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族，是充滿創新自信的民族。崇尚革新、創新、立新，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也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突出表現和重要標誌。遠在先秦時期，中華民族就有對創新、立新的高度自覺。先秦哲學中的“尚新”意識、“尚新”思想，內容豐富，含義深邃，幾乎各派哲學都對“尚新”有所言說。其中蘊涵的比較重要而又影響深遠的“尚新”價值觀，約有四端。
一是“新命”價值觀。《詩經·大雅·文王》雲：“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歷代學者的解釋甚多。鄭玄曰：“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也。”就是說，因為文王的其功在民，其德著天，才使得當時的周邦不斷強盛，舊邦煥發了新生命；正由於賢德的執政者使舊邦有了新生命，所以才受到天命的護佑。於是，“天命”之“新”和執政者的“使命”之“新”、國家的“生命”之“新”就在詩中融為一體了。正因為如此，“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詩句，就可以解釋為：一個歷史悠久國家的生命力，完全在於革新、創新，革新、創新乃是一個政權的生命力之所在。後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也多是在這種“崇尚革新”的價值意義上引用這一詩句的。詩人杜甫在他的詩中呼籲：“異才復間出，周道日惟新。”（《別蔡十四著作》），希望唐朝能夠出現雄才大略之人，弘揚西周的維新精神，重耀大唐的國輝。他們都把“維新”視為寶貴的政治價值，希望一個國家能通過革新而繁榮富強，昌盛久遠。
歷代的改革家更是著力於繼承和弘揚“舊邦新命”的“維新”精神。近代的康有為及其支持者之所以把戊戌變法稱之為“維新”，除了藉助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之外，更希望利用《詩經》“其命維新”的經典含義，來維護和推行其改革方案。因為，“維新”一詞不僅比“變法”更能確切地表達徹底變革之意，而且可以藉助其“經典”性之價值為革新提供正當理由。
二是“新知”價值觀。先秦哲人不但崇尚“新命”，讚頌政治革新，而且還倡導“新知”，追求認識和知識更新。孔子十分重視認識的更新和新知的學習。他不但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這種永不厭倦的學習精神，有“入太廟，每事問”的謙虛態度，而且還明確指出了追求新知的重要性。他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十三經注疏·論語註疏》對“溫故而知新”的解釋是：“溫，尋也。言舊所學得者，溫尋使不忘，是溫故也；素所未知，學使知之，是新知也。”朱熹在《論語集註》中也解釋說：“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他們都認為，“溫故知新”體現了孔子對新知的崇尚。
在溫習已有知識的基礎上，獲取新知識，從溫習舊知識中，悟出新道理，是符合學習規律和認識規律的學習技巧和教學技巧。孔夫子既重舊知又求新知的價值觀，受到後世學者的廣泛贊同，對認識論、教育學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如：
作為“四書”之一的《中庸》雲：“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以“溫故知新”為君子的素養；《漢書·史丹傳》雲：“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以“溫故知新”為才士的品質；《漢書·成帝紀》雲：“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以“溫故知新”為博士的條件。由此可見，“新知”價值乃是傳統“尚新”說的重要內涵。
三是“新民”價值觀。崇尚“新民”的人格價值是《大學》一書重點闡明的觀念。《大學》一開頭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親民”，朱熹認為應是“新民”）。明確把“新民”作為大學的三大綱領之一。而且為了突出強調人格更新,《大學》又引經據典，說明“新民”的重要價值。它說：“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所以，君子應該盡一切努力，持續不斷地求新,使自己人格達到完善境界。
“新民”價值觀到了近代更被主張改革的人士們所竭力提倡和大力弘揚。梁啟超辦“新民報”、講“新民說”，賦予傳統“新民”觀念以新的含義。第一，他指出“新民”的目的是為了推行改革，振興中國：“本報（指《新民叢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第二，他提出“新民”的內容是樹公德、開智慧：“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採閤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本原。”第三，他強調“新”的含義是改舊增新：“新之義有二：一曰淬礪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可見，梁啟超“新民說”的核心是主張通過學習西方的道德和知識以塑造新人格，實現“維新”理想。梁啟超之“新民說”對近現代文化有廣泛影響，體現了人們新的文化關懷。
總之，“日新”精神很早就融入於理想人格的實現過程之中，《大學》對“新民”價值的追求，表達了中華文化對於人格提升和人格更新的高度自覺。
四是“新德”價值觀。如果說“新命”、“新知”、“新民”是具體領域的“新”之價值的話，那麼《周易·繫辭》則超越了具體領域，從形而上學的高度，闡明瞭哲學層次的尚新觀。這就是“日新之謂盛德”的價值觀。
《周易·繫辭上》雲：“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由此不難看出，《繫辭》所謂的“新德”，具有以下特徵：一是“日新之德”的主體，並不侷限於人而是包括人在內的宇宙大道及天地萬物。“日新”不僅是人的道德，也是天地萬物所具有的盛大德性。二是“日新之德”的根源，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即陰陽矛盾的相反相生、互依互化這一普遍性宇宙規律。天地萬物的“日新”乃是繼承陰陽之道的“善”，也是實現陰陽大道的“性”。三是“日新之德”的內涵，是陰陽大道所創建的包羅萬有、豐富多彩、無所不包、無處不在的宏偉業績。四是“日新之德”的意義，是舊事物死去和新事物生成的環節，是天地萬物創生不止、生生不息的變化過程。
可見，《易傳》的“新德”觀充分體現了天道與人道的合一、本體與價值的貫通、必然與應然的融會。於是，“新”就具有了形而上的意義，成為天地德性和宇宙價值了。
“新命”是政治價值觀，“新知”是知識價值觀，“新民”是人格價值觀，“新德”是德性價值觀。四大價值觀共同構成中國傳統的“尚新”觀念和“尚新”精神。這種“尚新”觀念和精神，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突出表現，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標誌，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為西北政法大學資深教授、陝西省社科聯名譽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