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陳鑫
2019年4月8日，德雲社相聲演員吳鶴臣突發腦血栓住院，隨後其家人在“水滴籌”平臺中發起上限百萬元的籌款，但網友陸續爆料出吳鶴臣有兩套房產、私家車等信息，質疑其家人“騙捐”。在吳鶴臣妻子眾籌費用列出的後續花費包括2年12萬的租房費用，半年4萬的護工費等明細，被網友稱為“眾籌養老”。
對此，吳鶴臣的妻子微博迴應稱，已關閉籌款，網友質疑的兩套房都是公租房，無法出售。家中有癱瘓病人，日常出行比較麻煩，因此車也不能賣，家人並不存在騙捐行為。5月4日，水滴籌表示會向社會公示患者治療情況和款項用途。
這起事件中，作為籌款的重要一方，很多網友質疑平臺是否可以提前核實房產、治療費等信息。
近年來網絡眾籌爭議事件時有發生。網絡眾籌如何應對“信任危機”？眾籌平臺如何監管？界面新聞就此專訪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知名財經作家劉遠舉，分析此次德雲社吳鶴臣事件的“籌款邊界”，並探討“熟人出資擔保”的可行性。
界面新聞：在吳鶴臣妻子列出的眾籌費用詳情中已支付費用包括兩次手術、檢查治療費用，備受爭議的是後續花費。自付與籌款的邊界在哪？哪些費用應由患者自行承單，哪些“眾籌項目”能被社會認可？
劉遠舉：一般來說，治療項目更容易被公眾接受。護理項目，如眾籌中列出的租房、護工等，不容易被社會理解。事實上，治療與護理、住院與租房費用往往很難分清。比如病人需要定期去醫院做檢查，公眾能夠接受因檢查產生的住院費，卻無法接受實際上更經濟實惠的租房費用。
不管是治療還是護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這些手段對於病人是否有必要。其次是病人家庭的經濟情況。如果用家庭經濟情況進行衡量，自付與籌款的邊界就更加模糊。從吳鶴臣的案例來看，吳鶴臣已經喪失工作能力，需要長期的康復治療，因此要在醫院附近租房。在社會看來，租房是一項日常性開支，但對於他來說則是對住院的替代。
幫助一個人，首先是幫助他治病，但如果病治好了，病人仍處於喪失勞動力的狀態下，可以幫助他有尊嚴地生存下去。
界面新聞：您曾撰文提出“大多數人的大病眾籌都是在自己的階層內求助，很少有人能打破信息壁壘，擴大傳播”，吳鶴臣事件是如何打破這種階層壁壘的？
劉遠舉：壁壘是基於階層身份形成。吳鶴臣是演員，他有自己的觀眾和粉絲。即使沒有多少知名度，他的師父、師兄也具有較強的擴散能力。由此可見，吳鶴臣是可以打破階層壁壘。
如果是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就難有這種傳播能力。根據我的觀察，籌款能力與家庭的經濟狀況相關。因為人們的經濟和社會關係有強有弱，通常來說，越窮的人，越湊不到錢。也有一些群體，比如警察、醫生、教師，工資收入相對不高，但是社會認同高，行業群體的相互支撐也比較強。這類群體通常在熟人社交圈中可以獲得很強的傳播能力，進而打破階層壁壘。
各個階層的公眾對該幫到何種程度存在不同看法。通常在處於同一圈子中，願意就幫一下，不願意就拒絕或者不轉發。而圈子外的人跟他關係比較疏遠，或者認為發起人經濟狀況不需要援助，捐款意願就會減小。
界面新聞：吳鶴臣妻子發佈聲明稱 “眾籌本來就是自願原則” “沒有逼捐騙捐”，為何網友的看法和吳妻的看法存在這麼大的差異？
劉遠舉：我們在朋友圈裡看到網絡眾籌時，捐款與否與個人心境有關，前幾個可能會捐錢，到後面自然就麻木，捐錢的可能性很小。但是當事件擴散之後，吳鶴臣因為家裡有兩套房、有車而受到社會上很多聲音的質疑，認為是一種“逼捐騙捐”的行為。
結合吳的情況，一套房是公租房不能賣，另一套是自住的房子。如果讓這家人突然搬家，是一個很折騰的過程，另外還涉及到房產流動性的問題。我在文章裡也寫過，大家對這個看法不同，有些人覺得車是生活必須，但有些人覺得“我一個月工資才3000塊，你還有車”，這也從側面體現出中國貧富差異很大。
發起者希望通過籌款來維持生活現狀，甚至當家裡的經濟頂樑柱喪失勞動能力之後，籌款能夠解決後續的問題。如果這是我的朋友，我會覺得應該幫，或者是我覺得這家人可憐我也會幫，但是很多人他並不瞭解各自的情況，因此產生看法上的差異。
界面新聞：有網友認為德雲社應承擔對吳的援助，其師父郭德綱、師兄岳雲鵬均是知名人物，應該慷慨解囊。也有一種聲音認為這是對德雲社的道德綁架。
劉遠舉：吳鶴臣和德雲社存在師徒關係。第一，按照傳統曲藝當中的師徒關係，比如學徒工對於師傅的依附，會比單位裡上下級同事關係更強一些。第二，在吳鶴臣沒有出師之前，他的收入可能確實不多，類似學徒工。第三，如果我們以傳統社會的師徒來看，“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德雲社或者郭德綱和吳鶴臣的關係，就不是簡單的公司上下級關係。在這種師徒關係的綁定之下，網友對於德雲社和郭德綱援助吳鶴臣的期待是正常的。
同樣的案例如果發生在大型企業，企業按照勞動法承擔患病員工的醫療和生活費用，員工仍不滿意，網友不會認為這是企業應盡的義務，因為企業與員工之間是僱用與被僱用的關係。
企業按照法律執行即可，但是網友對於德雲社的要求則不同，因為德雲社是一種傳統的師徒關係的組織，德雲社則需要在法律之外承擔一些義務。從企業文化角度來說，入職時雙方籤合同，與入職時下跪要磕頭，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關係。因此公眾對於吳鶴臣事件有一種期待——“你的師兄、師傅那麼有錢，為什麼還要向我們要錢？”
界面新聞：許多網友將吳鶴臣事件的爭議歸因於互聯網眾籌平臺監管不利，民政部日前回應此事件稱“將引導平臺修訂自律公約”，您認為互聯網平臺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出完善？
劉遠舉：首先，根據《公開募捐平臺服務管理辦法》，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在顯著位置向公眾進行風險防範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屬於慈善公開募捐信息，真實性由信息發佈個人負責。所以，國家沒有強制要求網絡平臺對個人求助信息的真實性進行審核，以及平臺對資金進行監管。
網絡眾籌平臺可以對發起人的資格進行審查，人人都在互聯網上留下痕跡，可以通過蒐集這些數據來判斷個人的經濟水平。對於發起人而言，既然向大眾募捐，讓渡一部分隱私權，這應該是合理的，但也涉及到兩個問題。
第一，互聯網平臺是否有權限獲得數據，這些敏感的隱私數據是否會被不當地用作商業開發，制度上仍需探索。通過網絡的痕跡來核實真實性，是很容易想到的辦法，但也面臨著有很多障礙。
第二點，平臺自律難以實現。平臺無法審核信息的真實性，最多隻是認真審核醫院費用明細。如果平臺無法接觸到用戶的隱私數據，很難進行更大力度的審核。目前眾籌平臺還是要求用戶上傳資料，而一些前置性的審查很容易作假。比如發起者可以修改病歷，而平臺也只能在形式上檢查病例上有沒有蓋章，有沒有出具相關條目明細，但如果章是假的，平臺就沒有辦法審核，除非安排人手到醫院接洽，這又涉及到更多的人力成本。
界面新聞：“讓渡一部分隱私權”具體指哪些？
劉遠舉：應該允許平臺查發起人銀行交易信息，包括其直系親屬的存款，最近一段時間的流水，避免用戶通過轉賬逃避，並對網絡購物行為進行審核。比如有人每月通過微信支付、支付寶消費2萬元，但眾籌詳情上說自己每個月工資只有5000元，這種情況就存疑。這些痕跡其實很容易判斷一個人真實的經濟水平，但也涉及到隱私保護。
界面新聞：如果要求平臺對數據進行嚴格監管，需要成本投入，比如收取手續費，是否會遭受新的質疑？
劉遠舉：傳統慈善機構有一個隱形的機制，就是挖掘信息，而挖掘信息也需要成本。中國紅十字會的手續費大約6%左右，很多人認為這一比例很高，但要保證信息的真實，把錢從捐贈一方送到受助者一方，很多實物需要運輸，確實需要一定手續費。目前的網絡眾籌平臺收費還是很低的，並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去做這件事。
界面新聞：您此前撰文建議設定熟人擔保金額增加信度，能否詳細談談？
劉遠舉：熟人擔保就是一個比較容易挖掘信息的低成本的辦法。人是生活在社會關係當中，我們同樣也可以從社會關係中去挖掘信息的真實性。實際上，現在的各個平臺，也是有這個機制的，那就是熟人、朋友出面擔保真實性。不過，這隻具有了擔保的形式，但卻不具備擔保的實質，形同虛設。因為一般來說，擔保都必須付出、承擔風險，沒有風險的擔保沒有任何意義。所以，這裡的關鍵是出資擔保。
比如對於五萬元、十萬元以下的眾籌，可以免擔保金額，但如果是大額籌款，比如五十萬，就需要找10個人進行擔保，每個人押5000元在平臺上，用於對他所聲明的內容進行保證。如果發起人的信息有重大事實錯誤，平臺會扣除這5000元。
擔保的前提是瞭解、信任發起人的情況，如果擔保人瞭解到的情況與發起人描述的不一致，擔保人出於對自身資金的安全考慮，可能就不會做這個擔保。
而公眾作為捐贈者，可以在平臺上看到為其擔保的人數，擔保人數可以不設上限。比如說有發起人，有很多熟人願意給她擔保，可能他原本求助30萬，擔保額就有20萬，如果網友對此存疑，這筆錢是可以返還的。
如果擔保金額和籌款金額一樣，對於捐贈者來說，這是一個很強的信號，即發起人情況屬實。擔保只會對真實負責，並不會對貧富負責。舉例來說，他如果如實聲明家裡有一套房，但是小孩還需要上學，不能搬。如果有人願意擔保、捐助，並沒有什麼不合理。
界面新聞：什麼樣的熟人擔保最有效？
劉遠舉：擔保的人可能分三種類型：第一，親人，互動度高，但擔保度低，這意味著如果擔保金被扣除，發起人可以與親人交涉，容易達成協議；第二，陌生人，如果發起者的擔保人均是陌生人，可能是發起人欺騙了陌生人。
最有效的是與發起人平時有互動，但互動不算多的人，這種關係需要發起人與擔保人協調，共謀來騙錢的可能性很小。因為雙方並不算是非常熟，但也能夠大致瞭解到發起人的家境情況。
界面新聞：熟人擔保和向熟人借錢的方式有何不同？
劉遠舉：擔保的方式和借錢不一樣，熟人借錢可能會不好意思問他要，但是擔保只是對信息真實情況做出保障。平臺甚至可以從擔保中發現一些信息，比如說基於微信朋友圈的擔保，平臺就可以去發掘這些擔保的人的信息。
從擔保人的這種結構來說，平臺可以判斷這個事情的真實性，熟人社交裡面可以發掘大量的信息。操作起來也比較簡單，如果是基於微信的，微信投過很多平臺，程序員寫幾個代碼，當然也存在一些法律上的問題，但我認為，比直接去查隱私要更好一些。
界面新聞：近年來網絡眾籌爭議時有發生，從“羅一笑你站住”到 “王鳳雅之死”，再到此次“吳鶴臣百萬眾籌”，不少眾籌發起者被爆出家庭經濟條件優越，引發網友不滿。如何避免人們的善意被濫用？
劉遠舉：公眾對互聯網服務寄予很高期望，比如說我們日常生活中使用打車軟件，我們既希望打車平臺提供順風車等便利服務，同時確保這項服務的安全性。這需要公安部門保障，公安有派出、哨卡、民眾舉報。沒有公安介入其中，卻要求打車平臺獨自承擔安全監管責任，對於平臺來說也是一項艱難挑戰。
互聯網眾籌本身是為供需雙方進行信息傳遞平臺平臺，所能夠做的，就是手機和網絡。道德問題無法完全通過技術解決，網上眾籌也不可能獨善其身，跟中國的總體的道德水平有關。
如果出現詐騙行為，公安將對其採取刑事責任，但對於行業中的模糊地帶，可以持有更加寬容的態度，否則將傷害更多的人。比如你一年捐出去1000元，當中有700或800元確實幫助到有需要之人，餘下300元可能產生“浪費”，但也不至於用於買車、買房，可能會買一個好手機。如果因為可能產生浪費的300元，就決定把1000元都全部撤回，就會讓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群失去被幫助的機會。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