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意見」《使女的故事》第三季：用血與火書寫的抗爭

文｜彭鄭子巖

本文涉及部分劇透，請謹慎閱讀。

Hulu旗下最重要的原創作品——《使女的故事》第三季再次歸來，在經過第二季的壓抑與隱忍之後，所有人都期待著第三季會帶來一個反抗的高潮。毫無疑問，Hulu憑藉著《使女的故事》才將自己耕耘多年卻不溫不火的原創系列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可以說《使女的故事》之於Hulu就如同《紙牌屋》之於Netflix，從獎項到知名度都讓平臺受益頗豐。

與《紙牌屋》完全將視角聚焦在政治方面的爾虞我詐不同，改編自同名小說的《使女的故事》在格局上顯然要宏大的多。這其中自然有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創作於1985年的“反烏托邦”小說的功勞，與此同時也因為《使女的故事》推出的時機恰恰應和了當下時代最響亮的呼聲——女性主義的崛起，甚至可以給出一個非常直接的判斷：《使女的故事》就是近幾年最具有時代性與政治性的美劇作品。

如果站在原著小說的角度來看，《使女的故事》本身所傳達的意義遠遠不止女性主張自身權利這麼簡單，而劇集的改編也完全將小說本身所包含的多元意味展現了出來，包括對原教旨主義、極權主義、父權社會、環境汙染、網絡風險等眾多社會議題這部作品都多有指射。

更進一步來看，《使女的故事》這部作品其實不單單只是為女性群體而創作，正如廣義上的女性主義也不僅僅是為女性的權利而抗爭，對於這一概念，知名學者戴錦華曾有一段經典的論述：“認為女性主義是女人主義，認為女性主義只關乎女性的人們太樂觀了。女性主義只不過是一種關於平等的訴求和表達，只是一種要求包容，要求接受差異，要求尊重差異的烏托邦衝動而已。我心目中的女性主義就是一種烏托邦，因為它是一種理想的狀態，一種尊重、接受差異，允許個體的差異作為最重要的人類生存依據而存在。”平權其實才是這部作品的核心。

回到故事本身，《使女的故事》的背景被設定在近未來，地球遭遇了嚴重的環境勿擾，出生率極具下降引起社會混亂，美國政府崩潰之後在混亂中奉行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政黨通過血腥的革命建立了基列共和國，基列國的最高統治者為大主教，每個大主教夫婦的家中都配給有一名有生育能力的使女（Handmaid）、無生育能力的女僕以及可能作為基列國耳目的司機。最讓人恐怖的一個情節便是每個月這個主教家庭將會進行一次所謂的“受精儀式”，在受精儀式過程中，使女將代替大主教夫人與大主教交媾，以此使女能夠懷孕從而挽救基列國過於極低的出生率。

在原著中使女有嚴格的著裝規定，只能身著紅袍頭戴白色翼帽出行。在基列國中，女性不得工作，任何反對政權者、試圖逃跑者、性少數者（被稱為“性別叛徒”）等等都將被立刻處以絞刑並懸掛示眾。而在劇集中為使女設計的服裝應該說完美契合了原著小說中的質感，鮮紅與純白的著裝配色讓使女群體格外顯眼，然而事實上她們又是整個基列國中最沒有權利的人群。

在前兩季中，以主角瓊為首的使女們正是時刻面對著這種無力改變的殘酷現狀，瓊是在與丈夫逃往加拿大的過程中被抓住成為的使女，這也讓她對過去的回憶與現狀形成了鮮明對比，相對於小說，劇集更加直觀的利用閃回的手法不斷加強著這種發差，也讓瓊不斷積累著反抗的動能。在第二季最後就當所有人為瓊選擇留下而錯愕時，第三季第一集則非常直接的吹響了反擊的號角，瓊選擇留下來顯然是出於一種鬥爭策略，她不僅僅是要拯救自己和孩子，而是心懷更遠大的目標，而原本作為反派角色的賽琳娜在第一集後半段點燃的那一把火無疑也代表著一種覺醒，革命的暗流正在湧動。

儘管《使女的故事》本身作為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原著作者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本人卻在多個場合表示這並非一部純粹意義上的虛構作品，因為其中不少情節都能從歷史中找到來源。而即便是不去回顧歷史，僅僅看看當下，也很容易發現作者或編劇說傳達出的憂慮與擔憂並非杞人憂天，右翼政治與民粹勢力的抬頭都在不斷侵蝕著個人權利與多元文化。

在阿特伍德為《使女的故事》再版撰寫的新序言中，她也直言不諱的提到川普上臺後保守主義對於女性權利的侵害：“美國大選後，恐懼與焦慮蔓延開來。基本的公民自由被視作受到侵害，過去數十年、甚至幾個世紀以來女性贏得的許多權利也遭到侵害，對許多群體的仇恨開始滋長，形形色色的極端主義者開始表達對民主政權的嘲諷……”

而就在上個月，美國多個保守州都連續通過了禁止墮胎的相關法案，其中阿拉巴州更是出臺了史上最嚴墮胎法案，婦女不得在妊娠的任何階段墮胎（即使是被強姦或亂倫），協助婦女墮胎的醫生將被判處10-99年監禁，該方案更是在該州直接推翻了1973年最高法院對羅伊訴法德案的判決。也正是在如此嚴峻的現實背景之下，《使女的故事》劇中使女們的造型也被借鑑到了現實中，越來越多的女性抗議活動中出現了成群結隊身穿紅衣頭戴白帽的“使女”，顯然誰也不想目睹著劇集一步步成為了現實。

推薦指數：非常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