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能在春秋戰國的歷史發展中走向統一,並在以後兩千多年的大多數時間內保持了統一,而歐洲卻在羅馬帝國垮臺後始終處於分裂局面?,人們首先會想到地理因素。但是在秦朝統一之初中國的核心地域有限,雖然統一之後中國的版圖不斷擴大,有些朝代的地域甚至大大超過了今天中國的版圖,但古代中國版圖的增大並沒有摧毀中國的大一統局面。因此,地理條件顯然不是決定中國統一和歐洲分裂的根本性因素。而統一的真正原因有如下幾點：
兵馬俑
沒有形成民族主義和主權思想
我們知道“國際社會”、“國際法”和“主權”觀念的產生,以及民族主義的形成是近代歐洲沒有能形成大統一的兩個重大原因。“國際社會” 等觀念不但約束了歐洲各國的行事方式,而且保證了不同的國家在面對“國際規則違反者”時能團結起來(這就是為什麼在面對路易十四、拿破崙和希特勒時,歐洲都最終能達成持續的團結,直至勝利)。同樣,民族主義的產生促進了統治精英和百姓對異族統治者的反感,從而大大加強了征服的代價。在中國,法家改革的成功和法家思想在政治層面上的一家獨大使得“現實主義”成了戰國時期國際關係的唯一準則。任何類似於“國際社會”、“國際法”和“主權”等以價值為主導的國際關係觀在戰國時期都失去了市場。於是乎,不但反秦“合縱”難以持續,各國還“以鄰為壑” 試圖把秦國這一禍水引向他方。秦國因此能施行“遠交近攻”,各個擊破,把中國帶向統一。法家改革的成功還避免了一種類民族主義思想”在當時中國的形成,這也加速了中國的統一進程。
秦始皇
秦朝在始皇帝統一中國15年後就走向崩潰。但是,秦朝所建立的大一統帝國模式卻成了今後兩千多年中國社會的主流歷史形態,即使是南北朝時代的長期分裂和儒學式微也未能徹底打破這一狀態。中國的大一統局面是怎麼得以維持和發展的呢?
中華帝國共同的文化認同感
西漢時,經漢武帝的推崇,由董仲舒等多人改造而成的“官方儒學”上升為政治顯學和國家意識形態。此後兩千多年中國的政治形態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儒法國家”,即一個奉儒家學說為合法性基礎,同時採用工具主義的法家作為御民之術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國家。在這一政治體制中,皇帝被神聖化為“天子”,而“天命”的解釋權則掌握在從知識精英中選任的儒士型科層官僚手中。這一政治體制在國家政權與儒家精英之間建立了一個相互依賴的共存關係,為國家的統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礎,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準則,在社會精英層面上維持了一個同質性的文化,為社會下層群體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從政入仕的機會。我在以下的分析中想要指出的是,官方儒學的產生給予了帝國的精英統一的文化和認同感,彌補了帝國控制能力的不足,這就是大一統局面在兩千多年中能得以維持的關鍵。
孔夫子
雖然羅馬帝國的精英階層也有著同質性的文化。但是,羅馬的同質性文化是世俗性的。羅馬的世俗性文化在基督教興起後受到了挑戰。基督教的教義和禮儀極其簡單,容易在平民中傳播,生命力很強。羅馬帝國根本就沒有能力加以鎮壓和撲滅。同時,羅馬帝國也很難將基督教樹立為像儒學一樣的帝國政治學說。這是因為基督教強調“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非常有損帝國權威的樹立。同時,基督教還強調“因信稱義” (justification by faith),或者說只要相信上帝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它因此而造就了一個超越羅馬帝國的認同感,減弱了人們對帝國的情感。
凱撒
中華帝國不斷的複製粘貼
中國歷史上有著週期性的“朝代循環”。但是稍作觀察我們就可以發現,這朝代循環的背後並不具有什麼週期性規律。如果有什麼規律的話,它應的也是“一樣生，百樣死” 這樣一句俗話。中國每個朝代的倒臺原因非常不同,但是新的大一統局面形成的背後卻都有著相似的原因,那即是統治階級在上臺後馬上會發覺儒學是最為適合的統治意識形態,並且為了獲取政治穩定他們必須取得儒家知識分子的支持。
故宮
漢朝時就已形成的“儒法國家” 政治形態就這樣在新的條件下不斷被“複製”,雖然這一複製在每一朝代都會因為受到當時的結構與人事的調節而顯得不盡相同。就這樣,儒學為中華帝國提供了一個同質性的文化和認同感基礎,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古代帝國控制能力有限這一侷限。儒學的存在使得帝國這一國家形態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展出了一個難以逾越的高峰:古代中國有著強有力的國家,發達的官僚體制和精英層面上的認同感。除了當時的百姓尚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認同感外,中華帝國在很大程度上猶如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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