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歷史界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與簡單對大革命進行敘述的其他歷史作品不同，在本書中，托克維爾沒有敘述大革命的過程，而是把筆墨全部放在分析“大革命為何會發生”這一問題上。
而在眾多誘發大革命的因素之中，托克維爾相當強調其中之一，在整本書中，他無時無刻不在分析這個因素的影響。這個因素就是“中央集權”
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歷史界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與簡單對大革命進行敘述的其他歷史作品不同，在本書中，托克維爾沒有敘述大革命的過程，而是把筆墨全部放在分析“大革命為何會發生”這一問題上。
而在眾多誘發大革命的因素之中，托克維爾相當強調其中之一，在整本書中，他無時無刻不在分析這個因素的影響。這個因素就是“中央集權”
托克維爾
中央集權如何發生在法國？
在正式討論中央集權的種種後果前，我們需要注意一點：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並非是“權利集中於中央”這種簡單的意思，他將中央集權分成兩種：
第一種集權是指“政府集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種集權：全國性事務的領導權被集中於中央。這種集權並非舊制度出現種種弊病的原因，托克維爾也對集權制抱有很高的評價“……我曾聽過一個人談論中央集權制，他是這麼說的：‘中央集權制是法國革命的卓越成就，為整個歐洲所豔羨’，中央集權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認同。”可以說，這種集權是一個國家繁榮富強的必要條件。
第二種集權則是行政集權。可以這樣理解：純屬地方性的事務的領導權集中到中央。對於許多地方性事務，總督並沒有獨自處理的權力，而是需要中央政府的御前會議制定規劃之後，再分配給地方。有時，甚至連地方性自治機構的功能也要被中央政府的侵害，一位財政總監曾給各省總督發過這樣的通告：“你們必須格外留心城市會議中的一切，必須提交最精確的報告，將會議的各項決定以及你們的意見一併迅速回報給我。”這種集權方式帶來了諸多消極後果。
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大多是指第二種情況。
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歷史界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與簡單對大革命進行敘述的其他歷史作品不同，在本書中，托克維爾沒有敘述大革命的過程，而是把筆墨全部放在分析“大革命為何會發生”這一問題上。
而在眾多誘發大革命的因素之中，托克維爾相當強調其中之一，在整本書中，他無時無刻不在分析這個因素的影響。這個因素就是“中央集權”
托克維爾
中央集權如何發生在法國？
在正式討論中央集權的種種後果前，我們需要注意一點：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並非是“權利集中於中央”這種簡單的意思，他將中央集權分成兩種：
第一種集權是指“政府集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種集權：全國性事務的領導權被集中於中央。這種集權並非舊制度出現種種弊病的原因，托克維爾也對集權制抱有很高的評價“……我曾聽過一個人談論中央集權制，他是這麼說的：‘中央集權制是法國革命的卓越成就，為整個歐洲所豔羨’，中央集權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認同。”可以說，這種集權是一個國家繁榮富強的必要條件。
第二種集權則是行政集權。可以這樣理解：純屬地方性的事務的領導權集中到中央。對於許多地方性事務，總督並沒有獨自處理的權力，而是需要中央政府的御前會議制定規劃之後，再分配給地方。有時，甚至連地方性自治機構的功能也要被中央政府的侵害，一位財政總監曾給各省總督發過這樣的通告：“你們必須格外留心城市會議中的一切，必須提交最精確的報告，將會議的各項決定以及你們的意見一併迅速回報給我。”這種集權方式帶來了諸多消極後果。
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大多是指第二種情況。
舊制度與大革命
在封建時代，法國的社會呈現了以下這種三重社會結構：位於社會結構最頂端的是王權；位於第二層的是各種中間團體，這些中間團體通常享有某種王權難以撼動的獨立性或自治權，這些獨立性和自治權被稱為封建自由，只不過這種自由並不是後世那樣的普世性自由，而是一種被授予的封建特權，貴族領地、自治城市、和教區等皆是中央團體；位於最底層的則是個人，大部分個人並不單獨存在，而是被嵌入了一個自治團體；例如從屬於貴族的農奴、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或是教士與修道士。
在中世紀末期，王權開始膨脹，絕對王權興起。各種中間團體的獨立性被剝奪。
法王菲利普四世在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權利鬥爭中勝利，打擊了教廷，甚至將繼任的幾任教皇遷至阿維農，史稱“阿維農之囚”，以此打擊了教會勢力。18世紀的教區仍然保持著富有中世紀特色的“民主之風”，討論公共事務時，村子會敲鐘召集村民們聚在教堂前進行討論。但是，會議的召開需要得到總督的允許，決議是否通過也要經過位於巴黎的御前會議的判斷。可以說，教區的自治已經讓位給行政集權。
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歷史界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與簡單對大革命進行敘述的其他歷史作品不同，在本書中，托克維爾沒有敘述大革命的過程，而是把筆墨全部放在分析“大革命為何會發生”這一問題上。
而在眾多誘發大革命的因素之中，托克維爾相當強調其中之一，在整本書中，他無時無刻不在分析這個因素的影響。這個因素就是“中央集權”
托克維爾
中央集權如何發生在法國？
在正式討論中央集權的種種後果前，我們需要注意一點：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並非是“權利集中於中央”這種簡單的意思，他將中央集權分成兩種：
第一種集權是指“政府集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種集權：全國性事務的領導權被集中於中央。這種集權並非舊制度出現種種弊病的原因，托克維爾也對集權制抱有很高的評價“……我曾聽過一個人談論中央集權制，他是這麼說的：‘中央集權制是法國革命的卓越成就，為整個歐洲所豔羨’，中央集權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認同。”可以說，這種集權是一個國家繁榮富強的必要條件。
第二種集權則是行政集權。可以這樣理解：純屬地方性的事務的領導權集中到中央。對於許多地方性事務，總督並沒有獨自處理的權力，而是需要中央政府的御前會議制定規劃之後，再分配給地方。有時，甚至連地方性自治機構的功能也要被中央政府的侵害，一位財政總監曾給各省總督發過這樣的通告：“你們必須格外留心城市會議中的一切，必須提交最精確的報告，將會議的各項決定以及你們的意見一併迅速回報給我。”這種集權方式帶來了諸多消極後果。
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大多是指第二種情況。
舊制度與大革命
在封建時代，法國的社會呈現了以下這種三重社會結構：位於社會結構最頂端的是王權；位於第二層的是各種中間團體，這些中間團體通常享有某種王權難以撼動的獨立性或自治權，這些獨立性和自治權被稱為封建自由，只不過這種自由並不是後世那樣的普世性自由，而是一種被授予的封建特權，貴族領地、自治城市、和教區等皆是中央團體；位於最底層的則是個人，大部分個人並不單獨存在，而是被嵌入了一個自治團體；例如從屬於貴族的農奴、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或是教士與修道士。
在中世紀末期，王權開始膨脹，絕對王權興起。各種中間團體的獨立性被剝奪。
法王菲利普四世在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權利鬥爭中勝利，打擊了教廷，甚至將繼任的幾任教皇遷至阿維農，史稱“阿維農之囚”，以此打擊了教會勢力。18世紀的教區仍然保持著富有中世紀特色的“民主之風”，討論公共事務時，村子會敲鐘召集村民們聚在教堂前進行討論。但是，會議的召開需要得到總督的允許，決議是否通過也要經過位於巴黎的御前會議的判斷。可以說，教區的自治已經讓位給行政集權。
阿維農之囚
貴族勢力也遭到了打擊。絕對王權興起後，中央政府向各省派出總督。總督一般為普通人出身，他不是憑藉選舉權、出身或者買官才獲得手中的權力，而往往是由政府從行政法院的下級官員中遴選出來的。在各省中，他掌握了實際權力，成為中央的代理人。中央政府通過這些總督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王——御前會議——總督——總督代理……
而貴族已經喪失了對地方的實際統治權，他們所擁有的只是長期以來留存下來的特權與身份地位。這些貴族通常對於資產階級官僚和新晉貴族抱有不屑的態度。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期，他不僅在地方上打壓貴族，還將貴族招入凡爾賽宮，讓他們在宮廷內任職，絕對王權完成了對貴族權力的瓦解。
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歷史界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與簡單對大革命進行敘述的其他歷史作品不同，在本書中，托克維爾沒有敘述大革命的過程，而是把筆墨全部放在分析“大革命為何會發生”這一問題上。
而在眾多誘發大革命的因素之中，托克維爾相當強調其中之一，在整本書中，他無時無刻不在分析這個因素的影響。這個因素就是“中央集權”
托克維爾
中央集權如何發生在法國？
在正式討論中央集權的種種後果前，我們需要注意一點：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並非是“權利集中於中央”這種簡單的意思，他將中央集權分成兩種：
第一種集權是指“政府集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種集權：全國性事務的領導權被集中於中央。這種集權並非舊制度出現種種弊病的原因，托克維爾也對集權制抱有很高的評價“……我曾聽過一個人談論中央集權制，他是這麼說的：‘中央集權制是法國革命的卓越成就，為整個歐洲所豔羨’，中央集權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認同。”可以說，這種集權是一個國家繁榮富強的必要條件。
第二種集權則是行政集權。可以這樣理解：純屬地方性的事務的領導權集中到中央。對於許多地方性事務，總督並沒有獨自處理的權力，而是需要中央政府的御前會議制定規劃之後，再分配給地方。有時，甚至連地方性自治機構的功能也要被中央政府的侵害，一位財政總監曾給各省總督發過這樣的通告：“你們必須格外留心城市會議中的一切，必須提交最精確的報告，將會議的各項決定以及你們的意見一併迅速回報給我。”這種集權方式帶來了諸多消極後果。
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大多是指第二種情況。
舊制度與大革命
在封建時代，法國的社會呈現了以下這種三重社會結構：位於社會結構最頂端的是王權；位於第二層的是各種中間團體，這些中間團體通常享有某種王權難以撼動的獨立性或自治權，這些獨立性和自治權被稱為封建自由，只不過這種自由並不是後世那樣的普世性自由，而是一種被授予的封建特權，貴族領地、自治城市、和教區等皆是中央團體；位於最底層的則是個人，大部分個人並不單獨存在，而是被嵌入了一個自治團體；例如從屬於貴族的農奴、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或是教士與修道士。
在中世紀末期，王權開始膨脹，絕對王權興起。各種中間團體的獨立性被剝奪。
法王菲利普四世在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權利鬥爭中勝利，打擊了教廷，甚至將繼任的幾任教皇遷至阿維農，史稱“阿維農之囚”，以此打擊了教會勢力。18世紀的教區仍然保持著富有中世紀特色的“民主之風”，討論公共事務時，村子會敲鐘召集村民們聚在教堂前進行討論。但是，會議的召開需要得到總督的允許，決議是否通過也要經過位於巴黎的御前會議的判斷。可以說，教區的自治已經讓位給行政集權。
阿維農之囚
貴族勢力也遭到了打擊。絕對王權興起後，中央政府向各省派出總督。總督一般為普通人出身，他不是憑藉選舉權、出身或者買官才獲得手中的權力，而往往是由政府從行政法院的下級官員中遴選出來的。在各省中，他掌握了實際權力，成為中央的代理人。中央政府通過這些總督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王——御前會議——總督——總督代理……
而貴族已經喪失了對地方的實際統治權，他們所擁有的只是長期以來留存下來的特權與身份地位。這些貴族通常對於資產階級官僚和新晉貴族抱有不屑的態度。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期，他不僅在地方上打壓貴族，還將貴族招入凡爾賽宮，讓他們在宮廷內任職，絕對王權完成了對貴族權力的瓦解。
絕對君主制在路易十四時代形成
通過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體系，王權成功地將中間團體的獨立性剝奪，並以行政官員填補權力真空，中央行政集權就此確立。
中央集權的影響
中央集權是一把雙刃劍。
它產生了一些積極的影響：①打擊了封建等級制，促進了身份平等的進程。貴族權力被大幅削弱的同時，資產階級得以利用王權通過在政府中任職或是成為“長袍貴族”獲得身份上升的渠道。不過要注意，中央集權並不會一直推進著身份平等的進程，在一定條件下，這個進程會被阻礙。皇權只是在認可封建制的條件下進行改革，所以會為下層民眾提供這樣一個渠道，但不會無限制的削弱貴族，聯合資產階級，當封建制可能遭到觸動時，王權便不會繼續這個過程；②結束了封建社會四分五裂的狀況，發展了一套統一的公權力。這套公共力催生的行政官僚體系使得行政走向統一，效率大幅提升。各個自治體的法律由各有差異的混亂狀態趨於統一。這些結果促進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
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歷史界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與簡單對大革命進行敘述的其他歷史作品不同，在本書中，托克維爾沒有敘述大革命的過程，而是把筆墨全部放在分析“大革命為何會發生”這一問題上。
而在眾多誘發大革命的因素之中，托克維爾相當強調其中之一，在整本書中，他無時無刻不在分析這個因素的影響。這個因素就是“中央集權”
托克維爾
中央集權如何發生在法國？
在正式討論中央集權的種種後果前，我們需要注意一點：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並非是“權利集中於中央”這種簡單的意思，他將中央集權分成兩種：
第一種集權是指“政府集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種集權：全國性事務的領導權被集中於中央。這種集權並非舊制度出現種種弊病的原因，托克維爾也對集權制抱有很高的評價“……我曾聽過一個人談論中央集權制，他是這麼說的：‘中央集權制是法國革命的卓越成就，為整個歐洲所豔羨’，中央集權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認同。”可以說，這種集權是一個國家繁榮富強的必要條件。
第二種集權則是行政集權。可以這樣理解：純屬地方性的事務的領導權集中到中央。對於許多地方性事務，總督並沒有獨自處理的權力，而是需要中央政府的御前會議制定規劃之後，再分配給地方。有時，甚至連地方性自治機構的功能也要被中央政府的侵害，一位財政總監曾給各省總督發過這樣的通告：“你們必須格外留心城市會議中的一切，必須提交最精確的報告，將會議的各項決定以及你們的意見一併迅速回報給我。”這種集權方式帶來了諸多消極後果。
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大多是指第二種情況。
舊制度與大革命
在封建時代，法國的社會呈現了以下這種三重社會結構：位於社會結構最頂端的是王權；位於第二層的是各種中間團體，這些中間團體通常享有某種王權難以撼動的獨立性或自治權，這些獨立性和自治權被稱為封建自由，只不過這種自由並不是後世那樣的普世性自由，而是一種被授予的封建特權，貴族領地、自治城市、和教區等皆是中央團體；位於最底層的則是個人，大部分個人並不單獨存在，而是被嵌入了一個自治團體；例如從屬於貴族的農奴、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或是教士與修道士。
在中世紀末期，王權開始膨脹，絕對王權興起。各種中間團體的獨立性被剝奪。
法王菲利普四世在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權利鬥爭中勝利，打擊了教廷，甚至將繼任的幾任教皇遷至阿維農，史稱“阿維農之囚”，以此打擊了教會勢力。18世紀的教區仍然保持著富有中世紀特色的“民主之風”，討論公共事務時，村子會敲鐘召集村民們聚在教堂前進行討論。但是，會議的召開需要得到總督的允許，決議是否通過也要經過位於巴黎的御前會議的判斷。可以說，教區的自治已經讓位給行政集權。
阿維農之囚
貴族勢力也遭到了打擊。絕對王權興起後，中央政府向各省派出總督。總督一般為普通人出身，他不是憑藉選舉權、出身或者買官才獲得手中的權力，而往往是由政府從行政法院的下級官員中遴選出來的。在各省中，他掌握了實際權力，成為中央的代理人。中央政府通過這些總督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王——御前會議——總督——總督代理……
而貴族已經喪失了對地方的實際統治權，他們所擁有的只是長期以來留存下來的特權與身份地位。這些貴族通常對於資產階級官僚和新晉貴族抱有不屑的態度。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期，他不僅在地方上打壓貴族，還將貴族招入凡爾賽宮，讓他們在宮廷內任職，絕對王權完成了對貴族權力的瓦解。
絕對君主制在路易十四時代形成
通過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體系，王權成功地將中間團體的獨立性剝奪，並以行政官員填補權力真空，中央行政集權就此確立。
中央集權的影響
中央集權是一把雙刃劍。
它產生了一些積極的影響：①打擊了封建等級制，促進了身份平等的進程。貴族權力被大幅削弱的同時，資產階級得以利用王權通過在政府中任職或是成為“長袍貴族”獲得身份上升的渠道。不過要注意，中央集權並不會一直推進著身份平等的進程，在一定條件下，這個進程會被阻礙。皇權只是在認可封建制的條件下進行改革，所以會為下層民眾提供這樣一個渠道，但不會無限制的削弱貴族，聯合資產階級，當封建制可能遭到觸動時，王權便不會繼續這個過程；②結束了封建社會四分五裂的狀況，發展了一套統一的公權力。這套公共力催生的行政官僚體系使得行政走向統一，效率大幅提升。各個自治體的法律由各有差異的混亂狀態趨於統一。這些結果促進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
18世紀的歐洲，法蘭西不再分裂
與此同時，中央行政集權也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
①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喪失。18世紀的法國，無論是在村莊還是城鎮，都保留著類似全民大會的程序，共同體內的的成員聚在一起進行官員選舉與公共事務討論。然而，這種民主與自治只是表面現象。從會議召開到決策，無不處於總督和總督代理的監視之下。選舉出的官員如果不服從中央政府，會被處以罰金，甚至入獄。可以說，這種表面上的自由只是一種虛假自由，民眾仍舊處於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像茅屋一樣被動。”
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歷史界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與簡單對大革命進行敘述的其他歷史作品不同，在本書中，托克維爾沒有敘述大革命的過程，而是把筆墨全部放在分析“大革命為何會發生”這一問題上。
而在眾多誘發大革命的因素之中，托克維爾相當強調其中之一，在整本書中，他無時無刻不在分析這個因素的影響。這個因素就是“中央集權”
托克維爾
中央集權如何發生在法國？
在正式討論中央集權的種種後果前，我們需要注意一點：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並非是“權利集中於中央”這種簡單的意思，他將中央集權分成兩種：
第一種集權是指“政府集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種集權：全國性事務的領導權被集中於中央。這種集權並非舊制度出現種種弊病的原因，托克維爾也對集權制抱有很高的評價“……我曾聽過一個人談論中央集權制，他是這麼說的：‘中央集權制是法國革命的卓越成就，為整個歐洲所豔羨’，中央集權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認同。”可以說，這種集權是一個國家繁榮富強的必要條件。
第二種集權則是行政集權。可以這樣理解：純屬地方性的事務的領導權集中到中央。對於許多地方性事務，總督並沒有獨自處理的權力，而是需要中央政府的御前會議制定規劃之後，再分配給地方。有時，甚至連地方性自治機構的功能也要被中央政府的侵害，一位財政總監曾給各省總督發過這樣的通告：“你們必須格外留心城市會議中的一切，必須提交最精確的報告，將會議的各項決定以及你們的意見一併迅速回報給我。”這種集權方式帶來了諸多消極後果。
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大多是指第二種情況。
舊制度與大革命
在封建時代，法國的社會呈現了以下這種三重社會結構：位於社會結構最頂端的是王權；位於第二層的是各種中間團體，這些中間團體通常享有某種王權難以撼動的獨立性或自治權，這些獨立性和自治權被稱為封建自由，只不過這種自由並不是後世那樣的普世性自由，而是一種被授予的封建特權，貴族領地、自治城市、和教區等皆是中央團體；位於最底層的則是個人，大部分個人並不單獨存在，而是被嵌入了一個自治團體；例如從屬於貴族的農奴、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或是教士與修道士。
在中世紀末期，王權開始膨脹，絕對王權興起。各種中間團體的獨立性被剝奪。
法王菲利普四世在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權利鬥爭中勝利，打擊了教廷，甚至將繼任的幾任教皇遷至阿維農，史稱“阿維農之囚”，以此打擊了教會勢力。18世紀的教區仍然保持著富有中世紀特色的“民主之風”，討論公共事務時，村子會敲鐘召集村民們聚在教堂前進行討論。但是，會議的召開需要得到總督的允許，決議是否通過也要經過位於巴黎的御前會議的判斷。可以說，教區的自治已經讓位給行政集權。
阿維農之囚
貴族勢力也遭到了打擊。絕對王權興起後，中央政府向各省派出總督。總督一般為普通人出身，他不是憑藉選舉權、出身或者買官才獲得手中的權力，而往往是由政府從行政法院的下級官員中遴選出來的。在各省中，他掌握了實際權力，成為中央的代理人。中央政府通過這些總督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王——御前會議——總督——總督代理……
而貴族已經喪失了對地方的實際統治權，他們所擁有的只是長期以來留存下來的特權與身份地位。這些貴族通常對於資產階級官僚和新晉貴族抱有不屑的態度。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期，他不僅在地方上打壓貴族，還將貴族招入凡爾賽宮，讓他們在宮廷內任職，絕對王權完成了對貴族權力的瓦解。
絕對君主制在路易十四時代形成
通過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體系，王權成功地將中間團體的獨立性剝奪，並以行政官員填補權力真空，中央行政集權就此確立。
中央集權的影響
中央集權是一把雙刃劍。
它產生了一些積極的影響：①打擊了封建等級制，促進了身份平等的進程。貴族權力被大幅削弱的同時，資產階級得以利用王權通過在政府中任職或是成為“長袍貴族”獲得身份上升的渠道。不過要注意，中央集權並不會一直推進著身份平等的進程，在一定條件下，這個進程會被阻礙。皇權只是在認可封建制的條件下進行改革，所以會為下層民眾提供這樣一個渠道，但不會無限制的削弱貴族，聯合資產階級，當封建制可能遭到觸動時，王權便不會繼續這個過程；②結束了封建社會四分五裂的狀況，發展了一套統一的公權力。這套公共力催生的行政官僚體系使得行政走向統一，效率大幅提升。各個自治體的法律由各有差異的混亂狀態趨於統一。這些結果促進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
18世紀的歐洲，法蘭西不再分裂
與此同時，中央行政集權也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
①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喪失。18世紀的法國，無論是在村莊還是城鎮，都保留著類似全民大會的程序，共同體內的的成員聚在一起進行官員選舉與公共事務討論。然而，這種民主與自治只是表面現象。從會議召開到決策，無不處於總督和總督代理的監視之下。選舉出的官員如果不服從中央政府，會被處以罰金，甚至入獄。可以說，這種表面上的自由只是一種虛假自由，民眾仍舊處於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像茅屋一樣被動。”
上百年都未召開的三級會議
②政府取代上帝。中央政府想盡辦法瓦解中間團體、控制地方事務的結果是“幾乎所有國務都事無鉅細地委託給大臣們處理”。民眾早已習慣這種狀態，“在各人眼中，中央政權已經成為國家機器上唯一的發動機，公共生活唯一的代言人。”
國家力量的無限制擴大被視為正常的，如果要辦成重要的事務，需要有國家的介入。政府像是上帝一樣，“每個人的世俗欲求都會向政府祈求。”改革家們也是如此，他們希望以強大的國家力量推動改革。“政府取代上帝”也帶來一種副作用，當人們遇到什麼問題時，會指責政府，認為政府應該對此負責，比如農民認為政府需對農業生產長期止步不前負責。
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歷史界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與簡單對大革命進行敘述的其他歷史作品不同，在本書中，托克維爾沒有敘述大革命的過程，而是把筆墨全部放在分析“大革命為何會發生”這一問題上。
而在眾多誘發大革命的因素之中，托克維爾相當強調其中之一，在整本書中，他無時無刻不在分析這個因素的影響。這個因素就是“中央集權”
托克維爾
中央集權如何發生在法國？
在正式討論中央集權的種種後果前，我們需要注意一點：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並非是“權利集中於中央”這種簡單的意思，他將中央集權分成兩種：
第一種集權是指“政府集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種集權：全國性事務的領導權被集中於中央。這種集權並非舊制度出現種種弊病的原因，托克維爾也對集權制抱有很高的評價“……我曾聽過一個人談論中央集權制，他是這麼說的：‘中央集權制是法國革命的卓越成就，為整個歐洲所豔羨’，中央集權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認同。”可以說，這種集權是一個國家繁榮富強的必要條件。
第二種集權則是行政集權。可以這樣理解：純屬地方性的事務的領導權集中到中央。對於許多地方性事務，總督並沒有獨自處理的權力，而是需要中央政府的御前會議制定規劃之後，再分配給地方。有時，甚至連地方性自治機構的功能也要被中央政府的侵害，一位財政總監曾給各省總督發過這樣的通告：“你們必須格外留心城市會議中的一切，必須提交最精確的報告，將會議的各項決定以及你們的意見一併迅速回報給我。”這種集權方式帶來了諸多消極後果。
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大多是指第二種情況。
舊制度與大革命
在封建時代，法國的社會呈現了以下這種三重社會結構：位於社會結構最頂端的是王權；位於第二層的是各種中間團體，這些中間團體通常享有某種王權難以撼動的獨立性或自治權，這些獨立性和自治權被稱為封建自由，只不過這種自由並不是後世那樣的普世性自由，而是一種被授予的封建特權，貴族領地、自治城市、和教區等皆是中央團體；位於最底層的則是個人，大部分個人並不單獨存在，而是被嵌入了一個自治團體；例如從屬於貴族的農奴、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或是教士與修道士。
在中世紀末期，王權開始膨脹，絕對王權興起。各種中間團體的獨立性被剝奪。
法王菲利普四世在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權利鬥爭中勝利，打擊了教廷，甚至將繼任的幾任教皇遷至阿維農，史稱“阿維農之囚”，以此打擊了教會勢力。18世紀的教區仍然保持著富有中世紀特色的“民主之風”，討論公共事務時，村子會敲鐘召集村民們聚在教堂前進行討論。但是，會議的召開需要得到總督的允許，決議是否通過也要經過位於巴黎的御前會議的判斷。可以說，教區的自治已經讓位給行政集權。
阿維農之囚
貴族勢力也遭到了打擊。絕對王權興起後，中央政府向各省派出總督。總督一般為普通人出身，他不是憑藉選舉權、出身或者買官才獲得手中的權力，而往往是由政府從行政法院的下級官員中遴選出來的。在各省中，他掌握了實際權力，成為中央的代理人。中央政府通過這些總督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王——御前會議——總督——總督代理……
而貴族已經喪失了對地方的實際統治權，他們所擁有的只是長期以來留存下來的特權與身份地位。這些貴族通常對於資產階級官僚和新晉貴族抱有不屑的態度。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期，他不僅在地方上打壓貴族，還將貴族招入凡爾賽宮，讓他們在宮廷內任職，絕對王權完成了對貴族權力的瓦解。
絕對君主制在路易十四時代形成
通過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體系，王權成功地將中間團體的獨立性剝奪，並以行政官員填補權力真空，中央行政集權就此確立。
中央集權的影響
中央集權是一把雙刃劍。
它產生了一些積極的影響：①打擊了封建等級制，促進了身份平等的進程。貴族權力被大幅削弱的同時，資產階級得以利用王權通過在政府中任職或是成為“長袍貴族”獲得身份上升的渠道。不過要注意，中央集權並不會一直推進著身份平等的進程，在一定條件下，這個進程會被阻礙。皇權只是在認可封建制的條件下進行改革，所以會為下層民眾提供這樣一個渠道，但不會無限制的削弱貴族，聯合資產階級，當封建制可能遭到觸動時，王權便不會繼續這個過程；②結束了封建社會四分五裂的狀況，發展了一套統一的公權力。這套公共力催生的行政官僚體系使得行政走向統一，效率大幅提升。各個自治體的法律由各有差異的混亂狀態趨於統一。這些結果促進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
18世紀的歐洲，法蘭西不再分裂
與此同時，中央行政集權也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
①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喪失。18世紀的法國，無論是在村莊還是城鎮，都保留著類似全民大會的程序，共同體內的的成員聚在一起進行官員選舉與公共事務討論。然而，這種民主與自治只是表面現象。從會議召開到決策，無不處於總督和總督代理的監視之下。選舉出的官員如果不服從中央政府，會被處以罰金，甚至入獄。可以說，這種表面上的自由只是一種虛假自由，民眾仍舊處於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像茅屋一樣被動。”
上百年都未召開的三級會議
②政府取代上帝。中央政府想盡辦法瓦解中間團體、控制地方事務的結果是“幾乎所有國務都事無鉅細地委託給大臣們處理”。民眾早已習慣這種狀態，“在各人眼中，中央政權已經成為國家機器上唯一的發動機，公共生活唯一的代言人。”
國家力量的無限制擴大被視為正常的，如果要辦成重要的事務，需要有國家的介入。政府像是上帝一樣，“每個人的世俗欲求都會向政府祈求。”改革家們也是如此，他們希望以強大的國家力量推動改革。“政府取代上帝”也帶來一種副作用，當人們遇到什麼問題時，會指責政府，認為政府應該對此負責，比如農民認為政府需對農業生產長期止步不前負責。
凡爾賽宮是路易十四增強自己威望的工具
③巴黎“吞噬”外省。由於巴黎無與倫比的政治優勢，巴黎得以抽走外省的經濟資源、人才資源、文化資源，同時也抽走了“外省發展的前途與希望”，造成了發展的嚴重不均衡，因此米拉波稱其為“暗中的革命”。外省發展度低下，可能造成很多不安定因素。而在全國的中心——巴黎發生問題，則會造成全國性的混亂，這也是法國中央集權的脆弱之處，很多人將其視為大革命期間所有政權不斷垮臺更迭的重要原因。
④人們變得彼此相似但漠不關心。貴族地位的下降、資產階級地位的上升，同時進行、這使得這兩個群體趨於相似。但是，貴族仍有著血統上的優越感以及利益不同，兩者仍然無法融合；上層的政策較少考慮下層的差異性；具有差異的中央團體消失；資產階級地位的上升使他們與民眾疏離；行政官員（主要指總督）由外省人擔任缺少的地方的歸屬感。
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歷史界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與簡單對大革命進行敘述的其他歷史作品不同，在本書中，托克維爾沒有敘述大革命的過程，而是把筆墨全部放在分析“大革命為何會發生”這一問題上。
而在眾多誘發大革命的因素之中，托克維爾相當強調其中之一，在整本書中，他無時無刻不在分析這個因素的影響。這個因素就是“中央集權”
托克維爾
中央集權如何發生在法國？
在正式討論中央集權的種種後果前，我們需要注意一點：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並非是“權利集中於中央”這種簡單的意思，他將中央集權分成兩種：
第一種集權是指“政府集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種集權：全國性事務的領導權被集中於中央。這種集權並非舊制度出現種種弊病的原因，托克維爾也對集權制抱有很高的評價“……我曾聽過一個人談論中央集權制，他是這麼說的：‘中央集權制是法國革命的卓越成就，為整個歐洲所豔羨’，中央集權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認同。”可以說，這種集權是一個國家繁榮富強的必要條件。
第二種集權則是行政集權。可以這樣理解：純屬地方性的事務的領導權集中到中央。對於許多地方性事務，總督並沒有獨自處理的權力，而是需要中央政府的御前會議制定規劃之後，再分配給地方。有時，甚至連地方性自治機構的功能也要被中央政府的侵害，一位財政總監曾給各省總督發過這樣的通告：“你們必須格外留心城市會議中的一切，必須提交最精確的報告，將會議的各項決定以及你們的意見一併迅速回報給我。”這種集權方式帶來了諸多消極後果。
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大多是指第二種情況。
舊制度與大革命
在封建時代，法國的社會呈現了以下這種三重社會結構：位於社會結構最頂端的是王權；位於第二層的是各種中間團體，這些中間團體通常享有某種王權難以撼動的獨立性或自治權，這些獨立性和自治權被稱為封建自由，只不過這種自由並不是後世那樣的普世性自由，而是一種被授予的封建特權，貴族領地、自治城市、和教區等皆是中央團體；位於最底層的則是個人，大部分個人並不單獨存在，而是被嵌入了一個自治團體；例如從屬於貴族的農奴、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或是教士與修道士。
在中世紀末期，王權開始膨脹，絕對王權興起。各種中間團體的獨立性被剝奪。
法王菲利普四世在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權利鬥爭中勝利，打擊了教廷，甚至將繼任的幾任教皇遷至阿維農，史稱“阿維農之囚”，以此打擊了教會勢力。18世紀的教區仍然保持著富有中世紀特色的“民主之風”，討論公共事務時，村子會敲鐘召集村民們聚在教堂前進行討論。但是，會議的召開需要得到總督的允許，決議是否通過也要經過位於巴黎的御前會議的判斷。可以說，教區的自治已經讓位給行政集權。
阿維農之囚
貴族勢力也遭到了打擊。絕對王權興起後，中央政府向各省派出總督。總督一般為普通人出身，他不是憑藉選舉權、出身或者買官才獲得手中的權力，而往往是由政府從行政法院的下級官員中遴選出來的。在各省中，他掌握了實際權力，成為中央的代理人。中央政府通過這些總督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王——御前會議——總督——總督代理……
而貴族已經喪失了對地方的實際統治權，他們所擁有的只是長期以來留存下來的特權與身份地位。這些貴族通常對於資產階級官僚和新晉貴族抱有不屑的態度。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期，他不僅在地方上打壓貴族，還將貴族招入凡爾賽宮，讓他們在宮廷內任職，絕對王權完成了對貴族權力的瓦解。
絕對君主制在路易十四時代形成
通過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體系，王權成功地將中間團體的獨立性剝奪，並以行政官員填補權力真空，中央行政集權就此確立。
中央集權的影響
中央集權是一把雙刃劍。
它產生了一些積極的影響：①打擊了封建等級制，促進了身份平等的進程。貴族權力被大幅削弱的同時，資產階級得以利用王權通過在政府中任職或是成為“長袍貴族”獲得身份上升的渠道。不過要注意，中央集權並不會一直推進著身份平等的進程，在一定條件下，這個進程會被阻礙。皇權只是在認可封建制的條件下進行改革，所以會為下層民眾提供這樣一個渠道，但不會無限制的削弱貴族，聯合資產階級，當封建制可能遭到觸動時，王權便不會繼續這個過程；②結束了封建社會四分五裂的狀況，發展了一套統一的公權力。這套公共力催生的行政官僚體系使得行政走向統一，效率大幅提升。各個自治體的法律由各有差異的混亂狀態趨於統一。這些結果促進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
18世紀的歐洲，法蘭西不再分裂
與此同時，中央行政集權也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
①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喪失。18世紀的法國，無論是在村莊還是城鎮，都保留著類似全民大會的程序，共同體內的的成員聚在一起進行官員選舉與公共事務討論。然而，這種民主與自治只是表面現象。從會議召開到決策，無不處於總督和總督代理的監視之下。選舉出的官員如果不服從中央政府，會被處以罰金，甚至入獄。可以說，這種表面上的自由只是一種虛假自由，民眾仍舊處於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像茅屋一樣被動。”
上百年都未召開的三級會議
②政府取代上帝。中央政府想盡辦法瓦解中間團體、控制地方事務的結果是“幾乎所有國務都事無鉅細地委託給大臣們處理”。民眾早已習慣這種狀態，“在各人眼中，中央政權已經成為國家機器上唯一的發動機，公共生活唯一的代言人。”
國家力量的無限制擴大被視為正常的，如果要辦成重要的事務，需要有國家的介入。政府像是上帝一樣，“每個人的世俗欲求都會向政府祈求。”改革家們也是如此，他們希望以強大的國家力量推動改革。“政府取代上帝”也帶來一種副作用，當人們遇到什麼問題時，會指責政府，認為政府應該對此負責，比如農民認為政府需對農業生產長期止步不前負責。
凡爾賽宮是路易十四增強自己威望的工具
③巴黎“吞噬”外省。由於巴黎無與倫比的政治優勢，巴黎得以抽走外省的經濟資源、人才資源、文化資源，同時也抽走了“外省發展的前途與希望”，造成了發展的嚴重不均衡，因此米拉波稱其為“暗中的革命”。外省發展度低下，可能造成很多不安定因素。而在全國的中心——巴黎發生問題，則會造成全國性的混亂，這也是法國中央集權的脆弱之處，很多人將其視為大革命期間所有政權不斷垮臺更迭的重要原因。
④人們變得彼此相似但漠不關心。貴族地位的下降、資產階級地位的上升，同時進行、這使得這兩個群體趨於相似。但是，貴族仍有著血統上的優越感以及利益不同，兩者仍然無法融合；上層的政策較少考慮下層的差異性；具有差異的中央團體消失；資產階級地位的上升使他們與民眾疏離；行政官員（主要指總督）由外省人擔任缺少的地方的歸屬感。
法蘭西時代的兩種貴族，分別靠軍功與政務在政治上佔有一席之地
⑤各等級的分離和互相嫉恨。由於中間團體的獨立性被剝奪、中央政府接管了一切公共事務，原本有機會共同就公共事務進行商討的各個階級失去了頻繁接觸的機會，相互之間無法理解對方的利益所在與關心之事，只覺得對方侵佔了自己的利益或是對自己的既得利益發出挑戰，造成了分離與相互嫉恨。“60年前，分裂的不同階級在被重重阻礙長期隔絕之後彼此重新接觸時，他們首先觸到的是他們的傷痛處，他們重逢只不過是為了互相廝殺。”
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歷史界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與簡單對大革命進行敘述的其他歷史作品不同，在本書中，托克維爾沒有敘述大革命的過程，而是把筆墨全部放在分析“大革命為何會發生”這一問題上。
而在眾多誘發大革命的因素之中，托克維爾相當強調其中之一，在整本書中，他無時無刻不在分析這個因素的影響。這個因素就是“中央集權”
托克維爾
中央集權如何發生在法國？
在正式討論中央集權的種種後果前，我們需要注意一點：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並非是“權利集中於中央”這種簡單的意思，他將中央集權分成兩種：
第一種集權是指“政府集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種集權：全國性事務的領導權被集中於中央。這種集權並非舊制度出現種種弊病的原因，托克維爾也對集權制抱有很高的評價“……我曾聽過一個人談論中央集權制，他是這麼說的：‘中央集權制是法國革命的卓越成就，為整個歐洲所豔羨’，中央集權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認同。”可以說，這種集權是一個國家繁榮富強的必要條件。
第二種集權則是行政集權。可以這樣理解：純屬地方性的事務的領導權集中到中央。對於許多地方性事務，總督並沒有獨自處理的權力，而是需要中央政府的御前會議制定規劃之後，再分配給地方。有時，甚至連地方性自治機構的功能也要被中央政府的侵害，一位財政總監曾給各省總督發過這樣的通告：“你們必須格外留心城市會議中的一切，必須提交最精確的報告，將會議的各項決定以及你們的意見一併迅速回報給我。”這種集權方式帶來了諸多消極後果。
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大多是指第二種情況。
舊制度與大革命
在封建時代，法國的社會呈現了以下這種三重社會結構：位於社會結構最頂端的是王權；位於第二層的是各種中間團體，這些中間團體通常享有某種王權難以撼動的獨立性或自治權，這些獨立性和自治權被稱為封建自由，只不過這種自由並不是後世那樣的普世性自由，而是一種被授予的封建特權，貴族領地、自治城市、和教區等皆是中央團體；位於最底層的則是個人，大部分個人並不單獨存在，而是被嵌入了一個自治團體；例如從屬於貴族的農奴、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或是教士與修道士。
在中世紀末期，王權開始膨脹，絕對王權興起。各種中間團體的獨立性被剝奪。
法王菲利普四世在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權利鬥爭中勝利，打擊了教廷，甚至將繼任的幾任教皇遷至阿維農，史稱“阿維農之囚”，以此打擊了教會勢力。18世紀的教區仍然保持著富有中世紀特色的“民主之風”，討論公共事務時，村子會敲鐘召集村民們聚在教堂前進行討論。但是，會議的召開需要得到總督的允許，決議是否通過也要經過位於巴黎的御前會議的判斷。可以說，教區的自治已經讓位給行政集權。
阿維農之囚
貴族勢力也遭到了打擊。絕對王權興起後，中央政府向各省派出總督。總督一般為普通人出身，他不是憑藉選舉權、出身或者買官才獲得手中的權力，而往往是由政府從行政法院的下級官員中遴選出來的。在各省中，他掌握了實際權力，成為中央的代理人。中央政府通過這些總督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王——御前會議——總督——總督代理……
而貴族已經喪失了對地方的實際統治權，他們所擁有的只是長期以來留存下來的特權與身份地位。這些貴族通常對於資產階級官僚和新晉貴族抱有不屑的態度。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期，他不僅在地方上打壓貴族，還將貴族招入凡爾賽宮，讓他們在宮廷內任職，絕對王權完成了對貴族權力的瓦解。
絕對君主制在路易十四時代形成
通過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體系，王權成功地將中間團體的獨立性剝奪，並以行政官員填補權力真空，中央行政集權就此確立。
中央集權的影響
中央集權是一把雙刃劍。
它產生了一些積極的影響：①打擊了封建等級制，促進了身份平等的進程。貴族權力被大幅削弱的同時，資產階級得以利用王權通過在政府中任職或是成為“長袍貴族”獲得身份上升的渠道。不過要注意，中央集權並不會一直推進著身份平等的進程，在一定條件下，這個進程會被阻礙。皇權只是在認可封建制的條件下進行改革，所以會為下層民眾提供這樣一個渠道，但不會無限制的削弱貴族，聯合資產階級，當封建制可能遭到觸動時，王權便不會繼續這個過程；②結束了封建社會四分五裂的狀況，發展了一套統一的公權力。這套公共力催生的行政官僚體系使得行政走向統一，效率大幅提升。各個自治體的法律由各有差異的混亂狀態趨於統一。這些結果促進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
18世紀的歐洲，法蘭西不再分裂
與此同時，中央行政集權也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
①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喪失。18世紀的法國，無論是在村莊還是城鎮，都保留著類似全民大會的程序，共同體內的的成員聚在一起進行官員選舉與公共事務討論。然而，這種民主與自治只是表面現象。從會議召開到決策，無不處於總督和總督代理的監視之下。選舉出的官員如果不服從中央政府，會被處以罰金，甚至入獄。可以說，這種表面上的自由只是一種虛假自由，民眾仍舊處於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像茅屋一樣被動。”
上百年都未召開的三級會議
②政府取代上帝。中央政府想盡辦法瓦解中間團體、控制地方事務的結果是“幾乎所有國務都事無鉅細地委託給大臣們處理”。民眾早已習慣這種狀態，“在各人眼中，中央政權已經成為國家機器上唯一的發動機，公共生活唯一的代言人。”
國家力量的無限制擴大被視為正常的，如果要辦成重要的事務，需要有國家的介入。政府像是上帝一樣，“每個人的世俗欲求都會向政府祈求。”改革家們也是如此，他們希望以強大的國家力量推動改革。“政府取代上帝”也帶來一種副作用，當人們遇到什麼問題時，會指責政府，認為政府應該對此負責，比如農民認為政府需對農業生產長期止步不前負責。
凡爾賽宮是路易十四增強自己威望的工具
③巴黎“吞噬”外省。由於巴黎無與倫比的政治優勢，巴黎得以抽走外省的經濟資源、人才資源、文化資源，同時也抽走了“外省發展的前途與希望”，造成了發展的嚴重不均衡，因此米拉波稱其為“暗中的革命”。外省發展度低下，可能造成很多不安定因素。而在全國的中心——巴黎發生問題，則會造成全國性的混亂，這也是法國中央集權的脆弱之處，很多人將其視為大革命期間所有政權不斷垮臺更迭的重要原因。
④人們變得彼此相似但漠不關心。貴族地位的下降、資產階級地位的上升，同時進行、這使得這兩個群體趨於相似。但是，貴族仍有著血統上的優越感以及利益不同，兩者仍然無法融合；上層的政策較少考慮下層的差異性；具有差異的中央團體消失；資產階級地位的上升使他們與民眾疏離；行政官員（主要指總督）由外省人擔任缺少的地方的歸屬感。
法蘭西時代的兩種貴族，分別靠軍功與政務在政治上佔有一席之地
⑤各等級的分離和互相嫉恨。由於中間團體的獨立性被剝奪、中央政府接管了一切公共事務，原本有機會共同就公共事務進行商討的各個階級失去了頻繁接觸的機會，相互之間無法理解對方的利益所在與關心之事，只覺得對方侵佔了自己的利益或是對自己的既得利益發出挑戰，造成了分離與相互嫉恨。“60年前，分裂的不同階級在被重重阻礙長期隔絕之後彼此重新接觸時，他們首先觸到的是他們的傷痛處，他們重逢只不過是為了互相廝殺。”
三級會議成為等級之間相互攻擊的場所，而未能起到相互妥協的作用
⑥農民感到被其他階遺棄。資產階級通過捐官脫離了農民，貴族由於失去統治權，也無法解除農民。一些有影響力的富有農民搬到了城市。剩下的農民們感到自己被其他階級遺棄，因此在大革命中，農民並沒有與某一方勢力有著緊密合作。
⑦法律遭到蔑視。舊制度中，法律由王權下的立法機關制定，但王權不受約束，常出現朝令夕改的情況，即使法律未變，執行方式也常有變化，因此這些法律難以具有權威；行政法院使用一套獨立於普通法的行政法，專門對官員進行審判，這使得行政官員成為了特權階級，普通人希望進入行政系統，而最有希望進入行政系統的又是最有錢的那一群人，這就又導致了社會的兩極分化，產生了嚴重的社會矛盾。
托克維爾認為。革命中無視法律的暴行是因舊制度的長期影響所致：舊制度下，民眾常常面臨著拆房時無補償、無證據的情況下逮捕嫌疑犯等非法暴力行為，使他們產生了法律不重要的思想，於是，在暴力鎮壓下，他們可能是順民，革命時就會變成了一群暴民，隨意踐踏法律。
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歷史界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與簡單對大革命進行敘述的其他歷史作品不同，在本書中，托克維爾沒有敘述大革命的過程，而是把筆墨全部放在分析“大革命為何會發生”這一問題上。
而在眾多誘發大革命的因素之中，托克維爾相當強調其中之一，在整本書中，他無時無刻不在分析這個因素的影響。這個因素就是“中央集權”
托克維爾
中央集權如何發生在法國？
在正式討論中央集權的種種後果前，我們需要注意一點：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並非是“權利集中於中央”這種簡單的意思，他將中央集權分成兩種：
第一種集權是指“政府集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種集權：全國性事務的領導權被集中於中央。這種集權並非舊制度出現種種弊病的原因，托克維爾也對集權制抱有很高的評價“……我曾聽過一個人談論中央集權制，他是這麼說的：‘中央集權制是法國革命的卓越成就，為整個歐洲所豔羨’，中央集權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認同。”可以說，這種集權是一個國家繁榮富強的必要條件。
第二種集權則是行政集權。可以這樣理解：純屬地方性的事務的領導權集中到中央。對於許多地方性事務，總督並沒有獨自處理的權力，而是需要中央政府的御前會議制定規劃之後，再分配給地方。有時，甚至連地方性自治機構的功能也要被中央政府的侵害，一位財政總監曾給各省總督發過這樣的通告：“你們必須格外留心城市會議中的一切，必須提交最精確的報告，將會議的各項決定以及你們的意見一併迅速回報給我。”這種集權方式帶來了諸多消極後果。
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大多是指第二種情況。
舊制度與大革命
在封建時代，法國的社會呈現了以下這種三重社會結構：位於社會結構最頂端的是王權；位於第二層的是各種中間團體，這些中間團體通常享有某種王權難以撼動的獨立性或自治權，這些獨立性和自治權被稱為封建自由，只不過這種自由並不是後世那樣的普世性自由，而是一種被授予的封建特權，貴族領地、自治城市、和教區等皆是中央團體；位於最底層的則是個人，大部分個人並不單獨存在，而是被嵌入了一個自治團體；例如從屬於貴族的農奴、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或是教士與修道士。
在中世紀末期，王權開始膨脹，絕對王權興起。各種中間團體的獨立性被剝奪。
法王菲利普四世在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權利鬥爭中勝利，打擊了教廷，甚至將繼任的幾任教皇遷至阿維農，史稱“阿維農之囚”，以此打擊了教會勢力。18世紀的教區仍然保持著富有中世紀特色的“民主之風”，討論公共事務時，村子會敲鐘召集村民們聚在教堂前進行討論。但是，會議的召開需要得到總督的允許，決議是否通過也要經過位於巴黎的御前會議的判斷。可以說，教區的自治已經讓位給行政集權。
阿維農之囚
貴族勢力也遭到了打擊。絕對王權興起後，中央政府向各省派出總督。總督一般為普通人出身，他不是憑藉選舉權、出身或者買官才獲得手中的權力，而往往是由政府從行政法院的下級官員中遴選出來的。在各省中，他掌握了實際權力，成為中央的代理人。中央政府通過這些總督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王——御前會議——總督——總督代理……
而貴族已經喪失了對地方的實際統治權，他們所擁有的只是長期以來留存下來的特權與身份地位。這些貴族通常對於資產階級官僚和新晉貴族抱有不屑的態度。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期，他不僅在地方上打壓貴族，還將貴族招入凡爾賽宮，讓他們在宮廷內任職，絕對王權完成了對貴族權力的瓦解。
絕對君主制在路易十四時代形成
通過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體系，王權成功地將中間團體的獨立性剝奪，並以行政官員填補權力真空，中央行政集權就此確立。
中央集權的影響
中央集權是一把雙刃劍。
它產生了一些積極的影響：①打擊了封建等級制，促進了身份平等的進程。貴族權力被大幅削弱的同時，資產階級得以利用王權通過在政府中任職或是成為“長袍貴族”獲得身份上升的渠道。不過要注意，中央集權並不會一直推進著身份平等的進程，在一定條件下，這個進程會被阻礙。皇權只是在認可封建制的條件下進行改革，所以會為下層民眾提供這樣一個渠道，但不會無限制的削弱貴族，聯合資產階級，當封建制可能遭到觸動時，王權便不會繼續這個過程；②結束了封建社會四分五裂的狀況，發展了一套統一的公權力。這套公共力催生的行政官僚體系使得行政走向統一，效率大幅提升。各個自治體的法律由各有差異的混亂狀態趨於統一。這些結果促進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
18世紀的歐洲，法蘭西不再分裂
與此同時，中央行政集權也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
①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喪失。18世紀的法國，無論是在村莊還是城鎮，都保留著類似全民大會的程序，共同體內的的成員聚在一起進行官員選舉與公共事務討論。然而，這種民主與自治只是表面現象。從會議召開到決策，無不處於總督和總督代理的監視之下。選舉出的官員如果不服從中央政府，會被處以罰金，甚至入獄。可以說，這種表面上的自由只是一種虛假自由，民眾仍舊處於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像茅屋一樣被動。”
上百年都未召開的三級會議
②政府取代上帝。中央政府想盡辦法瓦解中間團體、控制地方事務的結果是“幾乎所有國務都事無鉅細地委託給大臣們處理”。民眾早已習慣這種狀態，“在各人眼中，中央政權已經成為國家機器上唯一的發動機，公共生活唯一的代言人。”
國家力量的無限制擴大被視為正常的，如果要辦成重要的事務，需要有國家的介入。政府像是上帝一樣，“每個人的世俗欲求都會向政府祈求。”改革家們也是如此，他們希望以強大的國家力量推動改革。“政府取代上帝”也帶來一種副作用，當人們遇到什麼問題時，會指責政府，認為政府應該對此負責，比如農民認為政府需對農業生產長期止步不前負責。
凡爾賽宮是路易十四增強自己威望的工具
③巴黎“吞噬”外省。由於巴黎無與倫比的政治優勢，巴黎得以抽走外省的經濟資源、人才資源、文化資源，同時也抽走了“外省發展的前途與希望”，造成了發展的嚴重不均衡，因此米拉波稱其為“暗中的革命”。外省發展度低下，可能造成很多不安定因素。而在全國的中心——巴黎發生問題，則會造成全國性的混亂，這也是法國中央集權的脆弱之處，很多人將其視為大革命期間所有政權不斷垮臺更迭的重要原因。
④人們變得彼此相似但漠不關心。貴族地位的下降、資產階級地位的上升，同時進行、這使得這兩個群體趨於相似。但是，貴族仍有著血統上的優越感以及利益不同，兩者仍然無法融合；上層的政策較少考慮下層的差異性；具有差異的中央團體消失；資產階級地位的上升使他們與民眾疏離；行政官員（主要指總督）由外省人擔任缺少的地方的歸屬感。
法蘭西時代的兩種貴族，分別靠軍功與政務在政治上佔有一席之地
⑤各等級的分離和互相嫉恨。由於中間團體的獨立性被剝奪、中央政府接管了一切公共事務，原本有機會共同就公共事務進行商討的各個階級失去了頻繁接觸的機會，相互之間無法理解對方的利益所在與關心之事，只覺得對方侵佔了自己的利益或是對自己的既得利益發出挑戰，造成了分離與相互嫉恨。“60年前，分裂的不同階級在被重重阻礙長期隔絕之後彼此重新接觸時，他們首先觸到的是他們的傷痛處，他們重逢只不過是為了互相廝殺。”
三級會議成為等級之間相互攻擊的場所，而未能起到相互妥協的作用
⑥農民感到被其他階遺棄。資產階級通過捐官脫離了農民，貴族由於失去統治權，也無法解除農民。一些有影響力的富有農民搬到了城市。剩下的農民們感到自己被其他階級遺棄，因此在大革命中，農民並沒有與某一方勢力有著緊密合作。
⑦法律遭到蔑視。舊制度中，法律由王權下的立法機關制定，但王權不受約束，常出現朝令夕改的情況，即使法律未變，執行方式也常有變化，因此這些法律難以具有權威；行政法院使用一套獨立於普通法的行政法，專門對官員進行審判，這使得行政官員成為了特權階級，普通人希望進入行政系統，而最有希望進入行政系統的又是最有錢的那一群人，這就又導致了社會的兩極分化，產生了嚴重的社會矛盾。
托克維爾認為。革命中無視法律的暴行是因舊制度的長期影響所致：舊制度下，民眾常常面臨著拆房時無補償、無證據的情況下逮捕嫌疑犯等非法暴力行為，使他們產生了法律不重要的思想，於是，在暴力鎮壓下，他們可能是順民，革命時就會變成了一群暴民，隨意踐踏法律。
大革命中的無套褲漢，他們長期受到壓迫，因此在革命中試圖報復壓迫者
⑧文人政治的興起。法國的文人們與歐陸其他地方的文人相比，原本就更加關注與政治和政府相關的知識。過去的文人們可能會被貴族所限制，但18世紀貴族式微，問人得意在精神領域盡情馳騁。文人們的政治理論不但被民眾所接受，甚至還被不少貴族閱讀。在這種對文人們的政治理論普遍接受的社會中，當大革命發生時，各個階級會不自覺地以這些政治理論作為構建政治體制的原則。
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歷史界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與簡單對大革命進行敘述的其他歷史作品不同，在本書中，托克維爾沒有敘述大革命的過程，而是把筆墨全部放在分析“大革命為何會發生”這一問題上。
而在眾多誘發大革命的因素之中，托克維爾相當強調其中之一，在整本書中，他無時無刻不在分析這個因素的影響。這個因素就是“中央集權”
托克維爾
中央集權如何發生在法國？
在正式討論中央集權的種種後果前，我們需要注意一點：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並非是“權利集中於中央”這種簡單的意思，他將中央集權分成兩種：
第一種集權是指“政府集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種集權：全國性事務的領導權被集中於中央。這種集權並非舊制度出現種種弊病的原因，托克維爾也對集權制抱有很高的評價“……我曾聽過一個人談論中央集權制，他是這麼說的：‘中央集權制是法國革命的卓越成就，為整個歐洲所豔羨’，中央集權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認同。”可以說，這種集權是一個國家繁榮富強的必要條件。
第二種集權則是行政集權。可以這樣理解：純屬地方性的事務的領導權集中到中央。對於許多地方性事務，總督並沒有獨自處理的權力，而是需要中央政府的御前會議制定規劃之後，再分配給地方。有時，甚至連地方性自治機構的功能也要被中央政府的侵害，一位財政總監曾給各省總督發過這樣的通告：“你們必須格外留心城市會議中的一切，必須提交最精確的報告，將會議的各項決定以及你們的意見一併迅速回報給我。”這種集權方式帶來了諸多消極後果。
托克維爾所說的中央集權，大多是指第二種情況。
舊制度與大革命
在封建時代，法國的社會呈現了以下這種三重社會結構：位於社會結構最頂端的是王權；位於第二層的是各種中間團體，這些中間團體通常享有某種王權難以撼動的獨立性或自治權，這些獨立性和自治權被稱為封建自由，只不過這種自由並不是後世那樣的普世性自由，而是一種被授予的封建特權，貴族領地、自治城市、和教區等皆是中央團體；位於最底層的則是個人，大部分個人並不單獨存在，而是被嵌入了一個自治團體；例如從屬於貴族的農奴、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或是教士與修道士。
在中世紀末期，王權開始膨脹，絕對王權興起。各種中間團體的獨立性被剝奪。
法王菲利普四世在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權利鬥爭中勝利，打擊了教廷，甚至將繼任的幾任教皇遷至阿維農，史稱“阿維農之囚”，以此打擊了教會勢力。18世紀的教區仍然保持著富有中世紀特色的“民主之風”，討論公共事務時，村子會敲鐘召集村民們聚在教堂前進行討論。但是，會議的召開需要得到總督的允許，決議是否通過也要經過位於巴黎的御前會議的判斷。可以說，教區的自治已經讓位給行政集權。
阿維農之囚
貴族勢力也遭到了打擊。絕對王權興起後，中央政府向各省派出總督。總督一般為普通人出身，他不是憑藉選舉權、出身或者買官才獲得手中的權力，而往往是由政府從行政法院的下級官員中遴選出來的。在各省中，他掌握了實際權力，成為中央的代理人。中央政府通過這些總督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王——御前會議——總督——總督代理……
而貴族已經喪失了對地方的實際統治權，他們所擁有的只是長期以來留存下來的特權與身份地位。這些貴族通常對於資產階級官僚和新晉貴族抱有不屑的態度。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期，他不僅在地方上打壓貴族，還將貴族招入凡爾賽宮，讓他們在宮廷內任職，絕對王權完成了對貴族權力的瓦解。
絕對君主制在路易十四時代形成
通過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體系，王權成功地將中間團體的獨立性剝奪，並以行政官員填補權力真空，中央行政集權就此確立。
中央集權的影響
中央集權是一把雙刃劍。
它產生了一些積極的影響：①打擊了封建等級制，促進了身份平等的進程。貴族權力被大幅削弱的同時，資產階級得以利用王權通過在政府中任職或是成為“長袍貴族”獲得身份上升的渠道。不過要注意，中央集權並不會一直推進著身份平等的進程，在一定條件下，這個進程會被阻礙。皇權只是在認可封建制的條件下進行改革，所以會為下層民眾提供這樣一個渠道，但不會無限制的削弱貴族，聯合資產階級，當封建制可能遭到觸動時，王權便不會繼續這個過程；②結束了封建社會四分五裂的狀況，發展了一套統一的公權力。這套公共力催生的行政官僚體系使得行政走向統一，效率大幅提升。各個自治體的法律由各有差異的混亂狀態趨於統一。這些結果促進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
18世紀的歐洲，法蘭西不再分裂
與此同時，中央行政集權也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
①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喪失。18世紀的法國，無論是在村莊還是城鎮，都保留著類似全民大會的程序，共同體內的的成員聚在一起進行官員選舉與公共事務討論。然而，這種民主與自治只是表面現象。從會議召開到決策，無不處於總督和總督代理的監視之下。選舉出的官員如果不服從中央政府，會被處以罰金，甚至入獄。可以說，這種表面上的自由只是一種虛假自由，民眾仍舊處於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像茅屋一樣被動。”
上百年都未召開的三級會議
②政府取代上帝。中央政府想盡辦法瓦解中間團體、控制地方事務的結果是“幾乎所有國務都事無鉅細地委託給大臣們處理”。民眾早已習慣這種狀態，“在各人眼中，中央政權已經成為國家機器上唯一的發動機，公共生活唯一的代言人。”
國家力量的無限制擴大被視為正常的，如果要辦成重要的事務，需要有國家的介入。政府像是上帝一樣，“每個人的世俗欲求都會向政府祈求。”改革家們也是如此，他們希望以強大的國家力量推動改革。“政府取代上帝”也帶來一種副作用，當人們遇到什麼問題時，會指責政府，認為政府應該對此負責，比如農民認為政府需對農業生產長期止步不前負責。
凡爾賽宮是路易十四增強自己威望的工具
③巴黎“吞噬”外省。由於巴黎無與倫比的政治優勢，巴黎得以抽走外省的經濟資源、人才資源、文化資源，同時也抽走了“外省發展的前途與希望”，造成了發展的嚴重不均衡，因此米拉波稱其為“暗中的革命”。外省發展度低下，可能造成很多不安定因素。而在全國的中心——巴黎發生問題，則會造成全國性的混亂，這也是法國中央集權的脆弱之處，很多人將其視為大革命期間所有政權不斷垮臺更迭的重要原因。
④人們變得彼此相似但漠不關心。貴族地位的下降、資產階級地位的上升，同時進行、這使得這兩個群體趨於相似。但是，貴族仍有著血統上的優越感以及利益不同，兩者仍然無法融合；上層的政策較少考慮下層的差異性；具有差異的中央團體消失；資產階級地位的上升使他們與民眾疏離；行政官員（主要指總督）由外省人擔任缺少的地方的歸屬感。
法蘭西時代的兩種貴族，分別靠軍功與政務在政治上佔有一席之地
⑤各等級的分離和互相嫉恨。由於中間團體的獨立性被剝奪、中央政府接管了一切公共事務，原本有機會共同就公共事務進行商討的各個階級失去了頻繁接觸的機會，相互之間無法理解對方的利益所在與關心之事，只覺得對方侵佔了自己的利益或是對自己的既得利益發出挑戰，造成了分離與相互嫉恨。“60年前，分裂的不同階級在被重重阻礙長期隔絕之後彼此重新接觸時，他們首先觸到的是他們的傷痛處，他們重逢只不過是為了互相廝殺。”
三級會議成為等級之間相互攻擊的場所，而未能起到相互妥協的作用
⑥農民感到被其他階遺棄。資產階級通過捐官脫離了農民，貴族由於失去統治權，也無法解除農民。一些有影響力的富有農民搬到了城市。剩下的農民們感到自己被其他階級遺棄，因此在大革命中，農民並沒有與某一方勢力有著緊密合作。
⑦法律遭到蔑視。舊制度中，法律由王權下的立法機關制定，但王權不受約束，常出現朝令夕改的情況，即使法律未變，執行方式也常有變化，因此這些法律難以具有權威；行政法院使用一套獨立於普通法的行政法，專門對官員進行審判，這使得行政官員成為了特權階級，普通人希望進入行政系統，而最有希望進入行政系統的又是最有錢的那一群人，這就又導致了社會的兩極分化，產生了嚴重的社會矛盾。
托克維爾認為。革命中無視法律的暴行是因舊制度的長期影響所致：舊制度下，民眾常常面臨著拆房時無補償、無證據的情況下逮捕嫌疑犯等非法暴力行為，使他們產生了法律不重要的思想，於是，在暴力鎮壓下，他們可能是順民，革命時就會變成了一群暴民，隨意踐踏法律。
大革命中的無套褲漢，他們長期受到壓迫，因此在革命中試圖報復壓迫者
⑧文人政治的興起。法國的文人們與歐陸其他地方的文人相比，原本就更加關注與政治和政府相關的知識。過去的文人們可能會被貴族所限制，但18世紀貴族式微，問人得意在精神領域盡情馳騁。文人們的政治理論不但被民眾所接受，甚至還被不少貴族閱讀。在這種對文人們的政治理論普遍接受的社會中，當大革命發生時，各個階級會不自覺地以這些政治理論作為構建政治體制的原則。
盧梭的思想非常激進，被法國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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