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下剪辮子令說：“滿虜竊國，易吾冠裳，強行編髮之制，悉從腥羶之俗……今者清廷已覆，民國成功，凡我同胞，允宜除舊染之汙，作新國之民，凡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淨盡，有不尊者，以違法論”
命令一下，全國立即掀起一股剪辮熱潮，但是受到了一些很多人的抵制。老北京人一時傳唱:“袁世凱瞎胡鬧，一街和尚沒有廟。”這裡說的“和尚”是指剪去髮辮，剃了光頭的人。甚至有的守舊之士，力竭聲嘶求饒發者有之，哀號痛哭謂無顏歸家者有之。
各地抵制剪辮事件時有發生。甚至在上海這樣最開化的城市，依然是“滬上光復已兩月有餘，辮子仍未除淨，而各界同胞尚有心懷猶豫，躊躇不剪者，是滿賊之醜俗猶存，民國之聲威有損”。
“除此數寸胡尾，還我大好之頭顱”，革命成功首先要剪辮易服，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1903年3月15日，《大公報》刊出朱志父的《剪辮易服說》，他力主剪辮易服，認為這和廢弓矢、立學堂一樣，都是因時制宜之舉。並希望從皇帝開始改穿西裝，把剪辮易服與尚武精神、強健體魄聯繫在一起。《大公報》按語稱之“新中國特別精神”，“喚二百餘年來不醒之沉夢，呼數百萬方里不返之國魂”。
1910年，在第一屆資政院會議上，有議員提出剪辮易服議案，遭致部分滿洲貴族的激烈反對，有貴族言："髮辮亡，中國雖不亡，大清國亡"，把辮子看成是大清的“國粹、血脈、命根子”。其實很多滿人自己都覺得背後的“豬尾巴”確實難看，滿族也有很多人忘記了辮髮本是祖先留下的民族特徵，據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在《紫禁城的黃昏》中描述，辛亥革命以後，很多滿族人為了表達對漢族“造反者”的不滿，憤然剪去了辮子，理由竟然就是辮子乃漢人髮型！
1909年，蔭昌、善耆、載澤、載濤等這些後來被稱為宗社黨成員的滿族貴族就聯名提起剪辮子議案，認為：“非剪髮易服，不足振起全國之精神！”。蔭昌、良弼等滿族貴族還身體力行，率先剪除了髮辮。
1911年的時候，由蔭昌擔任陸軍總長的清廷陸軍部更是直接下令：“決於明年（1912年）正朔（大年初一）起，各員皆剪髮穿軍服進署。”
1911年4月，大清“海圻”號軍艦奉命前往英國，參加英王喬治五世的加冕慶典，管帶程璧光召集艦上三百餘名官兵訓話，集體剪去了辮子，理由正是：“長髮汙衣藏垢，既不衛生，又有礙動作，尤以誤害海軍形象為甚”。
最後到1922年，作為滿族象徵性人物的末代皇帝溥儀也自己剪掉了辮子，表明滿族已完全拋棄了辮子這個曾經的民族標誌。
少數滿清遺老遺少們為了辮子哭天抹淚，大部分滿人都是積極剪辮。清朝皇帝都要剪辮子了，漢人偏偏哭天喊地叫著“頭可斷，辮不可剪”，甚至這樣著名的學者王國維都要拖著長長的辮子走向昆明湖，為大清殉道。一個民族的遺忘症和奴性意識到底有多可怕！
1645年，清廷多爾袞向全國頒佈剃髮易衣冠令， "今者天下一家，君猶父也，父子一體，豈容違異，自今以後，京師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後，亦限旬日，盡令剃髮，遵依者，為吾國之民，遲疑者，為逆命之寇"。“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有蓄髮者立執而剃之，不服則斬，懸其頭於剃頭挑子所縛高竿上示眾。“一個不剃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以屠刀和殺戮徹底摧毀漢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文化。
大清的高壓統治相當成功，漢人對辮子經歷了由抗拒到被迫接受，然後麻木，最後看成本民族的風俗習慣。林則徐在澳門看到洋人的裝束打扮時就鄙夷地說道："真夷俗也"。
清朝統治者為了讓漢人遺忘歷史可謂煞費苦心，下令將過去所有相關漢人文化的服飾和髮飾等書籍都一律視為禁書。清人對“發”字的使用格外小心，尤其是一些成語如“一髮千鈞”，更是極為敏感，“因為它令人產生一種聯想——以千鈞之重來形容一發，似乎是對‘薙髮’政策的不滿”。清廷修纂《明史》、《清實錄》找不出“千鈞一髮”這個詞。
三百年前，漢人視剃髮為奇恥大辱，聲稱“寧為束髮鬼，不作剃頭人！”；三百年後，漢人卻為了滿人的辮子叫著要“頭可斷，辮不可剪”。
這就是滿清統治三百年的厲害之處，思想上將漢人徹底的奴化，唯唯諾諾俯首帖耳不敢越雷池一步，久而久之讓所有人都忘記了漢族人本來的樣子，都潛意識的認為漢人就是應該留辮子的，製造強烈民族認同感，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心甘情願去捍衛它。
當時童謠《剪辮子歌》唱得好
“我同胞，梳辮子，何時起？自滿洲人，進中原，把發剃。嘆二百六十八年，做奴隸。你看那，廟宇裡，聖賢人自關，嶽武穆，一般神，問誰人剃髮梳辮子拖後身？更看那，戲臺上，作戲文，自上古起，歷漢唐，到宋明，問幾人編髮拖辮子，在背心？”
“嘆二百六十八年，做奴隸”，做奴隸時間太長了，都不知道怎麼做主人了。正如魯迅所言：“做奴隸雖然不幸，但並不可怕，因為知道掙扎，畢竟還有掙脫的希望；若是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陶醉，就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
"奴才站慣了，不想坐"，賈桂的話不知是多少人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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