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輝煌成就，不僅改變了中國自身也震撼了世界。因此，通過中國共產黨認識中國，通過關注和研究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點點滴滴來全面理解中國，不僅成為世界多國學界、政界關注的焦點，尤其成為美國學界瞭解和認識當代中國問題的基本途徑。
雖然在美國學術界沒有嚴格意義上的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研究這一學術概念和項目制課題。但是對這一問題的核心性研究，涵蓋在諸多類別的中國問題研究之中。比如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前，美國政府所接觸到的國共雙方對各自管轄區的建設；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各項政策措施；新時代以來中國科技、政治、軍事各方面取得的發展成就等。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上升，美國學者期望通過歷史和現實的對比，歸納總結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進而研判中國未來的發展政策和趨勢，從而為美國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提供意見參考。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輝煌成就，不僅改變了中國自身也震撼了世界。因此，通過中國共產黨認識中國，通過關注和研究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點點滴滴來全面理解中國，不僅成為世界多國學界、政界關注的焦點，尤其成為美國學界瞭解和認識當代中國問題的基本途徑。
雖然在美國學術界沒有嚴格意義上的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研究這一學術概念和項目制課題。但是對這一問題的核心性研究，涵蓋在諸多類別的中國問題研究之中。比如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前，美國政府所接觸到的國共雙方對各自管轄區的建設；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各項政策措施；新時代以來中國科技、政治、軍事各方面取得的發展成就等。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上升，美國學者期望通過歷史和現實的對比，歸納總結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進而研判中國未來的發展政策和趨勢，從而為美國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提供意見參考。
中國革命事業取得成功的基礎
美國學者在研究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問題時，專門對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建設，以及美軍觀察組所得到一手資料進行專門研究。他們普遍認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局部執政的這一過程所取得的治理經驗，不僅為中國革命走向成功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也為後來的全國執政打下堅實的基礎。
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鄒讜在《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一書中，列舉大量事實說明了美國長期支持的國民黨政權的失敗，主要是因為政治上的腐敗墮落導致最終徹底丟失了政權。而在馬克·賽爾登的《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一書中，他是這樣描繪中國共產黨在陝甘寧邊區執政情況的，“生活於新的政治制度中的農民大眾，破天荒第一次自豪地談論‘我們的政府’，而不是像以往將政府視為與自己無關或者令人恐怖的東西”。在《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一書中，費正清評價延安是這樣的，“那裡是一個人人想去的、充滿陽光的、愉快和藹的地方。那裡的革命士氣和熱情非常令人感動，正如斯諾和其他美國記者向世界報道的那樣”。
同時費正清還提到，“中共在邊區和在華北各地發展的解放區政府中，首要的原則是黨對幹部的思想引導和紀律實施”。而第二條原則是發現並滿足農民的需要；第三是採取有說服力的“三三制”參政議政辦法，“在這個基礎上，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優越的組織紀律性和忠誠，自然容易讓他們在實際活動中成為領袖人物。由於他們的威信受到群眾擁護，他們就可以在他們一向支持的各種經濟生產基礎上，進行土地改革了”。與此同時，在《當代中國的政治與社會》中，美國瑪麗華盛頓大學的藍若思也提出，“從土地改革，到農民對黨產生熱情，到推動黨的改革，這些延安時期的經驗給了共產黨解決任何困難的機會，並且為他們在1949年建國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準備了條件”。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在陝甘寧邊區以及各解放區長期而穩定的政權建設，不僅意味著成功地管理了一片地域、發展了地域經濟、鞏固了局部政權，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有效的政府治理實踐，積累了執掌政權的基本經驗。這些經驗，雖然具有地域上、人口數量與結構、經濟發展條件單一等方面的侷限性，可是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養成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隨著局部執政時間的增加與執政面積的擴大，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得到不斷增長，在日後取得執政權和政權建設的過渡期，乃至全面執政後建設和鞏固發展社會主義歷史進程中，局部執政的經驗積累與能力養成，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全國執政的堅實基礎。
實現有效治國理政的基礎
隨著中美建交和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美國學者有了更多瞭解中國的機會，他們通過實地考察更加深入地瞭解中國，更為深層次地認識了中國共產黨，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研究有了更加深刻的見解。
費正清等學者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分析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時認為，這一切都在於經濟建設是在中國共產黨有計劃領導下實現的，“特別是有了明確目標的模式，有了官方的規劃生產產生強烈使命感的團結，對充分利用在革命勝利中曾發揮主要作用的有紀律的黨的組織來說，條件是十分理想的。……中共的各項規劃加強了這個有紀律的組織的權威，從而提高了政權運行發展和改造的能力”。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兼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原主任李侃如在《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中也認為，“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管理著上下級黨委之間聯繫的那種領導關係提供了一種全國性的紀律。雖然種種因素——私利、腐敗、信息的操縱等等——侵蝕了這種紀律，但總的來說，由於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保持了對於一個有著如此規模如此多樣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確是令人驚歎的強大的行政能力”。
在這些美國學者看來，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年代所形成的強大政治組織紀律性，不僅是贏得政權的有力武器，更是成功建設社會主義的法寶。中國實現國家建設目標，必須有賴於政策制定與執行。而強大的政策執行力的基礎，就是執政黨自身的政治組織動員與執行能力。在美國學者眼中，中國共產黨基於革命戰爭年代豐富革命鬥爭實踐所養成的政治組織紀律性，在國家政權建設中有效轉換為政治權威與政治動能，極大推進了國家在各方面政策的實施，尤其在經濟建設上：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審時度勢制定政策並堅決執行，使得國民經濟實力快速恢復；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自身依靠嚴格執行政治紀律，有效遏制了經濟建設中滋生的腐敗現象，在極大程度上降低了腐敗對經濟建設成果的侵蝕。
影響世界的中國方案
在美國學者眼中，今日之中國的歷史性鉅變是空前的，對今天世界的影響無比震撼。探尋中國的崛起密碼，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中的經驗與方法，不僅僅是中國自身的財富，也將為世界各國實現有效的國家治理提供可行的方案。
2018年，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在《中國的問題》（The China Questions）一書的前言中說到：“當前，中國的問題不僅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在一定程度講也是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事情。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巨大並且正在增長的經濟體，而是當前全球面臨的很多問題，從氣候變化到經濟增長，到海事安全，都離不開中國的參與。”而在《中國的減貧工作教給我們什麼》一文中，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和文化系學者溫奈良這樣寫道，中國關於減貧工作有三個極其重要的經驗供世界學習。第一，中國政府在測算貧困、制定標準、研究世界範圍內的減貧方法時下了很大功夫，從中得出的數據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第二，中國政府的減貧政策是在經濟發展方面幫助貧困的家庭，根據情況的變化制定出有針對性解決貧困問題的經濟發展項目；第三，中國政府在減貧過程中實施福利計劃，把避免極度貧困和增加人力資本作為長期投資、穩定經濟增長的福利項目。上述三個經驗不僅適用於中國，也適用於當前面臨著貧困問題的非洲和亞洲其他國家。
從中國這些年取得的國家建設成績，到中國發展所提供的國家發展建設經驗啟示可知，美國學者關注中國的焦點並不在中國政府取得成績本身，而將問題集中於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建設與發展上。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克里在《腐敗，反腐敗與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型》一文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堅決的反腐敗鬥爭和紀律監督體制改革、國家行政管理體制機制的創新等多項治理舉措並舉，意在通過黨的自我淨化、自我修復，實現黨的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逐步增強黨的政治能力，從而提升執政黨在國家治理中的能力，以自身政治建設帶動國家政治生活的不斷完善。美國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學院副教授周景浩在《中國共產黨能夠贏得反腐敗鬥爭的勝利嗎？》一文中提到，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以來採取嚴厲措施查處腐敗官員，向外界傳遞了“不管是誰只要觸犯黨紀國法都要受到處分”的強烈政治信號。該信號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堅定打擊腐敗的堅強決心。
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績效，不僅是美國學者所集中研究中國問題的焦點，而且正在成為了世界多國政黨和執政黨學習的榜樣。從政黨這一維度上看，中國共產黨作為政黨乃至作為執政黨的政黨自身建設和執政能力，都對世界多國政黨和執政黨產生了影響。亦如，“大就要有大的樣子”，“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等這些主張，真實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自身的自我認知與時代訴求。
誠然，美國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著述內容並不限於以上列舉的內容，自然也有基於自身認識偏見對於中國共產黨乃至其所取得的治國理政成績的曲解。總體而言，美國學者基於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發展歷史與事實的判斷，只要是實事求是的判斷，我們都能清晰看到他們對於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成績的高度認可和積極的客觀性評價。在他們眼中，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取得巨大發展成就的根本性與關鍵性力量，而這一力量自身的成長、建設與發展的經驗，已經不再侷限於中國地域，而是正在廣泛而深遠地影響世界。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基本經驗，正在通過中國國力的釋放，逐步影響那些渴望實現國家繁榮富強的人民與政黨，並正在成為中國方案為世界所參見。
（作者系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訪問學者）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