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肖爾布拉克》：難以磨滅的人性光亮

文：宿夜花

1984年上海電影製片廠影片《肖爾布拉克》由包起成導演，楊仁山編劇，周裡京、張偉欣、朱琳、吳喜千等聯合主演。電影除了清晰的敘述結構和富有地方特色的生活畫面外，還刻畫了李世英這樣一個頗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他雖歷盡坎坷卻仍秉持著內心深處的純善，這種難以磨滅的人性光亮令人動容。

“肖爾布拉克”即是“鹼水泉”的意思。“鹼水泉裡泡過的人，比金子還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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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肖爾布拉克》改編自張賢亮同名短篇小說。張賢亮的小說曾多次被搬上銀幕，這其中最知名的便有第五代導演黃建新的《黑炮事件》、謝晉導演的《牧馬人》、《老人與狗》（尤以《牧馬人》引起的社會反響最為強烈）。以《牧馬人》為代表的這類“反思電影”如今看來無論是在主題表達和藝術創作手段上都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作為大眾藝術而言，任何電影都是時代的產物，對時代的記錄與思索便是電影的一種價值所在。

在電影《肖爾布拉克》中，公路與汽車佔據一定的比重，這也使得這部電影會被認為是國產公路片。事實上，本片中雖然主角是司機，一定比重的故事情節也發生在公路上，但故事的完整時間線和全部情節的衝突並不圍繞“公路”和“旅途”本身展開，因此很難說是“公路電影”。相較之下，同時期的《一路順風》、《車輪四重奏》（上海電影製片廠）故事主線主要發生在旅程途中，人物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個體成長、角色之間完成了交流與碰撞，這兩部電影更稱得上是國產公路片（最典型的公路片莫過於雷德利斯科特的《末路狂花》）。

電影的敘述結構則是通過男主角李世英（周裡京飾）的口述，以“閒聊”模式從60年李世英的離家討生活開始按時間順序開始一段段的呈現。在這一段段的故事中，男主角李世英人生中的重要節點、所遇到的重要人和事被不疾不徐地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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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英最電影中著墨最多的角色，也是頗具代表性的人物。這個角色沒有主角光環、沒有驚人的奇遇，他的命運亦無大波折，在他的身上體現得更多是一名普通人在坎坷生活中內心深處不變的善，他的遭遇具有普遍性，他代表了那些雖然經歷了很多苦楚卻仍舊保持著對他人的善意、對生活的希望、對世界的熱愛的人，是默默無聞但卻不斷堅守的勞動者寫照。

出生在窮苦家庭的李世英17歲便離開家裡出去討生活，因為幫助了兩個年輕姑娘反而被惡意揣測打上“不老實”的標籤，因為自己的善良而被誤解，但這沒有使得他懷疑起自己的這份善，他用自己的衣服換來了錢幫助這兩位年輕的姑娘。

在他與陝北姑娘巧珍（張偉欣飾）結合後，又看到了巧珍背後的一樁愛情悲劇，他並沒有選擇去報復而是去成全巧珍與青梅竹馬的那段愛情。電影在兩人分開前最後一頓飯的呈現上頗為動人，導演也給了演員周裡京和張偉欣特寫鏡頭，觀眾可以直觀看出李世英內心已經全無憤恨，他內心深處只是對巧珍悲慘生活的惋惜。

在搭載上海知青葉娟（朱琳飾）的過程中，她也沒有因為對方的冷漠與不解而主動收斂善意，仍舊是秉持他一如既往的處事原則。最終，不僅葉娟讀懂了他的心，葉娟的孩子對他也很是喜愛。

電影歌頌了以李世英為代表的人們內心深處的人性之光。

此外，電影的故事還具有一定的哲學性，電影中的哲學意味體現在人生的無常、幸福總是不期而至，李世英的命運則是一個典型。在他滿心歡喜去當教師之時，被對方輕率地除名；在他處心積慮想成個家之時，卻遭遇了多重愛情悲劇。命運總在捉弄他，在每一個幸福即將來臨之時，等待他的又是一個個難以預知的變故。當他深感疲倦之時，幸福不期而至。兩顆受傷的心被彼此感動，他們彼此鼓舞攜手相伴。

電影中這段關係始於路上，沿途的一次載客使得男主角收穫了寶貴的愛情。這種看似有很大隨機性的情節正說明了人生就是有太多的未知。如果說給個主觀解釋，那麼或許就是保持心底的善，它終將會照亮別人，照亮自己。而這種看似偶然性的相愛事實上是因為他們有著坎坷的生活經歷、性格上有著高度認同，這亦體現了劇本的嚴謹性。

電影的配角各具特色，比如盧青飾演的小馬雖然戲份不多，但盡顯人物活潑熱騰本色。這裡要重點談談徐師傅，徐師傅是一個重要的角色，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類人。某種程度上，他有點類似於《牧馬人》中牛犇飾演的那個牧民，在許靈均最灰暗的日子裡，他用他的質樸純善、樂天豁達感染著他。同樣地，本片中在李世英人生無門的迷茫時期，他領著他做了一名汽車司機，他的熱火率直也給了李世英力量與希望。雖然不似牛犇那個角色那樣外形獨具一格，吳喜千飾演的徐師傅在言語上也頗為生動，以彩色版《渡江偵察記》廣為人知的吳喜千扮演起此類角色來可謂是駕輕就熟。劇本在對角色的語言設計上可謂是生動妥帖，例如徐師傅在李世英失去當教師機會後開導起李世英“小夥子，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開車也光榮啊！”、後來在感情處事上勸慰李世英“存著好心圖好報，那好心也不是真的！”這些語言既口語化又十分符合徐師傅心直口快的性格、觀眾看來又是如此溫暖人心。徐師傅有著勞動者的豁達心胸與善意溫情，可以說善良本身即是男主角李世英的美好品質，徐師傅的熱情敦厚不僅給他鼓舞更堅定了他秉持優秀品質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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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對邊疆自然與人文風貌的展現凸顯了電影語言的獨特優勢（新疆崎嶇的山路、特色建築與配樂），這一點在李世英回憶起陝北姑娘那一段也是一樣的（陝北民諺“米脂婆姨綏德漢”與陝北民歌《三十里鋪》的運用）。

電影在對民族風格的展現上仍然可以更為具象化，即是凸顯更多角色背後的人文特色。例如，李世英同徐師傅是河南老鄉，這一層關係僅僅是通過人物的臺詞交待，並沒有立體闡釋。電影中，徐師傅是通過口音辨別出李世英是河南老鄉，但電影幾乎還是以標準普通話作為語言表達方式，這樣觀眾觀看時就更難以察覺，如果他們用更有辨識性的文化認同手段達到老鄉相識或許會使得情節更為生動。

同樣地，電影有兩個主要女性角色，巧珍是陝北農村女性，葉娟是上海的知識青年，一個生活在物質資訊相對落後的北方農村，一個則生活在相對發達的南方都市，電影中這兩個角色形象氣質上大抵也是符合的，但是如果能有更進一步的細節呈現因生活環境的差異帶來的人物性格、處事風格上的不同那麼影片無疑會更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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