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意見」紀錄片《美國工廠》：普通人的困境與希望，與名人故事同樣引人入勝'

作者 | 肖龍

《美國工廠》（American Factory）這部紀錄片，帶著“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製片公司的首部作品”的光環，在Netflix這個視頻流媒體平臺的加持下，拍攝的又是中國人在美國“鐵鏽地帶”開辦工廠的事情，幾乎就是流量神器。

絕大部分媒體關於本片的討論，都聚焦於奧巴馬伕婦新成立的“高地製片公司”（Higher Ground Productions），甚至全球化、中國投資美國這樣的話題。筆者通過該片兩位聯合導演之一的李米傑女士，從中國紀錄片人的角度，向《美國工廠》的兩位導演，以及兩位中國聯合制片人發出了採訪問題，得到的答覆是，目前媒體的採訪請求，都需要等待Netflix批覆。

作者 | 肖龍

《美國工廠》（American Factory）這部紀錄片，帶著“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製片公司的首部作品”的光環，在Netflix這個視頻流媒體平臺的加持下，拍攝的又是中國人在美國“鐵鏽地帶”開辦工廠的事情，幾乎就是流量神器。

絕大部分媒體關於本片的討論，都聚焦於奧巴馬伕婦新成立的“高地製片公司”（Higher Ground Productions），甚至全球化、中國投資美國這樣的話題。筆者通過該片兩位聯合導演之一的李米傑女士，從中國紀錄片人的角度，向《美國工廠》的兩位導演，以及兩位中國聯合制片人發出了採訪問題，得到的答覆是，目前媒體的採訪請求，都需要等待Netflix批覆。

Netflix對於自己作品的傳播，嚴謹到了苛刻的地步，這是業內常識，再加上奧巴馬的標籤，於是訪談就變得無法預期了。

然而《美國工廠》已經播出，也有大量的影評和訪談。通過這些公開材料，筆者從一個紀錄片從業者的角度來談一下《美國工廠》。

美國俄亥俄州代頓市，曾經有好幾家美國大型汽車製造廠。20世紀初，當地汽車廠陸續被關閉，轉移到成本更為低廉的國家和地區。2008年12月，通用汽車公司關閉了代頓市的最後一個工廠，大量當地人失業，城市陷入蕭條，淪為“鐵鏽地帶”。

導演斯蒂夫（Steve Bognar）和朱莉婭（Julia Reichert）夫婦兩人，就生活在代頓市旁邊。2009年，夫婦倆拍攝通用汽車廠關閉的短片《最後一輛卡車：通用工廠的關閉》，獲得奧斯卡最佳短片獎提名，並在HBO上播放。

2014年，中國的福耀集團，買下代頓市的通用汽車舊廠房，改造成玻璃廠，並招聘當地人上班，此事在當地引起很大反響。

作為紀錄片導演，斯蒂夫和朱莉婭的靈感被觸動了。隨著幾百個中國工人和管理者來到代頓市，他們如何適應美國生活？中國與美國的管理者和藍領工人之間，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是有趣的故事。

恰好福耀玻璃想找一個團隊，記錄他們在美國的開廠過程。於是兩位導演就開始了跟蹤拍攝。

獲取被拍攝者的信任是第一位的。導演首先告訴所有的被拍攝者，他們做的是獨立紀錄片，跟資方、管理層、工會完全無關。兩位導演的住址，距離拍攝地開車僅有25分鐘，經過頻繁的來往和持續的拍攝，攝製組和被拍攝者逐漸建立了互信，甚至可以進入被拍攝者的家庭空間。

對此，曹德旺先生非常大度，並沒有反對。相反，他給了拍攝團隊自由出入的門禁卡。

作者 | 肖龍

《美國工廠》（American Factory）這部紀錄片，帶著“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製片公司的首部作品”的光環，在Netflix這個視頻流媒體平臺的加持下，拍攝的又是中國人在美國“鐵鏽地帶”開辦工廠的事情，幾乎就是流量神器。

絕大部分媒體關於本片的討論，都聚焦於奧巴馬伕婦新成立的“高地製片公司”（Higher Ground Productions），甚至全球化、中國投資美國這樣的話題。筆者通過該片兩位聯合導演之一的李米傑女士，從中國紀錄片人的角度，向《美國工廠》的兩位導演，以及兩位中國聯合制片人發出了採訪問題，得到的答覆是，目前媒體的採訪請求，都需要等待Netflix批覆。

Netflix對於自己作品的傳播，嚴謹到了苛刻的地步，這是業內常識，再加上奧巴馬的標籤，於是訪談就變得無法預期了。

然而《美國工廠》已經播出，也有大量的影評和訪談。通過這些公開材料，筆者從一個紀錄片從業者的角度來談一下《美國工廠》。

美國俄亥俄州代頓市，曾經有好幾家美國大型汽車製造廠。20世紀初，當地汽車廠陸續被關閉，轉移到成本更為低廉的國家和地區。2008年12月，通用汽車公司關閉了代頓市的最後一個工廠，大量當地人失業，城市陷入蕭條，淪為“鐵鏽地帶”。

導演斯蒂夫（Steve Bognar）和朱莉婭（Julia Reichert）夫婦兩人，就生活在代頓市旁邊。2009年，夫婦倆拍攝通用汽車廠關閉的短片《最後一輛卡車：通用工廠的關閉》，獲得奧斯卡最佳短片獎提名，並在HBO上播放。

2014年，中國的福耀集團，買下代頓市的通用汽車舊廠房，改造成玻璃廠，並招聘當地人上班，此事在當地引起很大反響。

作為紀錄片導演，斯蒂夫和朱莉婭的靈感被觸動了。隨著幾百個中國工人和管理者來到代頓市，他們如何適應美國生活？中國與美國的管理者和藍領工人之間，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是有趣的故事。

恰好福耀玻璃想找一個團隊，記錄他們在美國的開廠過程。於是兩位導演就開始了跟蹤拍攝。

獲取被拍攝者的信任是第一位的。導演首先告訴所有的被拍攝者，他們做的是獨立紀錄片，跟資方、管理層、工會完全無關。兩位導演的住址，距離拍攝地開車僅有25分鐘，經過頻繁的來往和持續的拍攝，攝製組和被拍攝者逐漸建立了互信，甚至可以進入被拍攝者的家庭空間。

對此，曹德旺先生非常大度，並沒有反對。相反，他給了拍攝團隊自由出入的門禁卡。

從2015年2月開始，到2017年12月結束拍攝，五位攝影師去拍攝了幾百次，跟蹤特定的人與場景，積累了1200個小時的素材。在拍攝中，他們時刻在問：“哪裡有懸念和衝突？誰碰到麻煩了？什麼原因？結果如何？”

由於拍攝環境極其嘈雜，挑杆式錄音完全不管用，人物對白全部用領夾式麥克。

由於大部分工人做單調性重複工作，很容易走神。攝製組白天拍攝他們的工作狀態，晚上就跟隨他們回家做訪談，讓他們回憶當天的所思所想。影片將被訪者的獨白，和他們的工作狀態剪輯在一起，彷彿被拍攝者在工作中自言自語，觀眾能聽到被拍攝者內心獨白。

最初，導演想圍繞著核心問題“所有人的努力都能成功嗎？”來展開故事，更詳細的則是“在美國傳統產業地區，一箇中國投資的工廠，2000個美國藍領工人，300箇中國管理者和培訓者，所有人的努力都能成功嗎？”

但隨後他們發現，對於不同的人，“成功”的定義是不同的。

導演們認識到，沒有所謂的“好人”和“壞人”之別。每個人都面臨挑戰和壓力，為了各自不同的“成功”定義而努力。

兩位導演說，優秀的紀錄片導演，需要去理解並展現出被拍攝者的情感。在此片的創作過程中，他們最大的挑戰，是去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思維。

創作團隊加強了對中方人員的拍攝。由於不懂中文，導演邀請到了中國聯合制片人張苡芊女士和李米傑女士加入團隊。

在中方聯合制片人的幫助下，創作團隊還來到中國，拍攝福耀玻璃的年會。

作者 | 肖龍

《美國工廠》（American Factory）這部紀錄片，帶著“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製片公司的首部作品”的光環，在Netflix這個視頻流媒體平臺的加持下，拍攝的又是中國人在美國“鐵鏽地帶”開辦工廠的事情，幾乎就是流量神器。

絕大部分媒體關於本片的討論，都聚焦於奧巴馬伕婦新成立的“高地製片公司”（Higher Ground Productions），甚至全球化、中國投資美國這樣的話題。筆者通過該片兩位聯合導演之一的李米傑女士，從中國紀錄片人的角度，向《美國工廠》的兩位導演，以及兩位中國聯合制片人發出了採訪問題，得到的答覆是，目前媒體的採訪請求，都需要等待Netflix批覆。

Netflix對於自己作品的傳播，嚴謹到了苛刻的地步，這是業內常識，再加上奧巴馬的標籤，於是訪談就變得無法預期了。

然而《美國工廠》已經播出，也有大量的影評和訪談。通過這些公開材料，筆者從一個紀錄片從業者的角度來談一下《美國工廠》。

美國俄亥俄州代頓市，曾經有好幾家美國大型汽車製造廠。20世紀初，當地汽車廠陸續被關閉，轉移到成本更為低廉的國家和地區。2008年12月，通用汽車公司關閉了代頓市的最後一個工廠，大量當地人失業，城市陷入蕭條，淪為“鐵鏽地帶”。

導演斯蒂夫（Steve Bognar）和朱莉婭（Julia Reichert）夫婦兩人，就生活在代頓市旁邊。2009年，夫婦倆拍攝通用汽車廠關閉的短片《最後一輛卡車：通用工廠的關閉》，獲得奧斯卡最佳短片獎提名，並在HBO上播放。

2014年，中國的福耀集團，買下代頓市的通用汽車舊廠房，改造成玻璃廠，並招聘當地人上班，此事在當地引起很大反響。

作為紀錄片導演，斯蒂夫和朱莉婭的靈感被觸動了。隨著幾百個中國工人和管理者來到代頓市，他們如何適應美國生活？中國與美國的管理者和藍領工人之間，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是有趣的故事。

恰好福耀玻璃想找一個團隊，記錄他們在美國的開廠過程。於是兩位導演就開始了跟蹤拍攝。

獲取被拍攝者的信任是第一位的。導演首先告訴所有的被拍攝者，他們做的是獨立紀錄片，跟資方、管理層、工會完全無關。兩位導演的住址，距離拍攝地開車僅有25分鐘，經過頻繁的來往和持續的拍攝，攝製組和被拍攝者逐漸建立了互信，甚至可以進入被拍攝者的家庭空間。

對此，曹德旺先生非常大度，並沒有反對。相反，他給了拍攝團隊自由出入的門禁卡。

從2015年2月開始，到2017年12月結束拍攝，五位攝影師去拍攝了幾百次，跟蹤特定的人與場景，積累了1200個小時的素材。在拍攝中，他們時刻在問：“哪裡有懸念和衝突？誰碰到麻煩了？什麼原因？結果如何？”

由於拍攝環境極其嘈雜，挑杆式錄音完全不管用，人物對白全部用領夾式麥克。

由於大部分工人做單調性重複工作，很容易走神。攝製組白天拍攝他們的工作狀態，晚上就跟隨他們回家做訪談，讓他們回憶當天的所思所想。影片將被訪者的獨白，和他們的工作狀態剪輯在一起，彷彿被拍攝者在工作中自言自語，觀眾能聽到被拍攝者內心獨白。

最初，導演想圍繞著核心問題“所有人的努力都能成功嗎？”來展開故事，更詳細的則是“在美國傳統產業地區，一箇中國投資的工廠，2000個美國藍領工人，300箇中國管理者和培訓者，所有人的努力都能成功嗎？”

但隨後他們發現，對於不同的人，“成功”的定義是不同的。

導演們認識到，沒有所謂的“好人”和“壞人”之別。每個人都面臨挑戰和壓力，為了各自不同的“成功”定義而努力。

兩位導演說，優秀的紀錄片導演，需要去理解並展現出被拍攝者的情感。在此片的創作過程中，他們最大的挑戰，是去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思維。

創作團隊加強了對中方人員的拍攝。由於不懂中文，導演邀請到了中國聯合制片人張苡芊女士和李米傑女士加入團隊。

在中方聯合制片人的幫助下，創作團隊還來到中國，拍攝福耀玻璃的年會。

兩位導演後來說，兩位中方聯合制片人，不僅在語言上、和中國人溝通上，而且在文化理解上，給與創作團隊極大的幫助。

比如，美國人是在被肯定和被尊重的氛圍中長大的，而中國來的師傅，很少誇獎他們，這讓美國員工很不開心，認為沒有受到尊重。然而中國師傅並非不尊重他們，而是不習慣誇獎。

比如，中國員工喜歡遵從師傅的命令，而美國員工喜歡師傅告知這麼做的理由。

比如，中國員工為了更好的生活，願意長時間加班。而美國員工則認為，工作不能過於影響生活。

不同的期望，對工作和生活的不同理解，導致了衝突。這些衝突，跟錢有關，也無關。

雖然影片的初衷，是兩位導演對美國藍領失業工人的同情，但導演最後決定，在《美國工廠》的剪輯中，他們不提供答案，而是抱著尊重的態度，儘可能把各方的觀點，都放到影片中。

如果選擇某一場景，他們要考慮，是否需要另一個場景來平衡？

導演說：這部影片就像《唐頓莊園》一樣，觀眾既能看到貴族的觀點，也能看到管家和傭人們的觀點。

導演希望在這個越來越極端化的世界，讓各方能相互理解對方的處境。

然而導演也說，一旦有了“我們”和“他們”的區別，有了“我們比他們更好”的優越感，達成共識的難度就加大了。

在影片的最後，工人的崗位逐漸被機器人所取代。在影片結尾處，鏡頭凝視著熙熙攘攘的美國工人的臉龐，以及同樣熙熙攘攘的中國工人的臉龐。

項目開始時，兩位導演只能自己辛苦籌集資金，堅持拍攝。後來獲得了Participant Media關注和投資，才得以搭建專業團隊。

這個Participant Media大有來頭。它出品的電影《羅馬》，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最佳導演和最佳攝影獎。最近幾年的紀錄片佳作《魯斯·金斯伯格》《他們叫我馬拉拉》《沉默之像》《不可忽視的真相》也都是它的作品。

作者 | 肖龍

《美國工廠》（American Factory）這部紀錄片，帶著“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製片公司的首部作品”的光環，在Netflix這個視頻流媒體平臺的加持下，拍攝的又是中國人在美國“鐵鏽地帶”開辦工廠的事情，幾乎就是流量神器。

絕大部分媒體關於本片的討論，都聚焦於奧巴馬伕婦新成立的“高地製片公司”（Higher Ground Productions），甚至全球化、中國投資美國這樣的話題。筆者通過該片兩位聯合導演之一的李米傑女士，從中國紀錄片人的角度，向《美國工廠》的兩位導演，以及兩位中國聯合制片人發出了採訪問題，得到的答覆是，目前媒體的採訪請求，都需要等待Netflix批覆。

Netflix對於自己作品的傳播，嚴謹到了苛刻的地步，這是業內常識，再加上奧巴馬的標籤，於是訪談就變得無法預期了。

然而《美國工廠》已經播出，也有大量的影評和訪談。通過這些公開材料，筆者從一個紀錄片從業者的角度來談一下《美國工廠》。

美國俄亥俄州代頓市，曾經有好幾家美國大型汽車製造廠。20世紀初，當地汽車廠陸續被關閉，轉移到成本更為低廉的國家和地區。2008年12月，通用汽車公司關閉了代頓市的最後一個工廠，大量當地人失業，城市陷入蕭條，淪為“鐵鏽地帶”。

導演斯蒂夫（Steve Bognar）和朱莉婭（Julia Reichert）夫婦兩人，就生活在代頓市旁邊。2009年，夫婦倆拍攝通用汽車廠關閉的短片《最後一輛卡車：通用工廠的關閉》，獲得奧斯卡最佳短片獎提名，並在HBO上播放。

2014年，中國的福耀集團，買下代頓市的通用汽車舊廠房，改造成玻璃廠，並招聘當地人上班，此事在當地引起很大反響。

作為紀錄片導演，斯蒂夫和朱莉婭的靈感被觸動了。隨著幾百個中國工人和管理者來到代頓市，他們如何適應美國生活？中國與美國的管理者和藍領工人之間，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是有趣的故事。

恰好福耀玻璃想找一個團隊，記錄他們在美國的開廠過程。於是兩位導演就開始了跟蹤拍攝。

獲取被拍攝者的信任是第一位的。導演首先告訴所有的被拍攝者，他們做的是獨立紀錄片，跟資方、管理層、工會完全無關。兩位導演的住址，距離拍攝地開車僅有25分鐘，經過頻繁的來往和持續的拍攝，攝製組和被拍攝者逐漸建立了互信，甚至可以進入被拍攝者的家庭空間。

對此，曹德旺先生非常大度，並沒有反對。相反，他給了拍攝團隊自由出入的門禁卡。

從2015年2月開始，到2017年12月結束拍攝，五位攝影師去拍攝了幾百次，跟蹤特定的人與場景，積累了1200個小時的素材。在拍攝中，他們時刻在問：“哪裡有懸念和衝突？誰碰到麻煩了？什麼原因？結果如何？”

由於拍攝環境極其嘈雜，挑杆式錄音完全不管用，人物對白全部用領夾式麥克。

由於大部分工人做單調性重複工作，很容易走神。攝製組白天拍攝他們的工作狀態，晚上就跟隨他們回家做訪談，讓他們回憶當天的所思所想。影片將被訪者的獨白，和他們的工作狀態剪輯在一起，彷彿被拍攝者在工作中自言自語，觀眾能聽到被拍攝者內心獨白。

最初，導演想圍繞著核心問題“所有人的努力都能成功嗎？”來展開故事，更詳細的則是“在美國傳統產業地區，一箇中國投資的工廠，2000個美國藍領工人，300箇中國管理者和培訓者，所有人的努力都能成功嗎？”

但隨後他們發現，對於不同的人，“成功”的定義是不同的。

導演們認識到，沒有所謂的“好人”和“壞人”之別。每個人都面臨挑戰和壓力，為了各自不同的“成功”定義而努力。

兩位導演說，優秀的紀錄片導演，需要去理解並展現出被拍攝者的情感。在此片的創作過程中，他們最大的挑戰，是去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思維。

創作團隊加強了對中方人員的拍攝。由於不懂中文，導演邀請到了中國聯合制片人張苡芊女士和李米傑女士加入團隊。

在中方聯合制片人的幫助下，創作團隊還來到中國，拍攝福耀玻璃的年會。

兩位導演後來說，兩位中方聯合制片人，不僅在語言上、和中國人溝通上，而且在文化理解上，給與創作團隊極大的幫助。

比如，美國人是在被肯定和被尊重的氛圍中長大的，而中國來的師傅，很少誇獎他們，這讓美國員工很不開心，認為沒有受到尊重。然而中國師傅並非不尊重他們，而是不習慣誇獎。

比如，中國員工喜歡遵從師傅的命令，而美國員工喜歡師傅告知這麼做的理由。

比如，中國員工為了更好的生活，願意長時間加班。而美國員工則認為，工作不能過於影響生活。

不同的期望，對工作和生活的不同理解，導致了衝突。這些衝突，跟錢有關，也無關。

雖然影片的初衷，是兩位導演對美國藍領失業工人的同情，但導演最後決定，在《美國工廠》的剪輯中，他們不提供答案，而是抱著尊重的態度，儘可能把各方的觀點，都放到影片中。

如果選擇某一場景，他們要考慮，是否需要另一個場景來平衡？

導演說：這部影片就像《唐頓莊園》一樣，觀眾既能看到貴族的觀點，也能看到管家和傭人們的觀點。

導演希望在這個越來越極端化的世界，讓各方能相互理解對方的處境。

然而導演也說，一旦有了“我們”和“他們”的區別，有了“我們比他們更好”的優越感，達成共識的難度就加大了。

在影片的最後，工人的崗位逐漸被機器人所取代。在影片結尾處，鏡頭凝視著熙熙攘攘的美國工人的臉龐，以及同樣熙熙攘攘的中國工人的臉龐。

項目開始時，兩位導演只能自己辛苦籌集資金，堅持拍攝。後來獲得了Participant Media關注和投資，才得以搭建專業團隊。

這個Participant Media大有來頭。它出品的電影《羅馬》，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最佳導演和最佳攝影獎。最近幾年的紀錄片佳作《魯斯·金斯伯格》《他們叫我馬拉拉》《沉默之像》《不可忽視的真相》也都是它的作品。

在Participant Media的資助下，兩位導演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第一次僱傭了剪輯師來建構故事。經過18個月的剪輯，《美國工廠》在2019年1月份獲得了當年聖丹斯國際電影節最佳美國紀錄片大獎提名，以及最佳導演獎。

在聖丹斯電影節上，Netflix的高管帶著一位陌生人士和兩位導演見面。這位陌生的人士自稱是“高地製片公司”的高管。他說奧巴馬先生看了此片，很有興趣，希望能作為該片的出品方之一。

直到這個時候，兩位導演還不知道，奧巴馬和這個“高地製片公司”公司，以及Netflix是什麼關係。實際上，“高地製片公司”是奧巴馬伕婦和Netflix合作的製片公司，2018年5月份才剛剛成立。

2019年6月份，兩位導演和奧巴馬伕婦在華盛頓見了面。朱莉婭問奧巴馬：“以您的身份和地位，為什麼看上了這部片子呢”？

奧巴馬回答說：“一個好的故事，能夠讓我們理解其他人的生活，能夠幫助我們找到共識，這也是我和米歇爾創辦的這家制片公司的初衷，也是讓《美國工廠》成為這個公司首部影片的原因”。

米歇爾回答說：“我出自藍領產業工人家庭，我能深刻地理解他們的處境”。

2019年8月21日，Netflix以28種語言播出《美國工廠》。

在中國，由於《舌尖上的中國》《22》，以及這次的《美國工廠》，讓不少圈外人知道了紀錄片。

如果沒有巨大的網絡點擊量和創紀錄的票房，或者像奧巴馬伕婦這樣的政治明星和Netflix這樣的流媒體巨頭的加持，紀錄片進入不了大眾視野。

當紙質媒體還盛行的時候，政治、經濟新聞總是佔據頭版，體育放在最後，也能吸引眼球，而“文化”夾在中間偏後，寥寥幾頁，一副可有可無的神態，還經常和“娛樂”混在一起，讓搞文化的人沒脾氣。

那麼，紀錄片是什麼？它是否在電影藝術甚至在社會討論中佔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美國工廠》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紀錄片導演趙琦說：紀錄片是用時間來換取故事。

紀錄片導演和他們拍攝的對象，面對的是開放的未來。在未知和未來面前，創作者放下身段，仔細聆聽和體會，實事求是地觀察和紀錄，讓故事在時間中自然生長，並通過創作者的慧眼和心靈，從日常生活中提煉出故事，這或許是紀錄片最寶貴的特點。

電影導演張楊說，和劇情片不同，紀錄片導演無法從一開始就給觀眾一個起承轉合的邏輯。但有趣的是，生活本身的矛盾性和戲劇性，讓導演在另一個層次上，找到某種起承轉合的邏輯。紀錄片的生命力就在於此，你是編不出來的。

作者 | 肖龍

《美國工廠》（American Factory）這部紀錄片，帶著“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製片公司的首部作品”的光環，在Netflix這個視頻流媒體平臺的加持下，拍攝的又是中國人在美國“鐵鏽地帶”開辦工廠的事情，幾乎就是流量神器。

絕大部分媒體關於本片的討論，都聚焦於奧巴馬伕婦新成立的“高地製片公司”（Higher Ground Productions），甚至全球化、中國投資美國這樣的話題。筆者通過該片兩位聯合導演之一的李米傑女士，從中國紀錄片人的角度，向《美國工廠》的兩位導演，以及兩位中國聯合制片人發出了採訪問題，得到的答覆是，目前媒體的採訪請求，都需要等待Netflix批覆。

Netflix對於自己作品的傳播，嚴謹到了苛刻的地步，這是業內常識，再加上奧巴馬的標籤，於是訪談就變得無法預期了。

然而《美國工廠》已經播出，也有大量的影評和訪談。通過這些公開材料，筆者從一個紀錄片從業者的角度來談一下《美國工廠》。

美國俄亥俄州代頓市，曾經有好幾家美國大型汽車製造廠。20世紀初，當地汽車廠陸續被關閉，轉移到成本更為低廉的國家和地區。2008年12月，通用汽車公司關閉了代頓市的最後一個工廠，大量當地人失業，城市陷入蕭條，淪為“鐵鏽地帶”。

導演斯蒂夫（Steve Bognar）和朱莉婭（Julia Reichert）夫婦兩人，就生活在代頓市旁邊。2009年，夫婦倆拍攝通用汽車廠關閉的短片《最後一輛卡車：通用工廠的關閉》，獲得奧斯卡最佳短片獎提名，並在HBO上播放。

2014年，中國的福耀集團，買下代頓市的通用汽車舊廠房，改造成玻璃廠，並招聘當地人上班，此事在當地引起很大反響。

作為紀錄片導演，斯蒂夫和朱莉婭的靈感被觸動了。隨著幾百個中國工人和管理者來到代頓市，他們如何適應美國生活？中國與美國的管理者和藍領工人之間，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是有趣的故事。

恰好福耀玻璃想找一個團隊，記錄他們在美國的開廠過程。於是兩位導演就開始了跟蹤拍攝。

獲取被拍攝者的信任是第一位的。導演首先告訴所有的被拍攝者，他們做的是獨立紀錄片，跟資方、管理層、工會完全無關。兩位導演的住址，距離拍攝地開車僅有25分鐘，經過頻繁的來往和持續的拍攝，攝製組和被拍攝者逐漸建立了互信，甚至可以進入被拍攝者的家庭空間。

對此，曹德旺先生非常大度，並沒有反對。相反，他給了拍攝團隊自由出入的門禁卡。

從2015年2月開始，到2017年12月結束拍攝，五位攝影師去拍攝了幾百次，跟蹤特定的人與場景，積累了1200個小時的素材。在拍攝中，他們時刻在問：“哪裡有懸念和衝突？誰碰到麻煩了？什麼原因？結果如何？”

由於拍攝環境極其嘈雜，挑杆式錄音完全不管用，人物對白全部用領夾式麥克。

由於大部分工人做單調性重複工作，很容易走神。攝製組白天拍攝他們的工作狀態，晚上就跟隨他們回家做訪談，讓他們回憶當天的所思所想。影片將被訪者的獨白，和他們的工作狀態剪輯在一起，彷彿被拍攝者在工作中自言自語，觀眾能聽到被拍攝者內心獨白。

最初，導演想圍繞著核心問題“所有人的努力都能成功嗎？”來展開故事，更詳細的則是“在美國傳統產業地區，一箇中國投資的工廠，2000個美國藍領工人，300箇中國管理者和培訓者，所有人的努力都能成功嗎？”

但隨後他們發現，對於不同的人，“成功”的定義是不同的。

導演們認識到，沒有所謂的“好人”和“壞人”之別。每個人都面臨挑戰和壓力，為了各自不同的“成功”定義而努力。

兩位導演說，優秀的紀錄片導演，需要去理解並展現出被拍攝者的情感。在此片的創作過程中，他們最大的挑戰，是去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思維。

創作團隊加強了對中方人員的拍攝。由於不懂中文，導演邀請到了中國聯合制片人張苡芊女士和李米傑女士加入團隊。

在中方聯合制片人的幫助下，創作團隊還來到中國，拍攝福耀玻璃的年會。

兩位導演後來說，兩位中方聯合制片人，不僅在語言上、和中國人溝通上，而且在文化理解上，給與創作團隊極大的幫助。

比如，美國人是在被肯定和被尊重的氛圍中長大的，而中國來的師傅，很少誇獎他們，這讓美國員工很不開心，認為沒有受到尊重。然而中國師傅並非不尊重他們，而是不習慣誇獎。

比如，中國員工喜歡遵從師傅的命令，而美國員工喜歡師傅告知這麼做的理由。

比如，中國員工為了更好的生活，願意長時間加班。而美國員工則認為，工作不能過於影響生活。

不同的期望，對工作和生活的不同理解，導致了衝突。這些衝突，跟錢有關，也無關。

雖然影片的初衷，是兩位導演對美國藍領失業工人的同情，但導演最後決定，在《美國工廠》的剪輯中，他們不提供答案，而是抱著尊重的態度，儘可能把各方的觀點，都放到影片中。

如果選擇某一場景，他們要考慮，是否需要另一個場景來平衡？

導演說：這部影片就像《唐頓莊園》一樣，觀眾既能看到貴族的觀點，也能看到管家和傭人們的觀點。

導演希望在這個越來越極端化的世界，讓各方能相互理解對方的處境。

然而導演也說，一旦有了“我們”和“他們”的區別，有了“我們比他們更好”的優越感，達成共識的難度就加大了。

在影片的最後，工人的崗位逐漸被機器人所取代。在影片結尾處，鏡頭凝視著熙熙攘攘的美國工人的臉龐，以及同樣熙熙攘攘的中國工人的臉龐。

項目開始時，兩位導演只能自己辛苦籌集資金，堅持拍攝。後來獲得了Participant Media關注和投資，才得以搭建專業團隊。

這個Participant Media大有來頭。它出品的電影《羅馬》，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最佳導演和最佳攝影獎。最近幾年的紀錄片佳作《魯斯·金斯伯格》《他們叫我馬拉拉》《沉默之像》《不可忽視的真相》也都是它的作品。

在Participant Media的資助下，兩位導演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第一次僱傭了剪輯師來建構故事。經過18個月的剪輯，《美國工廠》在2019年1月份獲得了當年聖丹斯國際電影節最佳美國紀錄片大獎提名，以及最佳導演獎。

在聖丹斯電影節上，Netflix的高管帶著一位陌生人士和兩位導演見面。這位陌生的人士自稱是“高地製片公司”的高管。他說奧巴馬先生看了此片，很有興趣，希望能作為該片的出品方之一。

直到這個時候，兩位導演還不知道，奧巴馬和這個“高地製片公司”公司，以及Netflix是什麼關係。實際上，“高地製片公司”是奧巴馬伕婦和Netflix合作的製片公司，2018年5月份才剛剛成立。

2019年6月份，兩位導演和奧巴馬伕婦在華盛頓見了面。朱莉婭問奧巴馬：“以您的身份和地位，為什麼看上了這部片子呢”？

奧巴馬回答說：“一個好的故事，能夠讓我們理解其他人的生活，能夠幫助我們找到共識，這也是我和米歇爾創辦的這家制片公司的初衷，也是讓《美國工廠》成為這個公司首部影片的原因”。

米歇爾回答說：“我出自藍領產業工人家庭，我能深刻地理解他們的處境”。

2019年8月21日，Netflix以28種語言播出《美國工廠》。

在中國，由於《舌尖上的中國》《22》，以及這次的《美國工廠》，讓不少圈外人知道了紀錄片。

如果沒有巨大的網絡點擊量和創紀錄的票房，或者像奧巴馬伕婦這樣的政治明星和Netflix這樣的流媒體巨頭的加持，紀錄片進入不了大眾視野。

當紙質媒體還盛行的時候，政治、經濟新聞總是佔據頭版，體育放在最後，也能吸引眼球，而“文化”夾在中間偏後，寥寥幾頁，一副可有可無的神態，還經常和“娛樂”混在一起，讓搞文化的人沒脾氣。

那麼，紀錄片是什麼？它是否在電影藝術甚至在社會討論中佔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美國工廠》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紀錄片導演趙琦說：紀錄片是用時間來換取故事。

紀錄片導演和他們拍攝的對象，面對的是開放的未來。在未知和未來面前，創作者放下身段，仔細聆聽和體會，實事求是地觀察和紀錄，讓故事在時間中自然生長，並通過創作者的慧眼和心靈，從日常生活中提煉出故事，這或許是紀錄片最寶貴的特點。

電影導演張楊說，和劇情片不同，紀錄片導演無法從一開始就給觀眾一個起承轉合的邏輯。但有趣的是，生活本身的矛盾性和戲劇性，讓導演在另一個層次上，找到某種起承轉合的邏輯。紀錄片的生命力就在於此，你是編不出來的。

《美國工廠》兩位導演說，在拍攝中，我們一直在學習，在摸索，來嘗試理解眼前發生的事情。

有評論說《美國工廠》是“直接電影”或“觀察式紀錄片”，俗話講攝影機是“牆壁上的蒼蠅”。這種電影流派儘量不對現實進行干預，有一套理論體系和藝術標準。在《美國工廠》這部片子中，充分地展現出這個流派的優勢。

然而不同導演的初心和人文關懷，境界還是非常不同的。紀錄片說到底，拼的是導演的整體素養，是對社會的感知，而不光是理論素養和拍攝剪輯技巧。

同樣是拍普通人，法國導演貝特朗（Yann Arthus-Bertrand）的紀錄片就擔得起《人類》這個名字，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就擔得起《中國》這個名字。

《美國工廠》這麼好的選題是怎麼找到的？紀錄片導演陳為軍說：“好的選題就在你身邊50米內”。《美國工廠》兩位導演拍攝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長短兩部片子分別獲得聖丹斯大獎和奧斯卡提名。

紀錄片導演李成才說：“我從事紀錄片創作三十多年，目睹了國家的變遷，我用什麼樣的作品，來與中國的發展相匹配呢？”

《美國工廠》的兩位導演，朱莉婭從業50年，擁有三個奧斯卡提名、兩個聖丹斯大獎、一個艾美獎。她從來不拍名人，只拍普通人。她說：“普通勞動人民的故事、困境、和希望，與名人故事同樣引人入勝”。由於她對當地平民的關心、對於世界的好奇、對於社會的貼近，讓她完成了《美國工廠》這部作品。

《美國工廠》涉及到全球化、產業轉移、文化衝突等眾多宏大話題，在中外媒體和觀眾群中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導演對此的觀點是什麼？

如前文所述，導演不提供答案，而是抱著尊重的態度，儘可能把各方的觀點，都放到影片中。

從福耀集團的角度來說，其初衷僅僅是想記錄工廠的開業。但對於導演的獨立創作訴求，曹德旺先生非常大度，給予最大限度的自由。影片播出後，代頓市的工會代表說，他們希望這個片子能讓當地人看到。

科學哲學家卡爾·亨普爾說過，科學的功能是“解釋”，人文的功能是“理解”。無論是《美國工廠》的兩位導演，還是奧巴馬總統，一直強調的關鍵詞就是“理解”。生活並非黑白分明，而是連續的灰色。人也不是絕對地好壞分野，而是複雜多變的。紀錄片導演感受這種細微的差別，通過影像，把現實的不同灰色呈現給觀眾。

奧巴馬對導演們說：“儘管大家會有不同的意見，但如果能面對面地交談，儘量去理解彼此的處境，就有可能找到共識。”米歇爾則說：“我喜歡本片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把不同的人群放在了一起，讓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片子本身不提供觀點，但卻充滿了力量。”

如果我們從《美國工廠》中看到了相互理解，並能運用到討論和待人接物中，這個世界有可能會變得更好。

作者簡介：肖龍，紀錄片製片人。新鮮提案真實影像大會聯合創始人，真實影像傳媒顧問。

本文信息來源於Hollywood Reporter，Vox，New York Times，The Guardian，IndieWire、CBS News、奧巴馬的個人推特、李米傑和張苡芊的個人微信號，以及Netflix、Sundance、Participant Media等官方網站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