在吳淞鎮開辦了工人夜校，鄧中夏出席了開學典禮，同濟大學的同學輪流為紗廠工人、鐵路工人、黃包車伕講課、補習文化，為共產黨以後在吳淞鎮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親歷“五卅慘案”
1925年5月15日，上海發生了日資內外棉七廠日本資本家開槍打死工人領袖顧正紅，並打傷數十名工人的流血事件；5月28日，在青島又發生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軍閥鎮壓中國工人罷工的“青島慘案”。屠殺事件接連發生，激起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恨。中共中央發出32號通告，號召各地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各社會團體一致援助上海內外棉工人的罷工鬥爭。5月28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召開會議，作出了《擴大反帝運動和組織“五卅”大示威》的決議，決定5月30日在上海租界舉行示威，掀起反帝運動的新高潮。
5月29日，何秉彝與上海學聯代表梅電龍來到同濟大學，向何志球和尹景伊傳達了上級組織的精神。何志球馬上召集國民黨區分部和學生會的骨幹開會商討，立即決定：當晚7時，召開全校學生緊急大會。各委員分頭到食堂、宿舍通知同學們，要大家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人人準時來開會。當天晚上，同濟大學禮堂內外擠滿了學生，由梅電龍同志報告顧正紅慘遭日本資本家槍殺以來國內外的政治形勢，動員大家堅決地投入到反帝鬥爭中去，要求同濟大學的同學們同全市學生一道行動，第二天到租界南京路去示威、宣傳、募捐，支援罷工工人。梅電龍慷慨激昂的報告，使全體學生義憤填膺，高呼口號，爭相上臺演說，反帝情緒高漲。會議決定：1.明日全體同學參加上海反帝示威大遊行；2.募捐支援罷工的工人；3.全校組織4箇中隊，16個小隊，並推選陳寶驄、吳羹梅、尹景伊和袁文彬負責領隊；4.組織學生糾察隊維持秩序。何志球則負責與市學聯的聯繫。
5月30日上午7時，同濟大學700多學生群情激奮，整隊到吳淞鎮乘火車到市區。為了避免租界巡捕的注意和破壞，他們分批乘車，一支隊伍在天通蠾車站下車，經北四川路到南京路，另一支隊伍在上海北站下車，經浙江路向南京路進發，他們沿途散發傳單，張貼標語，進行演講，高呼口號。當遊行隊伍聽聞有不少學生被巡捕抓走，在老閘巡捕房內關押了一百多人的消息，就紛紛向南京路雲南路口靠攏，聚於老閘捕房前，高呼口號，要求釋放被捕的學生。何志球忙於組織指揮同濟各支遊行隊伍，這時也被巡捕抓進了老閘捕房，與十多個學生關在審訊室裡，大家都沒有膽怯，他們拍桌椅、打門窗、跟巡捕講道理。下午3時許，在外面遊行示威學生的壓力下，巡捕把關在辦公室的人釋放。何志球他們走出巡捕房，立刻回到自己的隊伍中，準備撤退時，發現捕房裡面還關押有工人和學生，大家憤怒地又湧向巡捕房，高呼口號，群情激奮，要求立即釋放所有的工人、學生。
這時，三十名巡捕呈半圓形守在老閘捕房門口，每個人平端著槍指向遊行的群眾，3時45分左右，英國捕頭愛活生下令開槍，旁邊的80號印度巡捕首先射擊，英、印巡捕一起朝人群開槍，遊行隊伍秩序大亂。何志球本來站在隊伍前列，槍聲響起時，人潮湧動，他被一輛黃包車絆倒，子彈射向他身後的尹景伊。何志球爬起來跳進巡捕房東側的水果店中，回頭望馬路上，發現十多人倒在血泊中，其中有認識的同濟大學尹景伊、上海大學何秉彝等。
槍聲停止後，何志球立即穿過南京路，從雲南路飛奔到位於南市亞東醫學校的上海學聯，找到惲代英和其他同志，報告了南京路的傷亡情況，請示下一步行動。惲代英指示何志球，迅速收攏遊行的同學回學校，明日繼續來滬遊行示威。何志球又回到南京路，找到吳羹梅、陳寶驄等帶隊的同學，要他們率同學們回校，他自己則留在上海學聯與黨、團組織聯繫。
堅持鬥爭，發動“三罷”
5月30日晚上，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發動全市“三罷”（罷工、罷市、罷課）鬥爭，把反帝愛國運動擴展到全國去。偉大的五卅反帝運動，從此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同濟大學的尹景伊於5月30日晚在山東路的仁濟醫院去世。何志球參加完上海學聯的緊急會議後，就在醫院開展善後工作。他抱著尹景伊的遺體入棺時，想到這個朝夕相處的戰友，生前熱心幫助同學，對人和藹可親，無論在課堂還是實習工廠都是勤勤懇懇一絲不苟，對不平之事，總是挺身而出見義勇為，現在被帝國主義槍殺，就忍不住悲痛欲絕，嚎啕大哭。
5月31日，上海租界各主要馬路上，工人、學生繼續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和演講，租界增添了武裝巡捕和外國水兵，各主要路段為阻止遊行隊伍，巡捕用消防水槍向群眾噴射。上午11時，上海學聯派何志球等3人到北洋政府駐滬交涉署要求政府立即向外國駐滬領事團交涉，嚴正提出懲辦凶手、賠償損失、收回會審公堂、取消領事裁判權等十項條件。交涉署官員出來說：“今日系禮拜，滬上外人機關，大都停止辦公，無從交涉，且諸君口頭上之報告及要求，交署不能根據引為交涉。”要求群眾回廠回校，靜候解決。
6月1日，上海實現了“三罷”：二十萬工人罷工，近兩萬家商鋪罷市，五萬多學生罷課，公共租界半數華捕罷崗。中共中央決定由上海總工會聯合全國學聯、上海學聯、上海商總聯，由4個團體分別推出6名代表，組織成立“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梅電龍、何志球等6人作為上海學聯的代表，參加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他們主要的工作是擬定條件向帝國主義交涉，組織群眾集會、遊行、募捐，當時在上海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中共關於五卅運動的方針、政策以及實施步驟，主要是通過他們貫徹到群眾中去的，瞿秋白曾說：“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在頭兩個月差不多成了地方政府。”
協助拍攝“五卅”紀錄片
外公何志球跟我講過由他聯繫協調拍攝五卅紀錄片的故事。由華僑主辦的上海友聯影片公司，幾個年輕攝影師，不顧危險，攜帶攝影機，開著插著英國國旗的小汽車，來往於租界馬路，拍攝群眾遊行、講演、發傳單的鏡頭，對學生與巡捕搶水龍頭的混戰以及學生被打被抓的情況，進行如實的記錄。上海學聯指派何志球跟他們聯繫，協調有關拍攝事項。何志球協助他們拍攝烈士慘死的遺容，對同濟大學學生為烈士尹景伊出殯，經法租界大馬路到徐家彙路抬棺遊行，進行全程攝影。他們還拍攝英軍在黃浦灘登陸鎮壓示威、租界武裝商團作惡幫凶、上海大學被封、各學校罷課、商店罷市以及群眾集會許多鏡頭，共剪輯成三本，片名定為《五卅滬潮》，租界禁映，就在華界放映。友聯公司曾贈送一個拷貝給上海工商學聯聯合會，由何志球取回，於6月27日在老西門方浜橋的“共和影戲院”放映，把全部收入接濟罷工工人。
五卅反帝風暴從5月中旬興起，歷經6月間的高潮期，然後逐漸低落。帝國主義勾結中國軍閥對五卅運動進行圍剿，北洋軍閥政府強令各學校提前放假，學生離校，瓦解了學生的組織和團結。
離開校園，投身革命
外公何志球回到學校，發現已被學校反動當局藉故開除了，不能繼續求學的他，被共青團上海區委安排在吳淞鎮平民學校做工人運動工作兼與同濟大學的革命青年聯絡。他開始在吳淞鎮的紗廠工人中發展團員，1925年11月底，共青團吳淞特別支部建立，何志球任書記。1926年1月，共青團吳淞部委建立，何志球任書記，下轄3個支部，至7月，共青團吳淞部委發展為6個支部。
1926年春，何志球聯絡在同濟大學的五卅學生骨幹，發動驅逐反動校長的學潮，遭到軍警鎮壓，吳羹梅、陳寶聰、袁文彬等大批進步學生遭到開除。經何志球與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聯繫，五十多名遭開除的學生南下廣州進了中山大學和黃埔軍校，後來有的成了名醫，有的參加北伐成為革命者。
何志球也不能再在吳淞鎮逗留，由共青團上海區委推薦，中共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同志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被分派到楊樹浦平涼路的工人夜校工作。1926年10月，羅亦農調何志球赴杭州工作，1927年4月11日晚被國民黨軍警拘捕，成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第一批被捕的共產黨員，在杭州陸軍監獄坐牢5年，堅貞不屈受盡折磨，1932年出獄後，到上海尋找組織未果，加上坐牢損傷了身體，在家裡的催促下，回到湖南，解放後任常德市政協委員、工商聯主席，1983年去世。
本文參考資料：1.何志球在上世紀80年代寫的回憶文稿；2.《五卅運動簡史》（任建樹、張銓著）；3.《同濟大學學生運動史》（同濟大學中共黨史教研室編著）；4.《寶山縣誌》、《寶山黨史》、《寶山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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