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初，張發奎下野時期的照片
1、一九二六年七月十日，第四軍攻佔的醴陵。我沒有見任何萍鄉——株洲鐵路工人幫助過我們，在到達武漢前，我也沒有見過工會的紅旗。醴陵的工人可能在政工人員的動員下，與群眾一起幫助過我們。
2、我的第十二師裝備比以前好，在海南島時候，我們繳獲了鄧本殷部的軍械。我的士兵有：一支步槍；一百五十粒子彈；兩顆手榴彈；一條毯子；一件雨衣；一個軍用水壺和一個飯盒。
北伐軍不是戴紅領巾的，是紅白藍三色巾。
3、作戰時，每人都戴一條紅白藍領巾以資識別。所有官兵佩戴不布制徽章，上面印著他們的姓名與職務。將官是紅色，校官黃色，尉官藍色。士兵放哨站崗時，遠遠看見紅邊臂章或胸章，就提早立正敬禮，這是他的班長教他的。
4、第四軍北伐最激烈的仗是平江，第十、第十二師都參加了進攻。在進攻中我訓斥了蔡廷鍇，他私自率領一個連去襲擊敵軍的炮兵陣地，我認為他必須在他的指揮位置上。
三十年代任一五五師師長時期的李漢魂。
5、李漢魂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記說，河南的紅槍會有數百名會眾到武昌助戰，我從未見過任何紅槍，他活見鬼了。
6、中共的出版物，如周士第的回憶錄，把十二師的勝利歸功於葉挺團，我的部屬在圍攻武昌之役居首功，無疑是葉挺團，但其他戰鬥不是。
7、臺北出版的《革命文獻》說經常犯錯，第二次東征，說飛機助戰，我沒有見到任何飛機。又說圍攻武昌時對敵軍指揮部及其他軍事目標實施轟炸，事實上我沒有聽到看到或者收到飛機轟炸了敵軍的消息，因為我們攻下武昌後，看見敵軍總部完好無缺。
武昌北伐軍總部
8、第四軍在武昌沒有接受蘇俄的軍援，除了在廣州時接收過兩挺重機槍，我們沒有得到任何援助，也沒得到漢陽兵工廠的武器。或者有武器，但沒援助給我們（明顯拿了不認賬，鄧演存任漢陽兵工廠長，沒少給槍支粵軍）。
9、我沒有捲入政治，除了打仗、打仗、打仗，別的什麼事情我都不管，打勝仗是我的立身之道，我從不住在城裡和政客們搞在一起，我只和我的士兵在一起，我所見的都是軍人，我們只關心打仗。
10、加入國民黨後，我相信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作為軍人，我的職責就是為國家民族效力，我追隨過鄧鏗、朱執信、胡漢民、汪精衛，前提條件他們是國民黨員。
11、至於共產黨，他們對北伐最大的貢獻是從事群眾工作，他們全力把軍民結合在一起，而且充當兩者之間的橋樑。
粵軍第四軍士兵
12、北伐初期，廣東籍官兵佔了大多數，隨著湖南戰場的傷亡，我們補充了不少湖南籍士兵，這沒有影響第四軍的戰鬥力，差別是我在廣東時講粵語，到湖南後我講國語，從此之後，我常講國語。
13、我的兄弟薛嶽左傾，他對蔣先生不滿，事實上蔣對他也不好。薛毫無疑問是有才幹的，但他做事輕率魯莽，廣州暴動之後，他開始仇恨共產黨。
14、鄧演達是唯一建議我帶部隊回廣東的人，我這樣做了。李宗仁派遣他的參謀長王應榆帶著信來見我，其中說如果我對廣東有任何意見，可以和李濟深討論，但是不要帶領部隊南下。我是見到了王應榆，他是我在廣東陸軍小學時的同學。不過，我不記得他講過任何關於廣東的事情(很奇怪的是我在陳見田將軍所保存的那本同學錄上，沒見到王的名字，應該不同屆）。
治史貴在全面，瞭解另一面人物張發奎的看法，對全面研究北伐乃至南昌起義史顯然是有益的。
作者：陳重陽。網絡ID：連陽標統。
前媒體人，軍史學者、華師大口述史協會首席顧問，《國家記憶》文獻影像展策展人，關愛抗戰老兵公益基金審核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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