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抗抗：讀了幾十年外國文學，讀到最後發現，我的小說等於零？

張抗抗文學小說讀書歷史加繆列夫·托爾斯泰不完美媽媽上海罪與罰日瓦戈醫生童話羅曼·羅蘭登山運動現代主義文學安徒生九三年小仲馬大仲馬書房記 2019-04-21

前半生的閱讀之旅

文/張抗抗（廣東人民出版社授權）

作家張抗抗

關於閱讀，我的先天性“營養不良”或是某種“維生素過剩”，也許都應歸咎於我父母的引導。三十年前，父母給我的閱讀座右銘是：中國傳統文學糟粕太多，還是多讀外國文學吧。家裡果然都是外國文學，其實基本都是俄羅斯文學和蘇聯文學。那是出生於 20 年代的進步知識分子的必讀書單：從老托爾斯泰到蓋達爾，從普希金到肖洛霍夫。除了一套安徒生童話以外，這個外國文學的天地長滿了斯拉夫和蘇維埃的樅樹、漿果和馬鈴薯。那時候我以為外國文學就是貴族、哥薩克，再加蘇聯紅軍。這一段近於崇拜的痴迷，在我整個一生的文學信念中，打下了崇高與美的樁子，並在這個根基上建立起對真誠的篤信。少年—青年時代俄蘇文學的閱讀經驗，在我血液中注入的基調是近於盲目的篤信。這也許可以稱之為第一閱讀層次。然而當若干年後瘋長的葉片覆蓋了我幾乎整個心靈的天空，而將人類自審之光拒之於外時，我才驚訝地發現，疏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這顆巨星，是多麼遺憾的損失。假如我早一點讀懂陀氏，也許我不至於那麼晚才擺脫幼稚。

然而閱讀的經歷本身就是人生的經歷。我記起那個狂熱的 60 年代末，最初觸摸著陀氏作品所感到的那種對蒼涼人世的恐懼和悵惘，使我本能地疏遠它。二十多年後重讀《卡拉馬卓兄弟》，卻在靈魂中引起了強烈震撼，好似自己又重新活了一次，或剛剛從頭開始活。因著如同哈雷彗星般迴歸的《罪與罰》、因著復生的《日瓦戈醫生》和《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在我臨近四十歲的時候，重新意識到俄蘇文學依然並永遠是我精神的搖籃。歲月不會朽蝕埋藏在生活土壤之下的崇高與美的地基 — 我們拆除掉密不透風的愚昧的篤信，重建開啟了疑問之窗的篤信。如果不篤信在人世的醜惡與偽善之上，還有超越了世俗的光榮與愛之神的召喚，人生還有什麼值得過的呢？

外國文學之旅的第一層次，結束在 1969 年夏天，我從家中封存的書籍中，偷出了那本珍愛的《青年近衛軍》，踏上遙遠的北去列車之時，車輪碾碎了往日的童話給予我的全部夢想。

那以後有一個缺少書籍、遠離文學的飢餓年代，在冰涼的土炕上翻爛了從家裡帶來的書。有時會從別人的炕蓆下冒出一本沒頭沒尾的《高老頭》或是《斯巴達克思》。冒著被沒收的危險，也許還會摸黑走許多路去別的連隊交換。書籍和文學是天邊的一塊彩霞，你仰望它、渴慕它，卻無法伸手夠到它，頭頂沉沉的烏雲總是落著失望的雨滴。然而，閱讀的第二層次卻偏偏開始在這樣的落寞與蒼茫之中 — 每年一度的探親假，回到杭州家中，它這個無法囚禁的幽靈便又悄悄走來與你相伴。我開始隱隱感覺到了前面所說的閱讀，只是人生的一個階段和經歷，新的旅途即將開始。壯麗崇高的俄蘇文學從我面前漸漸隱遁，狡詐的老巴爾扎克、悽慘的狄更斯、神祕的梅里美、浪漫的雨果陸續向我走來。那個時期我開始接觸到英法文學，由於“歷史問題”被髮落到圖書館去工作的我的母親，為我提供了閱讀的方便 ( 感謝 70 年代的專案組 )，我好像登山走到了海拔某個高度：闊葉林漸漸消失，只剩下耐寒的針葉林，以至最後的高山苔原。書中殘酷的世相及複雜的人際關係，撞擊著我簡單的頭腦，並引發了一聲聲痛心的叩問。讀懂了某本書，恍然發現自己終於長大了。1975 年我在上海修改長篇時，我的抽屜裡就放著一本一個復旦大學工農兵學員借給我的《簡·愛》，她斷言我必定喜歡這本小說。事實上我沒有愛上簡·愛，卻引發了對情感的深思。在《分界線》書稿下廠印刷後等待出書的日子裡，記得當時出版社的負責人問我有什麼要求，我毫不猶豫地請求開一張證明，允許我閱讀出版社圖書館“內部”的外國文學名著。那個江南酷熱的夏天，我每天按時走上紹興路出版局小樓的二樓，有一位管理圖書的中年阿姨，從上鎖的玻璃書櫃中取出我想看的書，我坐在窗邊的沙發上開始閱讀，一個上午或一個下午低頭讀書，坐姿幾乎一動不動。我讀大仲馬、小仲馬、哈代、羅曼·羅蘭。我深愛《德伯家的苔絲》和《九三年》。如此專注的閱讀持續了一個多月。恰恰是在那一個沉悶黯淡的時期，人文主義的陽光第一次照亮了我混沌的心靈，衝擊著編織多年的思想藩籬。面對窒息的現實，便開始有了不滿、有了質問、有了沉思和探詢。我確信在那幾年以後，即 70 年代末我走向文壇初期，如泉水般噴湧的那些作品中，所試圖表現的人性、尊嚴、價值觀等一切與此相關的話題，都是在那些飢渴的閱讀中埋下的種子。如果說第一閱讀期在崇高與美的樁子上建起了對人生意義的篤信，那麼第二閱讀期所建起的便是：懷疑與發問。

儘管後來對英法文學的瞭解，漸漸延伸至喬伊斯和勞倫斯，延至薩特、羅伯·格里耶與加繆。但在那個極其壓抑的環境下生髮的對現存秩序的懷疑與發問，在我整個創作生涯中，如登山的鞋子一般與我同行。

張抗抗文學回憶錄-毛邊版知名作家張抗抗檢視文學與人生現當代文學散文書籍廣東人民出版社

￥58

購買

1978 年以後至今的日子，可以算作閱讀的第三層次。中國對世界打開了滯重的大門，世界的現代文學寶庫亦對中國敞開了大門。在這個令人炫目的文學世界中，最先讀到的便是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隨即是福克納，是索爾·貝婁，是歐茨，是艾麗茨·沃克……還有回過頭去重新注視的海明威和斯坦培克。對現代世界充滿了反叛精神的美國文學，使我重新思考傳統的真善美價值一元論與個人選擇的深刻矛盾，思考人之非理性與行為、生命的關係。這是一次現代意識的重新啟蒙。那些新奇而別有意味的小說形式，亦使我頓悟小說還可以有這樣千奇百怪的寫法。隨後，蜂擁而來的卡夫卡的絕望、迪倫馬特的虛無、君特·格拉斯的荒誕，及其他一系列現代德語小說，也為我以文學反思人性的本質、人類生存的困境提供了新的佐證。這一時期閱讀的外國文學作品，真是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我在驚喜與狂熱中生吞活剝所能讀到的新小說，覺得自己進入了一個奇妙的新世界。然而，各種貼有不同主義和流派標籤的新小說，呈現給我的幾乎只有一個特徵，那就是傳統小說秩序的破碎崩潰和重建。小說天地已不再有任何模式和規範。奇異的構思、敘述方式和富有彈性的語言，創造出了一個與現實生活形成強大反差的、極其自由寬廣的藝術空間。小說變得無所不可為和無可不為。現代小說自由的靈魂已超拔了它痛苦而荒謬的軀體，而還原為自我實現的可能。它們對我的吸引甚至超過了小說本身，我試圖踩著這葉空中之舟，駛越濁浪滔天的人生之海。而如何寫自己的小說，反而變得無關緊要，甚至一片迷惘。

緊接著便是席捲文壇的拉丁美洲文學熱。依著好奇與時髦的慣性，我也讀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略薩……我與職業文人們一道，去探究那塊蠻荒之地的民族文化之根；探究從那紛亂無序的小說作法中，重新聚合以及明晰起來的敘事方法。據說沒有根的作家根本不能算作家，不會講故事的小說家也不能算作小說家 — 陷入現代主義小說理念的泥塘之後，我一度手忙腳亂。在拉丁美洲魔幻的陰影下，我終於發現自己從南到北漂泊多年，非但無根也不會講故事。我的小說等於零？

馬爾克斯：一起連環綁架案的新聞

￥58.5

購買

讀了幾十年外國文學，讀到最後便是如此一個怪圈。

如果閱讀最終已經成為一種裹挾你、指使你、支配你的身不由己的時髦新潮；如果閱讀不再是一種個人的選擇、個人的意趣、個性的默契；如果閱讀不再是一種僅僅屬於你自己的人生經歷，那麼我應該早已淹死在浩瀚的書海中，失去自己創作的衝動，決無必要在此誇誇其談。正如我的小說是寫給我自己和與我相通的讀者，那些遙遠的陌生的異國作家，哪一位是為了我而寫作的呢？

從屠格涅夫到喬治·桑到傑克·倫敦到艾特瑪托夫，我無法說出我最喜歡的和最不喜歡的作家。我不能說誰是最優秀的和最不優秀的。我只知道世上一定有一本書是真正屬於我的。不要用古董蒐集者和拍賣行的鑑賞家的眼光去看它們，屬於你僅僅因為它發出了你心底久遠的呼喚 — 事實上，這些年在外國文學書海的徜徉中，我撿起的一隻只貝殼都已成為書架上的標本，卻有兩隻貝殼依然栩栩遊動在我心的海灣裡：一隻是《一九八四》；另一隻是《生活中不能承受之輕》。

當然不是怪圈，小說畢竟不是畫出來的。如果第二層是懷疑，那麼第三層便是不再回來的叛逆。

很多年前父母對我說，少讀中國傳統文學，多讀外國文學——很多年後才知道這話的原意竟是出自魯迅先生。先生的遺訓雖有些偏激，卻讓人深思可讀可不讀的中國傳統文學到底出了什麼毛病？我決無意否定悠遠古老的中國文化傳統，但對於步入現代社會的作家，更重要的也許是對人自身的認識和關於自由的啟蒙。說到底，讀人家的書，還得寫自己的書；打入地下的樁子上，還得蓋起自己的房屋。外國書讀得再多，總不至於會脫胎成外國人。怪圈裡那股水流倒過來看，也許是一個螺旋體，只看你手中的標尺了。

記得《讀書》上有篇文章曾說，中國人首先關心的是做“中國”人，然後才是人，卻不知人必須首先是人，然後才是中國人。我以為極精彩。中國人與外國人，都有地球人無以解脫的共同苦惱；中國文學或外國文學，亦如地球一樣，本應是無國界的流通領域。我想魯迅先生與我父母都是有遠見的。更何況，不知人們是否發現，構成外國文學的外語，確切說，條頓語系中的英、法、德語，與漢語之不同，還在於它有一個大寫的“人”字，大寫的“人”字是否又恰好為中國文學補上了一處缺口呢？至少在那些為我寫的書，和我為別人寫的書中，隱隱地透出這個心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