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何以形成？作為我國內陸唯一一條南北走向的天然大江，漢江在大一統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4期，原文標題《漢水：其流湯湯》

西周、秦漢，兩次“大一統”塑造了中國。這之間，就是《詩經》的年代。漢江，是壯闊的幕布。

記者/劉周巖 攝影/張雷

位於均縣鎮的丹江口水庫湖區，此處屬漢江中上游。平靜的水面之下，隱藏著兩千多年前一段秦、楚爭霸的歷史

盤龍城：初涉南方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

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出自《詩經·國風·周南》，詩三百中最引人遐想的幾首之一。“遊女”是誰？又為何“不可求”？她所在的漢江，也就是詩中的“漢”，又是怎樣一條河流？

對於主要產生在北方的《詩經》，湖北已是我們可以去尋訪的最南的省份，卻不可或缺，代表了兩週文明一個重要的側面。漢江沒有任何爭議地成為我們理解詩經時代湖北的河流線索。它發源於陝西，蜿蜒而過整個湖北，在武漢匯入長江共入大海。作為長江最大支流，古人將其與長江、淮河、黃河相提並論，合稱“江淮河漢”，於《詩經》中多次被描繪，更被賦予了獨特的浪漫色彩。

可漢江長達1500公里，我們該從哪裡開始，又在哪裡結束？武漢大學青銅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院教授張昌平建議，盤龍城遺址可作為一個恰當的起點。盤龍城是湖北省一處重要的商代早期遺址，約為前16世紀至前13世紀，而《詩經》收集的詩歌年代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約為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盤龍城如同一組交響樂的序曲，成為詩經時代的預備。

清澈的漢江在武漢龜山附近匯入長江，共入大海

盤龍城遺址位於武漢市北部的黃坡區，距漢江匯入長江處僅20公里，目前已是一處風景秀麗的遺址公園。園內有山坡、湖水，視野開闊。公園免費對市民開放，許多人來此野餐、散步。除考古隊駐地外，少有人工建築和道路，更有幾分自然山水的荒野之感，若沒有解說牌，一般人或許很難看出這裡的特別之處。

正是這片“荒野”，成為解開長江流域早期文明發展的一把鑰匙。實際上，園內那個不起眼的約300米乘300米的土丘，就是曾經的城邑，考古學家在其上發現了大量商人活動的痕跡，宮殿區、居民區、墓葬區和手工業作坊區等部分井然有序，它們有著重大的意義。

黃河、長江，中國兩條最重要的大河，在文明起源問題上卻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先秦歷史地理專家、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唐曉峰說，西亞的“兩河文明”（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因相距不遠，地理、氣候條件基本相同，在早期即呈現出“一體化”情形，中國的“兩河文明”（黃河、長江）則頗為不同。“中國的黃河、長江兩流域最早何時共尊一個王權，還是個尚待研究的問題，不過顯而易見的一點是，黃河、長江的統一比西亞那兩河的統一要難得多，也偉大得多。”唐曉峰說。

中國歷史中，傳說時代之後便是“三代”時期，即夏商周。學界一般認為黃河流域的夏朝不可能遠控至南方的長江，至於商朝的勢力到沒到長江，本來也是否定的人多、贊成的人少，但盤龍城遺址的發現一舉扭轉了這一局面。1954年武漢遭遇大洪水，盤龍城在修建堤壩過程中被發現，成為長江流域最早的商代遺址。帶領我們參觀的孫卓博士說，現在學界普遍認為這很可能是黃河流域的一支貴族率人到這裡定居。遺址內包括城邑宮室、奢侈墓葬、手工業遺址以及發掘出的銅器、陶器等風格均與鄭州商城都城遺址相近，可證明是中原而來。他們為何顛沛流離來此南方“荒蠻”之地？他們是否負有商王朝的某種使命？

孫卓博士介紹，這一遺址並無文字材料出土，這一時期的青銅器也還沒有銘文，所以諸多現象還只能是推測，但結合多種證據，商人很可能是為長江中下游的青銅資源而來——那時的人不存在單純只為擴展疆域的概念，一定是被某種現實的東西吸引而來，青銅是最有可能的戰略資源。整個盤龍城位於今日武漢市郊溳水北岸，在長江北岸最高點，由此北上中原或沿江到銅礦產區都很方便，很可能成了商王朝控制南方的一個軍事重鎮。黃河、長江的結合，或許就從此開始。

今日湖北位於中國的地理中心，有“九省通衢”之稱，武漢更是全國綜合性交通樞紐城市之一。但文明初期並非如此，“中國”的地理範圍是如滾雪球般逐漸生成的，商周之際長江流域還是人跡罕至的南部邊疆。正是一批批如盤龍城商人的先民，遠離熱土、逐水而居，才將中原文明向南推進。

武漢盤龍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園內那個約300米×300米的土丘就是曾經的商人城邑

《詩》與漢江

從武漢龜山上俯瞰漢江與長江交匯處，碧波的漢江與昏黃的長江之間“涇渭分明”，使人想起白居易原本形容晚霞與湖面相對照的詩句：“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

在中國的江河體系裡，漢江是一個相對獨特的存在，作為我國內陸唯一一條南北走向的天然大江，漢江堪稱古代中國航運價值最高的河流之一。水運時代，中國歷史上的南北交流主要通過兩橫兩縱的水運交通網絡實現。兩橫是長江與黃河，兩縱即漢江和大運河。從西漢到清代，先後有五次藉助漢江使黃河、長江打通的工程嘗試，雖然因為秦嶺的阻隔，始終沒有成功，但頭枕秦巴山地，懷抱漢中、漢江平原的漢江，已經為南北文明的溝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無數的貿易、戰爭藉此發生。

“中國”何以形成？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零的著名論斷中，關鍵是“兩次大一統”：第一次是西周封建，夏商周三分歸一統；第二次是春秋戰國紛爭之後的秦漢大一統。而在周人的地理統一過程中，漢江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鄭威向我們介紹，漢江在兩週時期的重要意義在於，它的中上游地區和隨棗走廊共同成為周朝分封的諸侯國的主要區域。“在兩週時期，這一地區以丘陵崗地為主，水源也比較豐富，與今天的江漢平原腹地相比，乾旱、洪澇等自然災害較少，氣候相對溫和，適宜早期居民的定居生活和農業生產。”鄭威說，周人通過分封，將宗室親戚分封到這裡，和各地的諸侯國一起，像藩籬屏障一般護衛著周天子，通過血緣紐帶實現地緣控制，進而實現了周人的家天下。所以《詩經》才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穀風之什·北山》）的說法。

從武漢向西沿漢江而上，很快來到襄陽，古時更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兵家必爭之地，和同在湖北省境內、曾為楚國都城的荊州共同構成了“西周大十字”縱線的南端：“大同—太原—長治—洛陽—南陽—襄陽—荊州”，確立了早期中國的地理框架。

地理之外，西周在文明史上另一關鍵意義在於文化性格的形成。每一時代的人均有其情感，但並非都能傳至後代並引發共鳴。三代之中，夏朝還未有文字證據發現，甚至於存在與否都仍存爭議。商朝雖有甲骨文，但記載的占卜、物候提供的更多是“信息”，考古出土的青銅器和人殉等，總使今人有隔閡之感。真正讓我們從情感上開始接近的，還是西周，忠實記錄那一時代的《詩經》功不可沒，而其中情感最真摯的一些篇章就誕生在漢水流域。

《詩經》按各地歌謠、正聲雅樂和祭祀樂歌而分為風、雅、頌，其中以十五國風最引人關注，《國風》中開首二卷《周南》《召南》又以情詩出名，集中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桃之夭夭，爍爍其華”。對於這“二南”具體的產生時間和地點，2000餘年來歷代學者提出了多種假說，一種主要的看法是它們誕生於周王朝的南部，很可能就在今日的漢江平原。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的徐正英教授曾說，他在研讀《詩經》時一度最感困惑的一點是孔子對“二南”的重視。孔子說，作為一個人而不學習“二南”，就會像面對牆壁而立，寸步難行（“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二南”最為原始，感情最為奔放，按理說應被想要恢復禮樂的孔子捨棄，卻最被他重視，這是何故呢？

1954年盤龍城遺址被發現前，多數人不相信商代人的勢力範圍已達長江流域

徐正英教授結合出土文獻做了研究，他認為無論采詩入樂的周公，還是編詩的孔子，都恰恰從“二南”樸素的情感中看到了與禮樂制度之間的緊密關係，因其中的情感均包含著一種剋制，這是其昇華為禮樂的基礎。“正是因為‘二南’這些基層詩歌的內容多關乎婚戀家庭的言說和書寫，才為以倫理家庭為治國之基的西周所最看重。”徐正英說。以《漢廣》為例，徐正英認為這首詩很可能寫的是貴族婚娶的詩歌，遊女指出嫁之女，“遊”當解作“行”，男主人公耐心等待所有禮數完成，所以對女主人公一時“不可求”，禮數之約正如寬闊“不可泳”的漢江。

關於“遊女”的具體解釋，歷代還有不同說法，但大家對“二南”中情緒的複雜性有著共識。例如《關雎》，男主人公的情緒是“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誰又能否認其中飽含的情緒的節制呢？一些民族性格的底色，或許就在那時，在漢江邊上，開始孕育。

穿過襄陽，沿鐵路繼續向西，廣闊的漢江江面上，景色漸次展開。“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嶼出”，這是生長在漢江邊的襄陽人孟浩然的形容。有人告訴我們，下一站十堰，我們將會看到一些非常具體的和《詩經》有直接聯繫的地方。帶著期待與疑惑，我們來到了漢江邊的十堰市房縣。

著名的湖北省武當山——東接襄陽，西靠十堰，南望神農架，北臨丹江口

房縣插曲

“60年代，農村生活貧乏，大家唱民歌打發時間，我父親就在火爐邊唱：光光柱鳩一雙鞋，在河之洲送過來，苗條是女難為你，君子好漢大不該……我也跟著學，只不過被矇在鼓裡，一直不知道是詩經，也不知唱的有許多錯。”朱其全一邊翻著歌譜，一邊向我們講述他的經歷。

今年65歲的朱其全是房縣門古寺鎮四方村人，幼時從爺爺、父親處學得民歌，自從知道他們唱的其實是《詩經》之後，便興趣大增，業餘時間義務承擔挖掘整理工作，至今已有15年。他四處尋找本地的民歌手，請他們唱和《詩經》有關的民歌，記錄詞曲，加以規範化，把那些唱“錯”的糾正過來，再教給更多人。

漢江邊的十堰，距武漢陸路已有近500公里，這座城市因武當山、丹江口水庫和東風汽車出名。房縣是十堰市下轄的一個縣，這裡因《詩經》出名——一是傳唱至今的《詩經》民歌，日常唱的最多的幾首是《關雎》《桃夭》《伐檀》，而家中有老人去世，甚至會請人來唱《蓼莪》來作為祭文：“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二是因為這裡被房縣人認為是尹吉甫的故鄉，《詩經》中有幾首在末尾處有這位西周人的署名。一位本地研究者認為，“周太師尹吉甫是西周宣王時期《詩》的總編纂者，房縣是尹吉甫故里，‘二南’交匯處，也是《詩》的重要採風地”。

陸續有幾位民歌傳承人來到文廟和朱其全匯合——這是他們日常聚會唱歌的地方，曾在房縣門古寺鎮做過書記的張興成也來了，他目前是鎮民歌協會主席，還帶來幾本他編纂的《房陵詩經民歌選》。張興成自述從1985年就開始了整理工作，也是出於興趣——那時還沒有所謂的旅遊經濟。雖然房縣近年來開始強調自己的《詩經》符號，例如2012年報請湖北省人民政府正式將榔口鄉更名為尹吉甫鎮，但《詩經》民歌傳統是確鑿存在的，並非近些年才人為創造的。不過究竟源頭在何處？本地人說是從父輩那裡一代代傳承下來的，是從“最早”就有的，有本地研究者認為，民歌是從西周時一直傳唱下來的，甚至2000多年前尹吉甫就是採集房縣民歌才形成了《詩經》。

我們又去看“物證”。

驅車前往尹吉甫鎮七星溝村的寶堂寺，這便是專為紀念尹吉甫而建的尹吉甫宗廟。開車一路向山上行去，到達寺下，翻修工程仍在繼續。寺的前殿為幾棟磚木結構建築，後殿則是開鑿於陡峭巖壁上的上下兩窟，其中有一些石碑、塑像等。這座寺及其中多處提及尹吉甫的石碑確為“古”物——最早的約在明代。同行的一位專家提醒，尹吉甫與房縣產生關係，文獻上的記載最早也只能追溯至明代，而山西平遙、河北滄州、四川瀘州等地亦有尹吉甫傳說。明代人對西周的瞭解，是否比我們更多呢？

疑惑中走下寺廟，廟下有一村民，我們與之閒談，他告訴我們，自己從小就聽說“尹天官”“文曲星”的故事，又提及，尹吉甫的墓就在旁邊不到一里處，若有興趣現在就可去看。穿過幾處花生地，就來到了這處“尹吉甫墓”——一處雜草叢生,亦無任何標誌的墓地，據同行者判斷，應該是一處明代平民墓。我們遊覽一番，謝過了這位樸實的村民便離去了。

房縣尹吉甫宗廟（寶堂寺）內的一尊塑像。傳說尹吉甫是《詩經》作者，這座紀念他的宗廟建於明代

已故著名古典詩詞專家、中華書局版《詩經譯註》的譯註者周振甫先生曾考證《詩經》編者問題，意見如下：“說《詩》是誰編的，已無法考證，只能考《詩》是哪個機關編的。”而這機關也不止一家，至少應包括不同時期的周朝樂官和魯國樂官。周先生的意思很明白，《詩》的形成，功勞不可能是某一個具體的個人。所以尹吉甫究竟是否是房縣人，固然對本地文化意義重大，但於一般人理解《詩經》，似無妨礙。

至於《詩經》民歌，民間文學專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連山亦曾來房縣調研。通過對房縣《詩經》民歌的版本和內容進行研究，他說自己不得不得出一個“無奈”的結論：“這些‘《詩經》民歌’不太可能是2000年前的民歌，而是在傳世《詩經》影響下產生的民歌。這些‘《詩經》民歌’實際上是從古籍通過鄉村知識分子倒流回民間的。”不過陳連山提醒，就此而懷疑房縣民歌的價值是不對的，房縣民歌是一份融會了口頭和文字兩種知識傳統的寶貴遺產，在全國亦十分少見。

這一點，我們也深有體會。那些探尋房縣與《詩經》、尹吉甫關係時產生的種種疑惑，在康貴春大姐為我們演唱起民歌的一瞬間立時消解了大半。聽說我們的到來，原本在摘野菜的她從山上趕回來，唱了一曲《伐檀》，這是她從小就會唱的。高亢、嘹亮的歌聲很難不打動在座的人。更打動人的，是她唱歌時那種發自內心的愉快神情。“我洗衣服的時候唱，做飯的時候唱，有時候老公嫌我吵我也還是唱。”康大姐笑著說。原本還有些拘謹的朱其全，和康大姐、尤德風大姐對唱起《關雎》時，也像換了一個人，變得舒展而自如。這些動聽的音符，相比書本的考據，似乎更讓我們能夠接近2000年前先民們的喜怒哀樂。源於生活，以歌聲表達真實的情感，這不恰是《詩》還未變成《詩經》時的本來面貌嗎？

據說在房縣，我們還可看到“在河之洲”所吟唱的那一條具體的河，甚至喝一碗“雎鳩湯”，不過我們還是提前離開了。相比於這些具體被指認的所謂《詩經》遺蹟，在追尋周人精神的路上，下一站一處“不可見”的景色更為關鍵。

景色壯麗的“生漆之鄉”湖北省竹溪縣

水庫下的古城

在十堰市博物館副館長祝恆富的帶領下，我們闖入了一座“空城”——如今已無人居住的均縣鎮關門巖村。從房縣出發，向北約100公里即可到達均縣鎮，行政上屬於由十堰市代管的縣級市丹江口。

繼續向前，忽然之間景色豁然開朗，一池壯闊的湖水映入眼簾。

這便是亞洲最大的淡水人工湖——丹江口水庫。這座超大型水庫橫跨湖北、河南二省，設立在漢江和漢江支流丹江交匯處，此處已到漢江中上游位置，也已在湖北省的西北角了。就是因為水庫的二期蓄水工程，均縣鎮才在六年前成為空城的。雖然在水位線以上，但為減少人類活動以保證這處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源地的水質，居民也一併遷走了。晴朗的天空下，湖面顯示出澄澈的藍色，四下無人，庫區如世外桃源一般安寧。

不過我們到此而來並非為賞景，這看似又一處的“荒野”隱藏著兩週後期漢江流域文明活動的祕密。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殺，西周滅亡。周平王東遷都至洛邑（今洛陽）後，歷史進入東周，周天子地位已形同虛設。東周又分為春秋和戰國兩個時期，諸侯國之間競相爭霸。至此，“西周大一統”已分崩離析。孔子有感於“禮崩樂壞”，其編《詩》，多少有想借此恢復西周盛世的理想。

考古的證據，可以向我們更生動地展現那是怎樣一個激盪的時代。祝恆富讓我們注意山坡上的一些土坑——那是一座座墓坑。上世紀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此發掘出大量墓葬，顯示戰國時期秦、楚二國曾在此處發生大規模的戰爭。祝恆富受邀前往發掘，自此十餘年都投入在了均縣鎮的考古發掘工作中。整個墓群被稱作北泰山廟墓群，範圍極廣，面積達數千萬平方米，墓葬數量多至不可估計。站在伸入水庫湖心的關門巖半島上，祝恆富如數家珍地把一個個山坡指給我們看：王家埡的一個楚人貴族家族墓地有許多異常，有些墓葬在墓坑未完工的情況下就下葬，有些墓道沒有完成，還有的在下葬前就有塌方的跡象，祝恆富的推測是“這個家族可能是為楚國盡忠盡職，與秦人激戰到了最後一刻，直到城破人亡，匆促下葬”；水牛坡的150餘座墓則十分雜亂，隨葬品貧乏、墓葬小，有按秦人風俗下葬的，也有按楚人風俗下葬的，祝恆富推測，墓地使用時應當是秦已佔領此地，於是成為楚、秦人共同的墓地。

不過激戰又為何會發生在這裡？

這裡曾有一座大型城市——楚國的前沿軍事陣地均陵。到大約公元前3世紀，周代曾經的上百個諸侯國經過兼併只剩下七個主要的國家，史稱“戰國七雄”。它們皆有統一中國之心，而具備此中實力的就包括漢江邊的楚和秦，漢江流域成為兩國爭奪的主戰場。均陵之處極具戰略價值，入是秦巴山地，出是江漢平原，越漢江則是武當山，可謂天然的要塞，楚國的糧倉與都城均靠此城保衛。北泰山廟墓葬群的出現，就佐證了均陵的恢宏規模。城雖經易手，但歷代都頗為繁盛，隋朝起稱為均州，一直到中華民國改稱均縣。

今日該城何在？祝恆富指了指平靜的水面——就在眼前，但已俱入水下。1958年，為配合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的建設，均州古城被整體淹沒，現在位於水面三四十米以下。我們腳下的關門巖半島，現在看來是佈滿水鳥的河灘，但戰國時是一座高出均陵城約40米的山岡，巍巍守衛著城市。山水間完成了驚人的轉換。

祝恆富說，他曾有一次隨漁民一起到水庫中打魚，看似平靜的水面，真正置身其中，壯闊到令人有恐懼之情。正如漢江的名字，“漢”是浩大之意，古人將宇宙也形容為“漢”，故而有“天漢”“雲漢”之說，《詩經》中“倬彼雲漢，昭回於天”（《大雅·雲漢》）“維天有漢，監亦有光”（《小雅·大東》），寫的就是天上的“漢”的壯麗。大約是東周時，這個“漢”字被用在了漢江之上。“這些美麗本來都歸於銀河，可人們就是將其降臨到這條江上。”祝恆富說。

就在我們站立的這一池湖水的地方，公元前281年，均陵城最終被攻破，以此為轉折，楚國不久後即被秦所滅。至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開啟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一統”。此時距盤龍城的商人初臨漢水，已過去了1400年。

（實習記者李秀莉亦有貢獻；感謝稅曉潔、陳驚鴻、袁正洪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