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最潦倒的日子，張瑋瑋用200塊的吉他寫出了《米店》
在42歲生日那天，民謠歌手張瑋瑋宣佈他要“隱退”，“暫停所有的演出及相關工作”，並開始打理個人公號“白銀飯店”。
流光容易把人拋，一眨眼，小半年過去了。
他的公號以平均下來一個半月一篇的頻率不定期更新著。
和公號裡的神出鬼沒相比，微博上的張瑋瑋倒是頻頻露面：分享生活、音樂、旅行、一蔬一飯。
這幾天還跑去上海草莓音樂節，久違地以純觀眾身份看了“壞腦袋”二十週年演出。
20年前“壞腦袋”首發演出，他也去了。那時他還是個在琴行打工的小夥兒，20剛出頭。
看上去，他好像真的從工作中抽身而出，專心遊山玩水了。雖然他在公號裡寫：“給自己定了個工作計劃，寫了滿滿一黑板。”
但事實上，張瑋瑋究竟在鼓搗些什麼呢？外人很難得知。
在過去的42年裡，張瑋瑋一直很不“安分”，生活軌跡不停在變：
從老家白銀到蘭州，再到北京，直到遷居大理。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會梳理出張瑋瑋42年的“動盪軌跡”。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
這不僅僅關乎張瑋瑋一人，而是一個胸懷世界的小城青年，從少年心氣跨越到中年危機的故事。
01
白銀飯店：
我喜歡上搖滾樂，從此不甘心在這裡擱淺
1976年12月，張瑋瑋出生在甘肅中部的一座五線工業小城——白銀市。這是地圖上一個小得不起眼的地方，外人很少聽說過這個地名。
蝦米用戶@山爾 在歌曲《白銀飯店》頁面的留言
有多“不起眼”呢？
張瑋瑋後來說，他和郭龍一起闖蕩北京，遇到戴金鍊子的東北大哥，被問起自己的家鄉，說出“白銀”的那一刻，“東北大哥”樂得哈哈的：
“什麼白銀，我還黃金呢。”
所以再被問起“打哪兒來的”這類問題，張瑋瑋就直截了當說“蘭州”，省事兒。
但讓171萬白銀人沒想到的是，2016年，白銀在一夜間全國出了名。
一起成功破獲的刑偵案件，讓一樁隱藏二十多年的連環殺人案浮出水面：從1988年開始，一個名叫高承勇的變態殺人狂，在白銀等地連續實施強姦殺人案，前後殺害了11名女性。
巧的是，這起連環殺人案的第一個受害者，白銀公司23歲的女職工白某，遇害時的住址，就和張瑋瑋家在同一個街區——中間只隔著兩排平房。
那一片都是國有企業的家屬區，張瑋瑋成年之前的日子就在那裡度過。
雖然白銀是建國後為了開採礦業而興建的移民城市，張瑋瑋的鄰居們都來自五湖四海，但他們都是在同一個單位上班的職工和家屬。
鄰里之間平時多有走動，互相串個門，送個菜，人情味很足。
大概就和韓劇《請回答1988》裡的“雙門洞”一樣，是相互幫襯，其樂融融的友愛鄰里。
但歡樂祥和的氛圍沒有持續到張瑋瑋長大成人。進入90年代以後，國有企業改制的風潮也刮到了白銀，成為後來轟轟烈烈的“下崗”前奏。
一人下崗，全家落淚。圖/ 電影《地久天長》劇照
“改革的陣痛”波及到了萬千家庭，其中也包括張瑋瑋家。
“1994到1998這四年，白銀一直在絕望的處境之中，大小工廠紛紛倒閉。
依附在工廠的一個個家庭靠著微薄的低保維持生活，我母親的紡織廠甚至有人因此跳樓自殺。”
張瑋瑋曾經在微博裡如是寫道。
人們都往外跑，尋求出路。16歲那年，母親隨工作調動去了蘭州。張瑋瑋的戶籍跟隨母親由“白銀”變更到了“蘭州”。
但他人還跟著父親一起留在白銀。
張瑋瑋和父親的關係一直都很微妙。小時候他覺得父親是個不合群的人。
當所有人都在定點上下班的工廠和集體生活中尋找安全感時，父親的所作所為顯得和環境格格不入：
別人下班後靠下棋打牌看電視來打發時間，熱愛音樂的父親卻總是一個人趴在寫字檯上抄譜子；
他還花了3500元從廣州買回一架鋼琴。那是1985年，他和張瑋瑋的母親，倆人每月工資加起來才200元。
鋼琴的到來，宣告了張瑋瑋“音樂生涯”的開始，儘管這是被迫的——父親將自己的音樂抱負寄託在兒子身邊，強迫他練琴。從此小瑋瑋再也沒睡過午覺，晚上也不能看電視。
可那時每晚電視上都會播他愛看的臺灣電視劇。無心練琴的張瑋瑋想了個“摸魚”的招兒——找面鏡子放在鋼琴前，一邊偷看電視，一邊在琴鍵上亂按。
領著體制內的薪水，父親的人生別無選擇，只能被“浪費”在這座日益落魄的工業小城裡。
他相信學音樂可以改變命運，所以費盡心思培養兒子。
但他過於苛刻，將自己的包袱強加在小瑋瑋身上，後者被激發出了逆反心理：
“只要不搞音樂，幹什麼都行。”
那時，張瑋瑋絕不會相信，長大後的自己也會為了音樂神魂顛倒。
17歲時，按照父親的意願，他進了西安音樂學院，學習單簧管。在這裡，他遇見了喜歡聽搖滾的室友，從此被帶進新世界的大門。
他和室友經常窩在宿舍，一個樂隊接一個樂隊地聽。搖滾樂的反叛精神給了他反抗現實的力量。
在此之前，他能想到的最好未來，就是像父親那樣，進體制內當一名音樂教師；留在白銀，過著循環往復的生活，“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廈崩塌”。
但搖滾樂給他展示了另一重可能性。
21歲時，張瑋瑋決定將“千瘡百孔”的白銀和留在白銀的父親遠遠拋在腦後，去北京“搞音樂”。
很多搖滾樂手都有和他相似的經歷，一如科特•柯本離開阿伯丁，吳吞離開新疆。
“梧桐垃圾灰塵”和“八十年代的金壇縣”也留不住心中蠢蠢欲動的年輕人。
落敗的故鄉註定承受不起他們夢想的重量，投入廣闊天地，才會大有作為。
02
流浪北京：
我是一個求生存的外來“盲流”
張瑋瑋是1997年7月18日來到北京的。
之所以二十多年後還能記這麼真切，是因為這一天是他“生活裡最重要的日子”。
北京對他來說，就是第二故鄉，是他的大學。在這裡他“完成了人生中的下載更新，從裡到外，整個給捋了一遍。”
“是北京重新塑造了我。”
自然，北京用夢想澆灌了他，也用苦難打磨了他。
雖然是奔著音樂夢來的——初到北京的張瑋瑋，原本想找個小酒吧默默賣唱，但1997年的北京，連個livehouse的影子都沒有。
那時的搖滾樂隊沒有根據地，演出只能“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一個21歲的彈吉他的年輕人，吉他彈得還不怎麼樣，可想而知靠音樂謀口飯吃有多難。
21世紀初，住在北京郊區的張瑋瑋。攝影/ Anaïs Martane
張瑋瑋這樣形容當時的自己：一個求生存的外來務工人員。
“去家政公司交手續費，完了等著勞務給派活。什麼都幹，小時工，甚至洗抽油煙機......”
在他印象裡，一共洗過兩次抽油煙機，第二次尤其刻骨銘心。因為那個油汙積了萬年沒洗，怎麼洗都洗不乾淨，洗得他直想哭。
後來他去了琉璃廠一家樂器行打工，吃住都在琴行裡，日子才算好過一點。
在琴行賣琴的日子，只要沒有顧客，他就死磕練琴，琴技突飛猛進。只要有人來買琴，他調好音來一段大solo，就能把對方看傻了，都不敢開口砍價。
“務工”之餘，張瑋瑋將自己浸泡在北京為數不多的現場裡。
那個年代的搖滾現場和現在的不一樣，有一種魔幻弔詭的味道：他看的第一場舌頭樂隊的演出，是在北三環的一家夜店裡；夜店位於一座樓盤內，起了一個激情四射的名字——“玫瑰天涯”。
2000年，北京五道口開心樂園，舌頭樂隊演出。底下pogo最起勁的那個樂迷就是張瑋瑋。圖/ 香港《明報週刊》
與此同時，張瑋瑋已經開始追隨野孩子樂隊的演出。
野孩子樂隊是一支西北民謠樂隊。
1995年，蘭州男人張佺和小索成立了野孩子。他們的音樂帶著西北的風沙，悲傷而又鏗鏘。來到北京後，他們憑藉富有感染力的現場迅速征服了一批樂迷。
在西北孩子眼裡，野孩子就是精神偶像。他們走出蘭州來到北京，並且還將音樂做出了起色，這對於初來乍到的音樂青年來說，就是方向和指引。
而對於20歲出頭的張瑋瑋，野孩子提供的不僅是精神力量，還有實實在在的物質幫助。
在蘭州人的江湖法則裡，仗義得排第一位。
張瑋瑋一場不落地追隨野孩子演出，管張佺和小索叫“哥”。兩個“大哥”應了，兄弟就這麼成了——既然是大哥，就會對“弟弟”張瑋瑋的生活負責。
後來，厭倦了在琴行打工的張瑋瑋，乾脆辭了工作直接搬進小索的家裡。 他和樂隊成員同吃同住，他們幹啥他也幹啥，成了野孩子的“編外人員”。
張佺和小索一看，“這孩子估計也趕不走了”，索性讓他加入。
來京2年後，“外來務工人員”張瑋瑋，終於走上了“搞音樂”的正途。
03
河酒吧：
積木搭就的空中樓閣，事如春夢了無痕
直到今天，回憶起“河酒吧”裡的日日夜夜，張瑋瑋還會生出“昨夜如夢，似流星劃過”的夢幻感：
每晚嗨翻天的時候，他真的以為會和這幫朋友一直玩下去。
幾個大男人生死不變的誓言，喝大了以後抱在一起的感動和暢快，曾經都那麼真實。
然而不過兩年時間，河酒吧就成了過去時，被寫進“中國民謠編年史”。
這個開在三里屯南街，面積不足15平米的小場地，被冠上各種金碧輝煌的title：中國早期livehouse的雛形，當代民謠的“母親河”......
河酒吧，2002年。圖/ Anaïs Martane
但當時的野孩子，開河酒吧的動機，不過是想找個固定的地方給樂隊排練，順便晚上演出、賣酒，賺點錢。
2001年6月，河酒吧開門營業。野孩子成員從此有了雙重身份：
白天在酒吧排練，一週五天，風雨無阻；晚上6點以後，哥幾個都變身服務員，擺桌子打掃衛生，開門“接客”。
演出是天天晚上都有並且風格天馬行空。王娟、舌頭、木馬、窒息、廢墟、木推瓜……這些樂隊都在河酒吧演出過。
每週三晚上是小河和萬曉利的固定拼場，野孩子則是每週五演出。
不界定風格，成了河酒吧最顯著的風格。
來演出的樂隊“缺什麼樂手只管說話，這兒都有”。而張瑋瑋則成了河酒吧的駐場樂手，同時參與三支樂隊，是萬金油一般的存在。
啤酒便宜也是河酒吧的特色，“青島一瓶才5塊錢”。
2003年春節，在河酒吧一起跨年後，大家一起去三里屯照相館合影，圖為美好藥店樂隊。圖/ Anaïs Martane
有酒，有音樂，全北京的文藝青年傾巢出動，蜂擁來到河酒吧。
他們從西北五環的樹村殺到三里屯，七八個人，花40塊錢包一輛黑的麵包車。並且經常有來無回：有喝大了回不去的，有花光了路費沒錢回去的……
小索就發揮西北人的豪爽好客，請大夥兒喝酒。沒地兒睡覺的，通通帶回他租住在幸福三村的家裡過夜。
那時萬曉利住在天通苑，距離三里屯有20多公里。他買了輛摩托車，每天從家裡“突突”到河酒吧。但演完一喝大，就沒法騎回去了。於是車扔在酒吧裡，人去小索家睡覺。
不僅是萬曉利，小索家的沙發還是所有滯留在河酒吧回不去的文藝青年的收容所。
北京搖滾圈的半壁名流，謝天笑曹操趙已然……就沒有沒在小索家睡過的。
有的睡醒了還要吃頓飯，晚上繼續去河酒吧“嗨”。臺上臺下都是朋友，演出氛圍特別好，一演起來就掏心挖肺的。
演出一結束，放一會兒音樂。大家喝幾杯，歇一會兒。完了十幾個人往臺上衝，玩即興。
小小的酒吧，十幾個人彈吉他，即興到天亮。每週這樣嗨到極致的場子，有三到四次之多。
這種即興演出，不僅幫助張瑋瑋等一批音樂人找到了創作靈感，也造就了河酒吧稀裡糊塗的學術氛圍——
就像一所學校一樣，把大家圈在這種氛圍裡摸索自己的風格，也推動了一批影響深遠的唱片誕生，比如萬曉利的《走過來走過去》，和小河的《飛的高的鳥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
這“就像是大學宿舍裡幹出來的事兒”。
張瑋瑋在北京的自己家裡拉手風琴。圖/ Anaïs Martane
那會兒大家最常說的話是：
“我們這輩子都要在一起，老了以後一起到法國找一個小鎮，全都搬到那去住……反正就這麼些人，誰都喜歡，就一輩子待在一起。”
可惜美好的日子註定短暫。2003年，“非典”襲來，北京的演出場所都不能繼續營業，河酒吧也不例外。於是這年夏天，河酒吧關門了。
很多樂隊失去了演出機會。那時一場演出，樂手能賺300元左右，而一個月的房租不過才450元。
基本上演一場，一月的房租就有了著落。反之，連著三個月沒有演出，交不上房租，就不得不面臨去留的抉擇。
那一年解散的樂隊不計其數，有野孩子、美好藥店、舌頭……
樹村也拆了，張瑋瑋的朋友們沒有了容身之所，很多人改行，很多人離開，剩下的人也被打散，匯入了北京的各個角落裡。
中國地下搖滾由輝煌跌入了低谷。
原本一群人聚在一起，互相提供精神給養和歸宿，那是音樂和愛的烏托邦，卻被現實挫敗。
這種悲觀、壓抑的情緒，在2004年小索因胃癌去世時達到了頂點。
張佺（左）和小索（右）
葬禮過後，原本河酒吧那一幫朋友在新豪運酒吧辦了一場“告別小索”的演出。
謝天笑翻唱了野孩子的《生活在地下》，格外震撼；張瑋瑋和郭龍唱了《黃河謠》，直接在臺上唱哭了。
在場的每個人都很悲痛。
河酒吧關門、小索去世，“就像是大家做了一個特別美的夢，突然一下被扯得粉碎，讓大家清醒無比。”張瑋瑋這樣形容那個混亂的時期。
之後，張佺遠走雲南，野孩子徹底散了。張瑋瑋成了“沒人要的孩子”。
於是他和郭龍搬到了霍營。
04
北京最後的日子：
潦倒黑暗，用200塊的吉他寫出《米店》
河酒吧關門、野孩子解散以後，張瑋瑋在北京的“黃金時代”也就結束了。
搬到霍營以後，演出少了，他沒有收入。
住在郊區冷冷清清的村子裡，秋天入冬的時候，大風吹得樹杈噼裡啪啦地響。
白天他經常站在村口看樹枝，一看兩三個小時就過去了。
“精神特別恍惚”，他開始意識到自己有些不對勁，可能是抑鬱了。於是告訴自己“不行，要積極點”，決定搬回城裡住。
帶著自己僅有的400塊錢，他去了東四十條看房。
房租要1200，於是他給當時樂隊的左小祖咒打電話：“我想搬回城裡，但沒錢交房租，能不能給我預支點演出費？”
祖咒就回了一個字“來”。於是張瑋瑋去了他在陶然亭的家裡，祖咒又把房租一給：“拿去吧。”
後來他知道，祖咒當時也沒錢，是跟別人打電話借的錢來接濟自己。
即使有朋友的照應與溫情，也抵不住內心的壓抑與黑暗。這黑暗主要來源於夢碎時分的崩潰。
2005年，樂隊IZ解散，最後一場演出在無名高地。
張瑋瑋去的時候帶了兩瓶酒，演完下臺不到20分鐘，就把自己喝斷片了。“大杯大杯地灌自己，太難受了。”
做樂隊就像大家一起造夢，但這夢境太易碎。一次接一次地破碎，他崩潰了。
他不想再將自己的夢寄託在別人的夢裡。因此到了2006年，他決定給自己造一個夢——自己寫歌，自己當主唱。
這個時期的張瑋瑋還和孟京輝合作，給戲劇配樂
第一首歌就寫了《米店》。這是他在最潦倒迷茫的低谷時期，用一把200塊的國產吉他寫出來的歌。
在最後一段歌詞裡，張瑋瑋寫道：
愛人 你可感到明天已經來臨/ 碼頭上停著我們的船/ 我會洗乾淨頭髮爬上桅杆/ 撐起我們葡萄枝嫩葉般的家。
這是他寫給後來妻子的歌，也是他對自己的救贖——想到愛人，他就告訴自己，要振作起來，好好活下去。
在每一個灰心喪氣的夜晚，他都對自己說：“我求求你了張瑋瑋，別認慫，頂起來。”
慫，是因為那時的他陷入了無止境的自我懷疑：懷疑寫歌是沒有希望的，懷疑自己寫的東西不行、沒人喜歡。
創作的過程也一直在折磨他，就像籠中困獸。而且這種痛苦不可言說——在錄《白銀飯店》這張專輯時，寫不出歌詞的他拼命洗澡：
“第一天，白天洗了六遍澡，就是沒辦法，我不能撞牆，只能洗澡。洗完把桌子擦一擦，嗯，重新開始了，四分鐘後又想洗澡，這樣一直到第二天晚上。”
在北京待著的最後那幾年，是張瑋瑋經歷的最黑暗的日子。整個過程他一直在自救，“急著把自己從黑暗裡救出來”。
現在回過頭去看，張瑋瑋偶爾也會覺得，“那時膽子太小，應該多黑幾年。”因為人處在黑暗絕望的處境裡時，才是真正找著自己的時候。
就像夜空中的星星，黑暗越濃稠，星星才越是清晰，甚至銳利得就像刀子，像摔碎的玻璃碴，看得那叫一個真切。
換句話說，痛苦是創作的源動力。
但沒有人願意一直活在苦難裡。
在和黑暗博弈了幾年後，張瑋瑋選擇離開停留了14年的北京，去上海結婚，去過新生活。
05
出走大理：
“霍營養老院”和“搖滾毽子隊”
張瑋瑋離開北京的車票是2011年4月15日的。
走之前他將車票拍照發了微博。
和他一起在北京待了十多年的白銀老鄉郭龍，當時正和朋友吃火鍋，看到這條微博，感慨道：“年年歲歲鍋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那時郭龍決定留在北京，倆人殊途，有些傷感。
但命運的腳步兜兜轉轉，相聚離散沒有人能說得清楚。到了2013年，張瑋瑋和郭龍就在大理會師了。
遷居大理的原因非常簡單：那兒山清水秀，生活成本低，而且好多朋友都在那裡，像周雲蓬、吳吞、朱小龍……還有野孩子的成員們。
據說大理的房子，張瑋瑋只用15分鐘就拍板交付了定金。完全是“一衝動房租一交，這事就落定了” 。之後妻子跟著他，從上海打包東西搬家南下。
來到大理以後，野孩子也順理成章地完成了重組，恢復了以前雙吉他、雙打擊樂和手風琴的編制。
重組後的野孩子樂隊，左起分別為：張瑋瑋、郭龍、馬雪松、張佺、武銳
大家還在一起排練，就跟在河酒吧時一樣：下午2點開始，排練到4點中場休息；大傢伙活動活動筋骨，20分鐘後繼續，一直排練到傍晚6點。
唯一不同的是，十幾年前，他們都是二三十歲的青壯年，活動的方式是做俯臥撐；而現在都步入中年，活動改成了踢毽子——力量型變成靈巧型。
野孩子的復出給民謠圈重新注入了理想主義的懷舊氣息。
2015年野孩子在北京工體舉辦了二十週年音樂會，幾乎整個民謠界的元老都去了，那是一場很難被超越的演出。
2018年，成立23年的野孩子終於有了自己的第一張錄音室專輯《大橋下面》。
張瑋瑋和老狼在長春街頭散步。圖/ 張瑋瑋公號
在大理，生活永遠是緩慢流動、隨心所欲的。張瑋瑋將房間裡的書桌對著窗外的蒼山，早上起來逛菜市場，去朋友家騎個摩托車十幾分鍾就到了。
有時在陽臺上看著雲，一不小心三個小時就過去了。
不知不覺間，張瑋瑋的微博裡關於吃喝和風景的內容越來越多。
他隱隱覺得生活不能這樣：安逸越來越多，銳氣就越來越少，心態越來越平和，但創作的慾望也在下降——來大理5年，他只寫出兩首歌。
06
人到中年：
不設限，不等了
過去一年，張瑋瑋形容自己的狀態是：非常努力地原地踏步。
一方面，距離上一張專輯錄完過去7年了，寫歌卻完全陷入停滯。另一方面，排練和演出一直在繼續，卻讓人疲憊。
剛到大理時，一天要排練三場，從下午2點一直到晚上10點。“一晚上做夢都在排練，醒來，才歇會兒，好累哦”。
而演出的日子四處奔波，日子過得支離破碎。去年一年，他在大理還沒待夠三個月。
身體狀況也開始不受自己控制。最近一段時間，他每天只能睡四個小時，睡不著，感到焦慮。
張瑋瑋在朋友的音樂會上拉奏手風琴。圖/ 張瑋瑋微博
他其實一直都在主動抗擊這種停滯的狀態。
去年，為了不讓自己沉溺於大理的安逸，他把家裡的沙發都扔了，樓下垃圾堆旁一放，半小時後就被人撿走了；書桌也從原來對著窗的位置，挪到對著牆。
家裡除了臥室，其他地方都改成了工作室，為了鞏固自己的鬥志。
但沒用，還是寫不出歌來。
張瑋瑋明白，雖然自己還渴望和年輕時一樣生猛，一樣敏銳，一樣對世界懷有躍躍欲試的探索慾望，但中年危機卻不打招呼地來了，身體和生活都越發不受自己控制。
有時候，他會想起父親在去世前幾年和自己說過的一句話：
“男人五十歲以後，身上就沒有光了。別人就不願意看你了。”
父親說這話時，張瑋瑋還不到四十歲，但也能感覺到身上的光芒越來越暗淡。他心有不甘：難道我就要被動地等待光芒消失嗎？難道人活著就是青春散場這麼簡單嗎？
“不，我要更積極一點。
五十歲，六十歲，可能身體的光芒沒有了，但還是可以有才華、智慧這些光芒。”
所以宣佈“隱退”之後，張瑋瑋沒有完全歇著。他寫起了公號，換一種形式“輸出”。
他給自己立下規矩：週一到週五，不出門、不見客、不赴飯局，潛心寫作。
為了防止自己不自律，又定下時間：早8點半到12點，下午2點半到6點。就像在公司上班一樣，雖然這公司只有他一人。
但很快，他意識到這種做法的幼稚：自己每天早上四五點就醒了，為什麼不一醒來就寫作呢？
對於張瑋瑋來說，與其說猝不及防的“中年”是一場危機，倒不如說是“人間自然困惑”。
困惑是每個年齡段都有的。青春期時面對身體突然迅速的成熟會困惑，而人到中年，從沒見過自己的精神和身體狀態出現這種失控的狀況，自然也會困惑。
發現困惑和及時調整，構成了張瑋瑋應對“中年”的反應機制。
剛發現自己每天只睡四個小時，他以為身體出了問題。可轉念一想，睡得少就一定不好麼？睡醒了就工作，困了就再睡。
人不可能永遠只睡四個小時，等雲南的雨季一來，身體就完全是另一種狀態，又能睡八個小時。
暫停演出也是一種調整。他將自己對演出的疲憊看作是“積食了”。
對待積食的人，最好的治療辦法不是吃藥，而是空腹。餓過幾頓之後，就能重新找回對食物的渴望。
在調整適應失控的過程中，他也越來越理解自己的父親。年輕時他和父親的關係一直不好，處在一種控制與反控制，脅迫與對抗的關係模式中。
後來雖然有所緩和，但父子只要一深入對話，互相硬剛的細節就會浮現，立馬就將倆人拉回到對抗的模式中去。
但父親去世以後，張瑋瑋自己也邁入中年。他開始以中年視角“看見”父親的另一面：他的“無助、無奈”和對兒子的“捨不得”。
“父親去世時，我四十歲。我和他關係最不好的時候，也就是他四十歲的時候。
那時我十七八歲，對什麼都不滿，我拼命折騰，就是要離開白銀。那時他心裡是什麼感受，我是沒法理解的。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孩，你怎麼可能理解一個四十歲人的感受。
但他去世以後，我慢慢能體會一些了。因為我也四十了，我開始體會到，真正的生活是你沒法控制的。好多東西，就是失控。
我那幾年的所作所為，拼命想要離開他，他也想留住我。但他知道，留住我也沒用，他解決不了我的人生，他對我的人生做不了任何幫助。
那種難受，是疼得很深的東西。”
明白過來以後，他越想越難受。
生活就像是一部電影，拍拍拍，拍到結尾，所有的事情都反轉了。
他再回看以前的鏡頭，毛楞青澀，悔不當初。
如果父親的時間再長一點，自己再成熟點，就還有機會彌補之前的爭執和隔閡。然而時間是殘酷的，根本沒有留給他機會。
這是用打擊、遺憾和生離死別換來的殘忍一課：不要再等了。不管是對人，對音樂，對寫作，還是對其他任何事情。
說來也巧，在他想通這些事情的凌晨，看到原木馬主唱謝強發了一條微博：
“不要再等任何人了，包括等自己準備好。”
他在底下評論：“嗯，不等了。”
歡迎掃碼收聽：張瑋瑋的中年旅記
vol.198
“日談公園”是一個好玩又有料的播客節目，“2016年Apple官方最佳播客”得主，2018年獲得蘋果官網C位重點推薦，在全網創造了行業領先的播放數據。暢談影視、音樂、動漫、旅行、喜劇等青年文化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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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號，來南窗音樂節，
朴樹、尹吾帶你重溫音樂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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