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畫家、散文家、美術和音樂家豐子愷先生家鄉浙江桐鄉的檔案館裡,珍藏著一張長47.5釐米、寬30.2釐米的手書“結婚證書”和一張長79釐米、寬31.3釐米的“來賓簽名冊頁”。這兩件珍貴文物中,蘊含的是浙大西遷遵義辦學中一段令人難忘的往事,用豐子愷四女兒豐一吟的話來講,這是“我們逃難以來的一樁大喜事。”——在不少浙大師生包括他們子女眼中,西遷就是逃難,畢竟“國難當頭”嘛。當年,竺可楨校長談到浙大從遵義復員杭州的困難情形時,就有過“復員難於逃難”的感嘆。

  1941年9月7日下午四點,遵義的成都川菜館裡高朋滿座、熱鬧非常,一場別開生面的婚禮正在舉行。新郎宋慕法,浙大理學院生物學系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畢業生,其時就職於離岳父豐子愷寓居南壇巷星漢樓不遠的中國蠶桑研究所,同時還在豐家做家庭教師。不久,他就去湄潭的永興作了浙大助教。新娘是豐子愷的二女兒豐林先(宛音)。此時,新郎身著從同學那裡借來的一套西裝,新娘披著竺可楨校長送的一床繡花被面,權當婚紗,非但不顯半點寒酸,反而充滿幸福,正喜氣洋洋地接受來自親友的祝福。

薄薄的結婚證書 濃濃的西遷情愫

  這是一場由浙大西遷遵義辦學帶來的新式文明婚禮。在沒有完備婚姻登記制度的遵義,無須官方認可,當然也就買不到規範印製的結婚證書囉。於是多才多藝的豐子愷先生找來一張粉紅色的紙,設計了一份眩人眼目的結婚證書。他用毛筆端端正正地寫上二位新人的姓名、籍貫、年齡,出生時間不光用了舊曆,還寫上了時辰,這就在文明現代的婚書中留下了傳統婚俗的明顯印痕。接著,寫下婚姻由來、結婚時間、地點、證婚人等作為證書的必備內容,然後是結婚人、證婚人、介紹人、主婚人的姓名。關鍵是每個人都蓋上了鮮紅的印章,這就顯得何等鄭重其事,絕對非同兒戲。特別是儘管介紹人陳志超、鄭梅英夫婦已回溫州老家,但也專門請了隨豐子愷從家鄉逃難出來、在浙大文學院史地學系作繪圖員兼書記員的私淑弟子周炳潮、倪蘭英伉儷代替,他們也認認真真地蓋了印。證書四周,細心的豐子愷還精心用筆勾畫了一個紅框,既彰顯了藝術家的才氣,又提升了結婚證書的品味。

薄薄的結婚證書 濃濃的西遷情愫

  同樣,豐子愷先生用另一張粉紅色的紙,設計了一個有深紅邊框的來賓簽名冊頁,由豐先生工工整整地寫下了“敬請簽名永志光寵”的字樣。

  這樣一個不要“父母之命”的新式婚姻,這樣一場連介紹人都可以找人代替的文明婚禮,因為豐子愷先生在浙大、在遵義的人脈,還有剛從浙大畢業不久的新郎官宋慕法同學、同事、同鄉間的人緣,讓婚禮辦得相當的高端大氣上檔次,堪稱遵義小城一次文化名流鹹集、知識精英匯聚的盛會。在冊頁上簽名的嘉賓就有74人之多。

  他們中有時任工學院院長的李熙謀,理學院院長鬍剛復,師範學院院長王璡,擔任主婚人的數學系主任蘇步青,電機系主任王國鬆,史地系主任張其昀,國文系主任郭斌和,數學系教授陳建功,物理系教授束星北,教育系教授黃翼,化工系教授劉馥英,國文系教授王煥鑣、酈承銓、繆鉞、講師許紹光等浙大精英,學術界叱吒風雲的人物。校長辦公室祕書諸葛麒,校醫務室醫生周威等也留下了他們的名字。

  有趣的是,被稱為“奧運金哨”的舒鴻教授,在冊頁上留下了字跡最大的簽名,他十四歲的兒子舒昌榮,緊隨其下方,也在冊頁上籤下筆墨清秀的名字,而他的太太因與新郎同鄉、代表男方家長作為主婚人,卻只是以“舒鴻太太”的名義在結婚證書上露了下臉,連印章都是用舒鴻的。

  當時,在遵義辦學期間多次為浙大畢業生證婚的竺可楨校長在重慶出差,未能參加。但他的夫人陳汲女士來啦,而且在冊頁的中部下端簽下了“竺陳汲”三個字。這位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才女,謹遵“出嫁從夫”的古訓,簽名時也不忘冠上夫君的姓。

  婚禮上活躍的另一個群體,是新郎宋慕法的同窗、同事,知交、好友。出現在來賓簽名冊頁上的是:

  蘇步青教授培養的“四大金剛”中的兩位:浙大數學系研究生吳祖基、助教白正國,浙大史地系研究生周恩濟,浙大永興分部物理助教曹萱齡、江乃純、數學助教錢大業,浙大工學院土木系助教董維寧、機械系助教湯翽、鈕因美,生物系助教吳長春,教育系助教吳志堯,文學院文牘員李精治,宋慕法同事、蠶桑研究所研究助理陳士怡、馬秀權等。

  一些在讀的浙大學生也出現在婚禮現場,簽下大名。他們是;教育系畢業班學生周淮水、汪湘,教育系學生戎涓之,化工系學生俞成孝,土木系學生項錦西,數學系學生鄧勱,史地系學生蔣以明、沈雅利,化學系學生朱祖鰲等。

  另外,還有在遵義浙大1940年畢業的吳廷瑮(土木)、任傳豐(機械)、鮑範志(農化),1941年畢業的霍少成(機械)、鄭乃瑜(化工)、趙夢寰(化工)、張本華(生物)等嘉賓,只能從竺可楨校長收藏的畢業生照片或其他散見的資料中依稀尋覓到他們模糊的身影啦!

  婚禮既然在遵義舉行,當然少不了本地名流的光顧,或許還有慕豐子愷先生大名而來者,也未可知。

  出席婚禮最早、在簽名冊頁上第一個簽名的趙迺康先生,是遵義的著名學者,《續遵義府志》的主要編撰人,也是豐子愷先生的好朋友。半年多以前的正月新七(人日),兩人就曾邀朋結友,去禹門沙灘拜祭“沙灘文化”傑出代表鄭子尹、莫友芝、黎庶昌陵墓,歸來結集詩文書畫而成《子午山紀遊冊》,王煥鑣先生雖“病不能行,為悵然久之,既而趙翁迺康之記,豐子愷之畫,名流諸子之詩與詞,得於展謁”,還是欣然命筆,為之作序,成就浙大西遷遵義的一段佳話。同往謁陵者之一、被稱作“雁蕩才子”的浙江樂清人李瑜和另一位謁陵者、江蘇武進人馮勵青也簽了名。

  簽名冊頁第二人,是別號墨顛的歐陽樛,這位工詩詞、善書畫、擅長篆書、隸書的法官,作過遵義的法院院長,檢察長,與豐子愷先生應當是頗有交往,值此喜事,理應捧場。至今,在浙大遵義校本部子彈庫(現遵義市十一中)裡的鄭莫祠,還可以看到歐陽樛為遵義羅莊(豐子愷曾居住過)主人羅徽五篆書刻寫的一通石碑。

  開在何家巷對面湘江河畔的“開明書店”,是浙大師生經常光顧的一家進步書店,是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局設在黔北的特約經銷處。它的經理王巨盈,與豐子愷先生往來密切,這家書店,還被豐一吟稱為“外婆家”。好友于近在咫尺的成都川菜館嫁女,王巨盈豈有不到之理? 簽名冊頁中也就留下了他的大名。

  胡頌翰,時在遵義縣農本局任職的浙江人,浙江同鄉會理事。竺可楨校長日記中曾數次提到,他為仙龍巷一號浙江小學的開辦、運行,協調、籌集經費等,應是功不可沒。他的名字也出現在簽名冊頁中。

  胡楚漁,簽名冊頁右下角的一個名字引起關注。世居遵義、年近九十的遵義老人周樹心、李永頤都說他是遵義團溪人。九十六歲高齡的浙大老校友幸必達老人還回憶起胡楚漁在遵義縣中作過教師,擅長寫意墨竹,山水畫也獨闢蹊徑,曾與徐惕冰、魏西雲、唐湘賓、肖之亮、劉庚揚等在丁字口大悲閣中心小學開過書畫聯展,是四十年代初諸葛麒、酈承銓等浙大教職員都參與其中的遵義萍舸書畫社的成員。在王煥鑣教授的《因巢軒詩文錄存》中,就選有一首寫於1940年9月11日的《為胡楚漁題仙女洞圖》,詩曰:“故國山城在,妖氛野洞尊。攀臨還極目,羈旅獨傷魂。綠竹添新影,炊煙靄遠村。嬴秦疑可避,披卷共君論。”由此可見胡楚漁和浙大教授頻繁往還的一斑。

  “楊天澤是遵義的名老中醫,當過遵義縣中醫師公會的常務理事;楊廷璋是教會學校遵道小學的創始人,其侄子楊相華當過遵道小學的校長。”遵義文史專家、八十一歲的曾祥銑前輩指著簽名冊頁中的兩個人名如是說,因為曾老當年就是遵道小學的學生,對遵義的歷史人物和掌故瞭然於心。

  前不久,王國鬆先生的女兒王遵雯老師通過微信聯繫上筆者,豐子愷先生的外孫宋雪君(宋慕法、豐林先之子)也提供了相關信息,希望能儘量找到當年在“永志光寵”簽名冊頁上留下墨寶的嘉賓,哪怕是一星半點的線索。雪泥鴻爪,歷久彌新,更值得珍重,何況簽名冊頁上的嘉賓基本上都已不在人世。

  就是這一紙歷經歲月滄桑、顯得有些泛黃的結婚證書和簽名冊頁,牽動了眾多的熱心人。“尋親”成了“西遷後代”微信群的熱門話題。沒幾天功夫,一個個塵封已久的名字,從不同的渠道浮出了水面。筆者再結合手頭的資料耙梳、鉤沉,有了不小的收穫,或許還會有新的線索。現提筆寫下這段文字,希圖了卻宋先生的夙願,力求還原七十七年前浙大西遷遵義辦學歷史上那件令人難忘的喜事,再現科學泰斗、藝術大師、耆宿名流、求是精英的風采,展示凝聚於結婚證書和簽名冊頁中力透紙背的西遷情愫,傳承已深深植根於歷史文化名城遵義的求是精神。

  行文至此,意猶未盡,打油幾句,充作結尾:

  南壇何處覓舊蹤,豐師星漢意從容。

  逃難嫁女逢喜事,成都菜館聚高朋。

  泛黃婚書蘊深意,簽名冊頁志光寵。

  七十七年再回首,西遷情愫勝酒濃。

  文章作者:陸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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