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佳佳

從1923年2月到1924年年底的近兩年時間中，中國思想界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論戰，論戰主要圍繞科學與玄學展開，被稱為科學與玄學論戰，同時也被稱為人生觀論戰，此次論戰最終衍變為科學派、玄學派和唯物史觀派三大派的思想論爭，爭論不僅涉及哲學領域、思想文化領域，同時還涉及了東西思想文化的對比，為我們瞭解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東西社會文化提供一次深度剖析的範本。

1919年，中國歐洲考察團在巴黎合影，成員包括蔣百里（前左二）、梁啟超（前左三）、張君勱 （前左

人生觀能否與科學分家？

這次論戰發端於1923年2月14日張君勱在清華大學的一次演講，此次演講的主題為人生觀，主要是對科學主義中“科學萬能”的思想提出批評，演講詞隨後發表於《清華週刊》第272期。張君勱認為科學與人生觀截然不同，科學是客觀的、是物質的、發起於事物之共象，為因果規律所支配，科學可從分析方法入手；而人生觀是主觀的、是關於精神的、起於直覺，具有人格之單一性，是自由意志的。在“我”與親族、異姓、財產、社會、外界物質及信仰關係中皆是以“我”為中心。從對東西文化的態度來看，張君勱認為中國的文明是精神文明，是需要被頌揚的；而西方文明是物質文明，在張君勱看來，西方的物質文明是有重大缺陷的，以為其未能解決人生觀問題，進而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張君勱的演講詞發表後，夙以擁護科學為職志的地質學家丁文江撰寫《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一文，批評張君勱的觀點，此文隨後於1923年4月12日發表於《努力週報》，科玄論戰由此爆發。

丁文江為了駁斥張君勱的觀點，從人生觀能否與科學分家、建立在經驗主義和邏輯主義原則基礎上的科學智識論、科學從哲學中獨立出來的歷史三個維度分析，並認為張君勱的人生觀逃不出科學的範圍，進而指出張君勱對科學、對歐洲文明及對中國精神文明的誤解，批評張君勱為“玄學鬼”附身，最後指出根據時代的訴求，要承認最大的責任與需要是把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的問題上。丁文江的反駁隨後又引來了張君勱的反擊，張君勱再撰文《再論人生觀與科學並答丁在君》，發表於北京《晨報副刊》，此文從十二個方面答覆了丁文江的駁難。

丁文江，字在君，江蘇泰興人，著名地質學家和社會活動家

馬克思主義者對科玄兩派的批評

論戰一直持續到1923年年底，科學派和玄學派都將自己的觀點和成果蒐集起來，以出版圖書的形式作為論戰的重要成果，兩派均於1923年12月出版文集，科學派出版了《科學與人生觀》一書，收文29篇，再加陳獨秀、胡適兩篇序；玄學派出版《人生觀之論戰》一書，此書收文30篇，再加張君勱序一篇，兩本書的體量可以說是平分秋色，但觀點截然對立。兩派在思想上的交鋒吸納進了新的內容，尤其是科學派的《科學與人生觀》不僅表達了科學派的主張，同時還推出了中國現代思想上的另一個重要的派別，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派”。其標誌是陳獨秀以為《科學與人生觀》一書做的序和與書中所收入的胡適的《答陳獨秀先生》兩篇文章所展開的辯論，可見，文集的出版不是論戰的結束，而是在思想領域的進一步深化。

此時科學主義傾向與唯物史觀相結合，科學派得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支持，科學派的影響和力量更加強大。發起於科學派內部的馬克思主義學派（也可以稱為是唯物史觀派），在論戰的後期其實是向科玄兩派同時展開了批評，從陳獨秀和胡適為《科學與人生觀》一書撰寫的序便可看出，馬克思主義者最初是對科玄雙方都提出了批評，其中，陳獨秀批評了張君勱和範壽康的人生觀，批評了梁啟超情感勝於科學的觀點；對於科學派，陳獨秀批評了丁文江的唯心論，指出世界的發展是由物質基礎決定的，只有物質基礎才能支配人生觀，才能解釋歷史。胡適的唯物史觀蘊含於他提出的著名“胡適十誡”中，胡適從生物學、物理學、地質學、心理學、社會學的角度解讀了人生觀、心理現象、道德理教等現象。

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老師合影，前坐四人從左到右依次為李濟、王國維、梁啟超和趙元任，後排立者三人為

其他馬克思主義者最早對科玄兩派正式提出批評的是鄧中夏和瞿秋白，鄧中夏於1923年11月24日在《中國青年》第6期發表的《中國現在的思想界》一文清晰地勾勒了中國思想界三足鼎立的格局，指出了論戰的階級鬥爭性質，並分析了唯物史觀與科學派的異同，認為唯物史觀派與科學派在根據科學、應用科學方法方面並無二致，唯一不同的是唯物史觀派在堅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點上更加徹底和堅決。1924年1月26日，鄧中夏在《中國青年》第15期上發表《思想界的聯合戰線問題》，指出科學派和唯物史觀派應聯合起來迎擊玄學派。瞿秋白於1923年12月20日在《新青年》季刊第2期發表的《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駁張君勱》，在此文中，瞿秋白分析了自由與必然的關係，駁斥了玄學派的自由意志論。其第二篇文章《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於1924年8月1日發表在《新青年》季刊第3期，此文主要是批評胡適的實驗主義，指出，實驗主義不是徹底的科學，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科學，甚至可以說是革命哲學。

1924年5月25日陳獨秀撰文《答張君勱及梁任公》，於1924年8月1日發表於《新青年》第3期，批評了張君勱的人生觀和梁啟超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此外科學派的蕭楚女於1924年8月在《新建設》第2卷第2期上發表《國民黨與最近國內思想界》一文，指出東方文化派和精神文明派反對科學、反對物質文明、反對工業是一種幼稚並落後的觀點。1924年7、8月以後，雖然科玄論戰已經接近尾聲，但還有一些關於科學論戰的論文發表，如謝國磐的《評吳稚暉的人生觀》、陳大奇的《略評人生觀和科學論爭—兼論道德判斷的普效性》、張顏海的《人生觀論戰餘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