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萍親歷的核爆密事

毛澤東說他：“好犯上！”

鄧小平說他：“軍隊中有幾個人惹不起，你張愛萍，就是一個！”

張愛萍，新中國第一支海軍部隊的創建者，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總指揮。

其子張勝在《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一書中全面展示了張愛萍多姿多彩的人生。本文節選的是中國第一次核爆的最後關頭，張愛萍經歷的一個又一個驚心動魄的時刻。

人們都說，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是“死亡之海”，但真正的“死亡之海”是位於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邊緣的原子彈爆心。羅布泊西北的戈壁腹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整，一次巨大的核裂變將這裡的一切都消滅掉了。在過去的30多年裡，這裡曾40多次爆炸過原子彈和氫彈，現在，它已經沉寂下來了，而且可能會永遠沉寂下去，它留給世人的是永恆的死亡。這就是“死亡之海”。

在全國民眾毫不知曉的情況下，中國原子彈事業就在這片被譽為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1963年5月至11月，成功地進行了7次局部縮小尺寸的分解爆轟試驗。

12月24日，整體縮小尺寸的聚合爆轟試驗獲得成功。

20天后，1964年1月14日，蘭州濃縮鈾廠生產出了作為原子彈裝料的高濃鈾。

6月6日進行原子彈一比一模型爆轟試驗，也稱冷試驗。試驗獲得圓滿成功。

轟轟烈烈的基地忽然沉寂下來。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等待最後時刻的到來。

我後來問父親，你緊張嗎？“緊張！”比打仗呢？“大概還要緊張些。”為什麼？“事關重大。”

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和政治緊緊相連的，兩彈一星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個科學技術問題。從現在披露的文件看，直到1964年9月22日前，也就是實際爆炸前的24天前，最高決策層還在等待。他們需要一個恰當的時機，以便這顆原子彈能夠把令人窒息的國際政治時局炸開一個缺口；他們需要用這顆炸彈來證明，證明中國人的志氣，證明中國黨的正確，證明中國人民是壓不垮的。

但是，如果它炸不響呢？

我相信，誰都不會因此而責怪，但內心的、不可名狀的遺憾和慍怒總會是有的。不是早就說過了嗎？“萬無一失”！既然一切試驗都通過了，為什麼拿到現場就不靈了呢？是技術問題，還是責任、態度、作風問題？可既是科學研究，哪裡可能萬無一失？但這是政治，政治要求科學，必須萬無一失！

許多人都親眼看見過試驗失敗後領導人沮喪的神情。岢嵐23基地，神州5號發射，航天部部長林宗棠坐鎮指揮，火箭點火後升空幾秒鐘後爆炸。林臉色驟變，清場後，他仍一個人默默地呆坐了好幾個小時，一句話都沒有。即使是一個毫無利害關係的旁觀者，都能感受到他內心深深的痛苦，為他難受。作為中國第一次核試驗總指揮的我的父親，沒有理由不緊張。

1964年10月13日，也就是爆炸前三天，試驗總指揮部全體人員在父親帶領下游覽戈壁灘上的樓蘭古國遺址。這可以說是他的一個習慣。1945年他在華中軍區任副司令，在津浦路破襲戰役的前夜，他順道遊覽了皇藏峪，這是劉邦、項羽楚漢相爭的地方。父親說：“司令員是張鼎丞，他聽說我遊覽去了，急著說你這個傢伙，第二天就要開戰了，還有這個雅興？”

樓蘭，這個羅布泊邊上的神祕古國，早在1600年前就消失了。樓蘭人是否隨著家園也一起迷失在歷史的塵煙中呢？遺存在大漠黃沙之中的古城遺址，能夠幫助我們找到答案嗎？幾年前，當父親第一次從飛機上俯看這裡的遺蹟時，他就想，等到原子彈試驗成功後，我一定要來這裡看看。可今天他突然改變了，他說：“不是成功了再來看，而是看完了再成功。”他親自動員朱光亞、周光召、陳能寬、王淦昌、彭桓武，這些掌控著現代人類最高文明的學者們，在這顆原子彈起爆的前夜，一定要跟他去看看這個幾個世紀前就消失了的古代文明。這兩者之間會有必然的聯繫嗎？核彈，這個標誌著現代科技的最高領域，難道也會和眼前這些被黃沙掩埋了的古代燦爛文化一樣，最終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嗎？

王淦昌說：“愛萍同志在原子彈爆炸前夕組織我們來這裡遊覽，確有大將風度。但我心裡還是在嘀咕：原子彈能不能響呢？”

一直跟在父親身邊的李旭閣說：“看得出，所有的人都緊張，這可是全黨全國人民的重託啊！”

呈現在這些科學家眼前的，只是殘露在黃沙中的城垣遺蹟和頹敗的佛塔。

中國的最高決策層都在關注著羅布泊。

周恩來9月21日致信毛澤東：“……急需待主席回後，當面報告，以便中央早做決定。”

第二天，即9月22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劉少奇和政治局常委們彙報了首次核試驗的準備工作和試驗方案。會議作出了“早炸”的明確決定。

中國的首次核試驗的時間表猛然間迫近了。

9月23日16時40分至17時40分，周恩來又召集會議。參加會議的只有11人，核心中的核心。他們是：周恩來、賀龍、陳毅、張愛萍、劉傑、劉西堯、鄭漢濤、劉柏羅、周家鼎、王亞志、李旭閣。

周恩來說：不應知道的人就不要讓他知道。要實施封鎖。

他又說：這個時期就根本不要寫信了。你們也不要私事打電話。上樑不正下樑歪。什麼消息也不準漏出去。參加試驗的有6000多人，上萬的人。我們現在在舞臺上，他們在暗處，不要還沒搞就嚷出去了。你們兩個（指父親和劉西堯）從今天起不要接見外賓了，埋頭苦幹，是無名的工作，決定了鬆不得。

他又說：準備好了，打個電話給我們，不要說具體時間，就說20日之前，我們就知道了。電報要用有線電報，加保密。保密問題，不能假手許多人……希望你們家裡也不說。不要一高興就說出去。我老婆是老黨員、中央委員，不該說的我也不說。任何人不該知道的，不要知道。前幾天開會的人不一定都通知。我們決定這個事，也只是常委、軍委兩位主席、彭真同志。

周恩來問：萬一不響，今年能再做一個嗎？

父親回答：要隔兩三個月。

總理說：只好待明年了。不響外邊也不會知道，也要準備不響。（原子彈）的確是嚇人的，主席更大的戰略想法，不一定用，既然嚇人，就早響。

總理說：還要防止響了以後他馬上報復，也不一定，但總是要有些準備……

然後是分工：總參和空軍作出防空部署；劉傑負責資料、儀器設備的轉移；陳毅進行對外宣傳工作的準備；張愛萍趕赴試驗現場組織指揮……

當晚，父親即召集核試驗指揮部緊急會議。他回憶說：“我站起來要走，總理說，掏掏你的衣兜，有沒有紙條。總理當時規定，會議的內容不準做記錄的。……運輸要學習荷蘭人做法；要求通信兵部，有重要通話時，其餘通話統統拆線；命令一旦啟動，不準再對外通信；從上到下逐級檢查落實。我自己從沒有給家裡通過電話……”

兩彈一星是科學，但科學也相信運氣。

前蘇聯的電影《訓火記》就有這樣的描寫。決定發射20次，前19次都成功了，但到最後一發，也就是第20次，掉下來了，那前面的成功還有什麼意義呢？因為最後的結果是失敗。但如果當初的決定就是試驗19次呢？那結果就是成功。

1980年，向太平洋發射洲際導彈。準備了不同設計的三發彈，第一發，父親親自到場指揮，成功了。第二發，我去看，在科委指揮所，失敗了。錢學森解釋說，是一、二級分離早了零點幾秒。我回去說，好不容易去看一次，還失敗了。父親說，那是你運氣不好。

我當然知道這是在開玩笑。但我和國防科工委試驗部門的朋友們閒聊時，他們卻極其認真地說：“沒錯，就是和運氣有關。你父親到場肯定成功，從1960年第一發導彈算起，只要他在，幾乎沒有不成功的。每次大家都叨咕，張愛萍來不來。他是福將，命硬，他來了，就撐得住。”

我大惑不解。

我問過父親，他回答得很簡單：“沒有竅門。一是下去；二是過細。”

正如父親自己講的，沒什麼訣竅。就像周恩來要求的那樣，最高指揮者必須親臨現場，必須事必躬親、事無鉅細、心細如髮，拼精力、拼耐心、拼勤奮，每一個環節都要過一遍，因為只有你，具備最後的拍板權。他總是在發射前一個月就到位了，協調會總要參加幾次。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擺問題，當場拍板。參加的多是司局級的領導，他一個副總理，軍委領導，誰敢在他面前強詞奪理、油嘴滑舌？

東-5發射前，檢驗部門說，油路上像是有個陰影。誰的責任？爭執起來。父親說，有了疑點就給我搞清，最後是七機部的一個副部長，父親說他記得好像是張鐮斧，親自爬進發動機倉裡，拿著檢查胃鏡的儀器察看，是一根鞋帶。為一根鞋帶折騰了好幾天，要是上了天，堵在油路里，不堪設想。父親說“五定”是怎麼搞的？給我追！五定，就是每一個崗位都要定人員、定職責、定位置、定動作、定關係。查的結果是裝配人員中有人丟了根鞋帶。父親大怒，“不是規定不許帶任何東西進來的嗎”？有人在一旁嘀咕說，鞋帶不好算是故意帶進來的東西吧。“那就把鞋帶統統都給我解下來！”

幾年後，我的朋友淮淮，航天部外事辦的幹部，去這個地方。進車間時，門衛叫她把鞋帶解掉。為什麼？回答是不容置疑的：“這是張愛萍的命令！”

愕然。什麼時候下的命令？“不知道，反正我來這之前，大概總得有十來年了吧！”門衛講了他的師傅，上一屆老門衛留下來的故事。

“沒有哪一任領導願意去改這個規矩。”門衛補充道。

“是啊，”淮淮和我說，“一個廠長怎麼好改動副總理的指示呢？”

也許，他們根本就不想改，為什麼不叫後人都記住這個故事呢。

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現場，目擊者稱：

……讀秒到零，起爆！一剎那間，一團巨大的火球騰空而起，天空和大地燃燒起來，太陽都變成灰色的了。隨後就是一聲巨響，向外擴展，又被綿延的天山反射回來，如巨雷碾過頭頂。緊接著衝擊波橫掃著無邊的戈壁……火球在翻滾，在升高，在膨脹，橘紅、靛藍、絨白地變幻著……終於，它定格成一朵直塑在空曠的天地之間的蘑菇雲。令人恐怖的美麗！

這一天是1964年10月16日15時。

驚愕之餘，足足等了4分鐘後，父親拿起電話，向周恩來報告：“成功了！”

沒有迴音……沉默。

父親說：“總理沉默了一會兒說，是不是真的核爆炸？我也愣了。是啊，憑什麼說是核爆炸？誰也沒見過核爆炸，真正的核爆炸該是個什麼樣子嘛！”

不親臨其境，怎麼會感受得到那股讓大自然都顫抖的神力呢！

要回答周恩來是不能用“地動山搖”這樣的詞彙的。父親問身邊的王淦昌。王淦昌望著60公里外那朵鼎立在蒼穹之間的巨大雲柱，什麼爆炸能製造出如此奇觀呢？他沉默了一會兒，也做了個判斷性的回答：“應該是的。”

父親告訴總理他所看到的景象，在60公里外看見蘑菇雲升起來了，這樣大的威力，不可能是普通炸藥所能，根據火球、聲響、蘑菇雲的高度等爆炸的景象來判斷，應該可以判定，是核爆炸！但要以最後檢測到的數據為準，科學嘛！

幾分鐘後，周恩來電話轉達毛澤東指示，要查清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國外不相信怎麼辦？

毛澤東說過：“那東西可以嚇人！”他當然最關心的是要讓全世界都相信，中國人在戈壁灘上折騰出來的這個傢伙，的確是個真的！

在現場的人是不會想那麼多的。還有什麼比親眼見到的這團耀眼的火球更有說服力的呢！他們衝出塹壕，喊啊，跳啊，哭啊。他們順勢倒在沙坡上，雙腳亂蹬沙石，互相擁抱，將帽子拋向天空。

有一張照片，他們把父親和幾個科學家抬起來，拋向天空。

兩個多小時後，父親簽發了一份經多方專家檢測並認定的報告：中國第一枚原子彈的威力，估計在2萬噸梯恩梯當量以上。根據總理指示，報告送達毛澤東、周恩來、林彪、賀龍、羅瑞卿。

原子彈，以它超自然的神力，被稱之為人類的終極武器。

中國西部戈壁荒灘上爆炸的這顆原子彈，在一夜之間，使一個貧弱的國家與世界超級大國坐在一起言和了。對抗的雙方，最終走向平衡。

意義還不僅在於此。不到一年，1965年8～9月美蘇兩個超級核大國，向聯大提交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草案，1968年6月聯大核準該條約草案，1970年3月5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正式生效。該條約中有一條規定，非核國家不得研製核武器。我和父親討論過，如果在條約通過前，我們仍然搞不出原子彈來該怎麼辦？他說：“……那會很麻煩的。周恩來擔心的正是這一點。”

在老一代共產黨領導人的政治理念中，中國要成為核大國，但中國又要成為一個主持正義和對人類前途負責任的大國。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還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雖然在信仰和價值觀上還存在著差異，但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尊重人類共同的道德規範是必須的，中國不可能去扮演無賴的角色。

1964年10月的這一響，為中國贏得了這個歷史的機遇。

相互制衡的時代到來了。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稱它為核時代。

我的車在這片被稱作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緩緩地行駛。沿途經過了好幾個早已廢棄的營房，那是參加核試驗部隊的住處。很多遺棄的物品和器材上，依稀可見1964年的字樣。接近爆心很遠處的房屋都被摧毀了，奇特的是，殘垣斷壁中，所有的房子都沒有了屋頂，那是被衝擊波過後產生的負壓掀掉的，它們向天敞著大口，要同上蒼對話。

它們要告訴我們什麼呢？

“原子彈不是武器，可能永遠都不會用到它的。它只是一種精神，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父親講完了他的故事後說出了他的結論：

“倒了這種精神，就只好去乞討了。”

2000年，我國經濟實力到達了歷史的新高峰，GDP超過了法國，僅次於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成為世界第五。中央獎勵了一批兩彈一星的有功人員，授予他們功勳科學家光榮稱號。

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舉辦的頒獎大會上，有人記起父親當年在動員大會上講過的話：

“在座的有讀過《封神演義》的嗎？

來無影、去無蹤、千里眼、順風耳、移山倒海、撒豆成兵……

今天，你們的工作就是變神話為現實。

將來，後人們也會為你們封神的。記住，你們中的有些人，將來是會上共和國的封神榜的！”

40年後，國防科技戰線上被“封神”的科學家有：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追授的有：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

共23人……