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日在讀張夢陽先生寫的《魯迅全傳》，第一卷《會稽恥》卷中提到魯迅在舅舅家（範家大院）避難時，在他舅舅家的中堂上掛著一幅書畫金石大師趙之謙的畫，猛然記起，趙之謙這位中國篆刻史上最大的天才，與他的同鄉魯迅這樣的人一樣，實在需要人經常記起一下，於是，提筆寫這一篇文章。
（趙之謙畫像）
趙之謙（1829-1884）浙江會稽（今紹興）人，是我國近代一位在書法、繪畫、篆刻、詩文等多方面都卓有成就的藝術家。他字益甫、後改字撝叔、別號阤有很多，如鐵三、支自、冷君、子欠、敢寮、梅庵、悲庵、無悶、思悲翁、笑道人、婆娑世界凡夫等，書齋名叫二金蝶堂、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苦兼室，學篆刻的新人，如果對他感興趣，遇到這些相關的稱乎時，其實都是指的趙之謙。
趙之謙其實出生在大商人的家庭，但是趙之謙還沒有到20歲的時候“兄為仇誣，以訟破產”，這大致奠定了趙之情悲情一生的原始色調。我們後來思考，生於像趙之謙這樣的藝術氣質的家庭中的人，做生意，怎麼可能應付得了爾虞我詐的商場，破產是早晚的事兒。
家庭破產之後的趙之謙生計無著，只好或者設館授徒，教幾個學生收點學費過日子，或者替他人作幕僚，些許獲得些銀錢，聊以度日，過著“終歲奔走，賣衣續食”的生活。
趙之謙是極有藝術天賦的，從小就天資過人的他因為家道中落，沒有錢買書，於是經常來往於書肆，靠向別人借書來讀獲得知識。大概在17歲的時候，他拜山陰名儒沈復粲為師，開始學習金石之學。趙之謙在52歲那年將歷年收集的珍祕典籍自費刻成圖書《仰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中，稱沈為其“第一導師也。”可見沈復粲對於趙之謙藝術學識修養的養成的深遠影響。
趙之謙20歲中秀才，顯然，他是想通過科舉之路改變自己的一生的，這個時候，因為跟者沈復粲學習，詩文書畫早已有了一定根基，因為高館收徒的生活不足以維持他的生活，於是在22歲那一年，他進入繆梓幕府，開始了他遊藝遊幕的生涯。
此後的近十年時間，趙之謙跟隨繆梓四處遊走，繆梓到哪裡當官任職，趙之謙就跟隨他走到那裡，遍歷石門、衢州、常山等地，這段時間裡，趙之謙勤奮參與政務，“居幕多年，凡兵農錢穀諸大政，若鹽澤、若郡縣之宜，律令之要，其委曲繁重者皆通之”，趙之謙這個時候已經具備管理一個地方的政經才能，趙之謙是有他的經世致用的政治理想的。在參與政事之餘，顯然又具有濃郁藝術氣質的趙之謙也得以遍觀這些地方的書畫名跡和歷代碑刻，開始了大量的書畫創作，這個時間段裡，趙之謙認識了他一生的好友胡澍，胡澍是安徽人，善畫梅，篆書寫得尤其好，甚得秦漢遺意，這個時間段內趙之謙的篆刻還多在浙派風格的探求之中，得遇胡澍之後，於秦漢印的關注增強。我們看他這段時間的作品，雖在浙派的圈子裡打轉，但在章法上，還是深受秦漢古意的影響的。
(益甫手段）
趙之謙這時學浙派已甚有心得，他已非常自信，刻“益甫手段”這樣的印文內容顯然是霸悍的，是自信的。心裡對於治印一道也是得意洋洋的。
（趙之謙印）
這方名章，章法上還是漢朱文印的風格，刀法是浙派的刀法。但精悍之氣顯露印面，中鋒深刻的用刀風格在這時已經養成。
（會稽趙之謙鐵三印信）
（鐵面鐵頭鐵如意）
（金蝶投懷）
（趙之謙）
純熟的浙派刀法與疏密得益的秦漢遺意。如果看上面的“鐵面鐵頭鐵如意”看到的是趙之謙霸悍強硬的一面，那麼“金蝶投懷”則顯示了趙之謙浪漫婉約的一面。
胸懷報國之志的趙之謙一定是要走仕途的，於是，他還是參加科考，終於在他31歲（1859年）那一年以浙江鄉試第三名的成績中舉。他的一生重要友人胡澍、丁文蔚、沈樹鏞都是同一年中舉的。我們算算，22歲開始當幕客，這時已31歲，將近十年了，總算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了吧，可是，天不從人願，1860年3月，太平軍攻破杭州，繆梓戰死。我們甚至可以想見，一個藝術上有極高藝術天賦的藝術家，在戰火紛飛的杭州城頭守城的身影。既然是戰爭，自然是要受離亂之苦的，但於戰亂之中，趙之謙不改藝術家的耿直脾氣，當戰死的恩師被人彈劾時，“時人莫敢訟言”，趙之謙站出來，據理力爭，趙之謙真如他印中所說，是真正的“血性男子”。
（血性男子）
杭州城破，恩師戰死後的趙之謙身無所依，1861年春夏之交的時候，趙之謙受朋友之邀到福建居住，其實也算是為了躲避戰爭的禍亂。這其間他與好友江弢叔相處，共談詩文書畫、碑版考證。留下了《章安雜說》手稿。大概在1862年春天，趙之謙又因為畫墨梅畫認識了另一位歷史上非常著名的印學家魏錫曾，當時魏錫曾在福建任鹽吏，但他性嗜金石，精印學。這正好與趙之謙癖好相投，兩人非常投契，魏錫曾對趙之謙的印藝非常讚賞，決定為趙之謙集一本印譜。
正在這個時候，趙之謙的家鄉傳來噩耗，他接到家書，稱妻子與女兒盡皆病死於戰亂之中，趙之謙悲痛不已，於是刻了悲庵一印，落款：“家破人亡更號悲庵”。
（“悲庵”及邊款）
愛妻愛女一同病歿，人到中年的趙之謙倍受打擊。他萬念俱灰，他把萬千悲痛都刻在作品裡，深夜孤燈下，守著一方方硬硬的石頭，趙之謙把所有的情感都投入了：
（我欲不傷悲不得已）
（“三十四歲家破人亡乃號悲庵”）
我不想傷悲，但是我忍不住眼淚。此時的趙之謙覺得萬事皆空，暮春之際，花已敗，人已亡，月已闕……“如今是雲散雪消花殘月闕”
（如今是雲散雪消花殘月闕）
自己活著也不過是“苟全性命”罷了，人生意味全無，只是苟活於世罷了。
（“苟全性命”）
趙之謙遭遇的家庭變故是沉重的，他甚至想了卻自己的生命，但他仍不忘以自己的才能報效國家，他刻了兩句杜甫的詩：“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
（“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及其邊款）
我生於這樣的聖明君主的時代，我還不想那麼早就死。他太想報效國家和君上了，在邊款裡，趙之謙把自己的心情寫得很透徹：“悲庵居士，辛酉以後，萬念俱灰。不敢求死者，沿冀走京師，依日月之光，盡犬馬之用。不幸窮且老，亦愈乎。偷息賊中，負國辱親，刻此兩言，以明其志……。”在這種情況之下，趙之謙的心中悲苦是可想而知的，緊接著，他又刻了“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他實在是等不及了。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
正當趙之謙報國無門的時候，他的好友魏錫曾卻給他帶來了藝術上的驚喜，魏錫曾給他集好了印譜《二金蝶堂印譜》，並告訴他準備帶著這本印譜給篆刻大師吳讓之審閱題字。趙之謙對吳讓之是敬仰的，他在一方印“會稽趙之謙字撝叔印”的邊款裡直接讚了吳讓之“息心靜氣，乃得渾厚，近人能此者唯揚州吳熙再（載）一人而已。”他當然知道這個邊款吳讓之會看到，這其實有點當面奉承的意思。
（“會稽趙之謙字撝叔印”及邊款）
1863年夏秋之際，魏錫曾從福州上訪到泰州去見避戰亂的印學泰斗吳讓之，帶了趙之謙的印譜給吳讓之看，吳讓之一看，大為讚賞，不但在印譜上題跋，還刻了兩方印贈送給趙之謙。
緊接著，65歲的吳讓之誇獎趙之謙“先生所刻已入完翁(鄧石如)室，何須更贊一詞耶？”並且給趙之謙提了意見：“竊意刻印以老實為正，讓頭舒足為多事”。
由這個評語可見，趙之謙此時已經從浙派出來而轉入皖派風格，但他的皖派風格似乎皖派宗師吳讓之認為有點“讓頭舒足”的“多事”，此時的趙之謙在藝術方面，已經因為性格原因以及人生經歷的原因，成熟了。
吳讓之給《二金蝶堂印譜》題字送印時，趙之謙已經經天津進京了。之後，當他在北京收到吳讓之的評語之後，很不服氣，甚至認為吳讓之太守著鄧石如不放，只是一個“能品”的水平。而趙之謙自己的作品是有自家的創作思想在裡面的，你吳讓之說得不對。
這之後，趙之謙曾三度赴京，從這一年一直到1872年赴江西，前後有十年時間，期間也回過紹興，但大多數時間是在北京度過的，原因很簡單，他想謀個一官半職，好展平生所學。
但他非常背運，在京科考屢屢落榜，他自己的《鶴齋叢書》序言裡記這一段時間的經功是這樣的：“同治初元，航海入京師，屢試皆黜，棲遲逆旅，煮字為粻（音zhang，意為糧食）。幸積數金，復稍置書，鑽以故紙。”
在京十年，仕途上沒啥成就，就是賣賣字畫換點糧食吃，有點餘錢了就買點書看，整天搞藝術研究，讓趙之謙高興的是， 這個時候，胡澍、沈樹鏞、魏錫曾都來北京了，四個人“皆癖嗜金石，奇賞疑析，晨夕無間……”
（“績溪胡澍川沙沈樹鏞仁和魏錫曾會稽趙之謙同時審定印”的頂款）
（“績溪胡澍川沙沈樹鏞仁和魏錫曾會稽趙之謙同時審定印”的邊款）
一方面是政治失意，一方面是好友在側，一方面妻女早亡讓他開始信佛（佛學不破不立思想對其影響甚大。），另外一方面又在京見識了大量的地下文物，特別是北魏石刻造像，由此，趙之謙“一心開闢道路，打開新局”開始以戰國泉幣、秦漢碑版、權詔、鏡銘等文字入印，並由此觸會貫通，自成面貌：
（“竟山所得金石”及邊款）
（“餐經養年”印石、印面及邊款）
（“金石錄十卷人家”）
（“靈壽花館”）
（“鄭齋”）
（“漢學居”）
取法對象之多，涉獵素材之多，趙之謙是前無古人的，他是“印外求印”的開創者，他一邊多作創造，一邊提出自己的印學見解，比如：他在“何傳洙印”的邊款中即提出“漢銅印妙處不在斑駁，而在渾厚”，這一理論對後世的印家黃牧甫影響很大，甚至由此造就了黃氏光潔平直的印風。他的那方單刀的“丁文蔚”實際上大大啟發了後世齊白石單刀法治印的創作思維：
（“何傳洙印”及其邊款）
（“丁文蔚”）
再比如：他在“鉅廘魏氏”的邊款裡提出的：“古印有筆尤有墨，今人但有刀與石”理論，幾乎成為近世所有印家遵循的創作原則。
（“鉅廘魏氏”及邊款）
同時，他也是自負的，比如他在“趙之謙印”朱文印的邊款上寫的“龍泓無此安詳，完白無此精悍”
（“趙之謙印”及邊款）
這顯然是自傲而精確的，以刀法精悍著稱的丁敬，你刻得沒有我這樣安詳，以氣息安詳著稱的鄧石如，你刻得沒有我這樣精悍，我是融二家之長的，比你們都好。
再比如：在朱文印”趙氏撝叔“的邊款裡，他寫道：完白山人刻小印而不如是之工”，鄧完白刻小印能刻得我這個水平嗎？驕傲之情溢於言詞。
（“趙氏撝叔”及邊款）
在京十年，趙之謙是仕途不得意的十年，也是他藝術人生中最輝煌的十年，他生平所有的奇麗之作，幾乎全部完成。他做到了他自己在邊款中所說的那樣：“為六百年來撫印家立一門戶”。
（“松江沈樹鏞考藏印記”及邊款）
但趙之謙顯然不是個想只當個藝術家就算完的人，他還是一心想參與政治的，他在魏稼孫幫他出印譜讓他題字時，他在上面題寫的“稼孫多事”四字，並寫了一段短文：“稼孫竭半載心力，為我集印稿、鈔詩、搜散棄文字，比於掩骼埋胔，意則厚矣。然令我一生刻印賦詩學文字，固天所以活我，而於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老天讓我有這樣的才能（刻印），固然是想讓我活下來，但其實他還是想從政兼濟天下的，他不願意做黃牧甫那樣的“末技遊食之民”那樣的職業書畫篆刻家。
只要努力，總會得出一個結果，趙之謙在仕途上的努力終於得到回報，1872年春天，他被分發到江西做七品官，最終在省志局當差，負責修《江西通志》，由此，趙之謙走上了他12年在江西的歷程。
修志五年之後，趙之謙完成了《江西通志》，他終於被委任為縣官，歷任鄱陽、奉新、南城。
初到江西，他是打算“收拾山河，整頓寰宇”的，在減少民生疾苦的現實面前，他打算暫時捨棄藝術，儘管他還是想要在藝術上有所成就的，“天若假我以年，筆墨之外，更潛心著述，完我夙願”，但藝術與現實不可兼顧，於是，趙之謙從此“畫不多見”，甚至“誓不奏刀”，他開始面對官場的腐敗昏庸，他開始應對同僚間的權術傾軋，一個渾身藝術氣質的人，開始“自朝至暮與訟棍奸民相對”，十多年下來，不能攤畫桌，不能拿刻刀，混跡官場多年後，他終於明白“此等官豈為人所為哉”“方知做官之術不出‘卑鄙無恥’四字，斷非我輩所能”。這種官不是我這樣的人能當的。
他明白了。但他無可奈何，只能在深重的矛盾和苦悶中力求為老百姓做一點好事。
大概在去江西任職十年的時候，他為朋友潘伯寅刻了一方“賜蘭堂”，這是趙之謙最後的篆刻作品：
（“賜蘭堂”及邊款）
邊款裡寫得清楚：“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文雖如此，實際上我們仍能看出這位印學天才刀筆間的風神，可惜這個時候胡澍、沈樹鏞、魏錫曾均已先後謝世，刀石仍在，並世再無知音。
1884年，江西的南城，趙之謙寓中無人不病，久病的夫人又在三月間去世，到了秋天，因公務繁重而累病的趙之謙終於在多年的哮喘病折磨之下，死於自己在南城的官舍（並未歸家，逝於任上），秋風蕭瑟之中，一代印壇巨星就此隕落。
趙之謙身後蕭條，遺柩由北京、江西、浙江故舊醵資，於他去世的第二年，營墓葬於杭州丁家山。
（【布丁說篆刻】之24，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