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兒女》記者 餘瑋

1977年剛立秋後的中國，沒有盛夏的猖狂，但繽紛之中流轉著美的遺憾。

中共十一大是粉碎“四人幫”後召開的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宣告了“文化大革命”這場長達10年的內亂結束，基本實現了“安定團結”的局面，重申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選出的中央領導機構讓黨內健康力量有所增加，使國家的正常秩序得以恢復。然而，由於歷史的侷限性，十一大沒有帶領全黨走出“左”傾錯誤的樊籬，沒有促進歷史轉折的完全實現，成為一次有影響而沒有完全成功的會議。

大悲大喜之後堅冰開始打破

1976年，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相繼逝世，全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中國出現了巨大的權力真空，“四人幫”藉機加緊了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長達10年之久的災難，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把人們從連續不斷的悲痛推向了多年沒有的喜悅。

“文化大革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最黑暗的一頁，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慘重災難罄竹難書。但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一段時期發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這就是：一方面揭批“四人幫”，另一方面又肯定甚至稱讚“文化大革命”。

10月24日，北京召開慶祝粉碎“四人幫”的百萬軍民大會。第二天，“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號召全國人民“自覺地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揭批“四人幫”運動中，廣大幹部群眾普遍要求儘快消除“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嚴重後果，使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迅速得到恢復，同時糾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錯案。當時，糾正冤假錯案首先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要求澄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是非，儘快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二是要求為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平反。然而，要解決這些重大問題，就不能不涉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涉及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由於長期形成的嚴重思想禁錮，這些重大問題一時成為難以觸動的禁區。

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發表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這篇社論在強調揭批“四人幫”是“當前的綱”，要“抓綱治國”的同時，公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方針（後被稱為“兩個凡是”）。

粉碎“四人幫”後，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去世5人、被中央隔離審查4人，華國鋒是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葉劍英是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主席因為毛澤東的逝世空缺，中共迫切需要重建中央領導核心。這時，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提前召開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便確定黨的工作方針，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已經勢在必行。為此，1977年3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關於提前召開黨的十一大的決定。

“兩個凡是”方針的推行，尤其是對鄧小平的繼續批評和對“天安門事件”的定性，引起一批老同志的不滿。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陳雲、王震等許多老同志起來反擊“兩個凡是”，鄭重地、堅決地提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恢復鄧小平的工作。

時代的潮流難以阻擋，堅冰開始打破了。這年7月16日至21日，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通過追認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決定；通過《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決定開除王、張、江、姚的黨籍，撤銷他們的黨內外一切職務。此外，會議決定全部恢復“反擊右傾翻案風”時鄧小平被撤銷的職務，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鑑於黨的十大以來國內形勢的重大變化，十屆三中全會批准3月中央工作會議關於提前召開黨的十一大的決定，併為大會的召開作了必要的準備。全會一致通過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議程，討論並基本通過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和黨章修改草案，決定在1977年下半年的適當時間召開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8月11日，中共十一大預備會議召開。會議由華國鋒主持，他在會議上報告了中共十一大的準備情況，說明了大會主席團及祕書處的設立、代表的組成及大會議程等事宜。汪東興作了關於代表資格的審查報告。會上，代表們對政治局提出的主席團人員組成名單、主席團主席、副主席、大會祕書長進行了表決，通過了223人的主席團名單；選舉華國鋒為主席團主席，選舉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選舉汪東興兼大會祕書長。預備會議對十一大的議程也進行了表決。

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在中共十一大主席臺上

有錯誤但有重要影響的會議

1977年8月12日下午3點半，萬眾矚目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來自全國各行各業、各部門的代表共計1510名出席了大會，他們代表著全黨3500多萬名共產黨員。

華國鋒代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作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報告歷時4個小時，約3萬多字。報告所列的小標題，分“我們黨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形勢和任務”——第一部分論述了毛澤東的歷史功績以及黨同“四人幫”鬥爭的過程；第二部分分析了當時的國際與國內形勢，提出了“黨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內，抓綱治國的主要的戰鬥任務”。實際涉及的不止這兩個內容，而是關乎粉碎“四人幫”後黨和國家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加上序言中對大會所擔負的重大歷史責任和結束語，政治報告嚴格講共有四部分。

華國鋒在政治報告中宣佈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這次大會的歷史責任，是要調動黨內外、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在本世紀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鬥。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難以在短時間內消除，報告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認為“這種政治性質的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報告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成果”；對黨在現階段的主要任務，報告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強調要“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激烈鬥爭中實現安定團結，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以最終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這是粉碎“四人幫”之後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氣氛十分熱烈，代表們暢所欲言。在討論政治報告的時候，許多代表結合本單位、本部門實際情況，以大量事實揭批“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批判了他們炮製的“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等謬論，憤怒地批判了“四人幫”策動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罪行。代表們對黨中央打倒“四人幫”的果斷決策表示完全擁護，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形成、發展的原因進行了初步探討。

同時，一些同志對政治報告中某些“左”傾觀點提出批評。有的同志反對提“無產階級在各個文化領域實行專政”；有的同志說，毛澤東講過“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錯誤，而報告對“文化大革命”全盤肯定，高度讚揚，是不合適的；還有的同志針對報告中關於“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階級鬥爭”的論斷指出，“始終”的提法在理論上說不通。聶榮臻在書面發言中針對“兩個凡是”的方針指出，我們學習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實質，把基本原理當作行動指南，堅決反對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每一句話當作脫離時間、地點、條件的教條。然而，在政治報告定稿時，這些意見沒有被接受，從而使“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錯誤理論仍然得到延續。

儘管如此，但十一大仍然是一次具有重要影響的會議，從總體上看是一次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大會。“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歷史發展是不可逆轉的。

有關中共十一大會議的號外

一部在徘徊中前進的黨章

8月13日下午，大會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葉劍英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說明了對中共十大黨章進行修改的必要性，從黨的性質和指導思想等8個方面對黨章修改草案作了重要說明解釋。隨後，進行了分組討論。18日，大會通過了修改後的《中國共產黨章程》。

十大黨章共六章十二條，嚴格上說並不是一部嚴謹的黨章，除了存在一些嚴重的錯誤外，有些條文也比較空泛。經過10年浩劫，黨的組織原則、組織紀律等已經遭受了很大破壞，迫切需要一部新的黨章來加強黨的建設，推動黨的事業發展。十一大黨章對十大黨章做了不少修改，包括總綱和五章（黨員、黨的組織制度、黨的中央組織、黨的地方和軍隊中的組織、黨的基層組織）十九條，在結構上恢復了七大黨章將總綱和各章分開闡述的做法，把“在本世紀內，黨要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把我國建設成為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寫進總綱。總綱強調，“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黨堅持反對修正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在總綱中，增寫了堅持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的內容。

十一大黨章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第四部黨章。十一大的黨章為5028字，八大的黨章為12662字，九大黨章為2823字，十大黨章為2687字。十一大黨章的字數雖不到八大黨章一半，但與九大、十大的黨章相比，字數幾乎翻了一番。從內容上看，十一大的黨章雖然還有十大黨章的影子，但總體取向上是學習和模仿八大黨章，是對黨內政治生活正常時代所制定的八大黨章的復歸，對健全的黨組織、制度和生活，撥亂反正起了積極的作用。

新黨章總綱中增寫了對毛澤東歷史功績的有關內容，使黨章帶有毛澤東逝世後的一些時代烙印，評價不夠實事求是，但很可貴的是這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對自己領袖的情感，為以後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礎。十一大黨章首次規定了堅持“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的幹部路線，提出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以整段篇幅闡述了黨的三大作風，要求全黨必須保持和發揚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保持和發揚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保持和發揚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鬥的作風，防止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幹部利用職權謀取特權。黨章對黨員提出了八項要求，其中規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為個人或少數人謀取私利”和“遵守黨紀國法，嚴守黨和國家的機密”等。此外，還恢復了黨員預備期制度，這一規定目的是為了扭轉“四人幫”搞“突擊入黨”造成的惡劣影響，對黨員更好地進行考察和了解，保證黨員的政治質量。黨章重新提出要設立紀律檢查機關，規定黨的中央委員會、地方縣和縣以上、軍隊團和團以上的各級黨的委員會，都要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

根據十一大通過的黨章，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從1977年10月起相繼召開新的一屆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新一屆黨委。與此同時，在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國家機關及人民團體中，陸續恢復建立黨委或黨組。新產生的黨委或黨組，注意清除追隨“四人幫”的幫派分子，起用了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久經考驗的老幹部，使黨在各地區、各部門的領導得到充實和加強。

七律《中共十一大有感》（劉曉/詩徐宜勝/書）

噩夢過去是早晨

8月18日下午，代表大會舉行了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充分協商和醞釀的基礎上，代表們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以及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會議選出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當選的中央委員201名、候補中央委員132名。

鄧小平致閉幕詞後，十一大在《國際歌》聲中結束。

8月19日，十一屆一中全會選出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其中，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並由他們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按照慣例，隨後產生了新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

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國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方面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限於歷史條件，大會沒能承擔起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為實現歷史轉折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這一任務。隨後，在9月9日毛主席紀念堂落成典禮上，華國鋒把黨的十一大路線概括為：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抓綱治國，繼續革命，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鬥。

黨的十一大和隨後的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及共青團、工會、婦聯的全國代表大會的相繼召開，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亂的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逐步得到恢復，開始走上正常軌道。但黨的指導思想仍然沒有從根本上轉變，黨和國家的工作總體上還是處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

噩夢醒來是早晨。十一大作為一次不是完全成功的全國代表大會，沒能完成從黨的指導思想和方針上實現根本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這一任務直到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得以徹底完成。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民願望，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1982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確地剖析了中共十一大的歷史功績和缺憾：“1977年8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是，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和華國鋒同志的錯誤的影響，這次大會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

（來源：《中華兒女》雜誌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