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之後整個穆斯林世界的不滿潮流，藉由在阿富汗進行的對蘇“聖戰”獲得了釋放，並且在國際勢力的推波助瀾下，把“阿富巴”地區變成了錘鍊極端勢力的熔爐。“基地”組織的崛起，便是從這裡開始。
文/劉怡
2001年12月15日，與英美軍隊並肩作戰的北方聯盟士兵乘坐滿載彈藥的貨車，在本·拉登曾經的老巢托拉
拜會希克馬蒂亞爾的那個下午，我有一個尖銳的問題終究不曾有機會提出。返回北京之後，當我接到伊斯蘭黨新聞祕書的電話時，再度回想起了那個問題。我想在不久的將來，一定要把它拋給那位“穆賈希丁”。
這個問題是：“作為將奧薩馬·本·拉登帶進阿富汗的第一位領路人，您是否為此感到過後悔？”
在上世紀80年代那些風雲激盪的歲月裡，希克馬蒂亞爾和他活躍於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的游擊隊曾是各種“穆賈希丁”勢力中影響力最大的一支。正是他最早接納了本·拉登及其領導的阿拉伯抗蘇志願者，將他們帶入了普什圖人的核心權力圈，日後又間接導致了本·拉登和塔利班的聯手。在最近幾年的公開談話中，這位老去的穆賈希丁已經對他曾經的盟友表示了譴責和不屑，但他從未直白地向媒體透露過：自己對那位謗滿全球的恐怖主義大亨的個人印象究竟如何，他又是否需要對“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崛起承擔道義責任。
也有人早早獲知了本·拉登其人在阿富汗的存在，並對“基地”組織即將襲擊美國本土確信無疑，卻苦於缺乏足夠的直接信息而一籌莫展。《紐約客》專欄雜誌作家勞倫斯·賴特（Lawrence Wright）在他2006年出版的普利策獎獲獎作品《末日巨塔：“基地”組織與9·11之路》中就記錄了這樣一位捕獵者的故事。此人名叫約翰·奧尼爾（John P. O'Neill），曾任聯邦調查局（FBI）紐約辦事處分管反恐和國家安全事務的高級特工，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汲汲於追蹤“基地”組織在全球範圍內的活動。“9·11”事件發生之前20天，奧尼爾因為仕途不順被迫從FBI退休，接受了世貿中心安保主管的新工作，並最終在世貿中心南塔殉職。對於自己的死亡，他早已有了宿命般的直覺：“那些人一定會衝這裡而來，並且會比1993年的獨狼襲擊者完成得更圓滿。”
1987年1月17日，兩位阿富汗“穆賈希丁”領袖薩亞夫（左）和希克馬蒂亞爾（右）在巴基斯坦白沙瓦舉行
與奧尼爾殉職幾乎同時，他口中的“那些人”也在阿富汗霍斯特山區的“獅穴”指揮部裡，通過BBC廣播接收到了世貿中心遇襲的消息。一個月之內，全世界都通過卡塔爾半島電視臺播出的錄像熟識了整個行動的主謀。此人須長及胸、眼光深邃，以一種混合了先知和暴君氣質的癲狂口氣昭告世界：“那就是美國，它被真主在最脆弱的地方予以痛擊。”他正是十幾年前希克馬蒂亞爾帶進阿富汗的那個阿拉伯人：本·拉登。
如果說“9·11”事件之前，即使是在美國也僅有像奧尼爾這樣的專業人士才知曉“基地”組織的存在並視之為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脅的話，那麼到了17年後的今天，即使是田夫野老、蠶婦村氓也已經對Al-Qaeda這個生僻名詞耳熟能詳了。那場襲擊催生了一部好萊塢主旋律大片《世貿中心》和一部陰謀論紀錄片《華氏9·11》，決定了2007年度普利策非虛構類作品獎的歸屬（授予了賴特那本《末日巨塔》），還直接引發了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個國家的局部戰爭，從而徹底改變了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格局，影響持續至今。
但也有那麼一些事情依舊未曾改變。拉登本人的下落始終撲朔迷離，直到2011年，他才在巴基斯坦境內被美軍特種部隊定位並擊斃。死而未僵的“基地”組織依然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等諸多動盪地區頻頻出沒，其勢力一度延伸到敘利亞、馬來半島和西北非洲，並直接催生出了另一股恐怖主義勢力“伊斯蘭國”。至於拉登長期的“大管家”、原“基地”二號人物艾曼·扎瓦赫裡（Ayman al-Zawahiri），儘管被美國國務院懸賞2500萬美元加以通緝，他依然在“阿富巴”地區的某個角落逍遙法外，並且時不時發出一些“聖戰”號令，意圖捲土重來。
自1988年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地帶成立以來，“基地”組織以其肆無忌憚的恐怖襲擊手段，擴張性的、無邊界的政治目標和蝸居於山洞、相時而動的怪異生存方式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當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們高呼“冷戰結束意味著歷史終結”、幻想一種基於西方模式全球化的普遍繁榮局面時，受過良好教育、對現代科技尤其是大眾傳媒的運用瞭然於心的“基地”分子卻反其道而行。他們拒斥被視作進步象徵的現代性，轉而返回宗教激進主義的伊斯蘭經典和政教合一傳統，並汲取現代性的諸種要素作為“聖戰”工具。在“基地”組織針對平民的一系列無差別攻擊中，人們彷彿回到了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一切人在與一切人為敵。
最荒誕的是，“基地”組織的興起絕非天災作祟，而是不折不扣的人禍。當宗教激進主義勢力盤桓於阿拉伯世界幾個分散的國家中時，正是西方模式的主要代表和捍衛者美國為其製造了國際化的溫床。中央情報局（CIA）與其海外盟友或企圖禍水外引，或指望坐收漁利，為“基地”組織的壯大推波助瀾。待到這一怪胎已膨脹至不可收拾，政客們才匆匆改弦更張，以一種與襲擊者同樣邏輯的暴力予以還擊。一個恰如無頭刑天，朝著無處不在的“絕對敵人”舞刀弄槍；另一個則恰似現代夸父，向著暗不見底的深淵狂奔而去。
1966年，賽義德·庫特布在法庭上聆聽自己的死刑判決。由他開創的新型宗教激進主義學說在很大程度上改變
庫特布與反現代主義
在《末日巨塔》中，勞倫斯·賴特將當代宗教激進主義激進勢力的精神源流追溯至20世紀中葉的埃及大作家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這位博學的才子曾經流亡美國多年；帶著同一時期殖民地知識分子身上常見的對於“我是誰”的困惑，他對美國這一現代文明的樣本進行了觀察和研究。1952年七月革命後，庫特布返回祖國，納賽爾希望他出任教育部長。但庫特布從根本上反對政府的世俗化改革目標，他加入了著名的遜尼派泛伊斯蘭主義社團“穆斯林兄弟會”，為其編寫宣傳品，並參與策劃了多起顛覆現任政權、暗殺政府首腦的激進政治活動，這些活動一直得到對阿拉伯民族主義極端恐懼的沙特阿拉伯政府的資助。
如果說列寧的《怎麼辦？》為20世紀之初的俄國革命提供了最富現實意義的行動綱領，那麼庫特布1964年在納賽爾政權的監獄中寫成的《里程碑》一書就是伊斯蘭世界的《怎麼辦？》。在該書中，庫特布相當有見地地指出了他眼中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體制所依據的“經濟決定論”在基礎上的狹隘性，並斷言這一缺陷註定了西方現代性必將走向失敗的宿命。按照庫特布的看法，穆斯林為了自救以及拯救全人類，必須恢復古老的伊斯蘭律法（Sharia），建立統一的“真伊斯蘭國”。但這個國家不可能在現有的基於民族認同的國家架構中獲得實現，後者是西方現代性的遺產，已經沾染了Jahiliyyah（阿拉伯語“矇昧時代”，這是《古蘭經》中的概念，指未獲真主引導之人）的毒素，而“真伊斯蘭國”必須是政教合一、原汁原味的。
如果說到這一步為止，庫特布的思想還與“二戰”後西方知識界反思現代性的相當一部分觀點不謀而合，那麼《里程碑》接下來的部分就顯得驚世駭俗了：庫特布宣稱，真正的穆斯林並不以種族和形式上的信仰作為標準，那些為世俗國家效力之人已經被施以Takfir（阿拉伯語“放逐叛教者”，是《古蘭經》中所載的伊斯蘭刑律之一），自動歸入了Jahiliyyah的陣營，可以隨意斬殺。真正的穆斯林應當嚴格遵守最初的伊斯蘭教義，首先以中東地區的Jahiliyyah政權為目標、對“投靠無神論者”的阿拉伯社會主義陣營發動全面“聖戰”，最後在一場終極決戰中消滅整個西方文明，使現實世界與伊斯蘭教法合而為一，進入歷史的新紀元。
由於《里程碑》的煽動性和穆斯林兄弟會發起武裝暴動的圖謀，庫特布曾多次被納賽爾政權逮捕。1966年，他最終被處以絞刑，成為了同道人眼中的“殉教者”，並直接引發了埃及“聖戰者”組織的蓬勃興起。而當初在法庭上為庫特布辯護的那位律師馬赫福茲·阿扎姆，就是後來的“基地”組織二號人物艾曼·扎瓦赫裡的舅舅。不僅如此，庫特布的著作和穆斯林兄弟會的綱領還傳到了當時正在爭論“阿富汗往何處去”的喀布爾大學生群體中，希克馬蒂亞爾和馬蘇德便是在這一階段接受了類似思想的薰陶。
脫開賴特的敘述、上溯至更遠的歷史，中東世俗政權與宗教力量間的糾葛並非因1952年埃及革命而起，而是暗含於現代阿拉伯世界誕生之初。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東世界的政治版圖發生劇烈重構。為了擴大影響力、爭取對自身正當性的認同，在1948年之後，阿拉伯世界的所有政治勢力都把對以色列的戰爭視為最終出路。當以納賽爾為領袖的親蘇社會主義陣營在1967年六月戰爭中遭遇慘敗之後，爭論再度達到了高潮：在庫特布以及受他影響的宗教激進主義者看來，戰爭的失敗正是納賽爾政權投靠蘇聯、“背棄真主”的後果。他們決心按照《里程碑》中的訓誡，對阿拉伯世界的這些“Jahiliyyah政權”發動內部“聖戰”。
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埃及、約旦、黎巴嫩等國的激進“聖戰者”開始在世界各地策劃有組織的暗殺事件和武裝暴動，這些活動伴隨歷次中東戰爭的進程愈演愈烈。1981年，主動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的埃及總統薩達特遭到本國“聖戰者”的刺殺，身中數十彈而亡。31歲的扎瓦赫裡因為向暗殺者提供了武器，被判處三年徒刑。在法庭上，他被選為密謀分子的發言人，並因此結識了另一位涉案的聖戰組織領導人、雙目失明的神學教授奧馬爾·阿卜杜勒·拉赫曼（Omar Abudl Rahman）。拉赫曼是埃及聖戰組織的理論家和精神領袖，扎瓦赫裡與他結成了一種亦敵亦友的關係。日後，這兩個人將在不同程度上參與“9·11”事件的策劃。
2016年2月15日，一群阿富汗兒童在賈拉拉巴德郊外蘇軍遺棄的“坦克墓地”玩耍
禍水外流：白沙瓦“反應爐”
1978年年底伊朗革命的爆發，使穆斯林世界的激進主義運動進入了新高潮。第二年冬天，持續的動盪蔓延到了一直在資助各國“聖戰者”、企圖藉此抵消泛阿拉伯社會主義影響的沙特阿拉伯：馬赫迪教派領袖烏泰比指揮300多名狂熱分子衝進麥加禁寺，劫持大批人質，造成近千名軍警和平民被打死打傷。整個阿拉伯半島籠罩著不祥的陰影，這給負責處理此案的沙特情報機關首腦圖爾基·費薩爾親王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過，從現實角度看，20世紀70年代的“聖戰者”訴諸武力的行為依然侷限於一國範圍內。巴勒斯坦激進分子主要在約旦和黎巴嫩活動，埃及聖戰者汲汲於反對納賽爾—薩達特政權，沙特武裝分子則要和王室的開化政策作鬥爭，既無心也無力籌建《里程碑》中超越民族國家範疇的“真伊斯蘭國”。各國“聖戰”組織在宗旨和行動方式差異甚大，若無外力促進，雖可逞強於一時，卻很難形成持久的、擴張性的鏈式反應。恰恰在這個關鍵的節點上，一場改變“聖戰者”命運的戰爭在遙遠的中亞國家阿富汗爆發了。
對1979年時的世界各國政治力量而言，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意味著不同的含義：美國看到了蘇聯人轉入全球攻勢的野心，巴基斯坦感受到了脣亡齒寒的危機，沙特政府則對俄國人借阿富汗通道染指波斯灣、切斷全球石油供應的企圖擔憂不已。與此同時，分散於阿拉伯世界各國的聖戰者們則嗅到了某種過分誇大的“最終決戰”的氣息——Jahiliyyah陣營正以無神論者為先導，對阿富汗的穆斯林兄弟發起進攻，這就是《里程碑》中預言的伊斯蘭世界與異教徒的“最後決戰”。所有“聖戰者”應當立即前往阿富汗，參與這場神聖之戰。
第一個將阿拉伯“聖戰”付諸國際化的庫特布主義者是巴勒斯坦流亡分子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這是一個再典型不過的70年代聖戰組織領袖：一個熟讀《古蘭經》的穆斯林知識分子。阿扎姆出生在約旦河西岸地區，1967年六月戰爭後逃往約旦，在埃及庫特布主義者的大本營愛茲哈爾大學（奧馬爾·拉赫曼等一干埃及聖戰者都畢業於此，日後的阿富汗總統拉巴尼也曾在此學習）取得了伊斯蘭法學博士學位，隨後在約旦和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大學任教。阿扎姆在1981年曾經祕密潛入靠近阿富汗邊境的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仔細觀察了從阿富汗越境來此休整的反蘇游擊隊的人員和裝備狀況，隨即提出了在沙特的吉達港設立招募點、將來自阿拉伯世界各國的聖戰者集中送往巴基斯坦受訓參戰的計劃。
阿扎姆的設想在沙特政府、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ISI）以及美國政府內部引起了熱烈反響。卡特政府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有意將阿富汗變成“蘇聯人的越南”，他提議由沙特和美國共同出資，為阿富汗反蘇游擊隊和前往阿富汗的阿拉伯志願者提供武器和資金，在巴基斯坦對其進行補充，最後進入阿富汗境內作戰。這一提議立即得到了圖爾基親王的響應：一直以來，沙特政府對無神論者領導的蘇聯和阿拉伯半島上的激進聖戰者抱有同樣的恐懼，如果將聖戰者們遠遠地送往阿富汗，令其與蘇聯人互相廝殺，無疑是一石二鳥的巧計。
在這種“禍水外流”心理操控下，沙特情報機關協助阿扎姆在吉達設立了多個聖戰者招募點，在埃及、約旦、阿爾及利亞等國如過街老鼠般的伊斯蘭激進分子紛紛湧向該地，領取沙特政府和民間募捐者提供的入伍津貼，隨後手持沙特情報機關偽造的身份證件飛往巴基斯坦。在這一系列活動中，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大學的一名肄業生、年輕的建築承包商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開始嶄露頭角。
奧薩馬·本·拉登在沙特王國是一位顯赫的邊緣人：他的父親穆罕默德·本·拉登來自也門，早年與沙特王國的開國君主伊本·沙特建立了密切聯繫，承包了國內數項重大工程的建設，因此成為沙特屈指可數的富豪和望族。但拉登家族終究屬於外來者，與沙特國內政治勢力尤其是瓦哈比派教長們關係疏遠，其地位完全繫於王室，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老拉登子女眾多，其名下的產業並非平均分配，而是採取“能者得之”的淘汰機制，這使得出生於1958年的奧薩馬始終具有強烈的好勝心。當阿扎姆在吉達設立第一個募捐點時，青年本·拉登就慷慨地捐贈了一筆資金。1984年，阿扎姆又說服拉登前往阿富汗邊境觀戰，游擊隊員以寡敵眾的情景感染了他，在過去對“聖戰”始終只動口不動手的拉登決定親自前往巴基斯坦，參與這場“最後決戰”。
阿扎姆與拉登聯手所創造的最大成果，是在白沙瓦建立了一個阿拉伯聖戰者“服務局”（Makhtab al-Khadamat）。服務局設在白沙瓦大學城附近一片租來的空地上，拉登的建築公司每月為其支付2.5萬美元租金。受阿扎姆發佈的“聖戰令”（得到了一批伊斯蘭法學者的認可）指引來到白沙瓦的阿拉伯志願者可以得到往返機票、免費住宿和每月300美元的津貼，這些開支除了來自拉登的私人捐助外，大部分由沙特政府和私人募捐者承擔。沙特政府及其情報機構每年都會向在阿富汗的“聖戰者”提供3.5億～5億美元的資助，這些經費定期存入瑞士銀行中一個受CIA控制的賬戶，由美國人調度使用，分配給“穆賈希丁”們以及阿拉伯志願者。
在這個“服務局”，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的教官和曾經擔任過軍職的阿拉伯志願者對“聖戰者”們進行了基本的軍事訓練。這些阿拉伯人還開設了神學圖書館，印行自己的報紙和宣傳品，甚至辦了一所“聖戰者大學”。本·拉登還利用自家建築公司的設備和人力，在巴阿邊境的托拉博拉山中開鑿了一系列可供長期隱蔽的洞窟。自1984年起，越來越多身份不明的阿拉伯聖戰者從世界的各個角落湧入這個獨立王國，這些人絕非通常意義上的“邊緣人”，他們大多出身富裕的地主或官僚家庭，受過大學以上教育，有些還是在歐美國家出生的第二代阿裔移民，對現代科技和自然科學極為熟悉。他們對庫特布主義的精髓理解的最為透徹，渾身上下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激情。但這類激情在常態的國家裡往往超出現實政治的藩籬，這使得他們或者淪為異見分子，或者成為不受歡迎的少數派。只有在白沙瓦的“服務局”，這些人才能無拘無束地發洩自己的情感，探討“聖戰”的前景，並進一步找到越來越多的志同道合者。
重返阿富汗
從1984年到1986年，抵達白沙瓦營地的各路阿拉伯聖戰者總數超過3000人，其中真正進入阿富汗作戰的還不到1/10，其餘則長期滯留在此，成為“職業聖戰者”。同一時期，還有上百萬阿富汗難民越境進入巴基斯坦東北邊疆省份，近乎無限的資金來源、專業的軍事訓練、狂熱的政治氣氛使白沙瓦變成了庫特布主義的“反應爐”。這一切隨著扎瓦赫裡醫生在1986年的到來達到了高潮——阿扎姆是天才的政治吹鼓手，拉登是慷慨的資金贊助者，但這兩個人都缺少從事祕密政治活動的經驗和組織才能。而扎瓦赫裡把整個埃及聖戰者集團的核心人物都帶到了白沙瓦，這些人中有前埃及警察阿布·烏貝達和阿布·馬斯里（後來成為“基地”組織的前兩任軍事指揮官）、前伊拉克軍官阿布·哈耶爾、埃及聖戰組織副領袖法德勒醫生和阿爾及利亞人艾哈邁德·烏德（後來成為阿爾及利亞反政府武裝首領）。這些人在監獄中幾進幾齣，政治經驗豐富。只有當這個埃及人集團擔負起領導職責後，“聖戰”運動才能具備“可持續發展”的要素。
扎瓦赫裡與本·拉登的相遇，是國際恐怖主義編年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前者擁有深厚的理論功底、絕對忠誠的少數追隨者和政治動員經驗，但在埃及之外的其他國家卻默默無聞，也沒有足夠的金錢和人力將庫特布的“決戰”志願推向全球；後者有著雄厚的財力、遍及大半個阿拉伯世界的美名和盼望出人頭地的志向，卻沒有一個清晰可行的政治目標和行動綱領。在這兩個人相遇之後，扎瓦赫裡立即注意到拉登是自己成就政治目標的有力靠山，拉登也萌生了藉助庫特布掌控整個“聖戰”運動的念頭：他們的命運從此聯繫到了一起。
1988年春，蘇聯開始自阿富汗分階段撤軍，阿拉伯聖戰者們前往中亞的初始目標已經達到。當年8月11日，圍繞“聖戰往何處去”的問題，阿扎姆、拉登、法德勒等“服務局”的7名首腦在白沙瓦召開了一次歷史性會議。阿扎姆認為，蘇軍撤出後，阿富汗各派武裝必將發生內戰，阿拉伯人應當遠離這種自相殘殺。效忠扎瓦赫裡的埃及人保持沉默。拉登在發表了決定性的提議——必須成立一個新組織，在蘇軍撤出阿富汗後繼續進行全世界範圍內的“聖戰”。這個組織將承擔對職業聖戰者的訓練工作，其成員主要自白沙瓦“服務局”營地內的志願者中招募，目標是“訓練年輕人與壓迫民眾、不敬真主、奉行恐怖手段的國家戰鬥”。這一提議隨後以6比1的多數獲得了通過。8月20日，7個人再度會晤，正式決定將這一組織命名為“基地”（Al-Qaeda）。9月10日，包括拉登本人在內的“基地”組織第一批15名成員宣誓就職。
1989年2月15日，蘇聯在阿富汗的撤軍行動正式結束。儘管這場戰爭的勝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應歸功於阿拉伯人值得懷疑，但白沙瓦的“聖戰者”們由衷地相信，正是他們的鬥爭挫敗了“無神論者滅亡伊斯蘭世界的陰謀”。現在，他們開始以更高的熱情加入阿富汗經久不絕的內戰。從1987年到1993年，進入白沙瓦營地的外籍“聖戰者”多達6000人之眾，是之前反蘇戰爭時期到來的志願者的兩倍，阿拉伯人的行動也越來越魯莽乖張。“基地”組織成立了一個以埃及人為核心的領導委員會，招募志願者的月津貼上漲到了1000～1500美元，退出“聖戰”回國者還可以拿到2400美元的遣散費。他們以一種庫特布式的語言發佈了自己的政治宣言：“樹立真理，祛除邪惡，建立一個真正的伊斯蘭國家。”
1989年11月24日，反對庫特布主義的白沙瓦“服務局”創始人阿扎姆在一場神祕的爆炸中身亡。現在，阿拉伯聖戰者中已經沒有任何人可以與拉登—扎瓦赫裡雙頭同盟相抗衡。短短10年時間裡，一個來自巴勒斯坦的流亡法學家（阿扎姆），一個大學沒畢業就娶了兩位女博士的沙特建築商（拉登），以及一個積極囤積槍支去暗殺總統的埃及醫生（扎瓦赫裡），在華盛頓那些自以為得計的戰略家的策劃下聚集到巴基斯坦，把一位謝世30餘年的名作家（庫特布）提出的一種烏托邦構想變成了一個強大而完整的恐怖組織。這個組織很快就將亮出獠牙，開始它對“Jahiliyyah陣營”不計後果的襲擊。而現在他們需要的，僅僅是等待最佳時機。
事實上，儘管本·拉登本人在90年代初一度前往東非尋求擴大勢力範圍，“基地”組織的重要成員卻從未離開過“阿富巴”地區。在希克馬蒂亞爾的軍隊和馬蘇德圍繞喀布爾展開廝殺時，他們坐山觀虎鬥，指望收得漁翁之利。而當塔利班在1996年迅速崛起並奪取全國大部分領土之後，拉登從非洲回到了阿富汗，在賈拉拉巴德重新建立了他的指揮部，並將250多名“基地”組織核心成員從全球各地陸續招來。昔日他和希克馬蒂亞爾之間的“親密友誼”，逐步轉化成了與同屬普什圖人群體的塔利班勢力的全面合作，儘管雙方之間互有懷疑。沙特阿拉伯政府一度希望通過賄賂塔利班換取後者交出本·拉登，但被新政權嚴詞拒絕——塔利班領導人奧馬爾不願讓人感到他甘心受到“美國走卒”的要挾，本·拉登則承諾會讓他的人馬向塔利班宣誓效忠。
這段奇特的“友情”，最終以一種令雙方都心滿意足的方式獲得了鞏固。在積極策劃“9·11”事件並在也門等地不斷製造針對美國軍事設施的自殺式襲擊行動的同時，拉登承諾他會為塔利班除掉後者的心腹大患——阿富汗最著名的“穆賈希丁”、北方聯盟的軍事領袖馬蘇德。2001年9月9日，在扎瓦赫裡的策劃下，兩名化裝成記者的“基地”分子拜見了馬蘇德，用烈性炸藥當場結束了這位傳奇游擊隊員的生命。兩天後，被“基地”組織成員劫持的民航客機相繼撞入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阿富汗一躍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
2010年秋天，距離“9·11”事件發生整整9年之後，CIA終於在巴基斯坦邊境城市阿伯塔巴德捕捉到了消失已久的本·拉登的蹤跡。第二年5月2日凌晨，兩組美軍特種兵搭乘“黑鷹”直升機降落在拉登藏身之地的院落裡，破門而入，將這位恐怖主義大亨當場擊斃並收殮帶走。直升機出發的地點是賈拉拉巴德：20多年前，本·拉登正是在那裡跟隨希克馬蒂亞爾的部隊第一次踏上阿富汗的土地，從此開啟了他的黑色生涯。
（參考資料：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Assaf Moghadam,The Globalization of Martyrdom: Al Qaeda, Salafi Jihad, and the Diffusion of Suicide Attack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