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導致西方政治資源匱乏

新自由主義導致西方政治資源匱乏

作者：尹漢寧

來源：學習時報

從今日起，本報將連續刊發尹漢寧撰寫的一組“學習千字文”，意在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短、實、新”的要求，把思想理論文章寫短、寫實、寫新。——編 者

近年來，西方政治舞臺上出現了一些令人關注的現象，比如官方和民間的反全球化情緒，把責任推給民眾的公投，大選中的政策取向極端化，等等，這些似乎有違一貫的政治正確或政治保守。

這些問題往往又與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問題交織在一起，與向發展中國家推銷的民主化浪潮式微相伴相生。其所以出現這些政治現象，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的將此歸結為民粹主義思潮，有的說是政治過度、政治審慎缺失。我以為，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應該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侷限性中去尋找，而從特定歷史階段看，直接原因則是新自由主義導致西方政治資源的匱乏。

新自由主義，原本是針對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的經濟思潮，但它從來都與政治問題關聯在一起的。美國學者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一書，在新自由主義思想體系中佔有重要位置。有一種觀點還認為，《政治自由主義》是對新自由主義的總結。

羅爾斯在1993年發表的《政治自由主義》中說，在現代民主社會中，互不相容、無法調和的宗教、哲學與道德學說，多元地共存於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內，而且自由的制度本身就強化、鼓勵著不同質的學說的多元化，並視之為自由社會的永恆狀況。只有在多元重疊中尋求共識。作為公平的正義是政治的，而不是形而上學的或道德的。

在西方古代政治思想體系中，原本道德倫理思想是受重視的，在資本主義處於上升時期，基於對封建主義的批判，道德倫理也是西方政治學理論的重要內容。比如洛克的自然法精神，康德的道德原則是絕對命令，盧梭的人民主權等。羅爾斯在此前1971年發表的《正義論》中，也強調過道德原則的同質性。他認為，秩序良好的社會是一個穩定的、在基本的道德信念上同質、在社會各方面存在廣泛共識的社會。但《政治自由主義》對《正義論》進行了根本修訂。道德原則被政治性淹沒，同質性被多元化置換，良性社會不現實，也不是政治治理的追求。

實際上，上個世紀以來，把政治技能化、程序化，已是西方政治的一個傳統。在羅爾斯之前，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就強調民主方法特別是選舉方法的重要性，主張用選舉來體現政治合法性。用合程序性代替和掩蓋合公眾利益性、合道德性。但羅爾斯是從直接否定同質的道德原則入手的，因此，從根本上標誌著西方政治理論的技能化。

應該說，法學在法治之上有自然法精神。政治理性之上應該有政治良知。基本的道德信念，或者主流的道德信念，必須是同質的，並對宗教、政治文化、社會倫理產生影響。說基本道德信念多元，而且要包容，實質上是要為背離基本道德信念留空間，客觀上也為政治庸俗化和政治秩序紊亂留隱患。

用中國的“道、術、勢”的說法加以分析，羅爾斯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把道德原則丟在一邊，顯然“道”沒有了，而且政治出現亂象，向發展中國家輸出的民主也帶來災難，“勢”也沒有了，然後只剩下“術”，政治資源就非常有限了。於是乎，就是通常所說的政客、權謀、權術而已。這就是西方近年來出現的一些政治亂象，連西方的有識之士都認為不可理解，然而不可為而為之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